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关 键 词：书籍环流  东亚诗学  《清脾录》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领域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①可见，近30年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观念，而是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虽然并未使用到“circulation”一词，但其关注所在，正是本文所说的书籍“环流”的应有之义。

　　 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②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2010年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会议，尽管其主旨已有新意，会议论文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或多新见，但实际成果依然属于单向的，③能够在文献、历史、理论和方法上达到“环流”要求的实为罕觏。沈国威在论文集的《跋》中指出：“环流的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关心书籍的印刷出版，还要注意书籍的流通、阅读(包括对流通、阅读的限制)；当然更主要的是书的著者、内容。”④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但我认为核心问题乃在阅读，书籍的内容是通过“阅读”或“误读”而发生影响。所以，我理解的“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在文学史研究中使用“环流”一词始于刘勰(约467—约522)，其《文心雕龙·时序》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⑤刘勰审视此前十代文学的历史(指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或绮丽或质朴，变化多端，他指出其重心在时代风气，文学则应时而变，无穷无止。“环流”一词，最早见于《鹖冠子》，其书第五篇即以“环流”命名，篇末云：“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陆佃注：“言其周流如环。”张之纯注：“循环不穷，故曰环流。”⑥可见，循环流转的状态是往复无穷的。然而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的关系如何，从理论到实证，依然是十分匮乏的。

　　 《清脾录》是朝鲜时代后期李德懋(1741—1793)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传世者有不同地域、不同版本。一部书，即便是被章学诚(1738—1801)讥讽为“不能名家之学”⑦的诗话类著述，有不同版本的传世，若纯粹从文献史方面考虑，并不值得惊奇，但如果从书籍“环流”的视角展开，并且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就会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本文拟以《清脾录》为例，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其基本方法立足于两点：一是书籍的“环流”，这属于书籍史的范围；一是诗学的变迁，这属于文学史的范围。而从书籍的“环流”来探讨诗学的变迁，便是将这两者加以结合。

　　 二、《清脾录》的“东西流传”

　　 《清脾录》虽然未以诗话命名，但实际上就是一部诗话著作。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其友人或后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诗话写作，用章学诚的话来说，是“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⑧颇有轻视贬低之态，事实上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以李德懋而言，其写作态度就相当认真，此书也因此而颇受学术界重视。⑨

　　 现存《清脾录》刻本，唯一的便是李调元(1734—1803)《续函海》本，卷首有李德懋友人李书九(1754—1825)写于戊戌(1778)春的序，提及“《清脾录》四卷，又其近日所纂”。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青庄馆全书》中写本《清脾录》二卷，卷目之下有“端坐轩笔”四字。考李德懋在正祖元年(1777)冬给李调元的信中说：“不佞近得一号，曰‘端坐轩’，窃慕宋之隐逸杜五郎之洁己。”⑩则其撰写时间也就在正祖元年冬至二年春的范围。

　　 其实在一年前，柳琴随副使徐浩修(1736—1799)到北京，曾经选抄李德懋、柳得恭(1748—1807)、朴齐家(1750—1805)、李书九四家诗为《韩客巾衍集》，请李调元、潘庭筠为之评点。一年后，李德懋、朴齐家以随员身份赴京，并请李书九、柳得恭为《清脾录》撰序(柳得恭序见于《青庄馆全书》写本《清脾录》，但《续函海》本有“柳得恭惠风较”之语)，使四人又以不同方式透过此书再次共同出现。

　　 李、柳二序之外，又有朴趾源(1737—1805)序。此序已佚，据朴氏《热河日记·避暑录》云：“兰雪轩许氏诗载《列朝诗集》及《明诗综》，或名或号，俱以景樊载录。余尝著《清脾录序》详辨之。懋官之在燕，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郎中乐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轮读赞许云。”(11)他在落笔之际，也含有与中国人对话并试图修正讹传的意愿。根据他的记述，此序由李德懋带入中国，曾受到祝德麟(1742—1798)、唐乐宇(1739—1791)、潘庭筠三人“轮读赞许”，部分达到了其目的。

　　 《清脾录》的稿本，经李书九“删定”，由李德懋携至北京，从此开始其“西行”的旅程。李德懋入燕前，他已经与李调元多次书信往返，关心清代学术及文坛现状，所以一到北京，便非常渴望相见。据其《入燕记》记载，五月十五日抵京后，二十三日就拜访李鼎元(1750—1815)、潘庭筠，二人比邻而居，笔谈就在潘宅进行。李调元此时恰以吏部员外郎出为广东学政，所以未能谋面。二十四日，访唐乐宇“于琉璃厂畔四川新会馆”，唐与李调元“童稚为友”。二十八日再访李鼎元，李在祝德麟家，乃径往祝家，而祝“与程晋芳、李调元郁然有艺林之重望”。(12)此后多次聚会，虽然未能见到李调元，但似乎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在将要离开北京之前，李德懋给李调元写了一封信：“鄙人携来自著《清脾录》，皆古今诗话，颇多异闻。但其随腕漫笔，编次乖当，已经秋串删订，芷塘弁卷。因嘱墨庄遥寄先生，先生亦为之序之，因便东寄，有足不朽。”(13)信中说“芷塘弁卷”，即表明祝德麟曾为此书作序。写此信的目的之一，就是期待李调元“亦为之序之”。但超乎李德懋的期待，李调元将其书刻入《函海》，这是《清脾录》的中国刻本，也是第一个刻本。然而有关这一刻本的传说，腾播于朝鲜人之口，既无实物留存，也几乎不为今人所知。人们谈起《清脾录》刻本，提及的往往只是《续函海》本。关于这个问题，讲述得最详细的莫过于李德懋之孙李圭景(1788—？)，他在《诗家点灯》“《清脾录》刻本”和《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清脾录》大小刻本辨证说”中，曾一而再地予以说明。兹据前者录之如下，并稍作校正：

