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问题与方法:我的晚清女性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1 次 更新时间:2019-08-10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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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  


一、研究缘起与经历


我做晚清女性研究并不是自觉的选择。《晚清文人妇女观》是我在这个方向上出版的第一本书,1995年由作家出版社刊行。在“后记”中,我讲到过此书的写作是缘于孙郁的约稿。当时他在《北京日报》做编辑,和社科院文研所的王绯合作主编了一套“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二人分头约稿,最后一共出了十本书。


1994年7月接受约稿时,我对于这本书要怎么写和写什么,完全没有通盘的打算。孙郁虽然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说可以写成随笔,但我觉得对于自己完全生疏的领域,要写出十几万字的随笔还确实不容易。不如集中在几个人物身上,可以缩小范围,做得深入一些。所以,这本书不是按照现在大家看到的章节顺序写出来的,而完全是倒着来。就是因为最初我只准备写几个自己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人物,考察一下他们在婚姻、家庭与著述中呈现出的女性观念。恰好几年前,由于参加文研所的项目《中国文学通史·近代卷》的写作,我分配到“林纾”一章,对他的资料读得很熟。因此,这本书一上手,我就先写了“林纾”这个个案。完成以后,自我感觉还不错。尤其是带入了林纾自著的文言小说,对他的“茶花女”情结有所揭示,即他把自己遇到的一个平常的妓女诱客套路,通过他的想象和反复叙述,如何不断发酵放大,由此透露出林纾受他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而发生的特殊心态。所以要说治学经验,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首先应该从比较有把握的题目开始做起,以建立信心。


林纾之后,我又翻看了七卷本的《蔡元培全集》(后来浙江教育版是十八卷),写了蔡元培一章。这样就到了1995年的2月,新学期开始。为了配合写作,我报了个选修课,就叫“近代文人妇女观”。但上课和写书不一样,要有系统,不能上来就讲林纾。于是,为了供讲课之需,我又转而写“晚清女性生活中的新因素”;而且也不能只讲放足、女学堂、女报与妇女团体这些有形的变化,还得说明女性观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于是又有了“晚清女性思想中的新因素”一章。这样下来也就到了交稿时间。


这套书本来是为当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组织的,5月上旬,我的书稿虽然不能说完成,但也必须交出了。算起来,从上一年7月下旬由日本回国,开始进入这个课题,中间还穿插编了一本《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在总共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写了十六万字,这样的写作速度,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的。中间的换用电脑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此前我在晚清研究方面的积累发挥了作用。毕竟,从1982年读研究生起,我在这里已经浸泡了十多年。课题虽然生疏,但人物,尤其是氛围是熟悉的,我也知道应该如何搜集史料,这样我才能够很快进入状态。


接下来完成的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相对于《晚清文人妇女观》,这本书更加没有事先的规划。从《后记》排列的发表情况可以看出,这差不多是一本个人的会议论文集。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如何,我自己大概只有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的结构是有意安排的,其他即使作为专著出版,其实都是由主题相近的论文结集而成。这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无法集中时间写一本书的高校教师的工作状态。而从大的方面说,这本书的角度已经从《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以人物为主,转向以事件为主。由于我把全书的十篇论文分为“女性社会”“女性典范”与“女性之死”三部分,看上去结构还算完整。


最后一本是北大出版社2016年印行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同时一起出来的还有《晚清文人妇女观》的增订本,这两本书可以算是我从北大退休的自我纪念。后书已将论述的人物增加到七位,特别是有了吴孟班、吕碧城、秋瑾、何震四位女性,改变了初版本下编只有两个男性当家的尴尬局面。前书照样是由六篇主题接近的论文和一篇附录构成,只是,这一回讨论的对象已换成了启蒙读物。不过,应该承认,这本书中一半的章节是在讨论中外女杰,显得论述比例不均衡。并且,在我的构想中,此书还不算真正完成,有些内容仍有待纳入。其实,包括已经增订了的《晚清文人妇女观》,都还有未写出的部分。暂时了断,有出版社申报的选题已经到期的时限;而且,即便再多两年,我也未必会集中精力,做到完满。所以,现在这种开放的状态,或许有利于召唤自己不断归来。


