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林:全球视野下中华文明演进的阶段划分与道路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6 次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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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林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阶段划分,从炎黄至周孔所处时代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从秦皇汉武至共产党人所处时代为中华文明的成长期。奠基期第一阶段文明曙光初现,邦国并立;第二阶段文明中心产生和发展,时为夏商西周;第三阶段文明突破,时为春秋战国。成长期内,秦汉至清中叶为兴盛阶段,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为衰落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复兴阶段。在从未间断的历程中,中华民族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历史选择,分别是早期的礼乐文明模式、秦汉开启的大一统国家形态以及近代以来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上,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出一套中国方案。

关 键 词:全球视野  中华文明  历史选择  中国道路  global vis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ge division  historical choice  path selection



大凡叙述和研究一个文明古国的漫长历史,一定会采用多种阶段划分方法以曲尽其演进过程。如考古学以劳动工具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历史学以时代顺序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或以社会性质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中国历史悠久,加之幅员辽阔,仅有这样的划分恐怕还不够。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审视,作出全球视野下的阶段划分,就值得尝试一下。不久前,我们对中华文明史提出过“两个二千五百年”的看法[1]。窃以为在其基础上,可以把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历史以春秋、战国为界,分为前后各二千五百年两大阶段来做整体思考。考虑到轴心时代涵盖春秋战国时期,而且春秋开始的历史巨变到战国结束才出现最终结果,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大的阶段的下限还是推移到秦统一天下为宜。据此,在两个大的阶段内再划分若干时段,以便在广阔的背景下观察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划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当时各文明古国尚处于独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关联,即使有少许交往也不会对彼此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是反响不太及时。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中华大地建立起多民族统一国家后,社会活动愈往后愈与周边地区以至全世界息息相关,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秦统一天下之前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为奠基期;把其后的两千多年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二个大的阶段,是为成长期。以下对奠基期与成长期的具体划分、各阶段的进程及其国际地位等问题略加叙述,并据以回望五千年历程中经过探索而形成的中国道路。


一、中华文明奠基期内的阶段性及有关问题


在先秦产生的各类典籍中,保存了大量远古时代的传说,其中不乏考古学意义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资料。由于各类资料来源的复杂性,难免错综糅杂,需要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通过考古学界近百年的努力,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情况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借助考古学界的成果,结合传世文献,试将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划分为邦国并立、文明中心产生与发展、文明突破三个阶段。

(一)邦国并立阶段的区域分布与道路选择

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华大地到处分布着文明起源时期的遗址,破除了以往传说中中华文明由黄河中下游向四周扩展的认识。一些考古学家据此提出自己关于文明起源的看法,如张光直提出了九大文化系统之说[2],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之说,其中以苏氏之说影响更广。苏秉琦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国考古学文化内部可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这些区系都已开始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历程[3]284。

依据最近时期发布的考古信息,苏氏上述不少区系在距今约5000年之前,就已经相继进入阶级社会。如南方的良渚文化,核心遗址主要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境内、太湖南侧,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云集了130多处遗址。2007年,莫干山发现距今4700-4300年的良渚古城。“从数据上看,良渚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是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4]。在古城内和附近,分布着高等级的王陵和祭坛,以及发展水平最高的遗址群,严文明、张忠培等考古学家誉之为“中华第一城”。还有学者认为,良渚古城证实,在4000多年前的太湖地区、杭州湾一侧,存在一个比较进步、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古城甚至古国,成为这一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典型代表,“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5]。红山文化是北方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距今约6500-5000年。从1935年正式发掘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已经产生了不少组成形式尚较为简单的国家。借用一些考古学家的说法,是产生了一些“古国”。

从各地的考古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古国”之间互相统摄的现象,各国之间多元并存。当然,这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争夺,像陶寺文化是在战争中被毁灭的,就有可能是外部势力所造成[7]40。不过,即使古国之间有强弱之分,由于各自较强的封闭性,影响区域终究有限。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作“邦国并立”,而不用“万国林立”之类的说法,是意在突出一个“并”字。并者,势均力敌之谓也。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上千年时间。

