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统治者已不能漠视舆论的力量。民间声音的存在，使官府在行动时因受到牵制，而不得不有所忌惮。张曾敭、贵福的公布口供、刷印传单、影写秋瑾的革命文字，未尝不是对其仓促办案、大受报刊攻击的极力弥补；二人的仕宦前程亦因此而断送，则更可见出代表民意的舆论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及实际作为。其中，尤以实行民意的群体不分省域的联合行动最有效力，也最具近代色彩。

民间结社的大批涌现与勇于任事，使得这类团体俨然成为晚清社会结构中重要的支配力量。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们反复开导、论说的“合群”之义，“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已是群相信奉的常识。并且，“合群”不只是民间社团成立的动因，也为消泯省界的隔膜、产生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在秋案讨论中极其活跃的江苏教育总会，便早有此自觉。其所采取的致函浙江省学务公所等学界同人的方式，便有联络民意机关及绅学界共同负责的用心；公开信中也明确宣告：

……苏之与浙，击柝相闻，固非春秋时吴与越之比。省界之说，乃行政人之区域，非国民之区域。

因而，过问秋瑾死事，要求调查报告，正是其作为社会群体“应担之责任”。其间，“国民”一语的使用，显然系以国家为根基，意在肯定凡在此共同体生活的人，都不应该强调地区的特殊性，而自外于国民全体。一方之事，便是全国之事。以为事不关己，袖手旁观，即丧失了作为国民的资格。

与之同声相应的一位江苏人，在《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中也大力提倡：“若我同胞士绅，今日对于浙省，论地势虽有省界之分，论人民则全国皆为一体，同舟救溺，义不容辞。”其声讨浙江大吏“媚上取荣”“不遵法律”杀害秋瑾的罪行时，便能独具只眼，从全国一体的角度，揭示此案争论的实质：

夫同胞所谓“幸福”者何？不过欲国家明定法律，上下共守，俾我同胞能有自保其身家性命财产之权耳。东越之狱，是官吏夺我同胞身家性命财产之权矣，于此而不争，是天下无当争之事矣。且今日之争，非仅仅为秋女士一人也，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计也；抑非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计也，实不啻为我一人身家性命财产计。………故今日之事，非浙绅一部分之事也，凡我国民，与有责焉。

此种国民意识的觉醒与自觉的担当精神，虽源自其乡前辈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的名论，却已注入现代国家观念。随后发生的苏省拒张运动，因而恰如水到渠成，不过是具备此种觉悟的江苏士绅付诸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力量显示。

在民间一片斥骂声中，直接办理秋瑾一案、为清延立下大功的浙抚绍守，在其署理当地则因威信扫地，不能再安于位。民国后，为张曾敭作墓志铭的陈宝琛尽管有意回护，含糊其词，谓其将秋瑾“檄捕鞫实置诸法”后，“而当事中人言，调公江苏，旋复移山西。公乃连疏乞退，三上始得请”，但其间实有一场大风潮在。

考索当年的案卷，可以发现张曾敭在处决秋瑾时原堪称“勇毅”，态度强硬。7月14日（阴历六月五日）贵福电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张立刻覆电，同意“秋瑾即行正法”。次日又亲笔写信给贵福，催问“秋瑾已否遵办”，指令严厉镇压：“此事人手，必须从严，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酿祸必大。”对贵福的担心与恐惧也大加斥责：“派去兵队，系为拿匪之用，岂为府县看家，种种畏葸，办理乖方，……若再因循误事，非我所能宽贷也。”16日贵福的回电中，因称“惶悚感激”，并表白：“卑鋆籍长白，必不为彼党所容，非有见好求庇意。”强调自己正是种族革命的对象，不会通融办理，以解张氏之疑。而张曾敭对此案的后果，其实远不及贵福看得清楚。起初以为不过杀一乱党而已，论功只会得赏，却未曾料到招来的竟是民间抗议的风暴。甚至吴芝瑛以真名实姓发表的《祭秋女士瑾文》，也公开对张氏进行辛辣的嘲骂：

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与？

张曾敭爆发的勇气，一旦遇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也立即消失，转为惶恐，而别求退路。

正当民报民刊同仇敌忾声讨浙省地方大员最激烈的时分，张曾敭称病乞退的消息也开始流传，各报均明确将其与舆论的压力联系起来。7月27日，《申报》已抢先报道：

浙江巡抚张曾敭因此次查抄绍郡各学堂暨严惩秋瑾女士，颇遭物议，渐自引咎，故于日前托病奏请乞假二十天。所有公务，悉委藩、学、臬、运四司分办，员绅往谒，概不接见。并闻张抚假满后，尚拟续请展假。如绍事竞干查办，则即须乞恩开缺。

消息的准确度相当高，有日后的事实可证。8月2日，张氏上奏折请病假一月。8月6日《申报》“专电”稿又进一步透露出清廷内部对张如何处理的依违不决：

浙抚张曾敭因秋瑾事不利众口，奏请开缺养病。某军机恐张新党气焰，拟驳。而醇邸谓现当预备立宪时代，应准开缺，以息浮言。是以未定。

驳、准双方显然均以要求追究法律责任的民间呼声为潜在的对话者，张氏本人的宦途已无足轻重。在此背景下，16日《申报》刊载的《浙抚张中丞更动消息》，所述应是朝议折中的结果：

