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期间，众所周知，鉴于清华大学1968年7月27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

参加召见的还有时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实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迄今还不知道的原因，当时作为该“司令部”成员的李作鹏、张春桥没有参加这次召见。参加这次召见谈话的共计20人。

韩爱晶的回忆文本

当年参加了这次召见的韩爱晶，近些年来，从事了力争比较完整地回忆和记述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的工作。据韩爱晶所言，他收集了当时经过流传的关于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不同文本，多次请当时参加谈话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人（谭厚兰已经病逝）事后追述、补充。特别珍贵的是，韩爱晶在当时所记录下来的谈话速记稿，据我所知，是目前已知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比较完整的文本。韩爱晶在自己所保管的这份速记稿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本，写出了他自己的回忆文本。这个文本实际上已经以某种形式公开发表了，例如，据韩爱晶所言，已经出版发行的聂元梓回忆录[1] 中转述的毛泽东“7·28”谈话就是根据韩爱晶所提供的这个文本。[2] 韩爱晶的这个署名文本题目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全文约三万字。这个文本写成后，在韩爱晶的部分同学、朋友以及少部分文革研究者中流传，现已在美国华人主办的网站“新世纪”（http://www.ncn.org）上全文发表。遗憾的是，这个文本也存在当时的记录者记录不清和事后的回忆者回忆不明的几个空白之处。

我对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文本重新解读就是根据韩爱晶撰写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下面引用的毛泽东谈话，皆引自该“谈话记”，——注）。我个人认为，除了至今还没有公布的当时毛泽东召见这五位领袖的谈话录音以及录音文字资料之外，韩爱晶的这个回忆文本是目前为止关于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谈话的比较可靠的文本。它比当时由北京许多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广为传抄、印行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一文（该文注有“此稿经王大宾同另四位再去听录音而记成”，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证实）等，更为丰富和详细。在记录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几个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韩爱晶的这个文本作为文献的价值性、准确性和翔实性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理由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当时出现和流传的文本，主要是力图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制止和结束武斗的指示精神，对毛泽东在这次召见的全部谈话，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有所选择地公布或传达；而韩爱晶的回忆文本不存在这种局限；二是在韩爱晶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特点，即对于毛泽东的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只是用几千字（最多的约一万字）来记述，不能展现出这次召见活动的全貌；三是当时流传的几个有关文本还经过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或造反派组织的加工甚至“取舍”，过分折射出当时这些组织各自对于这次召见谈话进行不同领会或不同解读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手段。而韩爱晶的文本基于当时的速记稿和当事人的补充，在事后三十年的追述，凸显出它的相对客观、平和、细致。

毛泽东召见的由来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的直接起因是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以下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以下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1968年4月23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7月27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百日大武斗” 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1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无法估计。[3]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61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一工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即使蒯大富在那一天的下午赶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与吴德等人争吵，他都不知道工人这次进驻清华的内情，直至次日清晨见到毛泽东不久，才如梦初醒。

从韩爱晶在7月27日午后才得知清华聚集了众多工人的消息而赶往清华的经历来看，他们这些红卫兵领袖（如韩爱晶、李冬民[4]等）和前来清华的工人都不知道调集数万工人来清华的内情。清华的团派喇叭还在广播，指责工人们受到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后台的操纵。韩爱晶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打电话，不得而知，给北京市领导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众多的事例表明，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一事，在实施之前，仅限于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所知。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颇有意味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严重的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5] 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当下的反应，充分表明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派出工宣队所带来的事态的严峻性。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凌晨时分，韩爱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活动。在这之前，韩爱晶等并不知道是毛泽东的召见。在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之际，韩爱晶已经感觉气氛与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们四人在等待时，议论起清华白天发生的事情，只是王大宾提起了清华学生开枪打死了工人，看来，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三人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他们在由谢富治领进会场时，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他们。谢富治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四人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参加。”谢富治又重复说：“是召见我们，不是接见啊。”[6] 这次活动，正如谢富治所强调的，不是毛泽东接见，更不是会见，而是“召见”。“召见”一词的使用，即使在三十年后韩爱晶依然使用这个词，表明了毛泽东实际上迫不得已地举行这次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表明了红卫兵五位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所处的尴尬或窘境。这次毛泽东与红卫兵五位领袖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领袖的正式谈话。

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发生流血事件的电话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到韩爱晶等人出现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召见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之前，已经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亦即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大多数成员有过商谈。韩爱晶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商谈的内容至今没有透露。而这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地与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架势，非同一般，也从未有过。

