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舜旦:重读巴金琐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4 次 更新时间:2014-03-07 16: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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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  

  

  由于教学上的原因,我在至少“阔别”了三十年后,又重新阅读了巴金的名著《家》,当年的阅读感觉已是荡然无存,但现在阅读之后感触良多,继之几乎一发而不可收,又找了巴金的一些其他作品来读,包括《憩园》《寒夜》及其他一些中短篇作品,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印证或“纠正”我阅读《家》后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家》完全不像“正史”所说的那么好,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一句众人皆知的俗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实之悖,这个主题就此在我的印象中定格,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散漫的联想,谓之“琐记”应该名实相符。

    

  一、

    

  迄今为止,评论家关于《家》的赞誉几乎是众口一词,好话连篇。如:“《家》……通过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深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阶级没落史的杰作。” ①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以揭示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暴露了家族制度的弊端;那么巴金的《家》则全方位的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对‘人’的残酷扼杀。” ② “《家》写出了一个罪恶制度崩溃的文化动因和叛逆者现代文化意识的觉醒极其艰难成长的历程。” ③甚至还有国外研究家的极高赞誉:“苏联的彼得罗夫认为,‘巴金的《家》是中国旧社会的一部地道的百科全书。对典礼、节日活动、传统风习、家庭陈设的描写,使得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民族志的性质。’” ④ “《家》描写了高家三代人,……以及象鸣凤等一批下人,大多数写得性格鲜明,面目清晰” ⑤,“《家》里还写了众多的受污辱受损害者,主要是些女性。属于家族内部的有瑞珏、梅表姐等,下人中有鸣凤、婉儿等,她们被封建阶级吞噬了。” ⑥“在《家》的几十年来的评论中,有关艺术的真实是最少受到批评的方面之一。”⑦

  这一类的赞誉之词如果要去找的话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就手上有的几本资料书籍随便摘录了一些。这些誉词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言过其实,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文本的实际情况,过分夸大了《家》的意义和作用,与阅读后的实际感觉反差太大。比如注意一下其中用词的分量,如“深刻反映”、“继《红楼梦》之后”、“全方位的暴露”、“地道的百科全书”等等,这些“全方位”的赞美委实给人一种鲜明的错谬感,严重的名实不符;然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很少听到相反的声音?(事实上几乎是没有过的。)不知道这么些年来,现代文学史家,巴金研究家们究竟干了多少新鲜事,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研究思路竟没有丝毫突破? 比如在近年来教育部“钦定”的特为中学生编写的“名著导读”丛书中,关于《家》的评介依然沿袭原来的观点,这会不会对中学生的名著阅读产生误导?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

    

  二、

    

  《家》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究竟该如何定位?它是否真符合“深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一赞誉?是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准上真正堪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是否真算得上中国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阶级没落史的杰作”?

  我相信,一个稍有文学感知能力的读者,认真读完《家》后,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可事实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现代童话”再次出现,敢说真话的“男孩”居然阙如。

  毋庸讳言,《家》与《红楼梦》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甚至完全没有可比性。

  与《红楼梦》相比,《家》的内容实在太简单了,简单到用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完。主要事件依次概括如下:

  觉慧参加“学潮”的故事;高家过新年的情况(包括新年风俗、礼仪以及节日的气氛,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喜怒哀乐情绪等);“军阀之战”给高家带来的压抑紧张状况;觉慧在外办报情况;鸣凤之死;觉民抗婚;梅表姐之死;高老太爷之死;瑞珏难产之死;最后是觉慧出走。全书共四十章,内容确实不多,线索清晰。一个很简单的家族故事叙述,与《红楼梦》的博大精深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在思想意义上,所谓“深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的评价简直是捕风捉影,不知从何说起。小说仅仅叙述了高家发生的屈指可数的一些大小事件,这些大小事件的意义再怎么夸大,再怎么象征,也“深刻”不到象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种程度。