浙江巡抚张中丞办理徐案，逮捕株连，遇事操切，大受内外时论所攻击。中丞颇不自安，曾具折乞退。现闻政府亦有将张更调之意，以谢舆论云。

9月5日，报纸的传闻即得到证实，当日《上谕》有“张曾敭著调补江苏巡抚，迅速赴任”的命令。谕旨发布，以为找到避风港的张氏，又意外地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一如丧家之犬，进退失据。

张曾敭调任苏抚的消息6日正式见报，早已义愤填膺的江苏士绅立即做出集体反应。两日后的《申报》便刊出了《江苏绅士致都察院电》，电文明确表示了拒绝张到任的民意。虽说是“朝廷因地择人，臣民何敢妄议”，然而偏要一议，正见出国民义务所在，对地方执政者应有评议、选择的权利。拒斥最有力的理由，即是其人在浙江任内已为民愤集注：

惟张曾敭近因绍兴党狱，纵兵枪毙无辜学生，又派员搜查学堂，更肆骚扰。苏浙接壤，舆论已哗。……张曾敭遽即来苏，人情汹惧。为此迫切沥陈，伏乞据情代奏。

报纸刊载时未列出发电人姓名，但据出版于1909年的《越恨》披露：“苏人电奏预名者三十余人，而领衔者为常熟曾君孟朴。”曾君即为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其时正在上海办小说林社及《小说林》杂志，此前已参加江苏教育总会与张謇发起的预备立宪公会（下文简称“两会”），为“两会”的积极分子。其子虚白三十年代追述其事有云：张曾敭因杀害秋瑾，株连多人，激起“浙省民众大哗，积极进行驱张运动”，政府只得将其调任江苏。“时先生和上海一班同志以为浙省之所拒，宁可以苏省为藏垢纳污的所在，也就联名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其实，秋案发生后，攻张最猛烈的便是隶属江苏省的上海一地。因而，调张于苏，实为一招错棋。列名“两会”的曾朴作为拒张电奏的发起人，也令人不能忽视其背景，即江苏教育总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民间社会的巨大号召力。

电文公布，风潮发动。苏省民意所向，令决策者与当事人深感不安，因而无法立即执行《上谕》，使张曾敭“迅速赴任”。9月10日，《申报》已传出张之“来苏迟早，又须视江苏绅学界之有无动静，始定行止”的小道消息；17日的新闻中，则更言之凿凿地引张曾敭致江苏巡抚陈夔龙的电文大意，谓“本拟俟一月假满，即赴苏任；惟近日病益增剧，假满之后尚须续请，请公奏派护理”。官场上的托词惯例，一看便知，张氏始终得的是“政治病”；即使身体确实欠佳，也该是由于舆论的声讨，郁闷所致。电函中流露出的退意，于是被正确地理解为“苏人议论咸以公电都察院拒阻之力”，而关于张曾敭“或即设法改调他省”的揣测，不久也得到证实。10月5日，又有新的《上谕》颁布：“张曾敭著调补山西巡抚。”尚未履任的张氏，亟亟由江苏改派山西，表明宣布预备立宪的清廷，已不得不对民意表示相当的尊重，做出让步，苏省绅学界颇具声势的拒张运动终于完满地落下帷幕。

而当运动初起时，从曾朴个人的安全考虑，出名电请确要冒生命危险。曾虚白便提到，“风潮逐渐扩大，清廷为之侧目，曾密电捕先生等三人，先生屹然不为动”。而当时人分析此事，言之亲切，也对曾氏的大勇极表钦敬：

领衔电奏，幸而获济，倡言者与噤若寒蝉者所得正同，无私利焉；若其不济，则大足以获罪于朝廷，其次亦足构怨于张抚，其危甚矣。而批鳞犯难，竟有其人，毅哉曾君也！

曾朴的壮举及拒张的获胜，为他带来了普遍的赞誉，在随后进行的江苏教育总会选举中亦有反映。10月27日的年会，曾朴以27票当选为干事员，票数远在同时当选的徐念慈等人之上。

还应该补叙的是，张曾敭虽一时获调山西，仍然不久于任，转年1月24日，即以病免职。至于直接审案、执行死刑的贵福，下场也不比张氏好。办案当时，贵福已忧虑重重，7月16日致张曾敭电中便禀称：“卑府老母受惊，致病垂危，还念大局，悲愤填胸。”而其调迁他处，所遇也适步张氏之后尘。秋瑾幼弟宗章尝有记述：

“是年（引者按：1907年）十月初四日，贵福卸事，调补宁国府，为皖人所拒，不获履新。”并且，“卒清之世，蹭蹬终身”；“入民国后，易姓名为赵景琪”，而不敢以真名行世。被公论钉在耻辱柱上的张、贵，已是终生难获解脱。回首当日，三十年后秋宗章总结这段历史的话，今天仍不妨引用为此段作结：

……张曾敭者，南皮张之洞（时官大学士）之族人，贵福又为膻胡之族类，奥援既厚，驱逐綦难，乃以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民间势力的迅速增长与联合行动，正是民权赖以发生、存在、壮大的条件。秋案善后中接连出现的成功拒斥难以对付的刽子手事件，其解读的关键意义在此。

本文节选自《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夏晓虹 著，商务印书馆，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