二、透视晚清社会


从上述缘起可以看到,我不是从理论预设出发,进入晚清女性研究的。实际上,最初我也希望对西方女权理论,特别是国内已在运用的成果有所了解,但一是时间不够,再就是兴奋点不在这里。所以,我基本上是直面晚清现实,从基础的史料读起。而晚清社会的变动不居、方生方死,中外、古今、新旧各种冲突在此交汇,这样一种五光十色的场景一直让我非常着迷。这也是我从1982年读研究生,开始接触近代文学即不离不弃的原因。


应该说,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从起步开始,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透视晚清社会,这一点可以说是相当明确与自觉的。其中虽然也有扬长避短的私心,即理论方面准备不足,就在史实上多用功;但因此也能够获得了不受理论预设干扰、更准确丰富的历史图景。这样一种研究趋向,我在书中已经反复做过表述。1997年为日译本《晚清文人妇女观》写的《自序》开头,我已经坦白承认,写作此书的理由不只是因为我的女性身份,也是出于历史的兴趣,并且说,“对史实的偏爱甚至胜过了女性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到《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我干脆直接以“重构晚清图景”作为“导言”的标题,声明“本书的构想是以重新认识晚清社会为依归”,只是进入的途径选择了女性研究。由此可见这确实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


回到研究本身。《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上编题为“综论”,本来就是希望对晚清女性的生活与思想现实做全景式的扫描与展示。增订本在原有的不缠足、女学堂、女报与女子团体之外,又添加了婚姻自由,以补上关涉家庭这一面向。下编所选的七个人物,也与上编相呼应,用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轨迹,呈现晚清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与内在的复杂多样。像林纾与蔡元培,从五四的立场看,一个是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一个是新文化的统帅。不过,回到晚清的语境,我们会发现,林纾当年也是个趋新人物。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中国女学堂成立时,身在福州的林纾也曾经欢欣鼓舞地写诗称赞:“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闽中新乐府·兴女学》)甚至对中国女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这样非常超前的设想也能接受和肯定。在翻译小说的序中,林纾也说过:“倡女权,兴女学,大纲也;轶出之事,间有也。今救国之计,亦惟急图其大者耳。”不应因“细微之数”而“力窒其开化之源”(《〈红礁画桨录〉序》)。这些都是非常开明的见解和态度。只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实在太快,林纾才会迅速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因而,林纾的表现仍然可以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是透过当时引起关注的与女性有关的各种社会事件,从多个角度来呈现晚清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比如,以秋瑾被杀所激起的反响为考察对象,我具体论述了报刊舆论的抗议中所表达的法制诉求;下令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被迫调离、又被江苏士绅联名发电拒绝其到任,显示了士绅背后民间社团的力量;直接受命执行死刑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嗣后由于剧烈的内心拷问而自杀,则透露出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秋瑾的闺中密友吴芝瑛与徐自华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杭州为秋瑾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由此体现出侠义风气的激扬;而被指为告密者的胡道南在秋瑾就义三年后遇刺,又展示出晚清暗杀风潮的威力(《纷纭身后事——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另外一本《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更是力图从知识启蒙、思想启蒙的层面,探察晚清社会基础所发生的改变。