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积累,考古学家苏秉琦、李伯谦等开始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中,李伯谦做得很彻底,他将有巢氏直到夏禹都与考古资料一一对应: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神农氏对应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炎帝、黄帝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500年,社会形态到了部落联盟、古国阶段;颛顼、帝喾、尧、舜、禹对应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500-4000年,社会形态到了王国初级阶段[8]38。这种努力,得到考古界其他学者的认同,认为“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两方面入手,就有望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作进一步的整合”[9]。由于考古学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对接,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就是炎帝、黄帝以来的历史了。这对缅怀“赫赫始祖,吾华肇造”的炎黄子孙来说,自然多了一份亲切感。

在长时间的并立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古国衰落甚至消亡,而有的则显得生气勃勃。李伯谦在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加以观察后,得出了仰韶文化与另两种文化特点不同、类型不同、模式不同,其前途也不同的结论。简言之,“红山‘古国’采取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良渚‘古国’虽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是以神权为主的模式。神权高于一切,应该是两者最终均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而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则与前两者决然不同”。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王权国家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8]51-52。

(二)文明中心的融合功能与王权升降

在长久的多元并存之后,必然会有“古国”脱颖而出,成为文明中心,带动各个地区文明的进程,这是实现多元一体的基本前提。第一个载入史书的王朝是夏朝。据称大禹治理洪水有功,赢得天下人拥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0]2163,这当然是辐射力和凝聚力的反映。后来禹的儿子启开创“家天下”的局面,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共传十三世、十六王,有较强的统摄力。与夏朝相应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延续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脉,也显示出了夏朝的强大能量。据研究,“二里头文化影响涉及的考古学文化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首屈一指。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是该时期中国大地上最主要的文化关系”。比如二里头文化向西运动,改变了陕甘宁地区土著文化的势力范围,使该地域内的客省庄文化西迁和北上;向南推进,使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1]368。后世称中原为“华夏”,提出夷夏之别,多少与夏朝的强大有关系。

紧接夏朝的商和周,都有一段早期开发史,与夏朝史重叠。张光直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12]31这段话告诉我们,商王朝建立前,只不过是接受夏王的盟主地位罢了。而在商取代夏的地位之后,做法没有改变。晁福林认为,“和秦汉以降作为一统天下的朝代不同,商王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是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商代是一个方国部族林立的时代,尽管诸方国部族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总的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呈现着漫无秩序的状态”[13]244。不过,商王朝对各方国的辐射力仍然需要肯定。在殷墟所出卜辞中,土方、亘方、鬼方、羌方、龙方等方国名称就有六七十个,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安徽甚至更远地区。商王朝与这些方国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方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在王权与神权的关系上,商王朝一方面利用神权作为联络各方国部族的一条纽带,另一方面又限制、削弱神权。武丁之时,贞人势力强大,人殉人祭随之盛行,反映神权野蛮落后的一面。康丁以后贞人数量锐减,颐指气使的赫赫大员变为记录例行公事的无名差役,“商代王权才基本摆脱了神权的桎梏”[13]246。

同夏商相比,周朝对各地方国的辐射和聚合作用大为提高,应该算作文明中心发挥影响的新时期。周武王灭商,取代了商的盟主地位。而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制礼作乐,大力推行分封制度,是夏商以来政治格局改变的转折点。据《春秋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其中分鲁公以殷民六族等,“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等,“皆启于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怀姓九宗等,“皆启于夏政,疆以戎索”[10]2134-2135。分封之初,鲁、卫、晋等地皆顺应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分别施政,结果到春秋时期,就基本看不到原住居民的身影,融合在一起了。“它们不再是以某一部族为主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血缘国家,而成为由既非周人也不是奄人或殷人的鲁人、卫人等组成的地域国家。特别是在兼并了许多其他异姓部族邦国之后,地域国家的性质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社会由此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由众多血缘部族邦国形成的联盟制转变为有众多地域国家形成的相对一统天下,向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地域国家迈进了一大步”[14]11-12。而从君臣名分的角度考虑,新建之国皆周天子的功臣、昆弟、甥舅,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非夏殷以来古国可比,“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15]。周代天子的尊崇地位,较夏商又有明显的提升,这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成效。