蒯大富因为忙于清华流血事件后疏散团派人员以及到北京电报大楼紧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等等事务，没有及时赶来。毛泽东在谈话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满地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韩爱晶分别作了解释。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暂时避难”，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六时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以及聂元梓的电话转告赶往召见会场的。在蒯大富进来时，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他们把蒯大富随身所带的刀子等加以收缴。[7] 根据蒯大富与我的多次谈话记录，蒯大富一再强调，他没有携带任何刀子、手枪之类的武器。[8] 今天看来，蒯大富的说法是可信的。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始，就把向清华大学派驻制止武斗的队伍即工宣队的决定当成他个人的不容对抗的命令。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据事后作为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指挥部成员之一的迟群的回忆，在7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里就派出制止武斗的队伍进驻清华问题，亲自做了决定，并在清华的地图前还对队伍的进驻路线作了具体的部署。

清华大学在“七·二七事件”之际，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直接关注和直接左右的文革单位，工宣队的领导人先是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张荣温，后是自1970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如此，迟群、谢静宜还被委以重任，负责兼管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市共青团以及北京市文教等工作。他们两人直接行使着来自毛泽东权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管”职责。文革之际，毛泽东很少向某个单位或部门直接派出有关队伍或特殊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以“七·二七事件”为标志，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的关注和钳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加深切，这一点也为1975年清华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而遭到毛泽东严加痛斥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怎样，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都不愧是毛泽东的“点”，即毛泽东的“基地”之一以及文革的“样板”之一。

召见完后，谢富治在湖南厅门口对出来的五位领袖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9] 谢富治的意思是五位领袖尤其是蒯大富应该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对“七·二七事件”表示出某种自我批评的态度，但是处在困惑甚至迷惑中的五位领袖怎么能够表示清楚这种态度呢？谢富治在这次召见之后，立即让这五位领袖讨论并且由韩爱晶执笔起草关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一个用于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结束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武斗。这个名为《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的文件，稍后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可，经上报毛泽东、林彪后，迅速地以布告、更多地是以传单的形式转发全国，而没有像以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加以正式公布、传达。另外，还可能有一份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书面整理稿，这个整理稿没有公布。[10]

肇始于清华大学武斗事件而来的这次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既是毛泽东在文革经历了两年多后最终决定“重整”文革的群众问题（即主要是群众组织和群众武斗）的契机，也是毛泽东首次通过面对面地同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方式，来总结和改变大学的文革运动的转机。今天，解读这个召见谈话记录文本，可以确定，它体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其实践的重要取向。

解读毛泽东召见的谈话

相比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几个著名的、通过不同方式传达到全国的讲话（例如，1967年夏季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讲话、1970年底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975年底的“打招呼”讲话等等），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的这次召见谈话，在当时，公布出来的信息量似乎不是很多，但是它对文革局势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对文革群众运动以及群众组织的影响，却非常重要，超过了我们提及的上述几个谈话。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态并不明朗的特点，例如，是否把工宣队作为大学文革的领导力量，是否把大学的整个师生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初期给文革立下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列入文革的对象即“再教育”、“再改造” 的对象，在7月28日当天的召见谈话中并不明显、具体和确定。显然，经过这次召见谈话，毛泽东最终决定从整体上转换大学文革的局面，把他所派出的工宣队提升为一支文革的崭新角色，昔日被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始作俑者的功能——造反及夺权功能转入到文革“斗（斗资本主义）、批（批修正主义）、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教育革命”的整治功能。例如，毛泽东8月5日把巴基斯坦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清华工宣队以表示慰问，8月15日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以表示更大的关怀，8月中、下旬指示姚文元写出有关指导性的文章并从总体上概述由清华文革带来的新情况，以表示毛泽东的文革新策略的确定，等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7月28日的召见谈话与他8月之际的一系列措施之间具有强烈的互动，并且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那些直指文革全局愈益强硬的决断和愈益具体的措施。在我看来，至少是毛泽东在7月28日之后，他对清华“七·二七事件”的进一步详细了解，加上根据他的通盘考虑，他把清华这次事件当作一个转机，来整合整个文革大局。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我认为可以从下几个重点来加以解读：

1、 标志着文革群众运动的衰败和群众组织的终结

文革伊始，毛泽东依靠并利用群众运动掀起了文革的狂风暴雨。这种群众运动大致上包括了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前者主要是以中学生、大学生为骨干的推广和普及文革的群众运动，后者是旨在夺权（即夺取各省级以下地区、各基层单位的权力）的群众运动。例如，1966年7月底至8月，正是给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钦定”和鼓励，毛泽东有了一支把文革的运作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突击队；又如，差不多与此同时，正是借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毛泽东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文革初期战胜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理解、所推行的那种沿袭过去政治运动模式的文革运作方式。1966年9月崛起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派是使文革矛头直指清华之外的文革最大的斗争对象的一支生力军。把清华大学作为文革初期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大造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反的斗争由北京推向全国，由中央推向基层，由清华推向各地。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屡屡得势并且成功的一大“法宝”。

到了1968年夏季，经过两年的文革群众运动，已经把文革最初的打倒走资派和进行“斗、批、改”这一文革主旨，转换成了群众运动的内讧直至内战。不同的群众派别围绕着权力之争，很有可能使得文革走向不归之路。经历了由“文斗”到“武斗”，群众组织本身也已是千疮百孔，群众组织自身的弊端和危机不亚于文革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张力。

