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笔杆部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22: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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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  

   内容提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方面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当局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另一方面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组织作家,开展了一系列配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政策的创作活动。一时间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书刊报纸,“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枪杆的“笔杆部队”应运而生,成为侵略战争的代言人和吹鼓手。

   关 键 词:侵华战争  “笔杆部队”  “国策文学”  Japanese Aggression on China  “Spin Doctors Force”  “National Policy Literature”

  

   一、“卢沟桥事变”前的思想言论控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其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政权。由于国际社会对伪满政府的合法性不予承认,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俨然变成了世界孤儿,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意孤行,且愈行愈远。1936年2月26日发生了由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引起的“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陆军中深受北一辉①法西斯思想影响的皇道派青年军官纠集大约一千五百名官兵发动政变,高呼“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占领首相官邸,杀死了内府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以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了“兵谏”,要求成立“军管政府”,实行表面由天皇亲政、实则由军部掌控的独裁专制。这场军事政变在三天后以失败告终。虽然兵谏未遂,但是导致当时的冈田内阁集体辞职。冈田内阁是退役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组阁的内阁政府,一贯被军部和右翼势力诟病为以官僚和政党为核心的弱势内阁。但即便是如此“弱势内阁”也曾经在军部的压力之下,做出了一系列穷兵黩武的决策。1934年,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美、法、日、意五个战胜国缔结的《伦敦海军条约》,1935年同意日军入侵中国华北。“二·二六”事件后重组的新内阁的总理广田弘毅曾任冈田内阁的外交大臣,其主政的新内阁很快向军部妥协,接受了军部的扩充军备、安插军部要员入主内阁等要求,把日本定位为“广义的国防国家”,将“准战时体制”作为制定国策的标准,并于1936年5月29日公布了《思想犯保护观察法》,11月20日开始实施,将所谓的“思想犯”置于公权力的监视之下。根据这个法案,日本全国共设置了22个思想保护观察所。在《保护观察所指南》上,关于设置观察所的目的,有如下文字解释:

   该所为使违反治安维持法者(受到缓期起诉之处分或者被宣判缓期执行以及刑满或假释者)不再犯罪,在观察其思想及行为的同时,以多种措施辅导其今后能顺利适应社会生活,培养其优秀品质,使其将来于社会有益。②

   如此,国家公权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达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日本正式开启了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建设之路。新内阁成为军部和右翼联手的军部内阁,日本在这个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的带领下,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二、笔杆部队的诞生

  

   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借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当局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日本内阁情报部组织作家奔赴各个战场,开展了一系列迎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政策的创作活动。一时间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纸面,“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枪杆的“笔杆部队”应运而生。

   “笔杆部队”的诞生始于卢沟桥事变的转年。其实早在七七事变初始,日本各大报社以及知名杂志社和出版社就受日本政府之托,为了将海外战场的“大东亚圣战”的战况第一时间在国内报道,已经把作家作为特派员派遣到各个战场。1937年7月13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和《文艺春秋》等知名刊物的代表,提出了希望各杂志社支持国策的要求。

   率先派作家出征的报纸是《东京日日新闻》,8月3日即在报纸上宣布“本报特派员—大众文坛巨匠吉川英治昨夕乘机抵达天津”。吉川8月5日即发回了题为《在天津》的报道。杂志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主妇之友》。该杂志派遣了女作家吉屋信子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在8月25日飞抵天津,9月回国后再次奔赴上海。《主妇之友》先后在10月号和11月号上,连续两期刊载了她的《走过华北的战灾现场》和《战火中上海的决死之行》。随后,《中央公论》派遣了尾崎士郎、石川达三、林房雄和金子光晴,《文艺春秋》派遣了岸田国士、小林秀雄和佐藤春夫。林芙美子(《妇人之友》)、榊山润(《日本评论》)、三好达治、立野信之(《改造》)等作家也都是曾经的各大刊物特派员。

   文坛整体对当局的惟命是从,其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其中,战争伊始媒体间对“独家新闻”“头条新闻”的争夺战,是助推文学与这场战争苟合的催化剂。本来,以报纸为例,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受大正时期民主主义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军缩趋势的影响,新闻媒体的态势是与当局相对立的,秉承客观姿态,对军部一直持批判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后,媒体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为了抢发头条或所谓独家报道,开始与军部协作。军部坐视这种变化并巧妙加以利用,乐于为新闻媒体的采访提供便利,递出了怀柔的橄榄枝。军部与媒体由对立到合作,直至最终成为支配与从属的关系。作家石川达三曾经这样回顾战争期间的媒体:

   报社在这期间(战争期间)丑态尽显。作为大资本企业,日本的各大报社把正确报道事实的义务、正当批判的责任连同言论自由的原则,全都抛在一边,对政府军队有求必应,完全成了丑陋的走狗。

   报社为了想方设法存活,在国民面前放弃了本应严守的使命,表现得像娼妇一样毫无节操。报社被军部的发言人紧紧攥在双手中,听命于军部,任其肆意刊载军部的宣传报道。

   如果有记者拒绝这种充满虚饰的报道,很快就会被要求调离岗位,更有甚者,会被一纸征兵令分配到外地部队。大报社的干部们对军部的这种蛮横霸道违心地言听计从,如此一来报纸便一直充斥着军部那些浅薄的自我宣传式的战争消息。③