西周时期,思想界延续先前重民的天命观,神本观念明显衰落。哲学史家陈来指出,古代中国对多神的信仰和祭祀相当普遍,但西周以降的中国文化,整体上已经不是祭祀文化而是礼乐文化,周代的礼乐文化早已超出宗教礼仪的范围。祭祀文化虽然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但祖先祭祀更为盛行,其社会功能的意义日益超过宗教意义。“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已经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西周的宗教文化可以在类型上归结为天民合一的天命观,“后来在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出来的道德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在此基础上正在逐步形成”[16]196。美国学者牟复礼则在比较世界上各民族的思想史后,认为中国唯独没有创世神话,“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中国其他独特的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对宇宙起源的解释)显示了,中国文明在和华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遭遇中,在和印度、伊斯兰、基督教思想的成功交往中,创世和超越的造物主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则以圣贤传统之名成为各家各派的共同财富”[17]13-14。从二位学者的论述看来,中国在早期文明史阶段,文明模式已经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有了差异。

(三)文明突破的起因与大一统趋向

文明的突破,指的是东周即从周平王东迁到秦统一天下这一阶段的历史巨变。从时间上看,与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200年)基本相合,但在内涵上却不尽相同。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的突破,基本上是指精神运动,而我们所言文明的突破,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突破,而且是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如此看待春秋战国时期,这段将近六百年的历史才是真正值得后人回望的轴心时代。

进入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日渐式微,三百余年中大国争霸,战事不断,各诸侯国之内的公室与私家势力此消彼长;经济领域,井田制难以维持下去,土地赋税制度纷纷调整,村社组织的结构发生变化;人际关系上,往日严格的尊卑秩序不再为人重视,风俗习惯也由醇厚变得浇薄。在心仪西周盛世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乱象,“乱花渐欲迷人眼”,目之为“礼崩乐坏”。实际上,这是大变革的前奏。经过千百年的积累,至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显著的标志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其次是牛耕的使用。诚如恩格斯所说:“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18]160。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冲破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经济基础的改变需要新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是春秋战国历史巨变的深层根源。当然,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1031。当时的广大劳动者通过他们打造和使用的铁犁、锄头说话,历史该翻开新的一页了。

整体上看文明突破,春秋时期基本上是旧秩序的解体,战国时期是新秩序的建立。然而,历史的进程错综复杂,崩溃与重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的那个时段,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说过:“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个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样,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20]1-2。春秋战国时期变革的历史意义,大概没有比这段文字更恰当的说明了。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大量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纵横家登场了。他们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为了富国强兵不遗余力。政治领域最重大的活动是实行变法,像魏国李悝的变法、赵国公仲连的改革、楚国吴起的变法、韩国申不害的改革等,而以秦国商鞅变法的力度最大。商鞅奖励耕织与军功、“开阡陌封疆”、推行县制等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促进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增强了秦国国力,“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21]195。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同样对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作用。老子、孔子、墨子等大量思想家,都为社会寻求致治的理论和方法,而以孔子的思想最深刻、最具前瞻性。他以“仁”为中心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恒久影响。他在社会秩序的规划上,主张也不少,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0]2521;二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0]2461。以往人们大多认为这是对周初社会的怀恋,但在孔子那里,“通过将流传下来的文献转变成有意识的根本思想,实际上是产生了一种与古老的文化融而为一的新哲学”,他的根本思想,是“借对古代的复兴以实现对人类的救济”[22]128。孔子之后,孟子是其思想最忠实的继承者,始终坚持王道政治。在同梁襄王讨论“天下恶乎定”时,他还提出了“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著名主张[10]2670。其时,法家“崇力”之说也颇有声势。韩非就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3]不同的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对天下即将走向一统的共识已经达成。在前代积累的根基上,秦国的统一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公元前221年,秦国采用商鞅变法以来的既定路线,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消灭最后一个对手齐国,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大的阶段,至此胜利结束。


二、中华文明成长期内的阶段性及有关问题


从秦统一天下到当今时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衰状况是较为清晰的。从秦朝开始,中国作为所在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可称为兴盛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方穷极思变,挽狂澜于既倒,可称为衰落阶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21世纪中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称为复兴阶段。其中稍微需要斟酌者,是兴盛阶段的止点到底定于清朝何时。考虑到乾嘉之时国内事务沿着固有轨道运行正常,在外部尚未与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交锋,外部仍维持着大国形象,姑且将兴盛阶段的止点定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

