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祖欣:当代台湾电影文本中的民粹主义幽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9-05-19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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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祖欣  

内容提要:在民粹主义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当代台湾电影这一载体,管窥台湾民粹主义的形态,并梳理出其发生的四重根源:第一,威权主义有着生成民粹主义的内在需求,这奠定了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第二,经济危机以及财政刺激是激发当代台湾民粹主义的一个源头;第三,扭曲的民族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台湾民族主义”成为激发当代台湾民粹主义的又一源头;最后,台湾社会运动的传统和选举体制的发展,又为台湾民粹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渠道。作为一股反思力量,严肃的电影能够对政治保持距离,又对它静观和考量;而作为一种社会镜像,大众的电影则可以衡量民粹主义思潮蔓延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

关 键 词:当代台湾  民粹主义  电影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经济影响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各国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虽然表面上全球经济衰退在几年后得到遏制,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悄悄从经济、金融领域蔓延至政治领域,甚至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轮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以及反移民的浪潮中,民粹主义得以复苏,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发酵和蔓延:有的国家的政治家通过煽动民粹情绪获得选票,有的国家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举行“脱欧公投”,而有的国家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关闭了面向难民的大门……

在这一轮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中,台湾地区似乎也不能独善其身。本文通过对当代台湾电影进行文本分析,从台湾的民粹主义历史、经济发展与民众心态、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以及社运传统和选举体制四个方面,阐释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政治特征。


一、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①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民粹主义就会呈现不同的面向,以至于学术界只能通过描述而非定义来观察它。这种描述普遍包含:极端的平等和民主,依赖和信任底层人民,反对精英主义和知识分子,但又容易诞生非凡的领导人以及赞成政府干预。另外,民粹主义可能还蔑视科学与技术,充满浓郁的怀旧情绪,仇视金融家和资本家,以及厌恶由于社会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社会不公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民粹主义层面台湾经历了从威权式的民粹主义到强人式的民粹主义的转变,前者强调全民动员,后者强调领袖魅力,但共同之处,它们都通过“自由”“民主”等口号,来动员民众获得力量,实现其所掩盖的真实目的。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威权统治。为巩固政权,蒋介石与国民党通过“戒严”来调动社会力量。但“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②1950年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的“口号”,就是这样一种蛊惑人心的宣言,而当时对内对外的宣传口径所强调的“自由”也是这种目的。在电影《军中乐园》(2014)的一个片段中,国民党通过金门的广播向大陆发动宣传攻势:

“亲爱的共军兄弟们,不要再做无畏的抵抗了,‘自由祖国’正张开双臂,欢迎你们放下武器,起义来归。向我军投降,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我们本是一家人,应当同心携手,向世界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富足的生存权利。”

威权统治确立“民主自由”为理想和目标,通过军政体系或民众动员而凝结起强大而统一的社会资源,来达到统治目的,这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式的民粹主义策略。《泪王子》(2009)讲述了1954年“白色恐怖”背景下眷村里的故事。刘将军是随蒋逃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旁白对他的介绍说:“刘将军是一个节俭保守的军人,他相信不久就会‘光复大陆’,坚持不可以整修庭院。”而当妻子提出修整庭院,他也说,“干嘛这么浪费,过两三年我们就回家了。”类似的场景更早出现在《童年往事》(1985)中,阿孝的父母从广东来到台湾,面对破旧的家具,阿孝父亲坚持不更换,理由是几年后就回家了。这种威权主义式的民粹主义策略在外省人身上是行之有效的,它使他们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压抑氛围下保持对于威权体制的忠诚,以至“通谍分子”抓得越多,他们越能感到安全。

