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我先是得到唐少杰教授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1] ；继而，得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回忆》[2]。它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由学者撰写的，一个大学文化革命回忆与研究专著。沈先生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四一四”派红卫兵总负责人，他提供了第一手感性的文革材料。我认为还是由他们清华的亲历者来评说这回忆为妥。唐少杰则不同，他是清华的现今人文教授，却不是清华文革一代的同龄人；他的研究，是后来者的反思，是开始超出文革一代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范畴之后，从新的文化政治环境、新的话语领域来的反思。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他的优势与无法避免的局限；后代人或隔代人修写前代史，有他的阅历不足和难得的较为客观的思维环境、学术环境。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复辟时代”的法国革命史学高潮，一批复辟时代的史学家（如参与文化也投身政治的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以及一些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从各个方面来描述、研究这场人类“头手倒立”的历史运动，对其有贬有褒；经过几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世界史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进步的法国历史学派，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本人，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我说这些，是唐少杰和许多人难以同意的，因为他多次讲过，法国革命是一场革命，但是中国的“文化革命”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场革命，两者不能相比较和联想。但我和我的一些经历中国文化革命的同龄人，依然从参与的直觉和理性的追求，把中国1960年代作为历史过程发生的文化革命，看成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法国革命（1789-1877年全过程—特别是大革命的1789-1799十年正史）可做历史比较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长河里，对实现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作用，今后会越来越被世人所认识。作为严肃的历史学，人类深邃的历史哲学和历史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与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和价值判断就足以概括的。
一 《一叶知秋》的意义
唐教授的这一研究，成功地把握了清华文化革命中最根本的一些典型性问题。其关键就在于清华文革涉及到当时中共政权的最高层，触动到文革理论与实践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也深深触及到和决定着基层文化单位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命运；清华文革本身就是文革一个非常的典范。尽管一些当事人或其他研究者，并不一定同意唐的全部观点和方法，甚至有人干脆批评他是资产阶级右派学者。
写群众的文革历史，这是本书选题最成功的地方。它从1968年“百日武斗”切入，较为成功地介绍了清华大学以造反学生为主体的3年（计25个月）文革运动，其中所及的运动“群众基础”，群众与领袖、干部的“互动”，群众组织的“建制”、“运作”，群众组织的“思想倾向”“思想分歧”“思想冲突”，无疑都是现今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缺乏和苍白之处。对于文革这样纯属中共中央发动起来的政治运动，其历史进程的主体，究竟单纯是一些被崇敬的或指责的英雄豪杰，还是亿万民众？尽管是中共文革领导核心的鼓动和控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造就了清华文革，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到，能动的学生群体对运动进展、徘徊、惨败起到的重要作用。清华学生对文革运动的走向产生积极的推导影响，也一度出现了一个“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的历史。脱离了对历史进程主体的研究，一个有亿万民众参与的历史运动，就无法在文化领域里说清楚，无法明白它在影响和改变几代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与理念的深刻作用，也永远无法给后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全书开始，就从1966年8、9月清华出现的三支大学红卫兵组织，指出相比之下，“应该说只有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抓住了清华当时文革的症结所在”[3]。而当运动出现重大分化，出现所谓“团派”和“四派”的分野之后，唐书也准确地点出：“团派思潮是文革造反派的思潮或者说是激进的、极端的造反派思潮，它体现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群众的正统思潮，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毛泽东认同的思潮”[4]，即团派是文革运动的主流派别。而这是许多试图认识文革或从领袖与群众互动关系里看文革的人，没有认识或者不愿坦承面对的事实。至于“四派”，作者认为：“‘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5]。