1967年夏秋，毛泽东一再主张，文革不同的群众派别应实行联合，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即使到了这次召见谈话前夕，毛泽东也从不公开表示对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的具体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毛泽东对于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不赞成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武斗，殊不知正是他掀起的文革大潮冲开了群众的利益急剧分化和群众的派别四处对立的潘多拉盒子，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蒯大富来到之前，毛泽东着重谈论怎样解决大学内的文革两派难于化解的武斗，对此，毛泽东在气头上说出的一些话，显得有些凌乱。在重复地提出的几种解决武斗问题的办法中，看来毛泽东最不满意大学文革的一点的就是：文革由最初确定的“斗、批、改”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既是指在武斗形势下广大群众对于自己所在单位的武斗的回避或出走，也是蕴涵着对于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的游移或背离。

面对两年来以清华为代表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的弊端，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具体解决办法（这四个办法又被林彪、姚文元各自归纳、强调了一遍）：一是军管，二是把武斗的学校一分为二，即让武斗的双方分离开来，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武斗并且大打。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办法即军管在当时曾广泛应用于许多的工厂、机关和部门，但对于学校是否进行军事管制，毛泽东比较慎重，最终没有决定在全国所有的大学实行军事管制。这是颇为值得回味的。第二种办法把各个大学武斗的双方安置到不同的地方，这毕竟不太切实可行，毛泽东说此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正如毛泽东所言，就是在同一个群众组织内部也会有不断的分化，即使从空间和地理上把对立的群众组织分离开来，也是如此。第三种办法是把文革初衷的“斗、批、改”演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其实还进一步有可能显示出由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战而有可能带来文革的衰落或失败。第四个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行，这更加显示出毛泽东说出气话之际的失望和焦虑。到了1968年仲夏，毛泽东再也不会放任群众运动自行其是了，尤其是不会容忍群众武斗继续下去了。

上述的四个办法实际上最后都没有采用。这四个办法其实只有第三个办法似乎有一定的可行性，恰如姚文元所说的：“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最后演变为由进驻大学制止武斗的工宣队来主管大学全部“文革”事务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即工宣队占领并主导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

当初，毛泽东向清华派出工宣队，他的打算是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或最理想的结局又是什么？如前所述，毛泽东没有预料到清华出现的严重流血牺牲的结果，没有估计到团派对于工宣队的激烈反抗。这是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没有及时地、明确地、直接地传达到清华，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过，向清华派出工宣队“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还是在毛泽东之外的什么人员或机构由于特定的理由而根本不传达、不公布毛泽东的决定呢？这些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的悬案，也成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清华乃至整个文革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尽管现今人们无法完全复原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初衷，但是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当时是想以他的名义派出的数万名工人进驻清华，制止武斗，调和或结束群众两派的冲突，促成群众两派的大联合，最终成立并形成以团派为主体的清华文革权力机构。从毛泽东建议蒯大富当清华大学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的说法，可见其端。然而，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严重的流血牺牲，给毛泽东改写文革初期历史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题目。

今天看来，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及其结局还形成了同文革诸多事件或事态相类似的某种历史吊诡。虽然毛泽东当时派出工宣队引起的境况可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但是毛泽东适时地利用这个境况，把它导向对于大学的文革运动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的一次重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初衷与毛泽东的应变之间的张力，毛泽东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手段之间的转换，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当然，在这些张力和转换中，毛泽东失去的或渐渐失去的是给文革爆发和文革得势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在庆祝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第一次发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11] 这是首次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基于清华“七·二七事件”而来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转换。这也再次表明，在7月28日召见后，基于对当时大学文革情况的分析和对文革全局的推断，毛泽东采取了把最初派驻大学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升格”为领导大学的政治力量。随后，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12] 时，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8月22日，姚文元在把自己写就的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送给毛泽东审阅。姚文元写道：“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13] 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原来的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经过毛泽东多处修改、补充的姚文元此文。毛泽东让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而不是以文革时期著名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来宣讲文革的新策略，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写进去的话语，则把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导致的文革策略的变化加以明确的概括：

一是确立以工人阶级身份出现的工人宣传队对大学文革的占领地位，“并且永远领导学校”。[14]

二是所谓排斥工人阶级的“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公民们”不仅咎由自取，而且应当研究这类独立王国被摧毁的教训。[15]

三是大学中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造过“走资派”反的红卫兵小将，都不可能完成斗、批、改等任务。

四是在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和单位，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6]

五是继续进行毛泽东所部署的斗、批、改任务，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等，[17] 言外之意，就是使文革沿着毛泽东指出的轨道进行，而不是陷于群众内讧和群众武斗之中。在1968年整个8月里，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认真搞好斗、批、改”，[18] 这就表明，“斗、批、改”这一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在经过了群众运动的演变、取代以及被群众武斗所异化之后，开始重新回到文革运动的中心地位。