(一)兴盛阶段内的分期与各个时期的基本脉络

1.秦汉时期的转型与千秋基业

兴盛阶段的时间长达两千年,势必要再细分为若干时期,才便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说明兴盛的情状和原因。秦汉是大一统的起点,作为一个时期当无疑问,而之后的划分就可能见仁见智了。魏晋南北朝是分裂局面,到隋唐时民族大融合,南北统一了;五代和其后的宋、西夏、辽、金是对峙局面,到元朝民族大融合,全国重现统一局面;明朝一直是统一的,但随之而起的清朝在前期解决了国内边境地区大量的民族问题,奠定了后世疆域的基础,达到古代社会的顶峰。历史发展虽然不只有民族融合一条线索,但它有清晰的轨迹可循,因此以之作为秦汉之后划分时期的一个依据。

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君临天下十一年而去世,其子胡亥在位三年而秦朝灭亡。加之秦始皇有焚书坑儒之举,不少人对秦始皇统一后的作为评价不高。实则不然。秦并天下不久,就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全面推行郡县制,成为后世的定制。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说过:“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24]3-4此外如设立军、政、监察之制,以及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的决策,都是关系到民族盛衰的千年大计。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不在于制度建设,而在于政策失误。

汉朝建立后,总结秦朝速亡教训是决策的前提。面对汉高祖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辱骂,楚地儒生陆贾发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质问,使刘邦转而要求陆贾为其著书说明原委[25]。文帝时,贾谊著《过秦论》,分析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总结出“取与守不同术”“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等一系列治国原则[26]48。这不仅为汉朝,也是为后世确立了“德治”传统。在“过秦”思想背景下,汉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几十年后就出现“文景之治”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南征北战,开疆拓土,控制区域远超秦朝全盛之时。其重大举措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线,促进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史称丝绸之路。汉武帝还在政治上限制诸侯王特权,完善中央集权制;在思想领域尊崇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经济领域限民名田,盐铁官营;等等。这些措施,皆有长远的效用,如适宜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达到5900多万,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一千年后都难以企及的数字。思想领域的“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上形成《白虎通》,“三纲六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整个东汉社会的政风民风,都更受儒学思想熏陶,逐渐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产生移风易俗的作用,以至“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27]1099。以上涉及政治体制、治国思想、社会准则、内政外交等诸方面的决策和举措,标志着秦汉顺利地完成了转型时期的任务。如果说秦始皇完成了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遗嘱的话,汉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则确认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方略。这两方面的转型意义重大,使秦汉开始的多民族国家充满发展的活力与自我调适能力。牟复礼因此评价说:“纵观中国文明之历史,是汉朝奠定了帝国真正的基础。”[17]124

2.魏晋至隋唐的民族融合与制度建设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全国大多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但始终保持着统一的趋向。其中秘密,可以从这段时间里民族融合中寻找答案。当时的民族冲突,实际上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在相互碰撞中,是可能找到平衡点的,如半耕半牧,或两者并存。由于汉代为大一统时代做了全方位转型的努力,虽然其后魏蜀吴三国鼎立,但无一不希望重建全国政权。西晋灭亡后,不少建立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士,汉化程度已比较高,皆无分裂全国、永远独霸一方的图谋。如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熟悉儒家经传,刘渊自认与汉朝为甥舅关系,立国号时定为“汉”;北朝最强大的国家是拓跋族所建魏国,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且有详细的世系;北周改革官制,依据的经典是《周礼》。以至于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推论隋唐制度渊源,以为“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他还对第一个渊源具体说明:“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28]1可见魏晋南北朝虽南北对峙,不过是争夺统治权而已,对秦汉以来的礼乐政刑典章文物并没有抛弃,文化之流没有断。当隋唐统一后,原先的民族隔阂就慢慢消融,成为一个吸收民族新成员的更大熔炉。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正如拉丁人与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欧洲后世的历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是由蛮夷与中原汉族共同谱写的。”[29]66