作为文革后或后文革时期的学者，唐在清华大学文革的个案研究中，得出异乎寻常的认识，即“亿万群众对毛泽东文革事业的能动作用”，而且准确地意识到文革运动里中共的“加尔文”教派群众运动的存在，而“毛泽东不同于马丁.路德的一点在于：毛泽东本人既是文革的‘上帝’，又是文革的‘改革家’……这也使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具有了神与世俗领袖、改革家集于一身的耀眼光彩”[6]。在文革的群众性运动受到普遍指责和嘲笑的今天，认识这点比概念化地比附历史上的“暴民”运动或白莲教义和团，要有意义得多。今天我们如复辟时期的历史学者那样，众口一词地指责文革群众组织的“伪民主性”和“伪共和性”，但纵观大学红卫兵思想的全过程，特别是其思潮激荡在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就能联想起恩格斯所说：“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
全书最后，作者从“河归旧道”，指出尽管毛泽东指责“四一四思潮”，把它当成一股右的思潮，但毛和中央文革并未部署批判这一思潮；说明毛泽东在口头上和思想上反对“四一四思潮”，但在行动中或实践中，他开始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发生转折”。“不仅如此，在文革结束之后，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7]。对所有热中于研讨文革思想和文革（66-76年）结束后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来说，这都是无庸置疑的。而“团派”与“四派”都以他们意欲向往的“*”精神，奋力投入了思潮的决定性战斗，无疑的也是拥戴和怀疑、抵制文革理念的典型事件。对于研究文革的成败、是非，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
本书既是讲述清华两派的思想分歧冲突的，其首要意义和层面上的任务固然是分析比较两派的特征与分歧的实质意义。作者认为，“四派与团派都是造反派”，而“以团派为代表的激进的、极端的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坚力量。造反派的产生既得益于文革发动者兼领导者的意图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质和要求……没有造反派，也就难以有文革。若是没有造反派，文革很难成为全国规模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群众性运动很难成为触及到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及全民心灵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过来，没有文革，也就没有造反派。正是由于文革，造反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极为罕见的现行社会体制内的‘反体制派’，成为被文革最高领袖一时许可甚至所鼓动的反现行社会权威的所谓‘群众反对派’”[8]。
作者从对清华派别、思潮问题的简单批判—特别是对于“团派”和蒯大富本人的政治指责，进入历史、客观的研究境地，得益于他自己的钻研和深入，恐怕也与某些“四派”人物理智的教诲有关。文章虽以武斗作为切入点，但是对于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严肃的学人对其思想分歧的研讨，自然要高于对武力冲突与细微末节的兴趣。作者从对文革的理解，对于清华文革前17年、清华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队伍的评估、文革的群众运动的评价诸方面，详尽地陈述了两派的思路与言论，而且把握基本到位。
该书基本尊重历史实际，无有偏颇，具有较为深刻的反思。理论性的思潮辩论，无疑是清华文革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一个贡献。诚然各派在论战中，一些表述和概括，是否全部符合事实，全如对立面攻击和指责的那样谬误，又有当别论。它毕竟通过唐的记录和研究，留给世人一个历史记载，也点明了清华文革的永恒话题。一些更深刻和宝贵的回忆实录与研究文论正思考讨论和撰写付梓。但唐文毕竟是第一篇。
干部问题——特别是中、基层干部问题，是清华两派思想冲突—也是文革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作者无疑从众多文字材料的探索和亲历者访谈，感触和理解到这点。该校的中、基层干部，在运动初期就与学校高层干部一起被打倒或靠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的干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与运动初期的造反派有所类似，有所感触与反对，他们急迫要求解放和投身群众运动。他们一方面也追求文革的时兴话语与概念，急于跟进文革的步伐，一方面也自觉地维护建国17年来清华政治、教育体制的威严和他们自身的文化尊严。作者尖锐地指出“团派”，没有在《红旗》杂志67年第5期发表调查员与评论员文章时把握时机，反而形成了“文革崛起的造反派与文革前的干部队伍的一场较量”；相对而言，“团派”与干部的互动不足，在“四派”那里，“才充分显示出文革初期干部与群众的互动中，干部的局部的主动性和有限的主导性”[9]。作者引用和根据了“团派”在1967年4月的统计资料，对两派干部的政治成分、倾向做出社会学的分析，结论是“团派失去了原清华80%左右的干部力量”。[10]这或许是当年清华人都不得不认同的团派失势的具体原因。干部问题是文革里运动演绎和起伏、成败的关键，而清华的干部积极参与文革运动，并且产生对自身乃至全国运动走向举足轻重影响，则是全国多数地方和单位尚不可比拟的。
