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十年中，比较集中读巴金的书有三次。
最早是上世纪50年或51年，那时我十二、三岁，刚上初中。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开明、良友、文化生活等出版社、图书公司三、四十年代刊行的新文学书籍。同许多走近巴金的读者那样，开始总是会被“激流三部曲”的《家》所吸引。记得读到鸣凤投湖的段落，竟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只好躲进家里小屋的角落，幸好这个尴尬的场面没有被发现。50年代初，是一个对“新世界”有着热切梦想的年代，而我又是处在基本上由浪漫想象控制的年龄。在那些年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而且，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不仅对巴金，鲁迅也一样。我读书的中学开会纪念鲁迅，墙上、柱子上贴着许多从鲁迅书中摘录的，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之类的格言），巴金作品中对不合理现象、制度的揭露、控诉，对理想未来的热切、坚定期待，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倾诉，对善恶、美丑所做的明确分辨，期待读者情感积极响应的“启蒙”美学观念，都特别吻合少年时代我的生活认识和阅读心理。此后一段时间，我寻找着在那个小城可以得到的巴金的书。当然，并不是他所有的著作都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冲击。比如说，现在普遍认为艺术更为成熟的《寒夜》、《憩园》等，当时也翻过，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巴金40年代这些作品的细致和阴郁，大概难以从我这样肤浅的少年那里得到呼应吧。
二
高中以后，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那时有点无知的狂妄，觉得从他的书已经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但过不了几年，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书，但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文化批判运动。“反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新文学”在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思想、精神对象。那些在青年知识学生中曾经和仍在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间受到特别关注。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报刊，如《文汇报》、《文学知识》、《读书》、《中国青年》等，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评指向的讨论专栏，涉及的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
为什么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猜想，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巴金作品（特别是《家》）在当时仍然有不少青年读者，仍然在“产生影响”，这应该是主要一项[1]。而且，在1950年代开始的新文学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从58年开始，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和茅盾文集等一起开始出版（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与此相呼应，巴金这个期间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创作谈，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也发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论文[2]。这与50年代初，巴金一再检讨自己在“旧时代”的创作，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巴金的作品已经落伍的情形，发生了明显变化。[3]另外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次“讨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上海的姚文元。他不仅写了引发“讨论”的文章，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4]。这个事实与当时上海的政治－文化激进派别的出现，以及上海文化界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牵连，也是可以考虑的问题。需要提到的事情还有，当时发生的美国作家法斯特事件中巴金的表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之后，引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震荡。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发表公开声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这一事件，遭到当时中国大陆作家的谴责。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声讨文章，其中也有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巴金虽然也批判了法斯特，不过，他的声音没有别人的高亢；他甚至为这位“杰出的”作家的这一选择感到惋惜，似乎还有回头是岸的期盼。对巴金的这种对待“敌人”的温情主义，《文艺报》很快就刊发了读者的批评文章。
在巴金作品“讨论”开始之后，京、津、山东、武汉等地一些大学的青年学生，成立了多个讨论小组。我所在的班级也不肯落后；我就是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小组的成员。在此前我们班批判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活动中，我因为暑假执意要回广东，大部分活动没有参加。回校后看到同学们已写出多篇批判文章，并已在《文艺报》、《文学研究》上发表，有了“临阵逃脱”的愧悔。这次，便想能表现得积极点，弥补我的“过失”。于是日以继夜地重读巴金的小说。除了“激流三部曲”之外，还有他早期的作品，即“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灭亡》、《新生》等，都是写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的小说。这次阅读的动机、方式，和中学时大不相同。这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在小组不断的讨论中，在阅读其他的“指导性”的文章中，个人可能有的感受、印象，都自觉、紧张地不断加以修改、提升、涂抹，以便达成统一的“正确”结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它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些成为我们思考、争辩的中心，甚至唯一的问题。就像是通过一具网眼细密的筛子，其他的东西都几乎被过滤掉。当然，后来我也明白，这个阐释框架，其实与巴金的文学观并不矛盾：社会革命的能量问题，如巴金所一再申明的那样，始终是他文学活动的最高目标。