从魏晋至唐末约700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基本经济区的增加,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直至经济中心南移以及南北大运河开掘。土地赋税制度由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到北魏的均田、租庸调制,再到唐中期均田制废而行两税法,是古代田制税制的分界线。政治上变化相当多,最引人注目的是汉魏以来士族势力膨胀,导致门阀政治,至东晋达到极致。而从隋代开始的科举制,是打破这一格局的创举。经唐代的完善,促进了社会公平和阶层的流动,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选拔制度。思想领域是佛教、道教兴盛,尤其是佛教在南北朝时风行社会各界,信徒甚多,寺院遍地。至唐代,形成儒释道互争高下的局面。其后,又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于以上各项制度建设,加之当时突厥势力的衰落,唐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和汉朝一样,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29]78。

3.宋元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与征服者被征服

唐朝灭亡后,全国纷乱的局面不亚于魏晋南北朝。先是五代十国的割据,宋朝建立后仍然有与之对峙的政权,东北是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西北是党项人建立的夏国,西南还有吐蕃、大理政权,常年有拉锯式的征战。尽管如此,宋太祖赵匡胤仍然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剪除节度使的兵权,以避免重蹈藩镇割据的覆辙。此后数百年,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割据现象,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宋代另外值得称道的,一是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自宋代开始,社会的平民化倾向显露出来,土地买卖活跃,商业交易活动频繁,交易中开始使用纸币。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影响。在被继辽国而起的金国逼到南方后,南宋更加重视经济活动,商船经过南亚诸国穿过印度洋,一直航行到了非洲,外贸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二是文化的发展,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顶峰。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大家辈出,尤其是程朱理学产生,影响到当时和后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在辽、夏等政权所辖区域内,同样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辽金政权是游牧文明与汉文明的交融;西夏一方面是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枢纽,另一方面自身也融合了来自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30]。不少区域在文化方面采用科举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考核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都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13世纪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迅速占领全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发展阶段落后的民族来实现统一大业。不过,面对大江南北发达的社会状况,正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说:“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中国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未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31]17-19。忽必烈取《周易》乾卦《彖传》“大哉乾元”之“元”为国名,实际上是征服者被征服的象征。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前人基础上发展经济,全国呈现出繁荣景象。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元朝生活了十多年,他的游记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描述。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评价说:“在十三世纪,中国仍然人口众多、出产丰富,她的社会很有秩序也很安定,她的科学和技术远甚于同时代的欧洲,在这整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的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32]127

4.明清时期的历史贡献与潜在危机

明朝前期,建树较多,局面稳定。郑和七下西洋,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无疑领先于世界各国。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时值明朝中期,世界历史进入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33]。然而,明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不允许人民私自下海同外国商人贸易,先进的航海技术无用武之地,阻碍了海外市场的拓展。不过,直到16世纪末,中国仍给外人以强盛的外貌。西班牙人门多萨依据文献和他人见闻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史》,“把中国诸多国王的勇气、伟大、权力、威严和财富写出来”,不仅要证明从前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还要用新材料“显示中华帝国在那令人兴奋的各种非同一般的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智慧”[34]20。德国现代学者贡德·弗兰克则以大量数据说明,晚明对外贸易流入的白银资本占全世界白银资本的30%左右,“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35]169。然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尤其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进,中国却没有跟上这一时代步伐。

不过,明中后期至清中期,中国仍有不凡实力。一是明清政府重视土地、赋税制度和商业政策的调整,经济领域充满活力,中国仍是当时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格森的统计,直到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甚至到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大于30%,超过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36]166。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加上一些其他因素,人口迅猛增加。明朝以前,中国的人口统计数从未超过一亿。考虑到以往统计以男丁而非以口的因素,曾有人口史学者推测,12-13世纪中国人口应该超过了一亿。准此,明末至清乾隆时的人口增速极快,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首次突破2亿,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大关,都超过当时欧洲人口的总和[37]3-12。二是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疆域的拓展。作为东方大国,抵抗了来自海上和陆路的殖民侵略,即中荷之战,郑成功驱逐荷兰出台湾;雅克萨之战,康熙把俄罗斯阻挡在黑龙江以外。“两次战争,保持了领土、主权、尊严”[38]10。自明代中叶起,在西南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使中央集权统治深入到边区。尤其清朝设置管理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有效地加强了对整个北方和西南地区的治理。“从1600年到1800年,对于缔造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大的、巩固的、有效管辖的多民族帝国,满清统治者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39]。三是清统治者认同中华文明,自觉地强调“中华统绪不绝如线”[40],实行了大量制度性的汉化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满清政权向统一的中央集权演变,也逐渐赢得了儒家士大夫的忠心支持[39]。