二 《一叶知秋》的闪失
在出于政治需要的控诉型的文革“是非”回忆成为过去时，学者严肃的“追究”和反思——文革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动因考量，其真正历史经验教训之所在，才可能会成为思想阵地的强音。作者在“从清华大学的历史看‘文革’的历史源流”一节里，业已铺陈了一个理念，即“对于文革的历史原因，还应该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把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国为走入现代化的历史，同文革的历史原因联系起来加以探索和考察，进而揭示出文革自身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文革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可缺的‘插曲’而显示出上述历史的曲折和艰辛”。[11]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来反思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无疑是较为深刻的。而且清华大学也无疑为“一二.九”到*执掌国家政权、从建国初的文化建设到毛泽东搬起文革的武器打破中共辛辛苦苦“箍起来”的这个“桶”[12]，提供了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个政治文化和“纯”教育文化的成败典范。
在唐氏书里，在沈氏回忆录里，在我们熟知的一代清华佼佼人物与芸芸众生的口里和心底，我见到的是十分精彩的精英文革历史。这无可非议。清华人本来就是各个精英阶层子弟和预备精英的集合，按照蒋南翔校长的初衷，他们就是作为中共政治、科技精英来培育的。一群青年学生与中共文革高层精英的沟通互动，几乎文革的每个重大环节（点）都与清华相关联，似乎清华业已触动了文革的中枢与包举了文革的整个神经网络，清华“天派”实为“通天”派，他们的“井冈山”是众山之上的奥林匹亚神山。但这点仅仅涉及到文革所揭示出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表层，学校问题仅仅是社会的折射；清华文革也仅触及中国文化历史渊源的一隅。不论是何种青年学生运动，不论其文化与理论的震荡如何，也仅是中国文化思想历史里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道闪电或一颗流星。诚然，思想的闪电可能瞬间照亮黝黑的夜空，乃至引发沉寂山林之火，流星的陨击可能是导致一次天文地质史的革命。
我的意思是：前三年清华文革本身还几乎没有触及到中国更广泛和深层的社会冲突，尽管清华“井冈山”人忙忙碌碌地在全国串联发动，他们才开始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底层。他们还基本不明晓知识分子眼界以外的中国（在沈的回忆里，提供了中央文革要员与清华学生的沟通素材，这些要员说到底依然是一些左派知识精英）。这样讲似乎对当年“粪土万户侯”的“井冈山人”大不敬，但的确他们热中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和运作，对北京以外的文革运动所暴露的更广泛的实际问题，感触不够、理解不深，对共和国砥柱的军人和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想什么要什么，不甚了了。作为“四一四派”“理论家”的周泉缨，几乎也是“井冈山”上的一位“癫僧”，他在书写《我心中的文革》前夕，我们讨论对文革的认识，谈到他从部队农场（河北沙城）到地方——河北成安以后，才看到基层的社会，他怀疑是否“蒯派”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基本估计反而对了？有文作证[13]。周后来的表现和他的实际思想冲突以及他自己承认，他几乎比人所共知的蒯大富还要“蒯大富”！我是赞扬他的坦率和真情，他终于明白在清华的“精英文革”表现外，还有更广更深的中国文革，在理性和疯狂的追求之外，也有一个现实的中国。尽管他几乎是一个清华文革和“四一四思潮”的自恋癖。
作者在借鉴西方当代治学方法上下了许多功夫，而且为了研究清华文革，也涉猎了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历史和清华历史著述，采访了不少经历文革的清华人，作者自己开始进入了历史角色，也被两派人的文革激情所感染（公正地说，不少年逾花甲和年近花甲的清华人，心中运行的文革情结程序似未从生物的电脑里退出）。但是，在该书里，对于与清华文革研究密切关联的人物心理，深入和展开依然不足，或者由于篇幅，或者由于本书还不是写清华文革史—作者意欲在清华文革全史里充分阐述？或者，老一辈的清华人，自我反思不足，还涩于向新一代的作者袒露历史与心声？作者在诸如蒯大富、沈如槐、周泉缨、罗征启、陶德坚和其他本应栩栩如生的重点人物的交代和铺陈上，都还过于简练，他们的经历、倾向、内心冲突、话语，他们为什么成为他们？给读者的印象不深刻（反过来，沈如槐纪实性的回忆就更能让人感同身受，进入历史的环境——我也不是赞扬他派性依旧的战斗风格）。其实，他们的一部个人思想历史和人生道路，应该非常鲜明地铺垫了和定格了他们在“十年里”的必然位置，他们作为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以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方法剖析清华文革的重头个案。我相信作者早已想了这些和许多，但客观效果似未达到。
另一个应当重点描述的人物周恩来，不知何因，作者着墨十分清淡？周恩来是继刘少奇之后，介入清华且分管清华运动的人物，1966、67年的周恩来与清华的互动就不说了，面对“百日武斗”这个中央头疼的难题，周是什么态度和办法？他心灵深处对文革理论的“书生气”大辩论有无什么触动？在7月28日敲响清华红卫兵运动殇钟的事件里，他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我们当然不需要介入“井冈山”人的派性猜度或幼稚比附，而应看到和启示人们意识到周在清华文革中的位置。与作者对毛泽东的清华情结浓墨泼洒相比而言，周恩来的思想形象与风貌过于苍白。的确，毛泽东在“7.28”接见时，见了蒯大富委屈大哭，也不禁掉下政治老人伤感的眼泪。他深情和重重地紧握蒯的手；接见结束以后，又回过身来：“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并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14]而周在当日的接见里，足以披露他心理的讲话极少；诚然，此时无声胜有声，但唐书里是该有声的。
