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近四十年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6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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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近四十年的大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有力举措密不可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为中国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大前提;实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等重大举措的不断推出,让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真正落到实处;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的一系列行之有效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马工程”的提出与建设,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大前提;重大举措;人才队伍建设;“马工程”


新时期四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新时期四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会繁荣和发展呢?这归根结底一句话:新时期四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出台的重要举措,就不会有新时期四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笔者在此特为简要回顾,择其要者,大致梳理、小结一下中国共产党对新时期四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大前提。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组织了影响巨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僵化的“极左”转变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为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大前提,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基础和发展基础。其带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回归自身,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回归自我,被“文革”“断裂”(十年“文革”可以看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断裂期”)了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开始被接续起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由此带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风气上,开始由跟风套话、空话向实事求是的学术求真转变。此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反对“引经据典”的空洞说教,开始反对被迫和被动跟从政治的“注经”式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开始强调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研究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求真的目标,学者的天职在于独立思考、探求真理,学术的生命在于揭示真相、发现规律、追求真理。


此后,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始对纯学术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报刊发表的文章(包括论文)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即都要引用或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或斯大林、或毛泽东的语录,并且这些“经典作家”的语录都必须用黑体字排印,以显示这些语录的权威性和重要性。从1979年开始,纯粹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可以不再引用或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或斯大林、或毛泽东的语录,即使引用也不再用黑体字排印,允许探讨纯粹的学术问题,允许纯粹的学术论文出现。


人文社会科学开始从宣传舆论机构中独立出来,开始产生了纯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机构,形成了纯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组织,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园地也获得较快恢复并扩大。“文革”期间绝大部分学术机构已不复存在,少量虽还保留但已不再作学术研究;绝大部分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少部分保留下来的或在“文革”中途复刊的“学术刊物”已经被迫变成了政治性刊物。但从1978年前后开始,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1977年下半年,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独立出来成立,并由此开启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省社会科学院的相继组建。这些纯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组建,使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学者具有了完全不同于行政干部、政工干部、宣传舆论干部的独特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高校系统也是同样经历着这样的发展变化,1979年教育部首次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文科科研处。到1979年底,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309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园地的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少部分一直保留下来或在“文革”中途复刊的“学术刊物”,开始从浓烈的政治色彩回归到学术刊物的本位。如“文革”后期复刊的《历史研究》,复刊之初很像一本政治性刊物,不但发表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发表了不少大批判文章),而且大篇幅转载当时中央“两报一刊”的重要政治文章和社论,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学术本色才取代了政治色彩,开始发表纯粹的学术论文;“文革”后期复刊或创办的若干大学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在“文革”后期复刊后发表过不少评法批儒、“批孔”的大批判式的文章)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途程。另一方面,表现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园地的大量开辟和发展。如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继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及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等各省级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下属研究机构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等,从1978年起相继复刊。一直以学术理论见长,面向知识界、学术界的《光明日报》开始回归本色和本位,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相继创办了《史学》、《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术专刊,所发表的文章学术含量大,学术水平高,影响甚大。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不仅开始对纯学术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且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研究对象,也开始了真正学术的、学理层面的研究。上述情况正如学者靳辉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50年》中指出的:“综观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学科的研究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领域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分支学科在内的初具规模的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8页)。靳辉明进一步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期。其所以如此,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坚持以下几个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继承前人与理论创新的统一;注重现实问题研究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统一;理论上的广采博纳与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统一。”(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84页)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出实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等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而有力的举措,让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出实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等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而有力的举措,让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真正付诸实践,真正落到实处,真正产生实效。


