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3 次 更新时间:2006-11-24 0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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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今年春,我先是得到唐少杰教授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1] ;继而,得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回忆》[2]。它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由学者撰写的,一个大学文化革命回忆与研究专著。沈先生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四一四”派红卫兵总负责人,他提供了第一手感性的文革材料。我认为还是由他们清华的亲历者来评说这回忆为妥。唐少杰则不同,他是清华的现今人文教授,却不是清华文革一代的同龄人;他的研究,是后来者的反思,是开始超出文革一代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范畴之后,从新的文化政治环境、新的话语领域来的反思。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他的优势与无法避免的局限;后代人或隔代人修写前代史,有他的阅历不足和难得的较为客观的思维环境、学术环境。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复辟时代”的法国革命史学高潮,一批复辟时代的史学家(如参与文化也投身政治的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以及一些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从各个方面来描述、研究这场人类“头手倒立”的历史运动,对其有贬有褒;经过几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世界史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进步的法国历史学派,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本人,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我说这些,是唐少杰和许多人难以同意的,因为他多次讲过,法国革命是一场革命,但是中国的“文化革命”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场革命,两者不能相比较和联想。但我和我的一些经历中国文化革命的同龄人,依然从参与的直觉和理性的追求,把中国1960年代作为历史过程发生的文化革命,看成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法国革命(1789-1877年全过程—特别是大革命的1789-1799十年正史)可做历史比较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长河里,对实现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作用,今后会越来越被世人所认识。作为严肃的历史学,人类深邃的历史哲学和历史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与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和价值判断就足以概括的。

  

  一 《一叶知秋》的意义

  

  唐教授的这一研究,成功地把握了清华文化革命中最根本的一些典型性问题。其关键就在于清华文革涉及到当时中共政权的最高层,触动到文革理论与实践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也深深触及到和决定着基层文化单位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命运;清华文革本身就是文革一个非常的典范。尽管一些当事人或其他研究者,并不一定同意唐的全部观点和方法,甚至有人干脆批评他是资产阶级右派学者。

  写群众的文革历史,这是本书选题最成功的地方。它从1968年“百日武斗”切入,较为成功地介绍了清华大学以造反学生为主体的3年(计25个月)文革运动,其中所及的运动“群众基础”,群众与领袖、干部的“互动”,群众组织的“建制”、“运作”,群众组织的“思想倾向”“思想分歧”“思想冲突”,无疑都是现今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缺乏和苍白之处。对于文革这样纯属中共中央发动起来的政治运动,其历史进程的主体,究竟单纯是一些被崇敬的或指责的英雄豪杰,还是亿万民众?尽管是中共文革领导核心的鼓动和控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造就了清华文革,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到,能动的学生群体对运动进展、徘徊、惨败起到的重要作用。清华学生对文革运动的走向产生积极的推导影响,也一度出现了一个“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的历史。脱离了对历史进程主体的研究,一个有亿万民众参与的历史运动,就无法在文化领域里说清楚,无法明白它在影响和改变几代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与理念的深刻作用,也永远无法给后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全书开始,就从1966年8、9月清华出现的三支大学红卫兵组织,指出相比之下,“应该说只有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抓住了清华当时文革的症结所在”[3]。而当运动出现重大分化,出现所谓“团派”和“四派”的分野之后,唐书也准确地点出:“团派思潮是文革造反派的思潮或者说是激进的、极端的造反派思潮,它体现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群众的正统思潮,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毛泽东认同的思潮”[4],即团派是文革运动的主流派别。而这是许多试图认识文革或从领袖与群众互动关系里看文革的人,没有认识或者不愿坦承面对的事实。至于“四派”,作者认为:“‘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5]。

  作为文革后或后文革时期的学者,唐在清华大学文革的个案研究中,得出异乎寻常的认识,即“亿万群众对毛泽东文革事业的能动作用”,而且准确地意识到文革运动里中共的“加尔文”教派群众运动的存在,而“毛泽东不同于马丁.路德的一点在于:毛泽东本人既是文革的‘上帝’,又是文革的‘改革家’……这也使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具有了神与世俗领袖、改革家集于一身的耀眼光彩”[6]。在文革的群众性运动受到普遍指责和嘲笑的今天,认识这点比概念化地比附历史上的“暴民”运动或白莲教义和团,要有意义得多。今天我们如复辟时期的历史学者那样,众口一词地指责文革群众组织的“伪民主性”和“伪共和性”,但纵观大学红卫兵思想的全过程,特别是其思潮激荡在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就能联想起恩格斯所说:“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

  全书最后,作者从“河归旧道”,指出尽管毛泽东指责“四一四思潮”,把它当成一股右的思潮,但毛和中央文革并未部署批判这一思潮;说明毛泽东在口头上和思想上反对“四一四思潮”,但在行动中或实践中,他开始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发生转折”。“不仅如此,在文革结束之后,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7]。对所有热中于研讨文革思想和文革(66-76年)结束后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来说,这都是无庸置疑的。而“团派”与“四派”都以他们意欲向往的“*”精神,奋力投入了思潮的决定性战斗,无疑的也是拥戴和怀疑、抵制文革理念的典型事件。对于研究文革的成败、是非,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

  本书既是讲述清华两派的思想分歧冲突的,其首要意义和层面上的任务固然是分析比较两派的特征与分歧的实质意义。作者认为,“四派与团派都是造反派”,而“以团派为代表的激进的、极端的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坚力量。造反派的产生既得益于文革发动者兼领导者的意图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质和要求……没有造反派,也就难以有文革。若是没有造反派,文革很难成为全国规模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群众性运动很难成为触及到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及全民心灵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过来,没有文革,也就没有造反派。正是由于文革,造反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极为罕见的现行社会体制内的‘反体制派’,成为被文革最高领袖一时许可甚至所鼓动的反现行社会权威的所谓‘群众反对派’”[8]。

