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颖 李长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反省与寻求突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6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23:48

进入专题: 中国近代社会史   改革开放四十年  

孙颖   李长莉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从萌动、复兴到发展成熟,研究重心由政治及上层向民间社会及民生论题转移,研究范式相继出现现代化、本土现代性、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的转换,研究方法上则在开掘民间史料及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方面不断探索。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研究也存在同质化、碎片化、平面化、狭窄化的缺陷。今后突破瓶颈的方向在于:选题应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中国社会改革面临问题,从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研究方法多元化,注重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解释与概括,目标是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及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本学科的系统知识阐述与多层面的理论解释。

关 键 词:中国近代社会史  研究重心  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启动、复兴的新兴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发展成熟的历程,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改革创新的生长点,成为发展最快、最有创新活力、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回顾与反省是推动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各个时段都有业内学者对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反省,对学科的不断探索前行、调整方向、深化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①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面临着学术内部理论创新与回应外部时代课题的双重挑战,反省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薄弱环节,成为阻碍理论创新、深入发展的瓶颈。本文在对四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概括梳理与反省的基础上②,进而对于今后如何寻求理论创新与突破路径作一探讨。


一、起步-开拓期(1978-1995年)


1978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被“左”倾错误和政治运动长期干扰扭曲的史学研究开始转向学术正轨。反省中国现代化何以艰难迟缓是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关注的中心问题,史学界出现从文化上加以反省的“文化热”,进而延伸到对中国社会的反省,社会史研究出现萌动。但中国近代史长期形成以革命史为主线、以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为专题领域的学科框架和研究路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萌芽的“社会史”,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受到排斥,不被作为独立领域,这种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近代史专业权威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每年末附刊前一年“国内论著目录”,③其分类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直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十余个政治专题(这一政治专题分类至1997年废止),辅以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为专史补充,并无“社会史”门类,一些社会史相关内容附于政治专题之内,如附于农民战争中的秘密社会,妇女运动中的女性研究,革命运动中的社会团体、社会阶层、群体研究等。最早出现社会史独立发展的萌动,也是从这些原属革命史框架下的研究领域开始的。如从农民革命话语中开出秘密社会史,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讨论了会党的起源、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研讨会。

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首次树起社会史独立学科的旗帜,成为社会史复兴的标志,也是作为断代史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复兴的起点,社会史研究从此走上至今三十余年的学科独立发展道路。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并以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改革和创新的生长点。

专题论文是最快反映研究动向和学术前沿的成果形式,据闵杰《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④统计,开始注录的第一年1987年论文只有十余篇,后逐年增多,到1995年时已近百篇,九年总计论文570余篇,平均每年60余篇,出版著作总计179部。从论著数量来看,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成熟学科相比还很少,可以说处于起步阶段和边缘地位。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论著数量明显增多,学科地位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如《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至1991年开始将“社会史”列为独立学科门类,与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并列,可视为学科独立地位得到学界认可的一个标志。

通史性著作也是一个专史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中国近代社会史起步以后经过数年积累,到1992年同时出版了两本通史性著作:一是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二是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以横向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为框架建构了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后者则以纵向、历史变迁阶段为框架建构了另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横向与纵向两种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想,堪称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但两书所述时段仍然沿袭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狭义“近代史”划分,没有包括1919年之后的内容,因而还只能说是小通史。

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拓一个新领域,首先面临的是学科理论建设,因此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等成为初兴时期集中讨论的问题。