然而现实的残酷逐渐在谎言表面撕开越来越大的口子,作为统治策略的口号,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尴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中,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汪先生从美国考察归来,台面上他开玩笑要偷点原子弹技术回来早点“反攻大陆”,私下里却说:“从‘民国三十八年’到台湾,已经来了十二年了,我想要回去,不太可能。”然而威权民粹主义的破产,却孕育了另一种基于本土意识的民粹主义。“白色恐怖深化了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原有的‘法统’则建立了以外省人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本省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所有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反弹创造了条件。”③《悲情城市》(1989)这部影片前三分之一都在渲染国民党逃台后带来的省籍冲突,一开始,台湾人以为光复带来的是回归祖国的温暖,但很快就意识到光复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物价暴涨,工作被内地人接收,在这样的铺垫下,“二二八”事件里恐怖的暴力冲突似乎都有了充分的势能,而国民党军队接下来对岛内居民的反扑,则进一步强化了省籍边界,这种省籍认同被烙刻在台湾人民心中,为20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苏醒种下了种子。

在20世纪80、90年代,民粹主义在全球迎来了它的又一波高潮,这在时间与地域上也与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重叠,民主形式与启蒙思想的不协调发展,为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即“民粹主义总是出现在发生了抛弃(主动或被动)传统模式,而现代模式未能及时建立的过程,……总的来说,民粹主义更像一场应急的社会动员,它排斥或缺乏现代性意识,只经历了文化接触而缺乏文化认同。”④在民主转型进程中,台湾“威权体制释放出来公共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主之权’,它不再单单被特定政治集团所独占或垄断,而是交由各个政治团体、政党和派别通过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来角逐。……但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转型未稳的社会,公正的游戏规则往往难以建立或达不成共识,民主的制度化就会出现问题。各种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政治人物为了获得权力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时,一些政治人物就开始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择手段。”⑤而李登辉便是在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本土意识,煽动民粹情绪,通过“个人号召或与民众直接互动煽动民众对他的支持和追从”,⑥从而捞取政治资源。20世纪90年代,威权式的民粹主义让位于庇隆式的强人民粹主义。


二、经济危机与财政刺激,当代台湾民粹主义诱因之一


虽然随着所谓台湾“民主体制”的建立,民粹主义可以像一场来去匆匆的应激反应一样消退,但在合适的条件刺激下,这种深埋在社会意识之下的症候又会复发。经济的停滞可以诱发民粹主义,而经济停滞中采取的特殊刺激政策——如公有化、贸易保护、预算赤字强刺激、民众红包派发等,则又会进一步刺激民粹主义苏醒。

20世纪末,台湾通过代工产业走上了一条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在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中,主角从风柜来至高雄,也见证了城市发展、工业蓬勃的洪流。《恋恋风尘》(1986)中,现代化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淳朴风情,却也带来了物质社会的日新月异。

然而台湾经济发展也蕴含着危机,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以代工作为增长点、但品牌力发展薄弱的特点则将巨额利润拱手相让给域外上游企业,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来自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的竞争,又让台湾劳动力价格失去竞争优势。“经济危机暴露了一系列台湾工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弱点。”⑦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一直保持6%-9%的增长,在200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26%),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台湾经济增长在2008年由上一年的6.52%急剧下滑至0.7%,并在第二年转负(-1.57%)。⑧

台湾经济发展是一个未完成时态,它遗留的未惠及的地区和民生问题,被大众所忽视,却被电影所“记录”,《暑假作业》(2013)讲述了台北的小学生到乡下的爷爷家过暑假的故事,爷爷住在新北市新店区的一个农村,这本是一个离大都市并不远的地方,但它似乎在经济的发展中被遗忘了,手机信号经常丢失,平板电脑仍是稀罕之物,村邻间的真诚虽然传递出传统乡情的淳朴,但这里却丝毫没有21世纪的现代味道。农村的经济发展被忽略,城市似乎也未能幸免于难,《郊游》(2013)以蔡明亮独特的美学手法将镜头对准城市中被忽略的人群,父亲充当人形广告牌赚取微薄的收入,儿子和女儿不上学,时常在超市里领取免费的促销食品。“边缘、底层人的处境通常被掩藏和遗忘,各类特权阶层的光鲜生活总被通俗媒体强调、宣传和钦羡。……城市流民、流浪狗、废弃房屋,都是喧嚣城市地景中的废墟,物质的,精神的废墟。”⑨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则在《醉·生梦死》(2015)中得到更写实的呈现,在菜市场打零工的小混混,不知为何而应招的男人女人,即便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大儿子,也似乎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一个镜头里,导演展示了经济发展的分野和落差,画面的上方(远处)是摩登的高楼大厦,下方(近处)则是贫民窟,冰冷的雨水里,一条江隔开了上下两个世界,一股浓烈的世界末日后的科幻味道!