8月25日同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根据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宣传队的经验，决定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领导各个学校文革的工宣队。[19] 自那时起，文革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实质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从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广大中学红卫兵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同年底次年初，在大学的几届高年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和几届低年级学生几乎全部到军队、到农场接受训练和从事劳动，再到1969年4月随着中共“九大” 的召开而逐步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及干部管理体制，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由学校走向基层、由城市走向农村、由狂热走向冷寂的命运，最终走进了它那衰弱、消解的历史归宿，并由此而宣告了文革初期的结束。

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召见时谈起北京大学文革的“斗、批、走”问题，显露出他对文革如何发展的困惑甚至被动。毛泽东说，从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大学原计划停课半年搞文革，到延长一年，再到延长两年，他不愿意继续延长下去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说三年就三年嘛！”到了8月19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及大学文革等问题，毛泽东强调了文革有关任务的部署，并作了一个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20] “三年就三年嘛”和“是时候了”，短短几个字，既流露出毛泽东所期待的文革初期转变的将要来临，又表明了毛泽东再也不愿意让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进行下去了，再也不看好群众组织的角色了。因而，文革群众运动寿终正寝、文革群众组织偃旗息鼓，就不是置身于其中的群众及其领袖所能左右的了。

2、 意味着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

这次召见谈话之所以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产生致命性的影响，还在于毛泽东对于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这五位领袖所表示出的不信任和所进行的指责，尽管毛泽东在当时再三地表示出对他们的关爱和惋惜。蒯大富、韩爱晶等五人兼有文革红卫兵领袖与造反派领袖之化身的集合，他们不仅在北京地区的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中叱咤风云，而且在全国的文革初期形势中独领风骚。他们五人在当时被冠之为富有意味的“五大领袖”的称呼，而毛泽东称他们为“五大将”，就从诸多侧面显现出他们的文革角色及其“政治能量”。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的。” 毛泽东在蒯大富还没有赶来之前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毛泽东由昔日对这五位领袖的重视到此时所具有的懊恼态度，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矛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已经体会到了，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或派别对于他本人的诸多指示、讲话等，加以唯己所需地利用所带来的后果，造成了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群众组织混战致使文革天下大乱的恶果。毛泽东力图纠正在他的文革麾下聚集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的文革群众对于整个文革大局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和急功近利的做法，其途径之一就是经过这次召见谈话而使北京地区的这五位领袖逐渐地淡出文革大局，而直接的影响也是自1968年底起，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红卫兵风云人物和造反派代表人物逐渐地游离或远离出文革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对于这些领袖的复杂态度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情节中体现出来。晚来参加这次召见活动两个多小时的蒯大富，在清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北京航空学院等许多地方奔波了一天一夜之久，赶往人民大会堂时还不知道是毛泽东召见。当蒯大富一进到会见场地，见到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时，悲喜交加之情，无以复加，放声大哭。毛泽东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站立起来。蒯大富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像一个受到委屈的孙子见到自己慈祥的爷爷一样，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纵情哭诉：“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泽东也落下眼泪，江青几乎是失声痛哭，其他人也泪盈眼堤。当蒯大富讲到由“黑后台”操纵几万工人打进清华园，清华“井冈山”群众被抓或被迫撤出时，毛泽东转过身来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曾对笔者说过，他当时听到毛泽东的此话，情绪颇为激动，脱口而出：“不可能！”[21] 蒯大富的理由是毛泽东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不抓人，而“这次却抓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人”。毛泽东听后有些恼怒，责问谢富治、温玉成，并命令把抓的人统统放了。蒯大富进来以后，气氛大变，因为蒯大富是“七·二七事件”的一个主角。经过安慰，蒯大富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毛泽东有些气愤地继续说道：“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吧！”“蒯大富，你真蠢呢，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问题在于蒯大富事先既不知道有这种“梯子”，又在事发之际根本不可能“下来”。

在7月28日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五位红卫兵领袖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强调说：“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都是护你们的”，他对这五位领袖情况的了解似乎如数家珍。毛泽东对于五位领袖的态度还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他对聂元梓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过多，对蒯大富显得恨铁不成钢，对王大宾有些欣赏，对谭厚兰给了鼓励和希望，对韩爱晶则是给予了多次的肯定和赞扬。毛泽东还赞扬韩爱晶和王大宾各自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没有发生群众武斗。又如，在参见召见的这五位红卫兵领袖中，韩爱晶说话最多，在场的姚文元、陈伯达、江青、康生屡屡批评韩爱晶总是爱提出前途问题、信心不足、不懂马列主义等等时，毛泽东一再制止这些人对韩爱晶的批评。在韩爱晶当面请教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问题时，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韩爱晶在受到毛泽东一再表扬的同时，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给他以及他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派出解放军，以便对他进行监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毛泽东在1967年夏季外出巡视时，对于全国性的文革激进群众运动达到狂热之际，曾说过类似的话。但那一次，毛泽东的此话似乎对于广大红卫兵小将以及造反派群众来说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在这次召见上述五位领袖时，毛泽东旧话重提，这就不是所谓的一般批评了，而是意味着即将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做出历史性的扭转即终止，也即在毛泽东看来，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及其领袖在1967年与1968年所犯的所谓错误还是有所不同的，后一错误似乎是无法弥补的、无法原谅的。正如林彪给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所说的一系列话语做出了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以及对于五位领袖的“错误”做出的一针见血的概括：“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群众及其领袖在1968年所犯下的“错误”不但对于他们在政治上来说是致命的，而且给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带来了全局性的影响。