虽然聚焦晚清社会,不过,我的研究毕竟是以女性作为观察的窗口。这样,排除了理论先行,而女权思想对我的研究仍然很有帮助。我知道,很多女性研究的同道有非常坚定的女性立场,女权主义对于她们不只是理论,也是一种人生信仰和生活原则。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不过,性别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它确实可以照亮一些材料,让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比如,对何震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论,以前一直评价很低,认为她爱出风头,以她署名发表在《天义》上的文字都出自刘师培之手。我虽然对现在将所有署名文章都归于何震也有不同意见,但对她过去被视为“偏激可笑”的一些论说,像“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不得以初婚之女为男子之继室”,以及她著名的《女子复仇论》中所提出的女子向男子复仇,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我们以女性主义的理论来观照,会发现其言说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现实处境是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所谓“复仇”,既是何震以激烈的言辞“表现了反抗强权即男性压迫者的女性自觉”,同时,“复仇”在她的语汇中又是“复权”的另一种表述,并特别强调了其中“实行”的含义(《何震: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论》)。凡此,正凸显了何震对于“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的坚守,也是其思想先进性之所在。可以说,女性主义的眼光使我对这些文本能够有了一种正确的解读。当然,何震的存在,也标示了晚清思想界的活力与巨大的包容量,让我们看到激进的思考可以走多远。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其实正是因为有了晚清社会这个大视野,女性研究的题目才可以做大。


三、基本的研究路径


研究路径的选择,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既然我们承认晚清是中外、古今、新旧多种文化汇聚、冲突剧烈的时段,那么,因应这一局面,我们的研究也应该在这几个方向上更用力。


而在所有研究路径中,我觉得最需要重视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关于近代“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改变已经是学界共识,关键在于研究中如何落实。这里,由传教士一脉引进的西学,近年已成为研究热点。不过,相对于戊戌以后从日本传入的西学,后者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应该说更深入与持久。


对日本明治文化的关注,我大致是从1986年开始的。当时在写《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用了很多精力追索明治文学与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在这本书里占用了三章。这个研究路径的开发在学界算是比较早的,所以,此书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很大关注。把这个路数带进晚清女性研究,对我来说也很自然,当然,在这个领域里还算是创新。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篇论文,即《〈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与《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两文都收入了《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这一研究也具有连贯性。早在1999—2001年我在东京大学讲学时,已经复印了德富芦花编的《世界古今名妇鉴》。注意到此书,与我已经出版了《晚清文人妇女观》有关系,也因我论述过德富芦花的哥哥德富苏峰的文章对梁启超“新文体”与“文界革命”论的影响。到2008年,我先以此单一文本与梁启超著名的《罗兰夫人传》、1903年出版的《世界十女杰》,以及三种女报【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女学报》)、丁祖荫主编的《女子世界》、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传记”栏中的西方女杰传相对照,使得这一未出版过全译本的日文著作在晚清女界留下的深刻印痕得以复现。2011年,因为日本国会图书馆近代文献的电子书已经开放,我可以看到更多明治时期出版的妇女传记,再次回到这个题目时就可以做大,把明治年间上百种“妇人立志”读物在晚清译介西方女杰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整体呈现,只是,这一次用来对照的晚清文本限于上述三家女报。由此想到,做研究不能太急,如果我当年拿到德富芦花的这个文本马上写,在很多史料还没看到的情况下(比如《世界十女杰》),论文肯定做不好。这里,比较单薄的材料应该等积淀到一定分量后再出手。另外,就是要及时利用新开发的数据库。日本国会图书馆网上开放的资讯,我是在一次海外会议上,由加拿大学者告诉我的。在学界,我算是比较早动用这份资源的,现在大家当然都已经了解。


我还有一篇论文,本来的题目是《批茶女士与斯托夫人》,在杂志发表时,被改成一个具有新闻效应的标题《批茶女士是谁?》。此文讨论的是由于译名的不同与翻译的错误,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在晚清被一分为二,有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与身份。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书中译为斯土活,《选报》发表的《批茶女士传》译为批茶。斯托夫人本名为HarrietBeecherStowe,显然这里一个译的是夫姓,一个译的是父姓,都不能算错。不过,传记译文犯了以斯托夫人的早期著作《五月花》顶替《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严重错误,所以,晚清人提到斯托夫人的两个译名时,写作《五月花》的批茶成为废除奴隶制的勇士,而写作《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斯土活只是黑奴的同情者。我的论文要表达的是,误解还是得到了正解,也就是说,在批茶女士身上,寄寓了晚清先进者对于女性人格典范的诸种理想。不过,略有遗憾的是,《批茶女士传》的日本源文本我至今还没能确认。