(二)衰落阶段的屈辱、奋起与殊死搏斗历程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110年,中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凶残的外来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41]。对这段悲壮的历史过程,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有不同的时期划分。这里从近代化进程、民主革命渐次展开的角度,以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三个时期。

1.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自强运动

中国是在资本主义的炮火下进入近代社会的。为占领广阔的中国市场,英国做的是不光彩的鸦片生意。在遭到中国的抵制后,英国不惜武力相向,交战的结局如50年前马戛尔尼勋爵所预言:“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42]401清廷被迫签下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屈辱条款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美法等国纷起效尤,又逼迫清廷签订《望夏条约》《黄埔条约》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等国变本加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战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又成为各类矛盾里最主要的矛盾”[43]104。从此,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总会交织在一起。

面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入侵这个几千年未曾遇到的大变局,勇于抵御强敌的林则徐无愧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他主张了解西方,“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应对之策,把“师夷”与“制夷”高度统一起来。这表明清朝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放下老大自居的姿态,正视对手的强大,师敌长技,跟上世界潮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产生了一批洋务派官僚,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他们引进西方先进机器和技术,陆续开办起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企图达到自强的目的。同时还训练水师,建立起南洋、北洋等四支舰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举措。然而,颇显气象的近代化进程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重创。交战以中方惨败而告终,依战后所签《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其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居中调停,日本归还辽东,中国再交“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的结局,使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沼不能自拔,震撼中国上下,不啻为一支强力清醒剂。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起,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44]1落后挨打的伤痛深入骨髓之际,人们已经认识到战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器物层面,还在制度不如人,必须进行政治领域的变革运动,才有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

2.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政治运动

从1895年到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康有为率领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为救亡而倡言变法,掀开维新运动的序幕。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立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影响广泛。在变法图强的思想高涨之际,1898年出现了“百日维新”。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戊戌六君子”以鲜血唤起民众,写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20世纪初,孙中山鼓动的民主革命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与社会改良思潮相碰撞,两派展开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并付诸行动;清廷迫于空前的统治危机,实行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新政”,并预备仿行宪政。各派势力不断较量,交互作用,以其合力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的成功意义非同凡响,“这不仅表现为推翻了其末年已严重阻碍中国前进的清王朝,更在于终结沿袭两千余年、渐成历史桎梏的专制帝制”,与推翻专制帝制互为表里的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呈现共和制的理论与实践(包括其种种不完善乃至扭曲的状态),中国人民从此认定共和制为正统”[45]611-617。其后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捍卫《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都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下展开。与政治领域的云谲波诡相应,思想文化领域则是百家争鸣,而最具影响力者莫过于《新青年》着力宣传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直至发展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运动,始终离不开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时代主题。在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戊戌维新失败后,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1900年,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出动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战后所签《辛丑条约》是一个严重的奴役性条约,中国国势沉沦到了谷底。而慈禧太后颁行的清廷对外方针,竟然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46]15。清廷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后,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列强对清廷垮台本可施以援手,权衡之下,不如寻找新的代理人更为得心应手。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当政期间,列强予取予求,无不得到满足。“近代以来,日本是给中国造成历史灾难和伤害最多的国家”[47]2。利用欧洲战争之机,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居然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辱为理由而屈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希望结束日本强加于自己的羞辱条款,结果大失所望。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48]。

3.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反抗帝国主义的彻底胜利

从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民主革命思想洗礼的青年学生齐聚天安门,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迅速影响到各地,形成全国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的特出的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49]853-854。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掀天揭地的伟大征程。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两党携手,各地工农运动高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从1927年的南昌起义开始,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最值得共产党人珍视并视为永久精神财富的,一是毛泽东等人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50]90。二是在战略转移中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51]。

国民党政府围剿工农红军期间,帝国主义加紧劫略中国。日本军队在沈阳制造“九一八惨案”后,进而侵占华北。国难当头,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体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从1931年开始的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52]。“它牵制了日本陆军大部分有生力量,消灭了大量日本军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功臣”[5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洗刷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作为正面大规模抗击轴心国的主要国家之一,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功绩的高度肯定。此时本是国共两党携手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大好时机,蒋介石政府却误判形势,撕毁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由于蒋介石政府背离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奋斗,终于带领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终结了100多年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

