顾钰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7 次 更新时间:2019-11-0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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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钰民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立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以及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理论研究;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自建立以来,在学科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体现在对学科内涵、学科研究的理论重点、涉及的主要内容、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学科建设应该把握好的基本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本研究报告对此做一梳理和综述,以更好地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就其内涵来说,除了中国化这一主题,还包括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特别是在当今时代,这种联系日益突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拓展为马克思主义“三化”研究,是对学科内涵深化认识的基本体现,也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更加丰富。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内涵


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对基本概念有清晰的认识。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最常用的两个词,是有区别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包括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要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此,局限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要面向现实,面对今天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理论,解决新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旗帜是指导作用,道路是在旗帜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1](P35-40)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要以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为基础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可以简要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为,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需求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程”。[1](P58)


有学者认为,我们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三化”的要求,“是将党一直在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一步作了深化和具体化,而不是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又提出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命题。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的‘中国化’称之为‘广义的中国化’,将‘三化’中的‘中国化’称之为‘狭义的中国化’,这样来认识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2]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也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和理论品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与时代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根本特征。[3]


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就是基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与时代要求相一致、富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使之能够适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化入时代的发展之中,二是将时代的发展化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前者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时代挑战的问题,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普遍意义和时代价值;后者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结合时代的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问题,以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1](P89)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大众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理论本身,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是群众,即“大众”;三是结合的方式、方法、途径、媒介等,即“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方法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教育,力求把外在的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20)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以世界变化为依据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三化’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历史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建设的内在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研究的实践基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必然体现时代的特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研究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与变化了的世界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整体性研究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立足点。大众化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有效地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使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就能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理论。”[4]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有学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化”是什么,怎样“化”中国,要“化”成什么样子。可以归纳为以下五条: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理解和科学态度。二是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除了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之外,还要弄清“中国”是什么,对中国的国情、首先对中国的现实要有真正了解。三是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四是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五是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5]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能够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理论根基:用坚定的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根基:客观地认识中国国情,科学地把握中国实际;群众根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文化根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批评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四大根基支撑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6]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法宝;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目的;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把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7]


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在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进程中进行的。其基本经验主要有:始终坚持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工作中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互动结合;始终坚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基础工程。”[8]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关系。但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不是包含关系,并不是说两者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恰恰相反,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9]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联系问题,这是个整体性的范畴,而在这一关系即联系之中却包含着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其一,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的界定问题。其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问题。其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其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问题。关于研究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视野和方法,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里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着重是哲学的视野和方法,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整体性考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根本经验和历史特点中揭示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二是要认真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结论和方法,从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性。三是深入学习和领会江泽民、胡锦涛及有关中央文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重要论述,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四是深入了解我国理论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当代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准确把握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普遍共识。”[10]


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继承和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坚持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在科学总结毛泽东探索失误所积累的深刻经验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11]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具有内在联系而又各具理论特色。毛泽东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其中仍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内容也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12]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研究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理论问题非常广泛,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门学科属性具体的两个特点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形成的理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理论,可以把这门学科的研究体系归纳为十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第二,中国国情研究;第三,世界文明遗产与现当代国际形势研究;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第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研究;第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第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第九,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评价;第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13]


也有学者针对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十个问题:一是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界定和把握;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经验;五是关于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六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的关系;七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性;九是关于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14]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着、关涉着许多不同的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首先,作为一种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其次,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可以区分为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仅就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它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就必须完整地把握以上各个方面。”[15]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三种论点,即中国人学到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形走样,在学理上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就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同时也就逻辑地蕴含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与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一类的问题不同,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不能用汉儒和清代朴学家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中国革命建设的历程表明,以文本为检验标准必然导致教条主义。”[1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进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在近几年有了明显的进展,表现为对学科建设要解决好的主要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对学科研究中应该拓展的内容更加集中。同时,也认识到学科建设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学科建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新的问题也会不断出现,学科建设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前学科建设要着力强化的问题:一是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问题意识。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是“我们有很多的成果,但没有很多的问题”,问题意识是催化学科发展的生长基点、引导学科前进的方向指南、推动学科建设的动力源泉。二是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方向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要着力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概念体系,确立学科的范畴定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要始终坚持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发展定位。三是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结构体系。学科建设要有重点,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进行,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增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科专业。四是规划学科的发展战略。通过科学规划,凝练学科方向,突出学科特色,凝聚学科力量,形成学科群体优势。应在“特色化”的基础上走向适合自身实际的“综合化”发展道路,坚持特色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五是营造学科建设的学术环境。加强对学科的学术规范建设;加强对学科制度建设;加强对学科建设的评价考核工作。克服重申报拿点,轻学科建设的倾向。[1](P160-165)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又体现了经由现在面向未来的连续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以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凝聚社会共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历史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增强其对现实社会关切的解释能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历史的关注显然多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时代挑战,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不再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固有成见,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可否认,领袖集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说有其权威性,但却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对象,学界完全可以开启一个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度。学术研究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彰显其对现实的批判能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因此,重读经典与直面现实,应成为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方向。”[17]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基础,主要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二是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世情变化发展的历史研究;三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的历史研究;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不同思潮之间的交流、辩论以至斗争的历史研究;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料的历史研究;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人物研究。[18]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重复研究现象特别严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宣传由于政治家的倡导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科建设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学界对其研究几乎形成了‘全民参与’的局面,学科内和学科外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几乎都对其有过研究,这固然说明了研究的繁荣,但其中重复研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的选题、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结论等重复现象严重。多数研究不外乎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源、客观依据、理论成果和基本经验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中的多数都是循环论证、变动和调适语言罢了,结论不过是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重复。还有多数研究表现为对有关政治文献的摘编演绎和对于高校教科书的重复,许多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给人感觉是‘千文一面’,并无多少内容和实质上的创新。”[19]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被忽视的领域和视角。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在学科建设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史;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认识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社会现代化。”[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二级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理顺关系、把握重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建设好各二级学科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在这方面,近几年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其他二级学科相互之间的关系认识更加清晰,在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实践中更加注重各学科各自研究的边界,也更加突出不同学科研究的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学科的特点,使同样的问题体现不同学科的特色。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之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二者研究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前者的重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基本原理,后者的重点是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之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前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后者研究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这两个二级学科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区别在于,一个是中国的理论成果,一个是国外的理论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需要了解、借鉴和吸收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能够更加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21]


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认为这两个学科都具有“整体性”的共同特征,两个学科在研究范围和课程设置方面各有侧重,要处理好两个学科的关系,就必须把握好它们之间在研究内容上和方法上“流”与“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关系密切,相互支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二者共同的研究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全方位的经验借鉴;三是要把握这两个学科各自的研究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可以说是“立足本土”和“放眼世界”的关系,前者研究注重本国、本土,而后者研究注重国外,前者是后者研究的动力,后者是前者创新和发展的源泉。要注意两点,其一,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开放的视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树起“第三只眼”;其二,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防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转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基础理论来源和价值导向。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传播的主要阵地,但要注意两个学科在研究层次上有所区别。“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关系,一是前者为后者提供深厚的历史背景;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指导;三是二者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时段要有差别,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体系,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重点以“四个选择”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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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钰民,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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