然而面对经济停滞和金融危机,台湾当局“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和削减利率以刺激货币流通。……还向市民每人发放120美元(总计825亿新台币)消费券,以刺激消费需求。并通过公共投入,新增就业岗位,对未就业人员提供失业津贴”。⑩这一政策的效果如何难以评估,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和了民粹主义的要求却是事实。民粹主义呼吁当局对经济采取强力干预,而面对经济短期难以扭转的困局和相较于“四小龙”时代的心理落差,它会将经济的停滞归咎于外部原因或曰“全球化的影响”,而同时期在经济上崛起的大陆,就成了这种民粹情绪宣泄的出口。

例如,这种敌意可以体现在台湾民众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态度上。ECFA签订于2010年。事实上,该协议对台湾的贸易保护多于对大陆的保护,协议当中,“台湾依然保持对大陆的整体出口限制,却并未限制其它WTO伙伴”。(11)为了保护本土农业和工业产业,ECFA签署后,台湾依然限制大陆865种农业产品和1377种工业产品的进口。“在两岸投资方面,台湾实施严格的进出口限令。这些限令旨在避免台湾被向大陆投资‘掏空’,以保持台湾经济尤其是科技产业的竞争力。”(12)事实上,ECFA对台湾贸易的拉动也是显而易见的:2013年,台湾出口大陆贸易总额817.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3%,ECFA贡献205.5亿美元,增长10.62%;(13)2014年,台湾出口大陆贸易总额821.4亿美元,增长0.43%,ECFA贡献207.4亿美元,增长0.89%。(1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ECFA的研究和预测也支持这样的结论:“ECFA对台湾的净影响是到2020年GDP增长5.3%。”(15)但台湾民众对这一协议的持续反对,似乎只有在民粹主义的逻辑下才说得通。而除了ECFA之外,台湾的经济政策也充满了贸易保护的民粹主义色彩,面对大陆经济的吸引力,台湾对本土企业实施了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一方面限制台商投资大陆,“投资大陆而未上报的台商将会遭受罚款,甚至宣判入狱”。(16)另一反面又对留台企业提供补贴,如“为补偿未能投资低地价大陆的损失,‘政府’为台湾商业提供了土地补贴和财政优惠”。(17)从民间到官方,台湾社会这种对于大陆经济发展的警惕是相呼应的,而这种情绪自然也反应在台湾电影当中。

《回光奏鸣曲》(2014)的女主角是一个裁缝,然而裁缝工厂却因为经济的萧条而倒闭,老板儿子全部在大陆发展,不愿继承家业,他对女主角说:“现在什么都得靠大陆。”在表达两岸经济密切往来之余,一些电影也传递出对“大陆挤压”下台湾经济的无力感。《17岁》(2015)里,白白跟母亲相依为命,直到母亲出车祸昏迷,父亲才从上海回来探望,他不提供父爱,他忘记女儿对虾过敏反而点了炸虾,他只提供金钱资助和联络电话,但当白白感到孤单想联系父亲时,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男孩的声音——父亲早已在大陆组建了新家庭。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大陆“经济侵蚀”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也赤裸裸地呈现在《太阳的孩子》(2015)里。有着大陆资本背景的圣雄作为代理人回到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向族人商谈收购土地建造大饭店的事宜。在得知圣雄去过大陆,少女Nakaw希望他帮其兑换自己跳舞挣来的20元人民币,而当弟弟Sera看到20元人民币能兑换100元新台币后惊呼:“人民币好强啊!”这一略带讽刺的细节暴露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经济发展的担忧,而收购土地则将这种担忧上升至对抗,Nakaw的外公反对卖地,他说“汉人是有钱”,可土地没了,族人就要流浪。通过一系列的抗争和巧合,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土地、生态和传统,但故事之外,人们知道,工业时代,传统的农耕方式是不具有任何竞争力的。讽刺的是,族人一直强调自己部落的传统和特色,但影片里处处闪现的教堂、祈祷和教会医院却表明,部落的传统早已不再纯粹。