在当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处置这些红卫兵领袖的具体意见或部署，至少，毛泽东在接见结束之后还有些出人意外地、颇为令人感动地重新回到召见会场，嘱咐在场的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负责人：“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们。” 这表明，毛泽东在那一天还不可能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措施来处置这些领袖人物，甚至还谈不上像后来几年那样从政治上用隔离、审查等方式惩治这些领袖人物。不过，到了8月8日，在接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以及有关负责人时，毛泽东谈及大学问题，他说道：“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22] 在这之后不久，在姚文元所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对于那种所谓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轻视工农的批评和对那些红卫兵学生搞所谓独立王国和“多中心”以及不搞文革斗、批、改的任务等等所作的声色俱厉的斥责，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对于红卫兵领袖们、造反派领袖们更加严厉的训斥，似乎与毛泽东在7月28日召见中的批评不可同日而语。到了1968年年底1969年年初，毛泽东已经完全“冷落”了这些领袖。到了1975年年底1976年年初，在又一次缘起于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指示中，毛泽东提及这种大辩论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像过去那样受蒯大富、聂元梓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让来听“打招呼” 的老中青干部中，“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23] 毛泽东在文革末期对于蒯大富、聂元梓的失望甚至绝望，由此可见一斑。

从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而来的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可以展现出文革初期与文革中、后期在任务、主题、取向、群众功能以及群众领袖角色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差异，同时，也不难看出文革不同阶段的划分理由和不同阶段的方针、策略、矛盾的根据所在。

3、 催生文革的“教育革命”

过去，人们对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忽视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所谈及的“教育革命”问题。这次召见谈话，也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比较集中地谈及“教育革命” 的“范文”之一。毛泽东从重整大学文革到论及大学的教育问题，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战略在基本上结束群众运动之后对于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的“教育革命”的大致勾勒。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用较长的时间谈论了包括教学方式、教材体系、文科教学等在内的教育问题，这些都是他50年代“大跃进”时期许多言论和思想的重复，没有什么新意，例如，相比较于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24]和同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5] 其主题论调，如出一辙，甚至所列举的人物、事例都非常雷同。但是，不同于1958年全国众多大学掀起的、为时几个月的“教育革命”，在1968年夏季之际，对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老调重谈，这不但成为开展文革“教育革命”的先声，再次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轻蔑，例如他就文革中大学的武斗情况说：“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他对获得书本知识的轻视和对经验知识的重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在1968年之后逐步开展的文革“教育革命” 具体运作的基本准则。

由于文革头两年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夺权和武斗占据着文革的主流地位，文革意义上的“教育革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这种造反运动的日趋衰落，则“促生”了“教育革命”逐渐由后台走上前台。从目前已公布出来的材料来看，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以及毛泽东这次召见之前，毛泽东在1968年7月12日会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会议上，已经就教育问题以及大学办学方针和政策作了有关谈话。7月20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在提交给毛泽东一份关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的报告中，说明派出记者写出此调查报告，加写了编者按，并准备公布毛泽东7月12日的那段谈话，即“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6] 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27] 7月22日，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公布出来。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在7月28日召见中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谈话与7月12日的谈话和7月22日的公布是有着前后关联的，即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整治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的文革局势，在文革群众运动大潮过去之后，具体地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之后，将适时地、大力地开展文革“教育革命”。

在这次召见中，仿佛陈伯达最为重视“教育革命”问题以及学校办学和复课问题。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陈伯达似乎意识到了文革对于大学教育的严重冲击使得大学已在1966年－1968年连续三年不但停止招生，而且几乎完全停学的严重性。当然，陈伯达不可能主张恢复文革前的教育运作模式，他只不过是想使被文革群众运动暂时阻断了的“教育革命”走上文革的议事日程。陈伯达的这一见解与他在稍后起草的关于在中共“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生产力、恢复经济发展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28]