   在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高压下,石川达三本人遭遇了“笔祸事件”。石川是第一届芥川奖得主,1938年年初,他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社的特派员赴南京采访,创作了小说《活着的士兵》,暴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虐行径。虽然在这部极具报告文学特征的作品的后记中,作者强调这只是一部小说,并在发表时做了大量的删节,但仍然被当局以违反新闻法、诽谤皇军、扰乱军心为由,在《中央公论》上刊载的当天即遭到禁发,石川本人和相关编辑以及发行人也因这篇作品获罪,石川被判监禁四个月、缓刑三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华北、攻陷了南京,并意图逼近武汉,全面展开侵华战争。日本军部企图通过武汉会战占领整个大陆,因此在作战前便开始了从兵力增设到舆论造势的自上而下的准备。不仅投入的兵力多达30万人,内阁还为了配合宣传,于1938年4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内阁情报部开始大规模组织派遣作家奔赴战地。其潜在目的是上述石川达三的“笔祸事件”后,内阁想完全控制言论,亲自培植御用文人。显在目的则是为配合战争宣传、鼓舞士气。

   作家火野苇平的成功让军部看到了战地作品的影响力。火野1937年入伍,参加了徐州会战,并将这一段从军经历结集为《麦子与士兵》(1938)。该书采用日记体,记述日军士兵在无边无际的麦田里行军作战的生活全貌,通篇充满了对侵略军的敬意和怜惜之情。与其他作家站在旁观者立场不同,作者对作为这场侵略战争主体的暴虐的军人们的兽性熟视无睹,却信口雌黄他们身上所谓的人性;强调战争的残酷性,却避开这场战争的侵略性。《麦子与士兵》迎合了当时一般日本国民的心理,即急于了解为这场“圣战”出生入死的“皇军”在前线的生活。这部作品使火野成了民众拥戴的“民族英雄”、举国上下爱戴的宠儿。该作品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同年,作者又以惊人之速度创作了《土与士兵》《花与士兵》,构成了“士兵三部曲”,成为总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的畅销书。火野也作为流行作家而风光一时。他的归国都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演讲、座谈、约稿,火野俨然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众人皆为之癫狂。

   《麦子与士兵》的成功带来了所谓“战地小说”的热潮。“战地文学”巨大的影响力让当局看到了文人的可利用价值。1938年8月23日,内阁通过当时在文坛最具话语权的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召集作家召开“恳谈会”,动员作家参加武汉会战,并将随军见闻创作出来刊登在报刊杂志上。菊池宽、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白井乔二、横光利一、片冈铁兵、尾崎士郎、佐藤春夫、小岛政二郎、吉屋信子、北村小松、丹羽文雄等12名作家参加了会议。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登了内阁情报部将向武汉战场派遣作家的报道:

   圣战已迎来一周年。当下,全日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武汉总攻上。文坛作家对引导后方国民思想起着重大作用,内阁情报部计划组织一流作家抓住这个把握时局的机会,随军参加武汉总攻。23日情报部组织知名文人从下午3点开始,在历时两个小时的座谈后,决定展开前所未有的文人战线总动员。④

   这次座谈会后,选定了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滝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菊池宽、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富泽有为男等22名作家作为干事组成“笔杆部队”。

   在菊池宽的召集之下,作家们趋之若鹜,唯恐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入选,“似乎就已经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辉煌的未来一般”⑤,不幸被淘汰出局的广津和郎甚至发出这样的悲叹:

   当被问到是否希望随军赴汉口战场时,我如身处梦境般地满心喜悦。因为这是意外的幸运。

   然而看到选拔的结果,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原来是一场空欢喜。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不知是以怎样的标准选拔的,但当申请者众多而名额有限时,出现非幸运儿也是迫于无奈吧。今后每当读到来自汉口战场的报道,都会扼腕遗憾。

   虽然有些窝囊,但我只能说些不服输的话。当选的令人羡慕的幸运的诸位同仁,好好干。⑥

   一时间文坛内外盛传文豪们各自庇护麾下同门,安插亲信加入“笔杆部队”。可见“笔杆部队”成了作家们赖以提高在文坛地位和知名度的光环。诗人北原白秋甚至对“笔杆部队”中只征用了一名诗人而感到愤慨:

   诗歌本是文学的精髓,诗人应该成为新时代的先驱。特别是记纪万叶歌谣时代以来就立足于传统精神的日本诗歌领域,仅一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伟大的壮举中,这是国民总动员之当下的严重问题。新诗、和歌、俳句整个诗歌领域应该派遣10人左右到第一线。⑦

自1938年“笔杆部队”结成后,仅在当年12月份出版的各大杂志上刊登出来的来自中国战场的战地报告或从军记录就有33篇之多。当然此前以及其后,类似作品的问世也从未间断。虽然并非所有作品都出自“笔杆部队”作家之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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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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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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