三、民族认同危机,当代台湾民粹主义诱因之二


台湾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危机暗含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源,即在反全球化、支持贸易壁垒的过程中激发所谓“民族主义”,继而导向民粹主义,但台湾的民族认同却因其特殊的历史经验而显现出偏差。“伴随着政治自由的扩张和海峡两岸人民接触的增长,更多的台湾居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台湾认同’,而非基于大陆或国民党宣扬的‘中国认同’。”(18)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对中国台湾的民族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对国民党及其背后完整的中华民族逻辑的排斥,渐渐接触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台湾民众甚至通过回溯,向日本殖民历史寻找“民族认同感”,并产生了“媚日”的政治领导人、以及指涉日本甚至美化殖民历史的影视作品。

《海角七号》(2008)讲述了60年前,日本殖民者战败撤出中国台湾时,日籍教师随军撤退放弃了自己的中国台湾女友的故事以及之后的思念。在电影的巧妙安排下,抗战胜利被置换成带来爱情悲剧的动荡岁月,屈辱的历史被消解,纯洁的爱情为殖民统治蒙上浪漫的薄纱。

《带我去远方》(2009)中的阿贤是一个生活在小镇中的青年。一天,一个日本游客的到来打开了阿贤的美好世界,也开启了阿贤生命的美好,却没有许诺他一生的幸福。后来阿贤又恋上了海巡的男子,爱情无疾而终,被海巡男子抛弃的阿贤选择了自杀。在这样的故事设定里不难看出,日本是无法触及的幸福,本土则意味着灾难。

《KANO》(2014)讲述了日本殖民时期,嘉义农林棒球队参加日本甲子园比赛的历史事件。在这部影片中,一段残酷的殖民历史,被化约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励志故事。首先,从来自日语发音的野球(台湾对棒球的称呼)就可以看出该运动作为一种殖民符号的存在,“台湾不仅培养了杰出的棒球选手精英阶层,这项运动还在各个阶层流行起来,使得棒球在殖民地变得像在日本一样主流”。(19)其次,在电影中,棒球成为一个台湾人民寻求认可、完成同化的上升渠道。而导演把一个自我同化的上升序列,再翻转成殖民者加冕的过程,为这种“自我殖民”裹上了浪漫的“励志”外衣,例如:电影中日本教练关于汉人、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日本选手各个长处的论述;甲子园上的日本对手对中国台湾嘉义这片土地的“朝圣之旅”;以及全嘉义乃至中国台湾人对嘉农队在甲子园比赛的浓厚关注,都作为21世纪的导演回望这段殖民历史时的一种“民族自豪感”的修辞而呈现。再次,这部电影全程日语,即便本土人的交流也以日语进行。在第51届金马奖中,该片虽然仅仅获得最佳剧情片和最佳新导演的提名,却获得了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台湾民众暧昧不清的“民族认同”,在如此的背景下,台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虽与典型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着类似的生成逻辑,但是其针对的对象却偏差性地指向了同一民族的海峡另一端的中国大陆。

《KANO》的监制魏德圣所执导的电影《赛德克·巴莱》(2011),在第48届金马奖中同样斩获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并且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大奖。电影中的“民族认同”看似回到了台湾本土,但依旧经不起推敲。电影以“雾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深沉的本土情怀和对神秘部落的详实再现,促使该片被誉为一部“悲壮的民族史诗”。然而当代艺术家对历史的民族式解读,并不能真正赋予这段历史一个民族自觉的灵魂,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化产物,它由资本主义、印刷术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显然,影片中赛德克族的抗日活动并非一个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中的闪亮篇章,而是一个家族在面临灾难时的必然行动。赛德克族对自身并无明确的民族国家定位,在他们眼中,自身部落是家族,汉人是贸易对象,而其他部落和日本人则统一化约为异族。反而是日本人的入侵,才瓦解了原始的部落生活,并促进了12个部落联合,民族意识才渐渐浮现。