此外，也有清华人谈到，作为红卫兵运动最精彩的前两年，倒不如工、军宣队进驻以后，也即迟群时期更为重要，后来的文革运动，才更多地体现了毛泽东本意的大学斗批改和由此触动、展开的深层冲突。也许，这是我们走出了文革是非之地的学校以后，未曾体验和认识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吧。为何毛与尼克松说“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我们研究者不解。有人说这就指的六厂二校。难怪1975年陈云劝邓小平不要动清华北大，说毛只有这几个地方了。实际上，在文革的研究里，“50天”（实际为100天）的历史，三年的历史，十年的历史，概念与实质是有区别的。较小时段的研讨，也应放在更久长和延伸的尺度下进行思量。望他在今后继续清华文革全史的研究中，关注这些说法。
具体到书本里，我也有一些想法。如P158后谈群众组织的界定和功能，以及P171之后所谈“文革”群众组织的取向的两大段，应该说是研究文革群众和社会走向的最重点问题，这也是宫廷政治文化研究所不能触及的深层问题，是文革学走出密谋政治与精英政治史学桎梏的希望所在。不过作者在段落结构上似乎刻意于时兴的概念和话语，与国际接轨的功能理论框架，“议”过于超越了“述”的分量，就缺乏坚实史据；“述”嫌不足，也难逃西方政治史学和精英史学巢臼。而这些，是从实际参与的“过来人”不甚习惯甚至不大同意的。同类的作品，如英国G..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以及国人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对群众思想、语言、行为和抽象的取向的描述，就更为成功一些。这些作者也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群情激荡，而是靠查档案资料和深入采访当事人。[15]
对学生群众代表的蒯氏，作者极为概括地分析和评议了其人，早已脱出脸谱化和单纯政治指控，但由于对于蒯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浮光掠影式的扫描，对这种文革大学红卫兵典型人物的概括依然是欠完满的。1966年夏，薄老一波同志，直言蒯氏就是反革命，名字就是反革命；1967年夏，文革的副统帅林彪也言简意赅地指出蒯氏反对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实际是反党”。何以这个注定的“反革命野心家”成为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被精心培养和真心支持？
唐教授在叙述领袖与学生互动里，忽略了一些毛泽东早就对红卫兵领袖的极为复杂与矛盾心理的披露。
就在1967年初，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贵宾卡博、巴卢库时，就说红卫兵：“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 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请注意，毛这里讲的就是“四一四”的话语。到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总体失望，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要想说的话，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
毛泽东1967年9月在武汉又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依然和1957年一样，对青年知识分子用的是阳谋而非阴谋，非言之不预也。一些议者说毛泽东玩弄、利用了一代青年人，是否肤浅，是否妥当？我在当时读到、听到毛最新指示的传达，直觉里担心的是毛针对蒯氏（并非直指武汉的学生），而他客观上代表着一代大学生造反派。所以，该书对领袖与文革学生头头的复杂心态、文化互动和心理冲突，仍有深入的必要。
该书恰当的叙述和概括了清华学生两派对于中共建国17年来基本形势的估计，以及部分还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平心而论，当时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并未上升到如此的理性去探讨，而是力求理论化和过分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予对方无限上纲，或自己托高论理“排球”奋力扣杀对方的辩论（文革里就有时兴话语的“托”）。而这种奋力“托高”和无情“扣杀”，增加了辩论的火药味，也引起了民众的好奇，乃至中共中央文革高层领导的关注。清华的辩论也无不引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兴趣与关心，绝大多数关心者把它放在文革的“文化学术”领域来小心翼翼地研讨，只有极少的人把两种文革的异端思想，诉诸文论。1967年北京的“新思潮”，以及湖南杨曦光和被扯在一起的所谓“省无联”，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将问题推向更高更明白和更实际化。本来“蒯派”和“四一四派”的分歧，没有这些文革小报文献说的那样泾渭分明，那样悬乎。派性辩论里的说理和说法，不一定全部是历史研究的样品。如果“蒯派”真如“四派”攻击的那样，他们不早就成为中共文革派也绝对不能容忍的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造反派”了？或者成为1960年代的“民运人士”了？