在古今打通的路径上,我主要做的是古典新义的阐发,即古代经典在近代的重新释读。而中国古代的女德经典文本,最重要的就是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的《女诫》。前者几乎没有再开发的价值,所以,我关注的是《女诫》及其古今注释本。先完成的是《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收入了《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后来再把这个题目扩大,写了《经典阐释中的文体、性别与时代——晚明与晚清的〈女诫〉白话注解》,现已收入《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前文主要讨论了班昭在晚清的形象分裂:一种是正面的典范,被尊崇为女子教育的楷模;另一种是反面的典型,被痛斥为男尊女卑的祸首。最后又进一步论述了借用旧经典传播新思想的困难。而第二篇论文的写法,本身就是古今对照,以两本明末的《〈女诫〉直解》和三本清末的《女诫》注解本对比;而且,这两组文本在作者身份与性别上也构成对立,晚明本出自朝廷重臣的男性之手,晚清本则是民间女子的手笔。这是这篇论文在取材上胜出的地方。当然,我会比较这两组文本在面对几个共同问题上表现出的差别:同样使用白话,但浅白的程度以及对白话的态度不同,男性中心的立场如何被强化与被消解,还有在注解《女诫》中所包含的各自不同的现实关怀。


其实,如果说到晚清的经典,我觉得可以分为传统经典与新经典两部分。我这里所说的“经典”包括人物和文本两部分。像上述批茶女士、罗兰夫人及其传记,还有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世界十二女杰》等,在我看来已经具有新经典的意味,晚清关于女性的诸多论说中,这些人物的名字和事迹会被反复提到。我的一些论文,如上面说到的批茶那篇,还有《罗兰夫人在中国》,以及《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书中所论及的《世界十二女杰》与《世界十女杰》等,因此也都可以视为对新经典的讨论。


最后要提到的是报刊。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导言”中,我已经讲过报刊对于我的研究的重要性,我是用“天地为之变色”来形容近代报刊如何改变了我对晚清社会的观感。报刊对于返回历史现场、体会众声喧哗具有其他史料不能比拟的价值,这点现在的研究者都已有体认。我在这方面只是领先一步,但也就是把我在梁启超研究中已经开始采用的研究路径,推广到晚清女性研究而已。而从报刊进入女性议题,不再限于单个人的文集,自然会有很多新资料涌入,由此而带出新的论题,也会让论述能够更充分地展开和深入。比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写到的三个女性之死(惠兴、胡仿兰与秋瑾),史料基本都来自报章。而除了秋瑾,其他两位女性在近代史学界已基本处于遗忘状态。我从报刊中把她们打捞出来,也算是对近代妇女史的丰富。也就是说,在使用报刊上的先走一步,也让我的研究得以在学界领先。当然,我说的报刊不限于女报,也包括各种近代报刊,这也是因为我的中心关怀在晚清社会。困难在于当年我查找、阅读这些报刊时还相当费力,现在各种报刊数据库已经大量开发和上线使用,研究的条件可以说越来越好了。不过,我觉得有必要提醒的是,不能以检索代替逐页翻阅。这不仅是发现新史料与产生新论题的需要,感受报刊所带来的时代氛围,对于研究的展开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四、建立根据地


进入一个新领域后,如何才能站稳脚跟,使你的研究不断推进,可能有不同的路数。我自己的做法,应该是受当年金开诚老师一席话的影响较大。我们读研究生时,金老师曾用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介绍过他的治学经验:应该先建立几个根据地,然后不断发展,最后解放全中国。能不能解放全国姑且不论,但做学问确实需要有几块自己不断会回来、再出发的基地,这也是研究得以推进的基础。