　　 我王考青庄馆公尝取贯休诗“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之语，著《清脾录》二卷。按柳泠斋得恭《热河纪行诗注》：李墨庄鼎元，四川罗江人，雨村调元从父弟也。语泠斋云：“雨村兄撰刻《函海》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种，二十套。中有杨升庵四十种，雨村亦四十种，其《诗话》三卷、李公《清脾录》及柳君佳句收入。甫刻就，以事罢去。板已入川，惜此处无其本。”即我辈逢人便说，故知之者甚多云。我纯庙辛酉，苍墅徐公有稷入燕，有《北游录》，与陈瘦石用光庶吉士笔谈。瘦石曰：“先生知《清脾录》谁所撰与？”苍墅曰：“此獘(敝)国李公雅亭某甫所著，先生何以见问？”瘦石曰：“家侄希曾侍读号雪香，前年庚申(此二字据《五洲衍文》本补)从四川携回，今借友人吴侍郎淑卿矣。”苍墅问：“写本与？刻本？”答：“为蜀人李调元所刻，共三卷。”苍墅请见，辞以淑卿远出，今未可索回云。瘦石、雪香，江西省新城县人。岁纯庙己巳，先君恩晖公访金上舍正喜玄兰，玄兰示案头两卷曰：“此即李雨村所辑《续函海》，而先君子《清脾录》亦入其中。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为君携传。”家亲袖授不肖，可叹华士勤意，深感玄兰购传也。版是袖珍，嘉庆辛酉重梓。第一函：《环溪诗话》一卷。《金德运图说》一卷。《韶舞九成乐补》一卷。《清脾录》四卷。《唾余新拾》三卷。合二卷。序则薑山李公书九弁之，而称席帽山人云。以未及雠校，故多讹，与家中《全书》合校，则椠本简甚。此乃王考以正庙戊戌入燕时未暇修正本，略抄之投示雨村，雨村仍为入刻，故如是耳。其后有人假称玄兰借去，仍不还，竟至遗佚。想在域中，恨不可言也。何时更购于燕中书(原文误作“蜀”，据《五洲衍文》本改)肆，俾得复见传我后昆也。(14)在后来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李圭景作了更明确的表述，即“初刻大本回禄，重刻小本以行”。“大本之刻，已在庚子以前，故墨庄所语在庚子，与泠斋尊酌如是。大本回禄，在于辛酉以前，故辛酉再刻而为小本也。苍墅北游，在于纯庙辛酉，而雪香入川，携归于庚申，则乃大本也”。(15)这两段文字透露出以下信息：

　　 1.《清脾录》有两种不同刻本，一大字三卷本，即《函海》本，刻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朝鲜正祖四年，1780)之前；一袖珍四卷本，即《续函海》本，刻于嘉庆六年辛酉(朝鲜纯祖元年，1801)。

　　 2.《清脾录》传入朝鲜的时间是嘉庆十四年己巳(朝鲜纯祖九年)，即由金正喜(1786—1856)带回之《续函海》本。

　　 3.以《续函海》本与家藏《青庄馆全书》本相较，前者简略，原因是草稿本，而《全书》本显然是经过修订增补的。

　　 4.无论是大字本还是小字本，李氏后人皆未能世袭珍藏。所藏者仅《青庄馆全书》之写本。因此期盼“更购于燕中书肆，俾得复见传我后昆也”。

对于李圭景所说的“大小刻本”，其中《续函海》小字本流传至今，毋庸置疑。但《函海》大字本今不存，且在中国文献里略无记载，因此，究竟在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本很难完全相信。李圭景关于大字本刊刻时间的记载显然有误，因为柳得恭是在正祖十四年庚戌(乾隆五十五年)而不是正祖四年庚子随徐浩修赴燕，在访问李鼎元的时候，亲闻于李氏云《函海》中刻入《清脾录》，如果真有刊刻，其时间也只能定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之前。此外，《热河纪行诗注》中的纪事，与柳氏《燕台再游录》、朴齐家之子所编《缟纻集》和徐浩修《燕行记》中的记载有可互参者，彼此不无异同，很难绝对信从或否认。而徐有稷(1770—？)《北游录》也记载到一本《清脾录》，根据上述引文，其北游时间在纯庙辛酉，即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与陈用光谈到的《清脾录》，是陈希曾在庚申(嘉庆五年)得之于四川。此时《续函海》尚未刻出，故其携回之《清脾录》，从逻辑上推断只能是《函海》大字本。所以对李圭景的说法，我们不妨存疑。但无论历史真相如何，重要的是，作为朝鲜人的李圭景确信《清脾录》曾分别刻入《函海》和《续函海》，并且一而再地予以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