[16]如果所谓“四派”的理论真如“蒯派”蓄意攻击，四派奋力捍卫的那样神圣，那不仅不需要搞这个该死的伤筋动骨的“文化革命”，也更不需要搞也是引发社会与文化、*政治经济基础动荡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同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四一四”同志，岂不变成故步自封的凡夫俗子了？实际是：两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争先恐后投身于邓氏开倡的改革开放，清华人毕竟是清华人。“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但在后文革时期，对其引发的社会严重动荡和失衡，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异，也产生了几乎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激荡在想问题的人们心中。当年的派性歧见，已变动组合，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位置寻求支点与取向。
在有关的事实里，作者提到清华“红教联”和他的头头陶德坚老师，在阐述时基本引用的文革派性辩论的资料（沈氏回忆也基本沿用的当时批判“红教工”与陶的资料），没有来得及梳理为何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员，却始终成为一个清华园的另类（她在80年代被武汉的朱九思校长接纳）？我觉得，对于教职工群众组织“红教联”所谓的异端倾向，特别是说它对“团派”的思潮影响没有交代清楚，按“四派”宣传所言，似乎这个异端正是两派思想冲突里重大问题的由来和关键？对于文革红卫兵小报文章和材料，特别是宗派斗争的辩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信也要站在当年是非争论之外来信。就像不少“四派”断然否认其思潮得益于政治成熟的干部指点（而蒯氏本人甚至不久前仍指认关键干部修改润色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也有当年的“团派”今天断然否认所谓“红教联”的一些意念与具体提法驱动“团派”思潮。由于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捉“后台”的思路始终是文革群众运动与反群众运动的认识误区，也是一些悲剧的缘起。清华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与进取的运动，是子教三娘而非三娘教子的运动。且如蒯氏抱怨的那样，“四派”毕竟不敢公开攻击堂堂正正的毛和文革小组（尽管心里严重不满），只有拿“中央文革的私生子”（“四派”批判原话）老蒯来打；打“团派”革命小将也不如死打“团派”所属的“红教联”及其影响的老师（年长的教授多倾向于团派！）。话说回来，陶老师被严肃批判的话，似乎出自以前政治学习中的言谈，原话也不那样讲。这些问题，她在“五柳村”网站上贴出的回忆录，可能已经说明。后来罗征启坦承：当时“四一四”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的头上。问题的深层，也是同样被“团派”欲置之死地的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今天讲透的，他说陶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院系调整和毕业分配到清华的一批天津大学的同志，在1957年受到运动冲击，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陶受党纪处分，这些老师对学校原来的极左做法不满，文革里以另一种过激的形式表达出来。罗老师是一个被“团派”死打，而又与蒯氏长期沟通甚而握手言欢的人物，他不仅仅是研究清华“百日武斗”和两派分歧的重点，也是读解清华近50年历史及其政治文化的重头人物。其经历和思绪从一个大彻大悟的精英，全“纵向”与全“横向”地剖析了清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这些，都是作者在研究清华文革全史里需要展开的。1957年，是60年代大学生在当时未曾认识的一个黑洞，不论是“团派”还是“四派”，都在这把达摩克利斯的剑下徘徊。（可能有部分右派分子或党政右倾分子子弟有感而不敢真言）唐势必已经读过陶老师的回忆，不知为何没有采取更为历史和客观的叙述？是篇幅原因无法展开吗？而这恰恰是两派激烈争辩的17年问题啊。对清华文革历史悲喜剧人物的反复解读和剖析，才能明白在最文明的学府里，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也只有在清华文革全史中读出了人性的宽容、人性的理解，才懂得了人格的真谛和文革史研究的永恒。
对教师问题深层剖析不足，也同样反映在对于清华工人的派性由起与发展上，笔墨几乎未及，是否工人仅仅在武斗里起到重大的“物质”作用？诚然，1968年以前的清华文革几乎是大学生一枝独秀的文革，干部、教师、工人的参与仍是有限的。在我就读的大学里，学生们曾认真地争辩高等学校工人队伍的阶级属性（且为两派分歧争斗的焦点之一）；在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这些市民社会较为发育、工业与经济较为发达的特大城市（乃至中等城市长沙），学生们也更易于被市民社会和城市阶层分野的问题所吸引，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众组织和个人进行过分析。这些问题不知是清华没有，还是唐氏未及？
三 我看派性斗争
