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前六十年，满清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内忧外患交迫，也促使改革吁求不断发生。
以往的近代史论著，多半将晚清的改革论起点，界定为龚自珍、魏源改宗所谓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此说由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力倡，似已成为通识。魏源的政见与经说颇杂，姑且勿论。龚自珍呢？他首度吁求满清统治者“自改革”，见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所写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那他时尚未与所谓常州派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交往，仍在他的外祖父、皖派汉学大师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羽翼之下。
其实，吁求清廷“自改革”，并且设计可行性方案有迹可寻的，在龚自珍之前有包世臣，在龚自珍之后有冯桂芬。从晚清改革思潮史的轨迹来看，包世臣、龚自珍、冯桂芬可说是嘉、道、咸三朝的三个表征。
关于龚自珍的“自改革”论，我已作过多次讨论，兹不赘。本篇和下篇，拟分别说一说包世臣的《说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字慎伯的安徽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年轻时因家贫卖过菜、教过村塾，同时自学古近兵书史书。当嘉庆二年（1897）他出现在安徽巡抚朱珪面前，便以申述为政应力求“不强民而令，不忧民而强”，使今上的这位师傅折服，从此名动公卿。但他耻于依权仗势谋取功名，结果六应乡试，才在三十四岁中举人，接着又十三次会试落榜，到年逾花甲才由举人大挑，签发江西，补新喻知县，又遭省内官场恶斗， 不满一年便罢官，与涉案贪官同受审查，捱过三年，奉旨审案的钦差大臣叹道：“包君以一青天，居十七狗子之间，而得免于刑戮，幸矣！”此后他在七十岁刊出自选集《安吴四种》，却以“体大事丛，不可分散”为由，将《说储》上篇刊落。相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洪秀全曾尊他为“三老”之一。他终年八十一岁。
据《说储》前序，此书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包世臣时年二十七岁，为教年方十四的门徒姚承谦了解“救时之要”，写出上下篇各四万言。在前四年，白莲教造反由湖北、河南向安徽蔓延。他献《练乡兵对》，大受朱珪赏识，由此名动公卿。他继续游说川楚诸省军政大员，说对付被迫聚众造反的平民，一要“近人情”，二要“不难为人”。他到处碰壁，于是写出《说储》。
储者，蓄积备用也。朱珪曾称道包世臣是像汉代贾谊那样的“奇才”。包世臣也以提出当代《治安策》自许。但他的《说储》，尽管避免用“长太息”、“可痛哭”之类字眼刺痛嘉庆君臣的神经，而力求站在权力者的立场上设计“治民之术”，但《说储》本身便犹如愤火。
怎么见得？《说储》劈头便引“先圣之言”，宣称国有四类，“王国富民，伯（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接着就指责“今者”民穷吏贫财尽，而公卿贵戚“无肯暂易其营私之智”，岂非明指当世已属“仅存之国”？于是作者以为“与天下为新”，关键在于“设审官院”。
审官院乃旧名。北宋曾设审官东西二院，分掌文官和武官考选，王安石变法后归併吏部。包世臣倡设审官院，却不提它是北宋旧制。相反，按照《说储》，审官院应该拥有统辖内外文武官员的考试、黜陟等权利。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方案内完全不提军机处，却主张在审官院卿之上，设内阁左右丞相各一人，“正一品，执国政，总文武”，就是说要恢复四百多年前被明太祖取消的君相共治体制。第二，在方案内主张“内官”、御林军及京师卫戍的人事权也应由审官院决定， 等于要求剥夺直属满清皇室控制的内务府、御前大臣、九门提督等特权。第三，在方案内力主裁撤地方总督、巡抚和分守分巡诸道，建议藩司守令均可带兵，而驻军提督也都由审官院任命。
令人惊异的，是包世臣设计的审官院“主选举”的运作程序。不妨照录《说储》上篇一段原文：
设审官院，择大臣一人为院卿，正二品；辖学士四人，正五品；主选举。诏内外郡县，不拘现任（原注：其专折，大臣自可奏达者，不归该院，其有奏记亦准）、故宦、儒生、农民、吏卒，皆许言事。其有经国远虑，封疆大计，水利屯田，劝农练兵，以及吏治利弊，律意轻重，或即一郡一邑当兴当除，各就素习确见，缮书条例。大者勿忧骇俗，小成勿饰动听。……
凡上书者，皆封递本县，知县即时加封，用三百里飞传该院，校别其实可施行及有意议可造就者，征入都试；不中征者驿给原书罢之。
征者，本邑计里给资，每百里白金三钱，年五十以上非仆从不行者，增三之一。至都，舍于公邸，食用皆有主者。茂才，奏请不次擢用。其上第，练事达权身强品优识决性慈，可胜亲民正吏者，奏请外补；心地明达，可参大计者，咨呈内阁补阁史并供奉；温习典故，可备顾问者，供奉翰林，属审官院，正六（品）至从七（品）为直院．正八（品）以下为供奉；切直敢言者，咨御史台补台史并行走。中第，分别给级，咨国子监肆业。报闻罢者，咨户部给资还乡。
惟诈伪代倩，坐之。或父师遗书，裨益时事者，皆许声明封递；剽窃坐如法。
唐宋至明清士绅社会盛行一种赌博方式“升官图”，用掷骰子预卜官运，表明做官是种投机事业， 也映现一般士人不信孔门所谓“学而优则仕”的遗教。岂知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安徽一名生员却彻底否定孔教传统理念，画出一幅理想政府的官员如何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进行选拔的蓝图。按照青年包世臣的设想，选拔官员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前提就是广开言路，不拘出身资历都可上书言事，所言之事没有题材限制，也不存在“越衙上告”的刑罚，相反各级官员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包括给审官院初审合格的言者提供应征入京复试的差旅费。复试合格分等量才录用，都给现职。初审不中，原书立即璧还；复试落第，还乡旅费照给。甚至允许代已故父师上条陈，唯有作弊剽窃，需要依法惩办。
这不是近人熟悉的西方乌托邦体制么？但它确实出于二百零八年前一位年青中国人之手。也许包世臣对自己的大胆假设感到吃惊，生前仅向挚友出示。今存《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版）的《说储》，所附在嘉庆中以敢言著称的周济、以考史闻名的沈钦韩的批注，便可窥知它在同时代江南学界的流传状况。也如包世臣的后继者龚自珍、冯桂芬，他们改革论的精粹见解，都在身后才公表，《说储》上篇也被包世臣“藏之名山”，直到清末才由《国粹学报》刊布。据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刘师培跋，这位当年自称“激烈派第一人”的仪征青年，盛称此书精义“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
同样表示倾倒的，还有民国初叶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柳诒征。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偶然得到在地摊上流出的《说储》残篇，书眉有周济、沈钦韩批注，便急忙交由他主持的江苏省立图书馆影印问世，后附长跋，批判国民党腐败专制：“岂料光宣以来之变革，什百倍于先生所指斥，一惟诵法异域，不第尽更清制，且举周秦汉宋流风遗意，胥摧毁而更张之，先生地下有知，其谓之何？”
同一种《说储》，经过晚清到民国的百年劫波，在不同取向的文史名家中竟有如此相反的价值判断，不正反证它需要再研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