这个期间，我们信服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论断：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它的历史意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疑虑，为此小组讨论经常发生争辩。比如，巴金在处理他的英雄所要逃离、叛逆的家庭、制度时，决绝的同时其实也有保留和温情，内心有矛盾的一面。这种复杂性是表现了巴金的思想局限，还是因为有了复杂性，作品才得以具有艺术深度？又比如，对于《秋》（1940）和《家》（1932）叙述方式、情绪格调上的某些变化，是巴金思想艺术的后退，还是他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之前，我们曾在东长安街的剧场看过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记得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表演。显然，我和一些同学都更喜欢话剧，但是都不愿过分声张。我们的不安是，这是否因为曹禺突出、放大了觉新与瑞珏、梅小姐的感情纠葛，而满足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最让我们关切的问题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一切与“社会主义”观念不同，或稍有偏离的精神产品便要批判、抛弃，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东西能给我们留下？别的同学不知道，以我而言，对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现代“遗产”，心中存有许多的依恋。后面这个问题，泄露了我这样的50年代“造反者”内心隐秘的“恐惧”。
因为有了这些疑惑和我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便商议造访一些作家、理论家，寻求“高人”的指点。应该是1958年的岁末。在打听到他们的住所或办公地点之后，便贸然前往求见。先后见面的有楼适夷、曹禺、林默涵诸位先生。杨晦、吴组缃先生就是北大的老师，见面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事。楼适夷先生是太阳社和左联的成员，58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我们想了解的是《巴金文集》规划、出版情况。不过，当时见面的情形，现在已经毫无印象。曹禺先生住在城里的一所四合院里，他将我们让进有些狭小的书房。记得有冬日的阳光照进屋子。他温和亲切，但话不多，看得出有可以理解的戒心。他和巴金是好朋友。对于我们的提问只是回答说，我们（指他和巴金）都是从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总会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对于《家》的改编，他强调的是戏剧和小说在艺术上的不同。到了沙滩中宣部的传达室，我们提出访问林默涵先生，他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通过电话之后不久，秘书身份的女士急促来到门口，领我们急促地小跑般穿过红楼，穿过民主广场，来到落成不久的中宣部大楼。林默涵先生最关心的，是周扬不久前（也是12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讲后师生的反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当年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组成部分；演讲的题目就是“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演讲中对58年大跃进处理文艺与政治的简单关系，曲折地提出批评。但我们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不免答非所问。对于我们的巴金评价问题的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作品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吧。他对当时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意想中的积极支持的态度。谈话间他突然提到郑振铎。说对郑振铎先生学术的批判，周扬同志心里很不安，本想等他回国后当面向他解释，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是因为郑先生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10月17日因为飞机失事遇难。这番话是否是一种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大家都沉默无语。
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文章并没有写出，最后是不了了之。直到最近查对资料，才发觉我的记忆有误。一个能够解释这个错误的理由是，在58年12月底，《诗刊》社的徐迟先生到了北大找到谢冕他们，提议在寒假里集体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于是，我便离开了巴金作品讨论小组，和高我们一个年级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以及我同班的刘登翰，带着铺盖和从图书馆借出的几百部诗集，住进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的两居室公寓里，开始了另一次无所畏惧的“造反”：用“东风”与“西风”，“主流”与“逆流”的“两条道路斗争”线索，来“清理”中国的新诗历史。
三
第三次集中读巴金的书，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主要读的是当时反响很大的《随想录》。阅读虽说也有想从中得到释疑解惑等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的需要。我在学校教“当代文学”课，在80年代的思想、文学潮流中，《随想录》是重要文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向学生提出可以供他们参考的分析。当时的情景是，社会转型的迹象已经出现，政治、意识形态热情开始“衰退”。“当代”经历过许多挫折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度高涨的启蒙热情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 “代言”姿态，被认为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从文学界的状况说，“回到文学自身”代替“干预生活”成为主要口号。分析起来，这时的“纯文学”的诉求自然有着“政治”涵义，它隐含了削弱、挣脱当代政治对文学禁锢、困扰的努力。但是从知识分子的现实取向上看，则反映了他们中相当部分人的“后撤”趋势。这种变化的气候，这种情势产生的氛围，我在当时多少能够感受到。而且，觉得与这种变化之间，似乎存有一种亲近感。虽然自己不愿承认，但这肯定与怯懦的性格有关。这些，当然制约着我对《随想录》的阅读。
从《随想录》中，我有许多的感动。首先是巴金对亲人、友朋的真挚的情感，和对自己的生命、行为的真诚态度。这是贯穿巴金作品的动人的元素。这种感情其实并不复杂、深刻，而且可以说是天然而又“简单”的，但却持久不变。在笼罩着悲观主义迷雾的现代，这难能可贵地表现了他对人类基本生活及其前景仍一直抱有信心。有的时候我甚至偏执地认为，《随想录》中有了这些篇章、这些元素，也就够了，虽然它们有的写得过于伤感。不过，巴金不会这样想，大多数读者对巴金也不限于这样的期待。关切人类未来的胸怀和责任心，促使他反复向我们提醒：历史中仍有许多“债务”没有了结，有许多真相还未揭示。毫无疑问，“抵抗遗忘”是他不厌其烦地宣讲的中心话题。这也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的标志。另一点让人感动的，是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的问题。生命与“当代”历史重合的许多写作者，在80年代纷纷以或虚构，或纪实，或纪实掺合虚构的方式来反思“当代史”。他们或者承担起揭露、控诉的责任，有或者塑造被迫害的受难者角色。不过，像巴金这样的严格自省的写作者，确实还不很多见。因此，我通过对若干作家的文本的比较，讨论了80年代个体在“历史反思”中的位置、态度问题，并杜撰了这样的“类型分析”：有虚构了空洞化英雄以回避自省者；有如唐?吉诃德临终时从“英雄”幻觉中清醒者；有通过自审以重建启蒙责任，从公众和自己内心那里重新获得“文人英雄”的资格者。巴金正是后面的这一类人。