本书披露的文革学生组织宗派斗争，也还留给世人更多的联想。毛泽东那时讲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两派学生都是最认真地把这个知识分子冀希尽善尽美的斗争去“阶级斗争”神圣化。毕竟，这些书生意气的争辩（包括知识“托”托起来的原则分歧），也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一切真诚探索社会变革的人群中，总是有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理念和主张，有激进或温和，有革命和改良，有虎气或猴气，一个群体是如此，一个个人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万物的多样性和内在矛盾冲突，才构成原本就是复杂的事物；思想长河就更是如此了。一个人的思想追索，社会群体的探索和追索，总是一浪追一浪，一波反思否定一波。正确与错误，接近客观真理与背离客观，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斗争而发展的。文革的派别差异和思潮差异，有如色谱那样相区别而又相互衔接。而且在清华，决非“四”河“团”界，鸿沟难逾，而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四”中有“团”的。每个个体，也可能是在某历史阶段，或某个问题上，某种策略的推崇上，激进与温和的程度多少问题。其实，在中国每个政治集团和群体内部，每个地方，每个文革组织内部，乃至每个自觉思考文革要义的个人内心，都有二元取向的冲突，不乏“一万年太久”希望激进变动，与传统、秩序、稳重、政策、温和的斟酌冲突。我所在的学校，也有尚未分裂和尚未武斗的“团”“四”派别，我们都极为认真地讨论清华两派那似乎彪炳显赫的雄文豪论，而我校的所谓“四派”学生头目，居然和清华的沈如槐同乡，经历、个性相仿。
“四派”在1967年夏秋文革重要选择和转折的关头，推出《四一四思潮必胜》，在文革的理论框架中，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怀疑与批评了文革及其造反派，严正批判了他认为的从文革小组到造反群众的极左倾向，应该说是很关键的一击，从本质上说它是批判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该文是文革异端思潮的重要文献。可是，同一篇文章，周泉缨又概括出左的认识。[17]你说周是“四派”吗？他明明在这篇批判“团派”的徼文里鼓吹当时造反派认识一致的东西。然而《必胜》毕竟是“四派”的经典作。周先生至今仍平心地认为“团派”比“四派”更贴近毛泽东思想。的确，“团派”当时尽管错误百出，但他们的辩论，客观上触及到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执政以后如何代表人民？
从文革以后清华两派头面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到当初的分派，既很有意义，但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浪潮里也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因为两者都是极端唯我独尊的文革派。他们均被作为“三种人”或与体制疏离者未进入体制内。诚然，一些人并不理解自己的遭遇，部分当年大学红卫兵，依然以为，按自己派别当时的政治水平和策略、方法，是可以完成文革初衷，可以令政治清明、民富国强的。为此也发生过真诚的辩论。我写的《浅谈1957和1966年的大学生》，就反映了我的思考和一些怀旧讨论结果[18]。看来毛泽东说现在让红卫兵上台，马上就会被别人赶下台，应该是说对了。1966年冬，我在高教部那大殿里观看部直属机关批斗蒋南翔，当时曾震惊地想也认真记下：“12.9”青年运动的领袖为何变成文革运动里的走资派？红卫兵如果上台成为“蒋”，30年后会不会又成为新的蒋南翔？这会成为必然吗？（我的父亲也参加了“12.9”，也被这个革命淘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教训是什么？）结果是：红卫兵仅仅红火了2年，还没有类同蒋的辉煌历程。当然，我当时并不同情蒋，仅仅是理解他为何如此又为何被斗，我也始终不认为蒋在清华的“17年”，都作对了。“团派”对蒋的教育的激烈反弹和批判，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代青年学生对于教养自己的学校和体制的反抗，也都是客观历史事实。业已发生的一切势必有其发生的内在动因和合理性。蒋的复职、清华在1980年代后的新发展，并未解答和解决1966年发生的思想冲突问题。我与唐在书本外议论清华17年教育体制的问题，谈了我对17年文化不甚认同的认识；不过，他反论说按“团派”极端政治化的意愿，自己去否定17年确实存在的错误，也根本否定不了。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年疑惑的为何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就有了旁观者的解读。
这是对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是对清华井冈山分裂的反思，也是对至今还以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法的回应。多年前，周泉缨与我就读学校的同学辩论，他似乎拙劣地比喻蒯氏是今日的方腊，沈如槐则为宋江；蒯认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沈只认定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比喻不是等于，而传统中国文化的确积淀与活跃在一代人心中。周直言不讳地说，不管那派上台，都会对对方实行专政的，别以为你会去搞无产阶级民主。这倒是说对了。唐少杰先生也严正批评对了。当年造反派迅速接过保守派使用过的极左武器，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他们听过党史，也读过党史，他们据悉王明自诩“马列主义从昆仑山下来了”！（毛泽东当年也讲过“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嘲笑和藐视王明，批判那坐在山冈上滚木雷石往下砸。后来，他们也嘲笑和藐视刘少奇是“紫禁城走出的马列主义”。但他们毕竟没有真正研究过党史教训，他们自己成为了“井冈山下来的”“天兵天将”和“马列主义”，批判的武器居然变成武器的批判。