毛泽东接着陈伯达的话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用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从毛泽东的话来看，主要是由于大学里分成了群众两派及其对立，他似乎也拿不出完全有效的实施“教育革命”的解决办法。文革初期的两年多，不仅大学的教学活动几乎完全停滞，而且大学停止招生直到1970年才告结束。像中国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全国停止大学招生长达四年之久的国度，恐怕在20世纪教育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及群众武斗不停，“教育革命”就无法进行。这也就使得大学的本职工作究竟是以文革的群众之战为主，还是以办学、教学为主，愈益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文革最高领导层加以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文科还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大学人文学科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毛泽东认为，“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他还说，“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这与他同意在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有关；他强调不能拿学历来看待人才。毛泽东还一以贯之地主张，学校教育要取消考试，教材要删繁就简；强调学生自学；认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等还是要办的，等等。

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所带来的文革“教育革命”已经不同于以往“教育革命”还是由学校干部、师生来主导的，例如，毛泽东在1967年底还打算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来进行“教育革命”，那时他发出的号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9] 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文革“教育革命”仿佛已经成为来自学校之外、从天而降的事情了，学校的一切主要工作都是由工宣队主宰的，学校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或被改造者。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也担心，在办学方面，“我们可能犯错误。”是的，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教育革命”从根本上讲不仅非常荒唐，而且彻底破产。长达六年之久的文革“教育革命”不仅成为文革整个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噩梦，而且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从教学体制到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不堪回首的教育史上的“怪胎”。[30] 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是使文革“教育革命”开始涌动和铺张起来的一个引子。

4、 评说清华团派和四一四以及四一四思潮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给人印象最具体的是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团派和四派（又称“四一四”）——的评说。由于一再主张群众派别的大联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于一个单位（或地区或部门） 对立的群众两派的直截了当的评论，极为少见。这仿佛是毛泽东对于聚集在他的文革“角斗场”中的不同群众派别的一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姿态。正是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清华武斗给文革形势带来的特殊作用（主要是如何制止造反派群众日益严重的武斗），在1968年7月28日之后公布的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指示精神要点，删节掉了许多有关毛泽东谈及的对于清华四派的指责。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团派的偏爱，对于四派的不满，毫无掩饰，分外真切，这与他在文革以来一贯对待两派群众的所谓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大相径庭。毛泽东对于四派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十几个小时前在清华发生的流血事件看来颇为感叹：“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毛泽东对于团派抵抗而四派没有抵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感到有些意外，痛斥团派的愚蠢。毛泽东恨铁不成钢地批评团派的策略：“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毛泽东的这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说法不啻是他个人以及以他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四派的历史性结论，也正如江青所说的：“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毛泽东似乎对于清华整个四派的一系列行径了如指掌，愤愤不平地说：“他（指四一四，——注）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毛泽东对于清华两派的不同态度由此昭然若揭，只是当时出于文革大形势的需要，制止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性的武斗远远高于给清华一隅的群众派别做出结论，毛泽东的这番对于四派不啻为致命性的评判才没有得以公布。毛泽东对于四派和团派在“七·二七事件”各自所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做出的评价，看来有些惆怅和无奈，但他还是建议两派实行联合，并且这种联合是要以蒯大富为主的，“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对待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毛泽东不愧是一位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大师，他非常准确又十分细致地区分了团派与四派的根本不同，并且一针见血地意识到团派代表了他所推行的文革运动的正宗和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文革理论的真谛，而四派不过是他统率的文革群众中一部分人具有的偏执、“修正主义”甚至是异端的派别。毛泽东不看好四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合乎文革逻辑的。毛泽东对于清华四一四的评价堪称清华文革历史的一大“亮点”。在整个文革期间，几乎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像四派这样受到了毛泽东如此明确、详细的评价。四派的群众当时不知道毛泽东的此番评论。可以想象，当时若是公布了毛泽东的评价，四派群众的失望、失落和失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即使在许多年后得知了毛泽东关于四派以及“四一四思潮”的评价，当年的四派领袖及其群众对于毛泽东把他们自己视为文革的“另类”，特别是对“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那句名言，一些人失望不已，叫苦不迭；一些人耿耿于怀，难于冰释；更有一些人自以为是，见怪不怪。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派领导人沈如槐的看法：“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四一四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在谈论四一四时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跟谈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一模一样。在他老人家眼里的四一四完全是一个保守组织、右派组织，他之所以没有下令搞掉四一四，只不过是想保留四一四作为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而已。前不久，在与韩爱晶谈到毛主席7·28讲话时，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他，韩爱晶说：‘你的感觉对极了’。”[31] 不过，说毛泽东想把四一四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保留下来，值得商榷，因为在“七·二七事件”之后，不到二十天，团派与四派在清华大学似乎是“无疾而终”。显而易见，自1968年8月起，团派和四派都已失去了他们存在的理由，也完全失去了他们各自的功能和价值。到了8月中、下旬，团派和四派都停止了运作，都从文革政治的轮盘赌局中迅速消失。