  高老太爷的形象被认为是这个封建大家族权威的力量象征,“他掌握着高家的经济和宗法制度的所有权力,因此才威严、专横、古板、残忍和腐朽。他是封建社会进入苟延残喘时期的代表人物,很有典型性。”⑧这种评论自然称得上是“高屋建瓴”,对人物形象的意义“发掘甚深”,只可惜实际意义并非如此。高老太爷在文中着墨不多,正面出场的机会寥寥,几乎是刚一出场,就“寿终正寝”了,所以他的形象的实际意义不该过于拔高。文中所写到的关于他的“威严、专横、残忍”的具体“现行”表现只是造成觉新的婚姻悲剧以及鸣凤之死两桩,还有两桩“未遂”“恶行”:一是禁止觉慧参加学潮,一是又想包办觉民的婚姻,如此而已。前两桩事的性质其实只是包办婚姻而已,虽然后果有些“严重”,但真正细究起来也说不上多么“残忍”。至少在觉新的婚姻上算不上什么大罪恶,本质上的出发点应该也是善良的;而鸣凤之死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表现了鸣凤的刚烈,而绝非老太爷的“残忍”,因为婢女下嫁老爷,也是那时的惯例。此外,所谓“残忍”的意义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在婉儿来讲,这种命运虽然有些悲苦,但还不至于绝望。后两桩“未遂”“恶行”中,对觉慧的参与学潮行为,高老太爷也仅仅是下了禁令而已,之后并未严加监管实施;而觉民的抗婚大获全胜也说明老太爷的“专横”程度也并不是太“专横”。另外,不该忽略的是文中还有一段老太爷严责克定自打耳光的描述,这个“正面形象”的细节至少说明老太爷的“专横”也有善意、严厉、嫉恶如仇的一面。文章还有一段觉慧在老太爷弥留之际的悲情的渲染,这更体现了老太爷作为家族长者在自己的儿孙辈心里还有仁慈亲切的一面,并非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绝非邪恶的象征。

  综上所述,《家》中的高老太爷的主要形象意义还是一位严厉的长者形象,作为罪恶的制度的象征意义展示得并不充分,所谓“威严、专横、残忍”的象征意义阐释实在有些牵强,至于象征着什么“封建社会”的“腐朽”“古板”这一类意义的延伸发挥其实毫无实际文本意义,这只是过去“极左”时代的政治化概念化文论痕迹而已。

  还有小说中曾被评论家大做文章的“梅表姐之死”及“瑞珏难产之死”,都曾经与高老太爷的“残忍”“专制”“罪恶”脱不了干系,当然按照过去“极左”时代喜欢无原则上纲上线的文艺理论来说,高老太爷或许“罪该万死”;但平心而论,这两桩悲剧中虽有“制度”之“恶”,但毕竟还是更多地和个人的命运偶然性有关。不幸婚姻、难产致死,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不分青红皂白,究其一点,不计其余,这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

    

  三、

    

  《家》的艺术成就在现在看来,也只是平平而已。虽然问世以来,社会影响很大,但这与真正的艺术成就是两码事。就像刘心武名噪一时的《班主任》,现在读起来并不显山露水一样。

  我以为《家》中描写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大概只有觉新一人而已。这个人物的性格、命运揭示基本称得上深刻,真实。他的“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他作为大哥、长孙在人前人后的谦卑、忍让、委屈、无奈,种种复杂的心态表现得都称得上细腻、充分、真切。其次,觉民和琴的爱情故事表现得也有一定力度。我以为《家》中可称道的地方主要就是这些吧。

  至于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故事描写我以为并不成功,两人的恋爱基础缺乏,作为一个下人,敢对主子产生恋情,这是需要一定的生活基础的。(晴雯对于宝玉是从不曾有非分之想的。)而《家》对于他们的恋爱过程、恋爱心理展现得太单薄了,不足以动人、服人。(远不如觉民和琴的爱情故事那么真切。)虽然鸣凤的死感动了许多年轻人,但这是因为命运悲剧的渲染抒情效果,并非爱情本身的效应。觉慧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着墨最多,但有很浓厚的符号化概念化意义。他的“愤青”形象、“叛逆”色彩有一种明显的“符号”意义。作为“五四”时代年轻人的反叛典型,他的思想意义远胜于形象本身的意义。这个人物的塑造远不如觉新那么真切、深刻、自然。巴金曾多次说过,觉新的原型是他的大哥,但觉慧并不是他自己。他的生活中并没有像觉慧这样的一人离家出走的事情,他的生活中也并无鸣凤这样的爱情故事,这些都只是他的虚构;这也从另一角度暴露了觉慧的故事在生活基础、情感体验上的某种欠缺,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强调主题思想意义才添加的虚构内容,而这种虚构的效果远不如觉新的原型效果那么真切自然。