最后一个不足的是，在作者带总结性的第八章“歧路亡羊”里，第三段“历史的*回：评价红卫兵问题”，我看来看去，该段虽然在某些抽象意义上，与当时大学出现的动荡与运动、思潮关联，但实质上各种评价与概估，均来自于对当年“老三届”红卫兵（特别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知晓和判断。这样，与本书的主题与宗旨发生一定的偏移与错位。大、中学红卫兵运动有一定共性的东西，但有很不相同的东西。这也就是文革以后文学、历史大量涉及红卫兵，其实往往只触及中学生或者宣泄了“老三届”的心声。因为对于大学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官厅和民间，尚未公开于世。当局为了长治久安的需要，在“老五届”里选拔“第三梯队”，同时也筛选和清洗“三种人”；在中共的组织系统和纪委系统内部，业已政治化地研究了当年的大学红卫兵（且具体到人）。不过民间缺乏研究的条件，则是一些暗暗的回忆与追述，处在“人自为战”状态；绝大多数研讨文论和回忆录，均未问世，更未能进入文化和历史的主流领域。可以说，唐和沈的书，还仅仅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大学文革和中学文革运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理由是大学生基本是成年人，其人生观与世界观正在建立完善中，他们正在经受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参加文革，内心已经有了1956年以来重大政治运动所涉及的政治文化冲击的深重痕迹，1950年代以来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斗争、普遍反映的社会问题，诱使和驱使他们走进文革。这个”前文革“的文化积淀十分重要，而当时的中学生毕竟太小，一般还得不到起码的有关感受与理解。现在的研究严重缺乏对前文革的探讨，对文革以前大学生的生活、思想、心路的披露（周国平的回忆和出现的争辩比较可贵，也仅是一隅）。唐书本身对此也涉及甚微。一个研究文革颇有成就的朋友，多次问我当年大学生的思想分野与变化，我一再举例谈到前文革的大学生活与思潮、思想派别，对他们文革的取向与行为十分重要。但他也始终没有明白。因为他自己没有60年代初的大学经历和思想过程。斯坦佛的文革-社会学学者A.魏昂德本来关注原本的社会与政治位置对造反的影响，近来又转向认为工作组的*决定性地驱使了学生革命造反。看来，没有到此“庐山”一行，光凭文字资料，在文革故纸堆里找感觉，甚至也获取言传身教，还是会存在一定思想障碍的。思想的阵痛，经验和教训，似乎还得自己亲自感受领会。同时，另些仅仅从别人文字里探索文革，从国际学术前沿找解答中国问题药方的硕博，甚至以为在自己思维领域里的对文革思辩历史，就已
经是囊括四海，超越前人，是比先人更科学的历史哲学，是否也有失书生气？
所以，在一片“忏悔”呼声里，不要脱离了历史与既得的政治文化，去苛求20上下的青年学生，唐教授书里披露了学生政治思想正是我们的教育成果，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和20世纪的五四时代、“12.9”时代，56-57年、1980年代一样，仅仅是意欲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20上下的青年学生。如果他们真在“庐山”幽林深壑之中坚持其“山头”和“江湖”意气（如世人所见），人们当然就会寄希望于“庐山”之外，出于严肃目的的史论和品评。
在《一叶知秋》的后面，作者也留给读者一些印象，即他在对治史的方法进行探讨。我相信这是他在哈佛校园里那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的历史哲学问题。我想起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2002年年会上，不少专家与学者对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对引见和借鉴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化中的相形见绌表示不同意见。在历史科学和文化借鉴问题上，我倾向于多元和多边的接触、兼容。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革命这个世纪难题，任何寄寓一隅或盲人摸象，最终都会是事倍功半甚至背离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违背历史事实本身的。从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大革命本身和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到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影响的现代法国史学，都对我们真正认识清华的文革历史有重要启发。因为与其是坚持传统史学的以政治、军事和杰出人物为研究主体，不如借鉴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教育科学，以至经济学、地理学[19]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角度探讨清华的文革历史，乃至中国的文革历史。我这里不是如当年的我们一样，简单地比附法国大革命文化和史实，追求大革命的霞光，也不是偏爱法国文化。而是我认为历史的法国政治文化与中国更为沟通，历史的法国进程与中国更为相互理解。毛泽东支持蒯大富对于清华的“彻底砸烂”，本来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巴黎公社教训的总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特别是法国史学方法，或许能有助于解读这庚款后发育起来的清华文革历史。
作者 徐海亮，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水利历史和国史研究，撰写和发表诸如《黄河史—自然篇》、《地理环境和中国传统水利文化》以及《浅谈1957和1966年的大学生》等多篇论著。
附注：
[1]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香港时代文艺公司，2004年
[3] 原书，P6
[4] 原书，P230
[5] 相对于全国的十余种代表性群众思潮而言；原书P234