(三)复兴阶段的分期与各时期内的巨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标志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54]。目前,民族复兴大业生气蓬勃,方兴未艾,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显然是个时间节点,此后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或许可称作全面复兴)时期。为鉴往知来,对2020年之前的70年历程,以20世纪70年代底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来总结[55]。前30年应是复兴阶段的启动时期,其后40年且称作突破时期。当然,由于事物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对1979年前后几年事件的处理难免会有些“时间差”。

1.起步的曲折与不朽业绩

新中国前30年的基本线索相当清晰,1949-1956年,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1978年,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和“在徘徊中前进”的十二年[56]16-17。亲身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通常会感到,过渡期的道路较为顺畅。起初三年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医治长期战争遗留的严重创伤,全国工农业生产在1952年底即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自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果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而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后,却走了不少弯路。如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加之其他因素,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后来又因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对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明确的阐述和分析。

不过,将这30年放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考察,它虽然充满曲折,却彪炳史册。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制度消失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1950年和平解放西藏后,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1954年,国内连飞机、坦克都还不能制造,毛泽东主席就豪迈地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7]133建国30年后,这个目标基本实现。比如在工业建设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棉纱产量增长3.5倍,原煤产量增长8.4倍,发电量增长40倍,原油产量达到1亿多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58]11。这些(包括以上未列其他领域成就),实际上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国防方面,在武器装备明显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震撼世界的国威军威;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胜利,展示了中国军队捍卫祖国领土的坚定决心和能力;尖端科技上成功发射“两弹一星”,打破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在外交领域,倡导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展现新中国外交形象;突破重重阻力,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走向世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后来改革开放必备的外部条件。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这是复兴大业的根基。

2.探索的艰辛与强势崛起

从1979年到2020年,中国复兴大业进入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新的治国方略,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对新时期的历程,学术界通常把1979-1992年作为第一个段落。改革开放是一个探索过程,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当安徽农民突破政策禁区搞“包产到户”后,政府采取鼓励尝试的做法,尝试后在当时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举打破“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大手笔,为中国农村改革,以至于中国整个改革,写成了一篇震惊环宇的大文章”[59]。1984年,经济改革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为了加强对外开放,改革之初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大量新生事物面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陈云等国家领导人不断探索,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适合国情的道路。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对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引领作用。1992年又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极大地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党的基本路线的信心。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思想成果突破以往单一计划经济模式,认识到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从而走上经济发展的坦途。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60]。2011年,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猛增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增长了128.5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61]13-14。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强势崛起的信号。

2012年,习近平主席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产生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实行供给侧改革,2013-2016年GDP保持着7.2%的年平均增长率,2017年的经济总量达到82.7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为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行精准扶贫政策,扶贫攻坚战已进入决胜时刻。政治领域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反腐倡廉,逐渐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坚持强军兴军路线,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超级电脑、量子通信与航空航天等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国际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进国际合作与人类进步事业,在一系列国际重大事务中体现出大国担当精神。一位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者说过,“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最容易找到共同语言的世纪”[62]271。在国家综合影响力迅猛增长、40年间7亿人脱贫的的壮举面前,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确很容易与政治家、政治学家取得共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三、历史的选择: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以上从全球角度作出的长时段的阶段划分,把中国各个时期放到当时世界的视域内考察其地位,虽叙述粗略,但前后贯通,基本轮廓尚大体清晰。这有助于了解中国各个时期的时代主题,更能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和发展道路。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指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需创建的既有国家”[63]1。如果将他所说“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理解为中国历史从不间断,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也完全合乎上述中国历史实况。认识到这个特点,就能把5000年文明史看成一个整体,从后世历史中看到前朝历史的影子,从而把“当今的中国”同“过去的中国”甚至“最初的中国”联系起来,观察历史的走向。远观者清,宏观者明,这是历史研究中做长时段考察的意义所在。