  《家》在艺术上的“平平”,在面世之初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家》的最早面世是作为报刊连载小说的形式出现的,而“大哥的死,是这部作品写作的动力之一”⑨,这就告诉我们,《家》的写作是在一种激情作用下的为报刊连载而作的作品,这就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小说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急就章”的色彩,在冷静、理性的思考空间中可能存在某种缺欠,这就为小说的艺术上的粗疏和简陋留下了隐患。而事实是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对大哥死的愧疚,“使巴金那支笔不停地在稿纸上倾吐着强烈的爱和恨。他没有想到小说在他的笔下越写越长,甚至他自己都担心报馆会有意见了。果然,有一天报馆寄来了抱怨的信函,说准备停载他的小说了。”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家》的连载在当时并非很吸引读者眼球的,叙事的冗长和单调的缺点是明显的,以致报馆老板要求“停载”,后来还是巴金主动提出将余稿登完而不取稿酬,报馆老板才放行。这就是《家》的“前生”真相,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事实:《家》的轰动一时应该是在出了单行本之后的事,而连载之初,则是反响平平,在当时报馆老板眼里,或许只能算是一部平庸之作吧。而现在看来,这种观点绝非老板的偏见和短视。《家》在艺术上的粗疏和简陋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远逊于后期的作品《寒夜》和《憩园》。

    

  四、

    

  今天反思巴金《家》“名实之悖”现象,不得不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这自然是研究文学名著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当然,《家》的成名决非浪得虚名,我的所谓“名实之悖”仅仅是从现当代小说文学的宏观角度而言;而在当时而言,《家》的成名自然有它的时代必然性,这是不可否认的。

  号准了时代之脉,这应该是《家》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觉慧的“反叛”、“激进”的形象意义在当时与“五四”之后的年轻人的渴望自由、渴望反叛的激进思想高度契合,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共鸣,这就是《家》首先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根本原因,而一旦领年轻人风气之先,就预示着一部作品的成功;但是,“风尚”也往往是一种很盲从的东西,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所以,往往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艺术作品尤其如此。所以,在《家》面世近八十年后,再来审视《家》的艺术得失,当年的风起云涌之势早已波澜不惊了,早已归于平静,只能近乎“平庸”了。

  但是,自新中国解放至今,六十年过去了,《家》的影响似乎依旧当年,但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假象;从中我们可以悟出许多道理。

  首先是建国以来的过“左”文艺理论对《家》主题思想意义的无限拔高所致,于是众口一词的赞誉又成新的“时尚”,《家》的地位又一次被得以抬高并巩固;

  其次,专制粗暴的文艺方针培养并助长了文艺评论界的盲从跟风现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许多文艺理论家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原则、立场,甚至扭曲了自己的审美标准,也一味的附和甚至吹捧以往观点,这应该是《家》“经久不衰”的又一原因。

  三、“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伦理观为这种“名实之悖”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又一个深厚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解放后,巴金用自己的笔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多次长久的深入朝鲜前线,写出了许多报道文章,获得各种赞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著名作家的声誉和地位;而在文革结束后,巴金老人劫后逢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旧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以“敢说真话”享誉文坛,更使他获得了“文坛泰斗”的美称。在这种潮流形势下,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对《家》说三道四呢?

  四、巴金自己为自己作品的“定位”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评论家的思想,很多评论家都是以巴金的这些观点为基础来评论《家》的。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评论误区。

  首先,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固然可以让作者自话自说,但并非可以由作者说了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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