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2019年在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理工类招生计划8人，该项志愿第6名考生667分，第7名考生542分，第8名考生536分。北京大学将第7名第8名考生退档，理由是高考成绩过低，极有可能因完不成学业被退学。河南省招生办向北京大学投出“国家专项计划”理工类第二志愿2人档案，考分均为671分，北大招生办予以录取。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对北京大学一片批评之声，毫无疑问，北大动了“国家专项计划”中贫苦人民的敏感神经，寒门难出贵子，这两位被退档考生祖辈八辈子修来的福报被无情剥夺，由彼及已，底层群众感觉正义被践踏、利益被剥夺。压力之下，北京大学决定补录这两位退档考生，这是正义之举，回归到了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原则。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招生学校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各省（区、市）所属重点高校，实施区域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新疆南疆四地州。“国家专项计划”是国家促进教育公平的特殊政策，旨在为贫困地区考生开辟的特殊通道，让成绩优异的寒门学子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破除唯分数，强调教育公平，“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工作，是高校必须执行的政治任务。

程序性正义

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适用于任何群体，不论结果如何，即通常所讲的程序公平或机会公平。高考面前人人平等，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只要人人都遵守这一程序（游戏规则），录取结果就符合程序性正义。若把高等教育视为科学研究的精英教育（大学的英文词是University,词根的意思是关于宇宙的智慧），高考招生唯分数并非没道理，分数是一种信号，高分代表着有更高的学习能力或智商，有利于在科学研究取得成就。程序性正义必然导致结果的差异，若同一条起跑线兔子和乌龟一起跑，肯定是兔子取得胜利。在高考这个问题上，若全国所有的考生走一套程序，教育条件和基础比较差的地区和考生就会成为乌龟，而教育条件和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和考生会成为兔子，按这种程序来招生，北京大学的校园一定被教育条件和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和考生占据。即使北京大学没有任何的歧视理念，其招生的结果看起来也是歧视性的，如歧视贫困地区、歧视少数民族等。长此以往，差的地区越来越差，好的地区越来越好，区域差距越拉越大，好的地区不跟差的地区玩，同样，差的地区也不想和好的地区玩，离分裂也就不远了。

补偿性正义

补偿性正义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弱势群体有一定的补偿，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如果考虑到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实际，高等教育资源适当向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是有道理的，这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一种手段。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来自于全体国民的税收贡献，理应服务于全国人民。但是，高校招生补偿性地照顾特定人群，也会存在问题，例如，若国家专项计划录取536分考生进北大，该考生同一地区一些670分以上的考生却无缘北大，甚至教育更优地区700分考生都进不了北大，对于这些高分考生，也是一种不公平。这些低分考生进入高等院校，和普通招生的高分考生同场竞技时，确实存在基础较差跟不上学习的情况，给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也增加难度。

美国的大学招生也有类似问题，有一项“平权法案”主张在大学招生、公司招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是补偿对黑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和女性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甚至在操作中规定了对这些补偿性群体的比例定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个曾经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平权法案之下，90年代中期该校的招生分布是39%的亚裔、32%的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但是，“平权法案”也面临对优秀个体权利损害的问题，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中意的医学院拒绝录取，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比例，录取了一些各方面条件比巴克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刘瑜，2012）。

罗尔斯正义原则

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只有缔约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无法从特定利益立场提出主张，由此得出的正义原则才是公平的正义。讨论正义原则且制定社会制度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各方也是理性的，在上述条件下，人们最理性的选择方法是最大最小值规则，即让最差的结果最好化，例如，人可能投胎为最糟糕的状况，在“无知之幕”下达成的规则是，保障最糟糕状况的人的最好利益。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混合。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这是政治权利的问题。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公平。资源的分配总是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如人的才能、天赋、社会地位、家庭、环境、运气等偶然因素都会造成个人努力与报酬的不相等。例如，高考是一种机会公平，人人都可以在高考的游戏规划下取得成功。但是，高考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机会公平，人的天赋和家庭、社会条件各异，有些人在他的条件下拼了老命也成功不了。

即使实现了平等的机会公平，也会存在天赋、能力、家庭、社会条件的差异，罗尔斯认为，不平等的能力和天赋（幸运）不能成为不平等分配的理由，因为在“无知幕纱”下每个人是没有任何特殊权利的。罗尔斯主张用差别原则对待先天有利和不利的人，他将任何人的自然状况视为一种共同资产，一种共享利益，“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

罗尔斯希望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事实上的平等，为了这种事实上的平等，还要打破形式上的平等，对先天不利者和先天有利者差别对待。罗尔斯对不利者持同情和补偿的态度，所有的善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某种不平等分配是有利于最不利者。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揭示，人类应该保护社会中最为弱小的成员，这是人们在原始的“无知之幕”下达成的契约。大家之所有达成这样的契约，是基于大家的理性，为自己可能投胎到最不利状况时置下了一份保险。

北大补录退档考生符合正义

只按高考的程序正义来分配资源，是不合乎罗尔斯正义要求的，正义要求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成功，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教育资源的限制，在程序正义下，是事实上的不公平。因而必须以公正为目标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来加以调节，建立“国家专项计划”甚至对省际招生指标进行调整，就是罗尔斯所讲的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

那些不符合国家专项条件（不贫困）的考生，是一种天生幸运，只能在不损害不利者状况的条件下获得其幸运得利。退档国家专项的低分考生，不符合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倾向于保护不利者，退档不利者，动的是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基本安全感，担心以各种理由践踏最底层人群的基本保障。

“无知之幕”具有很强的群众效应，人们担心自己会成为这个不利的个体，舆论对北大退档“国家专项计划”考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而补录退档考生，则出现一边倒的赞美之声，这证明正义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是“无知之幕”下最普适的情感。

作者简介：袁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