对我的晚清女性研究来说,也有几个类似根据地意义的板块。比如刚才提到的1898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国女学堂,因为这是一个集群,即这个学堂不只是办学,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妇女社团——中国女学会,并且发行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1898年7月24日创刊)。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用当时参与者的话来说就是:“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舂[桩]事情,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创举。而我所说的“晚清女性生活中的新因素”,起码在这里已占据了三个面向。而且,我做研究一直都喜欢从源头做起,这样便于顺流而下,也会对其日后的展开有准确的理解。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投入过比较多的精力。


最早的关注自然起始于《晚清文人妇女观》,只是当时仅在相关章节中略有涉及,未及展开。第一篇用力之作是1998年在海德堡大学短期讲学时写作的《中西合璧的上海“中国女学堂”》,从题目上已可看出,此文的关注点在办学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因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瓦格纳教授非常重视资料库的建设,购买了很多中国近现代报刊缩微胶卷。我利用这个机会,查阅了《申报》,特别是《新闻报》,发现了大量与女学堂创办相关的史料。我相信,如果不是在海德堡讲学,我不会很快做这个题目。因为《申报》虽然在北大图书馆容易看到,有全套影印本,但由于其反对者的立场,相关报道极少,而更为重要的《新闻报》却只能去国图查看,那就非常麻烦并且不便了。而这一切在海德堡只是举手之劳,所以我一直对瓦格纳教授心存感激。


此后,2010年,我又写了《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更多地利用了报刊上的招生、招聘、捐款人名单、收支账目等广告,从学校实际操作的细节,分析了中国女学堂学校名称的变更、校区的设置、教员的聘任与授课、经费的来源与使用以及捐款人的情况,使晚清女学堂创办初期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得到了贴近的体认与展现。2012年,我又发表了《晚清两份〈女学报〉的前世今生》,前半篇讨论了第一份《女学报》的编辑与发行情况,对女主笔的构成、其间发生的文白之争(最初所拟报名为《官话女学报》)做了重点考察,此文对于因此报稀见而显得面目模糊甚至以讹传讹的状况有所澄清与还原。最近的一篇《中国女学会考论》则是应杨联芬教授之邀,参加2016年她在香山举办的“女性/性别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此文利用各种散碎资料,对中国女学会从出现到涣散的过程做了仔细考证。特别是关于这个学会的起止时间、会员构成、后续影响,都有了比较确切的说明,为这个基本没有独立展开过活动的团体做了历史定位。此外,还有从此衍生出来的论文,如《彭寄云女史小考》。我对这位彭女士的兴趣,完全是因为她参与了中国女学堂的筹办,并成为热心的捐款人。而在《点石斋画报》刊出的一幅图像,描绘为女学堂筹备事宜所举办的中西女士大会场景时,彭寄云的名字被意外提到,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专门写了此文,钩稽她的生平。


就我的研究来看,这样的根据地,从人物讲是秋瑾。除了由三篇论文合成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中的秋瑾一章外,关于秋瑾,我至少还写过《秋瑾诗词集初期流传经过考述》《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与《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几篇大论文,最后这篇更是长达五万字,当初也曾经分作几篇发表过。由此牵连出来的还有《秋瑾与贵林》,贵林据传因在秋瑾墓前发表站在满族立场上的谬论,而遭到陈去病与徐蕴华的痛斥。但我找到了贵林自己记述的墓前致辞,发现他对秋瑾遇难具有基本的同情,而且,他“代表的实为满族内部期望自新的立宪派的政治理念”。因为对贵林发生兴趣,我更单独为他写了一篇论文,即《满汉关系的逆转——贵林被杀事件解读》,重点放在论述这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满族精英,最终在满汉矛盾与民族革命的挤压下,虽有在辛亥革命期间率领旗营投降、保全了杭州城的功绩,却仍难逃一死。政权易手之后,掌握大权的革命党人出于各种考虑,还是杀了贵林。只是,这些研究已经离秋瑾越来越远。