但是我那个时候读《随想录》也有感到困惑，或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应该将《随想录》看作是什么性质的文本？听课的学生也提出相似的问题。如果是“文学”文本，那么，其中不少文字在“文学性”（假如我们还相信有“文学性”这个东西）上有明显欠缺；如果当作“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记录，那么，对于现实、历史问题的讨论深入，似乎还有更多的期待。举例来说，我不认为巴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处于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在各种压力下讲违心话，做违心事的情境下。他在“当代”的不少时间里有崇高的地位。他对“新时代”曾经有过的礼赞也应该是经过“独立思考”、发自内心的。它们并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所强加，从一个方面看，他的选择与他所一直坚持的历史观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是的，对于我们生活的特定语境，“讲真话”是艺术和历史叙述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但也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
至于说到“文学性”，记得当时香港的一个读书杂志《开卷》，曾登载当地大学生的文章谈到《随想录》艺术的欠缺。这引起了内地一些作家和巴金研究者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的同情是在那些学生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指出《随想录》艺术的不足就是犯了大错呢？巴金对这个批评的反应，是他的“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有话要说”的再次重申。我知道，从20年代《电》的前言开始，他就一再表达了他以艺术承担社会使命，而无暇、没有心情考虑艺术形式、技巧的观点。这当然是艺术家的一种选择和艺术观的表白。但这不应该成为回应批评的根据。巴金其实并非没有考虑艺术、形式的问题。而且，在读者的心目中，能够想象巴金还有文学家、小说家之外的其他身份吗？
在80年代末的“当代文学”课堂上，和随后出版的小书《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我自以为聪明地提出、讨论了这些问题。除了艺术和社会关系之外，也谈到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力量和限度等。但问题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冷静、知道限度的聪明人并不缺乏，而巴金这样的一如既往的“傻子”，却实在过于稀少。当时读《随想录》的时候，我也读着德国作家黑塞、伯尔、格拉斯的一些小说。在看待、处理历史的“灾难性”事件上，他们之间，他们与巴金之间当然存在许多不同。不过，也可以看到那些可以被称为“重要作家”的相似的基本点。所以，在课堂上，我挪用德国一位批评家谈伯尔的话，来谈写《随想录》的巴金：……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过去常说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现在听起来已经过时。但巴金的为人和写作，使这句话重新被人我们相信……
四
不过，巴金的离去，也确实象征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近年来文学界热衷于“新文学终结”这个话题。虽然对“终结”人们各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文学形态及各种形态的关系，和五四，和五六十年代，甚至和80年代的不同，却是不征的事实。巴金的去世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巴金“遗产”在这个变化的文学时代，意义在何方？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前些日子，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就这个问题做学术讲演。提问、讨论时，主持人钱理群教授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想向尾崎先生提一个幼稚的、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当你在说“新文学终结”的时候，你是快乐，还是伤感？这个提问引起一片笑声，以至于我没能听清尾崎的回答。在场的青年教师王风的话倒是听清楚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洪子诚老师才对。”
在我这里，一个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一个同样值得敬重的文学时代的终结，都是会让人长久伤感的事情。
2005年10-11月
[1] 因为有许多读者，冯雪峰在1955年第24期《中国青年》杂志的“答读者问”栏目中，就当代重印巴金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青年阅读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从他的作品中能学到些什么这类问题，做了解答。
[2] 《和读者谈谈〈家〉》（《收获》1957年第1期）、《谈〈春〉》（《收获》1958年第2期）、《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谈〈秋〉》（《收获》1958年第3期）、《谈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谈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等。在这期间发表的重要研究论文，有杨风的《巴金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等。
[3] 50年代初，巴金对自己的“旧时代”的作品，有过不少的自我批判。左翼作家丁玲1950年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和工农兵文艺》中也说到，在“新时代”，不要说冯玉奇、张恨水，就是喜欢冰心、巴金的读者，也应该向前跨出一步。
[4] 《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10月1日出版）登载了姚文元的《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同月出版的《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和上海的《文汇报》也开始出现巴金作品讨论专栏。姚文元后来还写了《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兼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巴金作品的讨论，分歧的实质在哪里》等文章。《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的讨论，从1958年开始到第二年的4月，共刊发了近60篇文章。另外，这个时期登载有关巴金作品评价的报刊还有《文汇报》、《文学研究》、《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