不过,旧日意识中历史“只需复原而无需创建”终究属于表象的观察,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不可能复制希腊古代社会面貌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复”都会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关键时刻的“创建”则体现了人类的创造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4]118-119,人们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却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5]585。因此,历史关节点上的创造,是历史发展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创造决定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发展道路,实质上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上,经常会面临这种选择。从上述中华五千年的历程可见,大大小小的各种选择之中,决定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共有三次,值得明确揭示,便于人们清晰地认识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是对文明模式的选择。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华大地出现若干史前文化中心。无论是上文提到的苏秉琦所创六大区系类型理论,还是张光直提出的九个文化系统观点,他们都强调多元一体,彼此互动。史前时代各地社会上层构成的交流网,“交流的是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各种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是标志身份和权力的奢侈品,是象牙和玉料等珍稀原料”,由于交流的密切与深入,“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神,中国相互作用圈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66]。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龙山文化区系在“最初的中国”中脱颖而出,领先于其他文化区系。如前所述,仰韶、龙山文化一系的权力构成是王权高于神权,这自然是当时的中国人做出的选择。在宇宙观上,他们趋向于人本主义而不是神本主义。这种趋向发展到晚商,祖先神地位的上升和“帝祖合一”观念的出现,“促进了现实中王权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和政治理性也获得进步”[67]。周初,周公制礼作乐,“最初的中国”以来的历史文化成果,结晶为礼乐文明模式。“‘郁郁乎文哉’的周,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新的顶峰,为以后中华民族之灿烂文明建立下良好的基础”[68]2。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人类的轴心时代,孔子以“仁”为中心建构其学说,“仁者爱人”、“仁者人也”,是儒家学派对人本主义思想最精致的表达。这是长期历史选择的产物,它使中国没有产生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创世神的宗教,力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同其他古老文明最不相同的地方。它不仅决定中国文明奠基期的走向,也影响到后世乃至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面貌。

第二次出现在战国秦汉时期,是对国家形态的选择。从形式上讲,当时的大一统是在兼并若干诸侯国后,采用郡县制进行从上到下的综合治理。这种愿景,更早时期就已存在思想的雏形。《尚书》中称帝尧之时“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诗经》中吟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各地臣民对“天下共主”的拥戴。在周天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后,强大的诸侯自然会产生取而代之的冲动,这是春秋时期的现实情形。到战国之时,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尤其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长期开发,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形成。此时摆在各诸侯国政治家、思想家面前的选择,已经不是要不要统一,而是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统一的问题。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汉代几百年又为这一选择作出重要贡献。这是因为大一统不仅仅是中央集权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思想规范、民族政策等,以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便构成大一统国家形态。当时世界上其他几个大帝国衰落后就从此分裂,中国却能在秦汉衰落后再度大一统,原因即在于此。虽然几千年中时常出现分裂、分治局面,甚至分裂、分治的时间长于统一之时,都不会影响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69]257。大一统国家形态中有处理民族问题的机制,强大的政治集团往往能在文武并施的条件下实现全国统一。大体上讲,“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69]94。有土有民有凝聚力,国家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一时衰落甚至倒下,但仍然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这是大一统国家形态所提供的制度保障。

第三次出现在近一百多年中,是对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而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了间断解体的作用,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起初,一些立志变革的有识之士力图学习西方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希望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挤进强国之列,却没有成功。后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仍然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没有走通。理由其实很简单,“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70]51。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更不愿放弃殖民地,“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71]9。总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堵死。彷徨之际,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探寻前进道路的人们指引了方向。于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为之终身奋斗。新中国建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性选择的必然结果[72]。用一位亲历高层决策过程的人物的话来说,“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73]260。当时,社会主义还只有苏联一种模式。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74]。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和继承前人经验,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

历史上三次大选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前两次的选择,中国走的是自己独特的道路,都曾创造辉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三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属于现在进行时,还在拓展之中。中国人民对这条道路的选择,是在起初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这一横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的创造,同时也包括了接续古老中国这一纵向“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也蕴含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若干元素。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选择,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国方案。当然,这条道路超出了某些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的西方学者的认知,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困惑不已。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经受了社会主义探索之初艰难环境的考验,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对这条给自己带来福祉的前途光明之路充满自信,绝对不会轻率地放弃自己的选择而随人邯郸学步,自取“直匍匐而归”之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中国人民信奉真正不朽的西哲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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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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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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