在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中，对于清华文革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对“四一四思潮”的具体评价。从这些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本人对于清华文革的诸多具体问题的心态和视角，尤其是他本人对于像清华这样一个单位的文革运作的态度和策略。毛泽东说：“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指示北京卫戍区释放被关押的周泉缨。在蒯大富进来之后，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四一四问题：“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于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毛泽东实际上在这次召见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部署，既没有让整体意义上的造反派也没有让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群众两派的任何一派“坐江山”，这同毛泽东开始把造反派从文革大局中逐出的策略有关。因而，毛泽东口头上对四派的批评与他实际上对四派主张的默认之间的矛盾、反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不可能完全放手让造反派群众横行、恣意文革天下。即使四派自己没有“坐江山”，它也没有让团派“坐江山”的意图得逞，这些从更大的层面上都是来自毛泽东的作用。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自1967年初围绕着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如何看待和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历史、如何评价和如何对待文革伊始被打倒或被迫“靠边站”的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等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进而围绕着如何建立和如何运转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这些论战和冲突而走向旷日持久、无法调和的大规模武斗。在这一论战和冲突进行之际，四派所谓理论家周泉缨1967年7月写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比较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闻名遐迩的“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文革中阶级关系及阶级阵线不变，即文革的对象不能因为包括了“走资派”而撇开了“地富反坏右”，文革的敌人是“两小撮”，而不是“一小撮”；二是造反派只能造反即“打江山”而不能掌权即“坐江山”；三是文革已经到了必须修正、巩固、妥协的阶段；四是应该对广大干部“平反平黑”并大胆解放和大胆使用他们；五是文革的主流应回归文革前十七年的河道。[32] “四一四思潮”的提出和流行是文革初期来自群众运动的对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的“修正”甚至解构。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十分准确地看到，四派及其“四一四思潮”是与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部署难以吻合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而毛泽东对于清华团派思潮和主张的肯定就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是对其武斗策略大为不满。

今天看来，“四一四思潮”的确是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或文革主张）和文革实践的“偏离”，即从毛泽东的文革“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潮，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有悖于毛泽东文革正统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潮对于文革的怀疑、批评和动摇实际上有可能演变为导致对于文革的否定！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后，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即许多人士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更多的是依据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情结和心怀来进行的。如果说，周泉缨在文革期间以对待十七年的看法来指责文革是相当有见地的话，那么文革结束后，过多地从文革前十七年的取向和价值角度来评判文革，就远远不够了。一个简单的反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文革十年的历史直接源自于何处？周泉缨本人在文革后的反思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一四思潮”既动摇了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在文革初期对文革造反派的思想一统局面，又加剧了文革广大群众的思想分化以及部分群众的怀疑倾向，更有效地削弱了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文革群众组织的“正宗性”并瓦解了同样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群众主流思潮的“真谛性”。文革众多的思潮在文革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一四思潮”是最为走红并且成为唯一胜者的文革群众性思潮。[33]

5、 展望文革的前途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认为，颇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于文革前途的展望。

韩爱晶在这次召见快要结束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在他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换言之，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前途问题，也包含文革的前途问题。韩爱晶向毛泽东和在座的人员一再提及蒯大富不能及时赶来参加召见的难处，并强调蒯大富“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这也意味着红卫兵领袖们的命运是同文革的前途息息相关的。韩爱晶直言提出的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中国的前途问题是与会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会场气氛变得严肃起来。韩爱晶提出的这个问题决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孜孜以求的。例如，1967年7月初，在北京中南海西门形成的由学校、工厂、机关等七百余所单位、数十万人参加的“揪刘（少奇）火线”步入高潮时，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韩爱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文革的“隐患”。7月9日，韩爱晶、蒯大富从这一“火线”上“视察”后，搭乘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轿车返回清华。途中，韩爱晶向陈伯达提出了与其一年后向毛泽东提出的类似的问题，请陈伯达解答。韩爱晶的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有像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那样的窃取文革成果的人物，中国会不会出现你说你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他说他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分裂、割据、混战的局面？等等。在下车分手之前，陈伯达告诫韩爱晶、蒯大富说，在文革前进的路上，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并鼓励他们，文革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34] 以韩爱晶为代表的文革著名风云人物在1967年夏季至1968年夏季就已经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文革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的底气不足和忧患意识预示了文革前途岌岌可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文革的前途就被历史地画上了沉重的休止符。

对于韩爱晶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问题，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谈到要依靠人民，谈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一次次党内斗争而前进的。毛泽东有些信心不足地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差不多是在毛泽东回答了韩爱晶的上述提问后，这次召见谈话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这次召见谈话还表明，毛泽东对于文革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方案，往往是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穷于应付，显示出他的文革诸多策略具有迫不得已的内涵和特点。不过，毛泽东应付文革危机和转折的能力和对策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这固然基于文革中亿万大众对他的爱戴、服从和迷信，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大局上改变清华文革的武斗形势乃至清华文革的出路，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由此而制约文革的全局。毛泽东的文革权威达到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它得过且过、四分五裂之时。