而从报刊说,我选择的是《女子世界》。由于许多年前,瓦格纳教授曾经托我为海德堡大学从国家图书馆复印过一套此刊,我也趁机复制了一份,以方便反复查阅与展开研究。我编选过《〈女子世界〉文选》,卷首的导读也成为《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第三章。此外,像《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中第二章至第五章,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章节都与《女子世界》相关。如第四章《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其中第三节的标题就是“《女子世界》中的西国‘爱种’”;《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也更多依靠了《女子世界》的“唱歌”栏以及其他相关栏目。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根据地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对象足以倚重作为基地。我觉得,这个对象应该具有相当的体量和分量。体量指的是要有足够多的内容,可供多次开掘。像《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刊,1907年7月最终停刊,总共刊行了十八期,是晚清女报除校刊和日报外,出刊期数最多、历时最久的,刊载内容也非常丰富。分量指的是其本身具有成为时代标杆的重要性,对后来者也有重大影响。像中国女学堂和秋瑾,都具备这样的优势。而吃透了这些研究对象,你的研究也就有了底气。再向外扩张时,已经有了可靠的依托和判断的基准,研究工作因而可以做到扎实、稳步推进。


五、个案研究中的事件核


从我的研究看,最初多半是以个案的方式来做的。这里有个如何把个案做大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小题大做。我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导言”中,特别强调了个案的选择与设置具有的关键意义。为此,我使用了“事件核”的说法,并特别做了说明。我所谓的“事件核”也包括了人物与文本,是指个案中具有丰富的内涵,足以观照多种社会、文化或思想面向。研究者的任务是,透过对此一“事件核”的精细分析,尽可能多地释放其间蕴藏的信息,以便贴近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揭示其间隐含的各种社会-文化动态。而有资格成为“事件核”的一些个案,本身虽然具备丰富的信息量,但在史料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时,仍然无法得到体现。以秋瑾之死为例,在未接触报刊之前,这个题目是做不好的,因为材料不够,很多面向观照不到。


另外,在解析“事件核”时,还需要注意避免重复。既然我的研究目的是要透视晚清社会,那么,从每个选定的个案应该能看到不同的方面,否则就成了重复制作的套路。比如我写的三位女性之死,惠兴的满族身份,使得对她自杀事件的解读会有特殊的角度。但胡仿兰和秋瑾之死有一些共同点,如都有报刊与民间社团力量的参与,甚至江苏教育总会在两个事件中都有发声。因此在分析时,我需要更注意两者的不同点。我的论文是抓住胡被逼自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对强迫其自杀的公婆也有立案审理这一点,强调民间力量的作用先是让胡仿兰之死从“新闻”变成了“案件”,随后又体现为对案件处理的全程监督,甚至是对司法的直接介入(如学生组团去胡的家乡调查取证,拿到其亲笔写的遗书)。再加上胡仿兰被逼自杀乃是由于放足与想进女学堂读书,这又是晚清女性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议题。由此展开分析,正可以具体呈现晚清女性解放的艰难。


刚才说人物和文本也可以成为“事件核”,所以,同样也具有发掘其中多重面向的可能性。具体的例证,比如前面讲到的对班昭及其《女诫》白话注解本的分析,都可以归入这种做法。


六、发挥文学专业的特长


虽然我对历史很喜欢,也认为自己的研究至少有一半已经跨入史学界,不过,我还是觉得,本人毕竟是文学专业出身,所接受的文学训练肯定会让我做的东西和史学研究者有区别。这种区别不是史学界所看不起的玩虚的,一点材料,无限发挥;而是说,即使你做的是实打实的史学题目,也应当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解析出史学研究者容易忽略的隐情。