[6] 原书，P99
[7] 原书，P243；P242-243
[8] 原书，P169-170
[9] 原书，P143
[10] 原书，P147
[11] 原书，P78
[12] 援引庐山御碑亭所记元季癫僧呓语的比喻；1968年“百日武斗”陷入僵持阶段时，笔者正在庐山仙人洞读这朱元璋的御碑记载。
[13] “这种严酷的现实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经常想，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份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要不变是难上加难”。 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 1998
[14] 根据当事人韩爱晶回忆的有关文字。
[15] 王认为他按美国博导要求写的功能结构严谨的论文原著（英文），并不理想，劝我还不如仅仅去读这摘出的一小部分（指在港出版的中文著述《理性与疯狂》），大概也是说这样更适宜于中国学术实情和雅俗共赏的中国国情。
[16] 人们会马上说红卫兵的思想资源是什么，怎么能与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相提相比！但文革的造反难道真与后来的“思想解放”是楚汉鸿沟为界、水火不容吗？请看周泉缨现今对57、66、89年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我从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联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三次关系到民族前途的重大政治斗争—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和‘*’运动。如果我们撇开工农和民族资产阶级不谈，应该说这三次重大的斗争都是知识阶级内部在野派和在朝派的斗争”。《关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主脉络问题》2004，电邮
[17] “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必胜》而且有意思的是，1967年初夏，蒯在周恩来与张春桥的要求下，撤走了清华“井冈山”（团派）驻汉联络站，从而也失去在“武汉事件”里表现的机会，诱导了在7月25日后的反弹；但7月下旬，“井冈山”“四派”的联络站，却乘虚杀入武汉，鼓动对已经改组的军区的怀疑，而且令沈如槐一生后悔的是，他不但没有能阻止一拨新的极左风浪，自己也亲赴武汉联络站巡视。我提出这些历史，不是揭短，是说明在我眼里，那有什么这派那派，清华人就是清华人。周还竭力将清华的文革分野模式，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划分和钦定“团派”和“四派”，可能有失荒谬，至少是他那种精英文革思想和清华中心论、“414”自恋的反映。要强调的是，“四派”领袖沈，在当时也反对全国串联点火和周泉缨硬要介入河南文革，并抽象出什么模式的。他口头上和他的回忆录对此就有所表白。
[18] 原文如下：“有一点是大学生没估计到的,刘少奇忿忿不平的问题接踵出现：先是工作组，后来是党委自己，后来由军队出面，后来是部分造反学生自己也参加的一部分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在运动中执行了压制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摆脱这一政治文化定式；甚至红卫兵自己，一旦掌权，也迫不急待的压制，*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学生，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已经积极参与*其他群众组织的运动。或许，大家都把政权当作了名副其实的*之权”。思想认识与派别的分歧，无法在一个非民主政治制度化的环境里，心平气和的展开与化解。“红卫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的左倾，起来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雄辩理由下进行的。本来十分理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观念，意外的却变得荒谬起来。使人想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谬’。只要是想问题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都已在现实生活和冥冥思考中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一次次询问一些当年比较自觉的红卫兵，想问题的红卫兵，如果让红卫兵上台将会如何？他们承认，他们‘将比*还*’。因为大学生的主要愿望就是为*的更加革命化而奋斗。文革的一个悲剧也正在这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学生，都避免不了这一政治历史的向心力。”（该文已于2000年上网）
[19] 唐少杰教授在书后附了当年清华的平面地图，这也算是地理学的表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不足的是，该影印图比例太大且地名序号标示不清晰，参考作用受到限制。如果唐是一个理工学者，他就更会明白“工程师的语言”比一切都简捷的要义；而从一个冲突的地理环境来展开“百日武斗”的话题，对非清华人或清华人，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到今天，清华人的语言里，还不时谈及那些记忆犹新的地名，他们的头面人物，还在议论当时吴忠和8341部队的临时指挥中心在（后来）西哈努克居住的小院，议论若工人宣传队从清华西门方向进入（而不是从“四派”占据的东门），历史将会如何演绎变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