关于学科概念界定的讨论,可归纳为三种意见:其一,“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并立的一个专门史。⑤其二,“总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及其相互联系的大社会的综合史。⑥其三,“新视角说”——认为社会史是以社会为本位考察历史的新视角。⑦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也用“新史学”来指称社会史。三种说法分别从研究领域、社会性质和研究视角等不同角度,基于社会史的一些不同特性,试图对社会史在已有历史学学科体系中进行学科界定和定位。到了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并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日益被学界所认同,社会史研究者也不再固执于社会史概念的某种界定限制,而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以具体研究成果自行显示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关于社会史学科概念定义的争议和讨论渐趋沉寂。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一致的看法是,改变以往以政治为重心而注重上层的历史研究模式,转而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即“目光下移”。但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学者们又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表述,可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过程等。⑧狭义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社会体系,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等。⑨90年代以后,涵盖比较宽泛的“社会整体”说得到学界的基本认同,业内学者开始在“社会史”旗帜下,在与社会相关的广阔领域展开研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讨论也渐趋沉寂。由于近代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呈显出鲜明的“社会变迁”历史特征,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对象可归纳为: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运动、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心态、社会意识等状况及其变迁过程与机制。社会史研究对象丰富复杂,研究范围宽广,具备创新与拓展的广阔空间,反过来研究对象也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而得以扩展和细化。

专题论文的论题反映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据前述闵杰《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统计分析,在社会史初兴九年间发表的570余篇论文,论题涉及内容广泛,包括社会阶层和群体、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基层社会与社会控制、社会生活与民众文化、社会问题与社会保障、社会观念与理论等,基本覆盖了社会的基本方面和基础问题,表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反映了社会史已经摆脱政治史依附性研究,而转向社会问题为主体。

专题论文集中的论题反映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所在。综观这一时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论题为“城市社会”、“秘密社会”、“吸禁鸦片”,表明这些问题是这一时期研究集中的重点。这三个论题都是从以往政治史中衍生出来的,“秘密社会”由农民革命话语衍生而来,“吸禁鸦片”由反帝话语衍生而来。也正因如此,这类论文许多还不是从社会问题的视角,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史话语印迹。“城市社会”既与资本主义话语有关,也与现代化有关,因此成为初期社会史由旧向新的一个路径,持续受到关注。一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论题,如“救灾与慈善”、“生活与休闲”、“乡村社会”等,也已开始出现研究成果,表明这类论题已进入研究者视野,只是论文数量较少,还处于边缘和起步阶段。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有新的开拓,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突出特色。基于某一中心问题及核心理论而形成的研究路径、认知范畴及理论分析框架,可称为“研究范式”。社会史复兴是从反省现代化起步的,“现代化”成为初期许多研究论著的主题和关键词,“现代化范式”成为主流解释理论,其主要理路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本,对照品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得失优劣。研究者在这一范式主导下,主要围绕中国社会近代化状况、传统社会元素与现代化的关系、社会现代化变革的艰难曲折、与西方模式相比的缺失等问题展开研究,作出了一批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而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⑩

“现代化范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确立为现代化,使研究重心由以往的政治斗争、革命运动转向社会本身,重点研究社会状况及社会要素与现代化变革的关系。研究视角和关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层精英阶层,转向社会与民众,使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但“现代化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导致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二是以“从传统向现代”的目的论线性发展概括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三是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价值论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简单化和绝对化。

社会史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往旧框架下的传统史学方法已不能满足其需要,还需探索开拓与之相适应的新研究方法和路径。对此学科初兴时期也有过集中讨论,(11)同时也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这一时期有以下几个富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第一,发掘利用民间史料。以往以政治和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利用官方档案、官书公文、人物文集等史料,而社会史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需大力开掘利用以往不被看重的民间史料。大量出自民间、反映民间社会和民众生活的资料被纳入到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如报纸、方志、日记、笔记、家谱族谱、书信、账本契约、民间读物等,甚至不再局限于文本史料,而扩大到碑刻、图像、口述等非文本资料。

第二,社会调查法的运用。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社会下层、民间社会与民众,而与此相关的文字记录往往并不完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走入民间,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及非文本资料,弥补单纯文本史料偏重上层、文字书面等的局限,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历史资料范围和种类。

第三,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方法,而更多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如有的借鉴社会心理分析方法,对一些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心态进行研究,如商人心理、市民心态、农民心理的研究,形成“心态史”。(12)有的重点借鉴某一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形成具有跨学科色彩的新学派,如较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民族志记述法、深入访谈法等,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有的结合社会史与文化史,致力于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问题,从社会路径探究文化特质,形成“社会文化史”学派。此外还有“社会经济史”等。