我有一篇《秋瑾与谢道韫》的论文,现在已作为《晚清文人妇女观》秋瑾一章的第二节,此文也曾经被选入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我注意到主编之一严昌洪教授的评论:“该文出自一位文学学者之手,其角度之新颖,在史学论文中是少见的。”因为这个集子所选的都是历史学者的论文,所以他需要交代一下我这个非专业研究者论文入选的理由。而这篇论文恰好能够体现我们的专业优势。不只是因为我在论文中引用了许多秋瑾的诗词与弹词,把文学作品当作史料分析;而且,在一些关键材料的解读上,文学专业的训练也起了作用。我要证明的核心论点是,秋瑾的婚姻不谐是她最终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我特别提出讨论的《谢道韫》一诗,即属于我所认为的关键史料。诗云:“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从字面上可以看出,秋瑾认为,才子与才女的结合才是美满婚姻。但对谢道韫与《世说新语》熟悉的人,则会从中窥见秋瑾以谢道韫自比,所要表达的是对婚姻不般配的极度失望。所以,诗中其实是用了“天壤王郎”的暗典:谢道韫嫁给王凝之,很看不起夫君。叔父谢安宽慰她:“王郎,逸少(按:即王羲之)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而谢道韫家里个个人才杰出,她的眼界自然很高,才会说:“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这里的“天壤王郎”,直接指向她的丈夫王子芳。这首诗的暗典读懂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才真正显露出来。


另举我在《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长文中的一例。我发现,徐自华在秋瑾被杀后发表的《秋瑾轶事》一文,很长时间故意不收入各种秋瑾史料集,因为此文发表在《小说林》杂志,并不难找。失收的原因,我判断是其中透露了秋瑾的男性化取向。这从文章开篇即可以看出:


女士工诙谐,词令之妙,使人解颐。课余无一日不与余雅谑,戏赠余句,有“安排娇骨用鞭挝”,余亦戏答云:“自笑诗魔爱秋色,何妨傲骨受卿挝?”女士曰:“子称我‘卿’,礼太不敬。”余曰:“雅号璿卿,焉能禁人不唤!”女士曰:“人皆称我‘竞雄’,‘卿’字,不敢呼。”余曰:“人不呼卿我独呼,始特别。”女士曰:“子亦王大[夫]人对安丰语耶?”余笑曰:“非也。平生风骨崚嶒甚,每到低头总为卿。”


因为最初的印刷错误,“王大人”这句研究者多半读不通,放过了。但这里又是用了《世说新语·惑溺》篇的典故:“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卿之。”大家都知道这是“卿卿我我”的出典。而秋瑾在此显然是以王安丰自居,充当了故事中的男性角色。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文学专业的知识和训练,在史学研究中可以派上大用场,起码会让研究变得更有趣。


七、新思路产生的可能性


学术研究需要出新,研究者也在追求出新。如何出新是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勉强说的话,我的体会大致有两点:


一是古语说的“温故知新”,一个题目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持续的关注,才可能出新。还是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我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大部分的个案,其实在初版本的《晚清文人妇女观》中都有提到,而经过不断的积累,日后才能以更丰满的面貌出现,对于个案本身的论述也会做得更新颖。此外,《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一文,我自以为在做法上很有创意,即不仅分析了“唱歌”栏中的作品,而且打通了晚清女报的各个栏目,以便把乐歌在女性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情况与多方面的影响呈现出来。这样的做法,也是基于我对《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等晚清女报的不断翻阅与熟悉。


二是跳出妇女史研究,关注其他学科的新动态,并及时借鉴与引入。做妇女史研究,切忌只与同道交流,互相欣赏,而要打开门户。我自己的状态是,除晚清妇女研究外,也做梁启超和其他与文学、史学相关的题目,所以横移过来比较方便。比如,我前面讲到的从梁启超研究开始的对日本明治文学、文化的关注,对我留意明治“妇人立志”读物在晚清的流播有直接的影响。不只如此,甚至我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的书名,也是因为我先已写过《梁启超的“常识”观》,对梁启超的“国民常识”(主要指“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的表述非常认同,感觉能够更准确地概括晚清时期“启蒙”的内涵。很显然,现在这个书名比我原先拟想的《晚清女性启蒙读物研究》要高明许多。更重要的是,经由这一命名,这本书所聚合的几篇论文在意义上也得到了提升,我称之为考索“晚清知识精英如何借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导言》)。而将精英的思想普及到大众,则是牵涉到社会基础变革的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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