两部电影借“民族认同”的情怀,获得了大量的票房、口碑以及奖项。“民粹主义着眼于人民的统一,强调群众的整体性,这种基本价值在遭到外敌威胁或以为遭到外敌威胁时,便极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的侵入。”(19)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将这种民族认同过度消费,民众对威权统治的反感,连带排斥了国民党背后的中华民族认同,这是如今台湾民粹主义盛行的历史渊源。1949年后的两岸关系,从武力相向到“外交封锁”,又在军事和政治的交锋中为如今台湾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滋长的土壤。近10年来,两岸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则切实触动了台湾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成为民粹主义诞生的又一诱因。历史、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特殊关系,促使原本同源的大陆一方,成为刺激台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个“外部”环境,这是台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四、社运传统与选举体制,当代台湾民粹主义爆发的渠道


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传统在挑战威权统治的过程中爆发,并保存在台湾民众的生命记忆里。“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背弃以前对民主的承诺,在中国台湾实行了威权统治。在其漫长的统治过程中,罢工和其他集会行动一样受到压制。直到1987年,国民党才开始变更政治统治的游戏规则,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打开大门。在那些随之出现的革新中,声势逐渐浩大的劳工运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到80年代中期,劳工集体行动在中国台湾大规模爆发。”(20)“民粹主义存在的主要空间便在社会赋权运动中。”(21)“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台湾发生的社会运动种类不下10种,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少数民族运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老兵运动、馨月教会抗议运动、教师人权运动、客家人权益运动、无住屋运动等。”(22)社运深入台湾的政治生活,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这种政治经验最终成为台湾的文化遗产,并在21世纪的电影中被反复诉说。

电影《女朋友·男朋友》(2012)开篇便是学校操场里女生发起的“我要穿短裤”抗议活动,发生在21世纪的校园抗议活动与80、90年代的学生运动形成呼应,电影对台湾30年政治生活变迁的描写带有鲜明的台湾时代烙印。而导演杨雅喆在接受采访时候也说,“将故事的起点设定在三十年前,以这样的时间维度,一端向那个时代致敬、一端关照当下的台湾。”(23)

历史的社运和当下的社运终究有所差别。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频繁而激烈,并最终指向民主,随着台湾“民主社会”的建立,如今的社会运动零散、破碎,甚至注重形式而指向虚无。如电影《不能说的夏天》(2014)中穿插讲述了杉原湾抗议事件。事件的核心在于环保人士抗议当局通过美丽湾大饭店项目,声称其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电影中,台北的学生南下抗议,他们不关心大学老师提出的“引导舆论”的建议,相较于结果,他们似乎更关注抗议本身。而抗议过后海滩上的遍地垃圾,则是导演对于21世纪台湾社会运动温柔的讽刺。

21世纪的台湾社会运动除指向虚无,还带来社会的分裂和资源的消耗,2006年,在陈水扁案未宣判前,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的“百万民众倒扁运动”,将台湾推入蓝绿对抗、警民对抗的边缘。2013年,以“反服贸”为目标的“太阳花学运”也几乎使整个“立法”、行政运作陷入瘫痪,根据台湾当局资料统计,“‘服贸协议’中,台湾开放64项,其中27项已从2009年起陆续开放。……大陆将基于台湾80项开放项目,均优于其在WTO中的承诺,也将使台资在进入大陆相关服务业领域时,抢占市场先机,较欧美及港资企业更具竞争力”。(24)然而被政客煽动的学生不关心实质只关心程序。在学者看来,这是一场反马英九当局、反全球化、反大陆和反民主的民粹运动。(25)

民粹主义者由于深陷狂热而不能理性地明白,颠覆一个统治者,并不等于建立一种理想的行之有效的政体。当民粹主义的精英领袖从边缘走向中心,民众所希冀的那些改变不仅并未得以兑现,甚至有可能被抛弃和践踏。陈水扁由政治边缘的民主捍卫者到政治中心的贪腐犯便是一例。电影《不能说的夏天》中的李教授也是这样的人。他怀念在中正纪念堂抗议的日子,羡慕通过学运而走向政治中心地带的前同僚,口口声声标榜“自由之爱”。然而本质的他,却是一个婚姻的背叛者和性侵者。