二、探索-发展期(1996-2005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第二个十年,进入快速发展期。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据《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统计,1996年发表论文80篇,后逐年增长,1999年150篇,2002年210篇,2005年310篇,十年共计1700篇,年均170篇,比前十年增幅近一倍半。十年间出版专著共约580部,比前十年增幅三倍多。1996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自先秦至民国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以历代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套由断代社会史组合而成的中国社会通史著作,其中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和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共同组成了第一部1840-1949年百余年完整的中国近代社会通史。这些都反映了近代社会史学科更加发展成熟。

第二个十年论文集中讨论的论题在前后两半期有所变化。据《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统计,前半期论文数量排在前列的论题“城市社会”和“吸禁鸦片”是延续前一时段的老热门论题,原来居后位的“生活、休闲与大众文化”也升至前列,这一论题属于民众生活,反映了这时期的研究摆脱政治而关注民间、民众的趋向。这一趋向到后半期更加明显,居前三位的论题已经是“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完全成为社会本位论题。可以说到这一时段,社会史研究重心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依附而完成了向社会本位的回归。研究重心转移的另一个表现是,前一时段论文数量排在前位的一些政治衍生论题,如“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到这一时段排序下降,反映了研究视角由政治史向社会史转换之下,这些与政治相关度较高的旧论题受关注度在下降。

这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还反映在出现了两个热门领域。一是城市史。近代城市兴起是社会现代化变革的火车头,城市社会自然成为研究重心。首先是近代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早、成就突出的是上海史研究,如有上海社会心态史、生活史专著(13),1999年出版了熊月之主编的15卷本《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史甚至成为海外中国学的一个热门领域。此外天津、武汉、北京等城市史研究也取得开拓性成果。城市史后续发展兴旺,至今仍然是一热门领域。二是区域史,即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地方性社会状况及社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社会结构、民众生活、关系网络、制度运作等。一般以行政区划、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区域为研究单位,以乡村及基层社会为重心。较早取得显著成果的有华南研究、山西区域研究等,后扩展至更多地域。区域史研究避免了以往全域史忽视地区差别而过于笼统泛化的弊端,便于对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网络进行具体和系统的考察,以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态与运作方式。区域史以注重田野调查、发拙民间资料为突出特色,将以往忽视的乡村社会为主要对象,显示了贴近乡土、空间广阔的优势,成为长期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14)

在理论分析框架方面,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力求矫正“现代化范式”的“西方中心”偏向,开始转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国社会自身资源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这一思路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重在考察传统社会内在元素与现代性的契合度或连接转化,可称之为“本土现代性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下,研究出现由宏观渐入微观、由笼统走向具体的趋向,区域史和微观研究的兴起,就是这一范式的实践反映。“本土现代性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贴近社会实际探索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但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许多研究往往偏重于还原史实的具体描述,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二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问题意识、整体性与普遍联系的观照,缺乏普遍性价值。

一些研究者在反省“本土现代性范式”平面化、碎片化弊病基础上,引入政治社会学“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形成“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注重基于公共权力的国家干预与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较早运用这一范式的研究集中在商会组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等主题,如研究近代城市形成的商业、社区、公园、娱乐场所等“公共空间”,研究行会、商会、学会、民间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公共交通、公共卫生、慈善等“公共事业”,研究城市商业生活及大众娱乐生活的“公共生活”,研究报刊、集会、演讲等“公共舆论”等等。(15)“国家与社会”范式注重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近代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解释,使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此,这一范式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热门理论。但这一范式也有缺陷,如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市民社会,而难以适用于考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时期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探索更加多样化,一些社会科学的新方法被引入而形成新的研究分支。如一些学者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研究,形成“概念史”。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新词语或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进行语言翻译学、传播学、语义学、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分析,揭示这些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16)