总之，毛泽东拿过去中国历史以及过去中共历史的斗争经验来“度量”中国的前途以及文革的前途，这并不能免除文革在他去世不久的彻底破产，并不能免除他的文革理念和文革实践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出现全盘崩溃。

曲终人散“魂”何在？

正如韩爱晶指出的，毛泽东的这次召见时间之长，远远超出了毛泽东会见其他人的时间，例如，毛泽东接见外宾一般也不过是在40分钟左右，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召见谈话的良苦用心。在《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通过那亲身体验而维肖维妙的描写，韩爱晶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文革政治语义的画卷。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的神态、语气和举止，栩栩如生，而且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人的音容神貌乃至心境，也跃然纸上。而所有这些给我们重新解读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同样提供了非常值得回味的佐证。

例如，在这次以毛泽东谈话为主的召见中，“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他成员各显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谋深算，姚文元的咄咄逼人的讲话，陈伯达的大大咧咧的插话，江青的大而无当的谈论，一些发言者之间的相互吹捧，陈伯达、江青和康生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居高临下的训斥，吴法宪和汪东兴的一言不发，叶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泽东的白眼等。又如，军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沉默，或者不主动参与话题的谈论。相比之下，文方人士，诸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则显得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又如，黄永胜、温玉成在回答毛泽东的问话时，他们各自立即毕恭毕敬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回答（黄永胜还把自己的军帽拿下来，放在桌子上）。他们一个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于他们自己的统帅兼领袖的敬畏之情，拂面扑来。

概言之，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作为文革的一首“断魂曲”，其意义主要在于：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这次召见谈话，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个文革的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单位性的群众武斗。毛泽东承认，他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群众斗争方法被滥用到文革之中，但他认为这个无关文革大局，即使是打死了人，即使两派群众各自虐待武斗中的俘虏等，那也是策略和方法问题。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清华武斗造成数人死亡，众人受伤，实际损失最小、最小，然而，有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明确的，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群众武斗，并一再明令制止这类武斗，强调坚决镇压继续从事武斗的行为，甚至不惜以解放军的武力来加以歼灭。因此，遏制直至终止了武斗，文革群众运动的“气数”就由来自这一运动之上的毛泽东的断然干预而走到尽头。在毛泽东这位文革不同群众派别的同一个最高领袖的“强制性” 的决断下，文革群众组织派别之间的分歧论战也好，则不休而休；文革群众派别之间的生死武斗也罢，则不败而败。从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文革群众运动开始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历史帷幕。以群众运动为主的文革第一阶段（1966年6月至1968年年底）作为文革最为激烈、最为狂热和最为动荡的阶段，则趋于结束。无论是在深远性上还是在广泛性上，文革以后的阶段都无法企及文革的第一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后期的七年历史只不过是为时近三年的文革第一阶段的“回声”或“综合后遗症”。

另一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在文革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的群众组织搞横向联系，搞什么“全国时事形势讨论会”之类的串联会，他这里批评的是北京和外地一些群众组织及群众组织头头在1967年夏季文革群众运动高潮之际召开有关名目的讨论会。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以及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红卫兵领袖们的批评，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绝不容许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游离于该“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发生。毛泽东指责那些外地来京的群众造反派头头躲藏于北京个别红卫兵领袖的地盘，他认为，这些头头是“反对各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的。而这些群众造反派头头的作用已不是文革伊始的“开路机”，而是文革此时的“绊脚石”了。毛泽东还大力反对文革群众的所谓无政府主义现象，表明他1967年夏季就意识到外地群众组织头头来北京串联，搞所谓形势讨论会一类的活动大有离心于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而到了这次召见谈话之际和之后，这种无论是想象的还是潜在的危险都已化为泡影。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不能在文革中搞什么“多中心”，全国“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毛泽东的这番话，在8月25日姚文元那篇对于这次召见谈话精神做出注解的文章里，得到了详细的阐释。进而，文革第一阶段的一大“主体”——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全面的失落、衰败、瓦解和消退，就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的了。

那么，什么是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折射出的文革“断魂曲” 呢？一句话，文革群众性的分崩离析和文革群众问题的全面异化。

注释：

[1]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2] 唐少杰2005年9月29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3] 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李冬民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代表。

[5] 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1133－1134页。

[6]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82－283页。

[7] 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中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4页。

[8] 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2001年1月30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唐少杰2005年3月17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

[9]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15页。

[10]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9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532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541页。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1988年，第161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6页。

[21] 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5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1967年1月，第209－213页。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第208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1967年1月，第213－218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第509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2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修订版，第309－310页、第361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30] 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载《大学人文》第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42页。

[31]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32]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版，第365－416页。

[33] 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44页。

[34] 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1999年12月24日与韩爱晶的谈话，深圳；唐少杰2005年9月29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