在社会运动中,民众自以为已当家做主,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被民粹主义精英集团所操控的工具。“代议制政治的大多数运动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宣称代表人民。然而,在使人民公开反对精英方面,民粹主义可能会把一个相当温和的群众集会的口号变成一种威力巨大的政治武器。”(26)

在“民主体制”形成以后,社会运动往往不会大规模和频繁地爆发,日常生活中,“民主”通过代议制、选举等机制,将民众囊括到整个政治生活当中,然而同样的管道,也可以成为民粹主义生长和膨胀的桥梁。选举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治理机制,当选的政党名义上为选民负责,实质上则需要“讨好”和“利用”选民。因为其首要目标是确保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这样的目标会带来在政治行动中显著的短期行为。对广大选民的福祉会带来短期负面影响的政策都会被规避,当他们希望民众聚焦在政策的可持续上面时,这种情况便更强烈。(27)选举机制看似提供民众以反抗执政当局的工具,但这工具也可以被民粹主义者操控。电影《鸡排英雄》(2011)展示了台湾的选举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从夜市自治会会长,到夜市仙子,再到牛排、鸡排哪家好吃,都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客为选举而注重短期利益,则更加剧了民众认为当权者应当有求必应的心理,这种心理反过来又会被民粹主义者利用,“民粹主义者诉求党派,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台湾的‘独’统问题和情感诉求,这些都成为台湾的大部分选举中的动力而被广泛采用,加以动员”。(28)

经过了20余年的民主实践,台湾民众具有了一定的民主素养,但历史的重负始终没有摆脱,殖民和威权统治的阴影也始终挥之不去,这使得台湾的民主具有前现代性和现代性并置的特征,当广泛的心理挫折开始弥漫,民粹主义情绪也就难以避免。相较于激烈但短促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潮,具有反思立场的精英文化往往扮演缓冲角色,但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则往往是集聚的政治思潮在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渗透,如果说“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29),那么电影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往往能展示出有纵深感的民粹主义机制。通过对当代台湾电影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台湾民粹主义的根源与基础,一方面可以对这种思潮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另一方面又能够探究其在大众文化领域所蔓延的深度。

①②(19)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9-91页。

③⑤⑥郭中军:《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35、65、82页。

④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界》,2006年第6期,第191页。

⑦⑩WANG J: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aiwan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and Taiwan's role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10(4),p254-256.

⑧台湾“行政院”:《“国民”所得统计常用资料》,2015年。

⑨张泠:《后工业哥特/诗意与“慢电影”——蔡明亮电影(郊游)中的废墟意象》,《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3期,第5-6页。

(11)(12)HSIEH P L:The China-Taiwan ECFA,Geopolitical Dimensions and WTO La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1(1),p128-129.

(13)(24)台湾“行政院”:《2013台湾施政年鉴》,2014年,第27、304页。

(14)台湾“行政院”:《2014台湾施政年鉴》,2015年,第276页。

(15)ROSEN D,WANG Z:Deepening China(Mainland)-Taiwan Relations through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政策简报),2010.

(16)(17)HSU J: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From Developmentalist Strategy to Populist Subsi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1(3),p612-615.

(18)(28)SHYU H:Populism in Taiwan:The Rise of a Populist-Democratic Culture in a Democratising Society,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2),p137-139.

(19)MORRIS A D:Baseball,History,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Taiwan,The Minor Arts of Daily Life: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179.

(20)刘淳:《转型期的市民社会与社会秩序——以中国台湾及韩国为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3页。

(21)HSU J:The spatial encounter between neoliberal ism and populism in Taiwan:Regional restructuring under the DPP regime in the new millennium,Political Geography,2009(5),p303.

(22)王海亭:《一九八○年代台湾社会运动兴起原因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5页。

(23)杨乃甄:《专访(女朋友男朋友)杨雅喆欲望在戒严中》,凤凰网,2012年7月18日。

(25)严安林:《台湾“太阳花学运”:性质、根源及其影响探析》,《台海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页。

(26)(29)(英)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0-151、156页。

(27)JOHNSTON R,GLASMEIER A:Neo-Liberalism,Democracy and the State:Temporal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to Globalisation,Space and Polity,2007(1),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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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现代台湾研究》 2017年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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