还有学者借鉴“文化建构”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民族国家”是近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和国民意识,有学者对该观念如何建构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一些研究者运用文化建构理论,分析了民国时期一些新礼仪、新节日的出现、确立、意涵及其社会作用。还有学者运用文化建构方法研究一些特定群体的形象与身份建构,如知识女性、职业女性、新女性、女学生、革命女性、女明星、留学生等。


三、成熟-深化期(2006-2018年)


2005年8月,由全国多所高校及研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海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研讨,反映了该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并以独立学科的身份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此后会议以学科年会形式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参加者百余人,并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系列。年会至今已经举办七届,形成了业内学者定期交流的大型平台。

近十余年来研究成果大幅增长,《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社会史”门类论文2005年超过300篇,此后逐年增多,2009年超过400篇、2013年超过500篇。有统计的2005-2008年每年出版著作都有80-90部。而且自2006年始,社会史论文数量超过了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与政治史和思想史并列为中国近代史领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三大学科。2014年后没有了专业论著目录可供统计比照,但近年社会史兴旺发展的态势仍一直持续,此为业内共识。

随着研究成果数量增长,研究领域也更加扩展和细化,形成更多研究分支。除了此前已有的城市史、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继续深化扩展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分支陆续开拓并初成规模,如灾荒史、疾病史、卫生史、生态史、日常生活史、社区生活史、个人生活史、身体史、家族史、口述史、影像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呈现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的发展态势。

从这一时段论文总体状况来看,研究者关注较多、论文数量居于前列的论题为“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属于民生、民间社会和基层社会领域。还有“知识(官僚)阶层”即社会精英群体,是连接社会的纽带、引领社会的关键群体。民间社会与精英群体,是社会构成主体,也是支撑社会稳定与导致变革的双轮两翼,成为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反映了社会史已经形成以民间社会及上下层互动为重心的学科格局。“秘密社会”、“吸禁鸦片”等第一时段学科复兴初期的热门论题,论文数量已居后位,且研究视角已经转为“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禁毒”等社会问题的治理而政治性色彩退化,体现了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社会史学科已形成独立、完整学术体系的反映。

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三十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有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第一,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第二,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第三,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研究理论范式也有深化。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下,深入思考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关系的实际效能,则不只是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作用,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察何种因素参与社会互动、以怎样的方式综合发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形成良治社会,概括这一过程的一个理论概念就是“社会治理”。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治理”视角选择切入点,将“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等相关系列概念作为研究论题或中心问题,形成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新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近十余年来,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成果逐渐增多,渐成规模,开始形成引起关注的新研究路向。(17)已有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有乡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社会问题治理等。

“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范式有所深化,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点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转向这些互动作用对社会发生的实际效能与效果;二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关系,扩展为更加多元、多层、细化、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三是不再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价值观来评判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社会因素,而是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考察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分析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即从价值评判转向综合效能评估。这一研究范式至今还处于探索与拓展之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伴随研究的扩展、深化与细化,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更加普遍与灵活,也更趋多样化、综合化,研究者往往不再刻意标榜或拘泥于运用某种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更加注意与史学方法的有机融合,避免生硬的概念化,显示出学科研究方法的包容与自信。研究方法的另一个新动向,是电子化资料的开掘和大数据的运用,这方面年轻一代更具优势。海量电子化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开拓空间,大数据也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社会史理论方法也在向外扩散影响,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借鉴社会史理论方法辅助其研究,扩展了其研究空间,增加了研究的立体感。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跨学科研究已成趋势,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出现更多重合地带。


结语:发展瓶颈与寻求突破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从萌动、复兴到发展成熟的历程,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显示出一个新兴学科的旺盛生命力和创新活力。但如果站在回应当今时代课题的高度来审视学科的现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与薄弱环节,成为阻碍理论创新、深入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成果虽数量增多,但同质化严重。许多研究成果从选题、主旨、思路、方法、框架、文风,甚至结论,多有雷同,同质性个案研究太多,只是具体论述内容的载体略有不同。因此有不少属于重复性研究,对于学术创新和深入推进价值不大。

