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第一章总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却总缺乏鸦片在中国传播史的必要介绍。所谓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仅仅谴责鸦片流毒，很难清楚说明鸦片怎会成为加剧满清腐败过程的毒品。

著成于明万历六年（1578）的《本草纲目》谷类药物部分：“李时珍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其实，作为镇痛药，早在唐文宗开成（836—840）年间，鸦片（又译阿片），便在药舖有售。但曾任宫廷太医的李时珍，显然不知罂粟花原产西亚，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结的阿芙蓉，大约通过拜占庭与唐朝的贸易，传入中国。不过，他说“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个病例，即他去世（1593）时已胖得难以动弹的万历皇帝，可能患痛风而服鸦片丸成瘾。

可是，将鸦片混合烟草装入烟袋吸食，即俗称抽鸦片烟，应在美洲印第安人用烟斗吸烟草的习俗被西班牙人传到远东之后。据魏菲德说，这样的吸毒方式，是1620年（明泰昌元年）台湾人发明的。（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183。）

美洲烟草于明中叶传入中国，很快吸食成风，以致嘉靖、万历间王世贞叹道：“三尺童子无不吸烟矣！”然而很奇怪，尽管台湾人多闽粤移民，尽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已征服台湾郑氏政权并解除海禁，吸鸦片烟的风气却似乎在大陆传播很慢。直到八年后的清雍正七年（1729），满清三世皇帝才下诏禁鸦片入口，说明这时鸦片已由药材变成毒品。

作为毒品的鸦片烟在中国蔓延，说来也是满洲统治者酿成的问题。原来，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烟草，并非关心臣民健康，而是因为种烟草与种粮食争地，非但妨碍税收，还可能因为烟草种植区缺粮而发生民变。效应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贵烟草烟具争奇炫富的东南绅商纨绔子弟，忽然发现台湾发明的鸦片烟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进口的“洋药”，怎不竞相学样而追求烟膏烟具品质？

早就苦于用白银换取中国丝绸、陶瓷、茶叶等精良产品的欧美商人，发现中国出现日益增长的毒品市场，怎不抓住商机？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1858年发表），曾追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头目，如何与从土耳其贩运鸦片来华的葡萄牙商人争夺这个市场， 强迫印度孟加拉邦农民改种鸦片，力求垄断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清嘉庆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缔鸦片进口，反而更刺激内外官商勾结的鸦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对华贸易垄断权，鸦片走私转入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等毒品贩子也更卖力竞争。结果不过三年，走私入华的鸦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开始实行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币制，商品流通和国库收入所需白银，主要来自农工产品出口贸易吸纳的域外白银。全汉昇对此有过详尽研究，曾指出从明隆庆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两个半世纪， 单是经过西班牙人输出的美洲白银约四亿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军军官惊叹：“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详参全著《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1987。）

正是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导致支持满清帝国富甲天下的白银，由内流变成外流。清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食鸦片的奏章，是打动鄙吝的道光帝倾向禁烟的由头，不妨再引一次：“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据清末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八略引。）据记载，道光三年（1823）以前，满清出口盈余仍有银二千六百万两左右，至此却反而外流至少四千万两，换来的是“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的鸦片。当然，银贵钱贱，不加赋而税增，不涨价而货昂，民穷财尽，比起老百姓造反还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说，黄爵滋的这道奏章，数落鸦片危害的层面，漏掉了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宫女太监，而此类正是挥霍国帑的烟鬼主体。他们率先造成的贪污腐化，怎样掏空了满清的府库，不是更值得追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