在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而有力的举措中,实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其中特别重要、特别有成效、特别有影响的一项。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对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年10月6日至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同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做出了多方面的明确规定,并在其后逐步得到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48号)中指出:“中央认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拨乱反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十二大报告把发展科学确定为战略重点之一,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好这项工作。”198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由14位同志组成,规划领导小组下设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它正式成立于1991年6月,此前其职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代行)。1986年10月2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暂行条例》,开始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7年6月30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1987年度《课题指南》。1988年8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决定:设立青年社会科学基金,划定专款资助国情调查。1991年11月2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12月12日至1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93年1月19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检查、鉴定和验收实施办法(试行)》。1996年4月22日至2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在北京召开。1999年9月1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通过《关于奖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的决定》。此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这一重要而又重大的举措,除了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基金总量和各项目资助力度不断增大、《课题指南》不断变化外,其他已基本定型。从上面的系列例举可以看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这一重要而又重大的举措实行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处在不断发展、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其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最为重要、出成果最多、成果层次和水平最高的类别。现在,几乎成为衡量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其人文社科研究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尺度。


在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而有力的举措中,我们还必须提到中共中央2004年初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有价值的重要举措。《意见》共分七部分: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三、“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五、“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六、“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七、“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从标题即可见出,《意见》涉及到了进一步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问题。其中,《意见》第五部分“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中写道:“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按照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改革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后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正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


不断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也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特别着力的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不端(或称学术腐败)不断发生,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2004年初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 ,是非常有针对性、也是非常及时的。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发布的前后,教育部、各高等学校、各科研单位都发布了相关的规定,2002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3月,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200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学风建设的决定》;等等。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主要有5项任务,其中第五大任务是:“大力加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力度,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培训机制,加强学术自律,推进学风制度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意见》明确强调要“加强学术自律,推进学风制度建设”,这和中共中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这对不断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切切实实的好效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中国共产党一直特别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新时期四十年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切切实实的好效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198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各级党委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发现和培养社会科学人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吸收人员时,要注重质量。要把那些热心社会科学事业又具备研究条件的人,用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教育部门要加快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把优秀学生不断输送到社会科学研究岗位上去。”该《通知》中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 199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中发[1990]14号),该《通知》第一条为“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它放到重要日程上来”, 《通知》第一条写道:“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把广大知识分子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建设一支与社会主义事业、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队伍,对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知》第四条为“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通知》第四条中写道:“要认真研究和制定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有利于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和措施。努力做好知识分子的培训提高工作,为他们的知识更新创造条件。根据‘按需派遣’的方针,完善出国留学制度。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要做到基本立足于国内。”《通知》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2004年初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第六条的题目为“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意见》指出:“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意见》明确提出,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可以见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重视和着力。


正是在上述明确的指导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出台了一系列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并一一落到实处。199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的通知》(中发[1991]10号),该《通知》指出:“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方面必须多办一些实事。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目前,优先提高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对在全社会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进一步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胜利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所确定的宏伟任务,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政府特殊津贴”的发放对象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200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简称“千人计划”),该《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人才,该《计划》写道:“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破除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热情关怀、放手使用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积极营造尊重、关心、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环境和氛围,努力做到待遇招人、事业留人、情谊感人、服务到人,使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地进行创新创业活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智慧、做出成绩。”201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等联合发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 “万人计划”中写道:“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计划支持1000名,每批100名左右。具体标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领域,主持重大课题任务、领导重点学科建设的专业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其研究成果有重要创新和重大影响。”


此外,教育部、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还有多种人才支持计划,比如,教育部就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教学名师”等多种人才支持计划。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显著,影响巨大,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和举措,此项工程实施十多年来,已经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已经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共分七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部分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要立足新的实践,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加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要组织编写全面反映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教材,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第18期刊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回顾与展望》(秦宜)指出:“为什么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观察和研究,以期把握时代变化的新趋势和当今世界的新特点;第二,我们正处于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深化理论研究,又要开展实践创新;第三,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秦宜的上述分析是很到位、很有深度的。2004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调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力量切实地开展起来。教育部于2004年制定了《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工作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5年12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该院后来的确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公认的实绩,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回顾与展望》(秦宜)一文也指出:“自2004年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工程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接下去,该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小结: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取得新进展”;“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工作取得新突破”;“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第四,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第五,在推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方面取得重要成效”;“第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第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明显改观”;“第八,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取得突出成绩”。 (《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第18期)总之,“马工程”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目前仍在进行中,仍在发展中,其成果仍在积累中,影响仍在不断扩大中。


(载《中南大学学报》 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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