第二,研究论题碎片化。许多研究论题日趋细化、碎化,或为缺乏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的细枝末节,或为缺乏社会历史联系的零散碎片,难以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问题研究知识链。

第三,成果平面化,多史实描述而缺少理论思考,更少理论创新。不少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对某种社会事象的具体描述、机械式还原层面,只是运用历史学实证方法描述、还原社会现象的原貌,满足于“讲故事”,缺少社会理论的解释与剖析,缺乏“讲道理”的层面,使研究成果缺乏深度。

第四,研究视野狭窄,往往局限于论题所限的具体事象、地域,就事论事,缺乏从国家社会整体,特别是全球化视野的宏观观照,使得“地方性经验”难以上升为“普遍性意义”。

上述缺陷阻碍了学科的深化与提升,限制了理论创新,形成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此近年来学界多有批评与改进的呼吁,但迄今尚未见有明显突破与改观。中国近代社会史未来应向什么方向寻求发展与突破?在此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从学术内在发展脉络、提升学术质量方面:

第一,研究论题应避免填空式、零碎化,避免简单同质化和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超越“分头挖坑、遍地栽树”的拓荒式研究模式,要充分梳理以往研究成果链条的各个环节,从寻找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使论题的研究成果与前人成果形成系统、充分的知识链,并发掘知识链条关键环节的独特价值,由此促使中国近代社会史形成比较系统、充分、立体、多元的知识体系。

第二,避免平面化叙述,跨越纯实证性研究,而在充分的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更加深入的理论解释与概括,寻求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各方面问题提出不同层次的解释理论。

第三,在学科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寻求更多创新与突破,形成多元开放、适应多层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程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

其次,从回应现实挑战、提升学科创新力和影响力方面:

第一,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与当今社会转型变革联系紧密的学科,研究者不应回避时代责任,在一只眼瞄准学术内在发展的同时,另一只眼还要瞄准现实需求。从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着眼选择论题,从学科的独特角度,力求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发展道路提出多层面的理论解释,并能得到学科内外的认可,为解决当今中国改革及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本学科的有效知识和本土理论。特别要针对当今困扰着国内外思考者的“中国道路”这一难题,充分发挥本学科的优势,提出系统的知识阐述与可信的理论解释。

第二,面对当今全球化趋势及“全球史”的兴起,我们需开阔视野,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等课题,放到全球视野和坐标中予以考察,更多地进行国际比较、世界各国不同社会元素及治理方式的比较。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本身就是对世界开放,在社会变革中有世界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世界坐标中考察,更能突显中国特色及中国社会的本质特性,这应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时代课题及未来需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如蔡少卿、李良玉:《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北京:《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王先明:《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开封:《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等;闵杰:《近代社会史研究》(见常建华、郭玉峰、孙立群、闵杰编著:《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②参看李长莉:《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石家庄:《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索》(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以及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吕文浩合著:《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近代史研究》每年第5或6期附刊上年度“国内论著目录”,2010年度缺,2011年后改为网络版,2014年后停止。

④见常建华、郭玉峰、孙立群、闵杰编著:《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

⑤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⑥陈旭麓:《陈旭麓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北京:《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⑦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北京:《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北京:《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朱志敏、孔祥宇:《199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福州:《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

⑧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第2页;池子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保定:《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3月(第23卷第1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北京:《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⑨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3页;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石家庄:《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⑩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上海:《史林》,1998年第3期)一文,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的过程、特征和阶段作了比较全面集中的概括。

(11)参看蔡少卿、李良玉:《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2)如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程歗:《晚清乡土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3)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参看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北京:《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5)参看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张志东:《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北京:《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邓京力:《“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开封:《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闵杰:《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10年回顾》,上海:《史林》,2005年第1期。

(16)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黄兴涛,近十余年来发表了系列相关论著,如《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北京:《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7)黄超《近二十年来国内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发展概述》(长春:《现代交际》,2016年第10期)一文,对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宽泛的概述,但界定不够清晰,评述也比较简略,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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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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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 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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