  作者从对清华派别、思潮问题的简单批判—特别是对于“团派”和蒯大富本人的政治指责,进入历史、客观的研究境地,得益于他自己的钻研和深入,恐怕也与某些“四派”人物理智的教诲有关。文章虽以武斗作为切入点,但是对于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严肃的学人对其思想分歧的研讨,自然要高于对武力冲突与细微末节的兴趣。作者从对文革的理解,对于清华文革前17年、清华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队伍的评估、文革的群众运动的评价诸方面,详尽地陈述了两派的思路与言论,而且把握基本到位。

  该书基本尊重历史实际,无有偏颇,具有较为深刻的反思。理论性的思潮辩论,无疑是清华文革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一个贡献。诚然各派在论战中,一些表述和概括,是否全部符合事实,全如对立面攻击和指责的那样谬误,又有当别论。它毕竟通过唐的记录和研究,留给世人一个历史记载,也点明了清华文革的永恒话题。一些更深刻和宝贵的回忆实录与研究文论正思考讨论和撰写付梓。但唐文毕竟是第一篇。

  干部问题——特别是中、基层干部问题,是清华两派思想冲突—也是文革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作者无疑从众多文字材料的探索和亲历者访谈,感触和理解到这点。该校的中、基层干部,在运动初期就与学校高层干部一起被打倒或靠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的干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与运动初期的造反派有所类似,有所感触与反对,他们急迫要求解放和投身群众运动。他们一方面也追求文革的时兴话语与概念,急于跟进文革的步伐,一方面也自觉地维护建国17年来清华政治、教育体制的威严和他们自身的文化尊严。作者尖锐地指出“团派”,没有在《红旗》杂志67年第5期发表调查员与评论员文章时把握时机,反而形成了“文革崛起的造反派与文革前的干部队伍的一场较量”;相对而言,“团派”与干部的互动不足,在“四派”那里,“才充分显示出文革初期干部与群众的互动中,干部的局部的主动性和有限的主导性”[9]。作者引用和根据了“团派”在1967年4月的统计资料,对两派干部的政治成分、倾向做出社会学的分析,结论是“团派失去了原清华80%左右的干部力量”。[10]这或许是当年清华人都不得不认同的团派失势的具体原因。干部问题是文革里运动演绎和起伏、成败的关键,而清华的干部积极参与文革运动,并且产生对自身乃至全国运动走向举足轻重影响,则是全国多数地方和单位尚不可比拟的。

  

  二 《一叶知秋》的闪失

  

  在出于政治需要的控诉型的文革“是非”回忆成为过去时,学者严肃的“追究”和反思——文革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动因考量,其真正历史经验教训之所在,才可能会成为思想阵地的强音。作者在“从清华大学的历史看‘文革’的历史源流”一节里,业已铺陈了一个理念,即“对于文革的历史原因,还应该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把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国为走入现代化的历史,同文革的历史原因联系起来加以探索和考察,进而揭示出文革自身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文革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可缺的‘插曲’而显示出上述历史的曲折和艰辛”。[11]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来反思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无疑是较为深刻的。而且清华大学也无疑为“一二.九”到*执掌国家政权、从建国初的文化建设到毛泽东搬起文革的武器打破中共辛辛苦苦“箍起来”的这个“桶”[12],提供了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个政治文化和“纯”教育文化的成败典范。

  在唐氏书里,在沈氏回忆录里,在我们熟知的一代清华佼佼人物与芸芸众生的口里和心底,我见到的是十分精彩的精英文革历史。这无可非议。清华人本来就是各个精英阶层子弟和预备精英的集合,按照蒋南翔校长的初衷,他们就是作为中共政治、科技精英来培育的。一群青年学生与中共文革高层精英的沟通互动,几乎文革的每个重大环节(点)都与清华相关联,似乎清华业已触动了文革的中枢与包举了文革的整个神经网络,清华“天派”实为“通天”派,他们的“井冈山”是众山之上的奥林匹亚神山。但这点仅仅涉及到文革所揭示出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表层,学校问题仅仅是社会的折射;清华文革也仅触及中国文化历史渊源的一隅。不论是何种青年学生运动,不论其文化与理论的震荡如何,也仅是中国文化思想历史里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道闪电或一颗流星。诚然,思想的闪电可能瞬间照亮黝黑的夜空,乃至引发沉寂山林之火,流星的陨击可能是导致一次天文地质史的革命。

  我的意思是:前三年清华文革本身还几乎没有触及到中国更广泛和深层的社会冲突,尽管清华“井冈山”人忙忙碌碌地在全国串联发动,他们才开始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底层。他们还基本不明晓知识分子眼界以外的中国(在沈的回忆里,提供了中央文革要员与清华学生的沟通素材,这些要员说到底依然是一些左派知识精英)。这样讲似乎对当年“粪土万户侯”的“井冈山人”大不敬,但的确他们热中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和运作,对北京以外的文革运动所暴露的更广泛的实际问题,感触不够、理解不深,对共和国砥柱的军人和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想什么要什么,不甚了了。作为“四一四派”“理论家”的周泉缨,几乎也是“井冈山”上的一位“癫僧”,他在书写《我心中的文革》前夕,我们讨论对文革的认识,谈到他从部队农场(河北沙城)到地方——河北成安以后,才看到基层的社会,他怀疑是否“蒯派”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基本估计反而对了?有文作证[13]。周后来的表现和他的实际思想冲突以及他自己承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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