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文: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周期性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5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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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文  

内容提要:自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上相继出现过四波反建制主义浪潮,每一波反建制主义均诞生于经济危机期间,反建制主义领袖在上台后都会制定新的政策来改变现行建制以加强权威。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类,但无论是社会经济解释、话语体系解释,还是政治制度解释,都无法全面地阐释其周期性出现的原因。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特点出发,本文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实质上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寻求权威重建的一种方式。拉美历史上受到社会发展传统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对外依存性,与此同时治理策略又具有激进性,使经济危机在拉丁美洲周而复始地出现。在经济危机中,各种现存建制的权威会受到冲击,需要寻找新的权威来重塑民众对于建制的信任。拉丁美洲具有崇尚权威的政治文化传统,魅力型领袖往往会受到青睐,反建制主义因此作为一种选项得以长期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即使经常被认为是特例的智利也并不能逃脱此种规律。

关 键 词:拉美  反建制主义  周期性  经济危机  权威


反建制主义是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最为活跃的政治现象之一。拉美反建制主义就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其代表人物包括智利前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秘鲁前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等。事实上,学者们通常把这些政治领袖所推动的政治实践称为“民众主义”(populism)①,然而在描述拉美这一政治现象时,反建制主义相比民众主义更为合适。

一方面,“民众主义”的概念、内涵甚至译名至今没有定论,但其核心特点就表现为反建制主义,即强调政治领袖直接动员大众反对现行建制。例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总结过与民众主义相关的六个方面,其中就包括“民众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的内容。②而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罗伯茨(Kennth M.Roberts)认为,“完备”的“民众主义”概念应同时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同样包括“绕过体制性干预和政治组织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内容。③这些学者们对于“民众主义”的定义均包含了反建制主义的特征。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一般持有较为负面的看法,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极端的民族主义、非理性选择等④,无法客观地描述拉美反复出现的、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这一政治现象。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政治现象理解为政治领袖的权谋或政治策略,除了对权力的垄断之外,无论是庇隆、藤森、还是查韦斯,他们均利用大众动员的方式推行了当时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民众福利的改革及政策。也正因为如此,直至今日在阿根廷,依旧能见到大量关于纪念庇隆的内容;而在秘鲁,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连续两次在总统竞选中作为两名候选人之一进入第二轮投票,这表明这些政治领袖留下的并非只有负面政治遗产。相较于民众主义,反建制主义也就显得更为中性。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将采用“反建制主义”来描述拉美自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这一政治现象,并尝试回答拉美反建制主义为何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问题。


一、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历史回顾


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经久不衰地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从20世纪至今,拉美反建制主义大致经历过四次浪潮。

(一)第一波浪潮:20世纪前20年

反建制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阶段,代表人物有乌拉圭前总统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y )、阿根廷前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这一波反建制主义的特点是反对与大地主和“考迪罗”(caudillo)制相关联的寡头统治方式。

拉丁美洲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大种植园、大庄园制为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拉美国家逐渐迈入工业化进程,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一些拉美国家领袖便通过动员、拉拢这些未被纳入现存建制中的新社会力量来赢得或巩固政治权力,并对原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造。

以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例,自1915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参议院选举开始,他便依靠发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现存权力机构,来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1920年竞选总统时,亚历山德里曾表示:“我希望成为一切反动精神的威胁,成为那些抗拒一切正当和必要的改革的人的威胁,因为他们是混乱和动荡的鼓吹者。”⑤在公众情绪空前沸腾的气氛下,亚历山德里以微弱优势获胜。在当选总统后,亚历山德里试图颁布《劳动和社会福利法》等一系列社会性法律,但由于议会反对派的阻挠,他的改革方案未能通过。在经历短暂军事政变后,亚历山德里下令修订1833年宪法,将智利改为总统制国家,强化总统权力,限制议会作用。虽然这一过程最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推翻了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的某些基础,然而军队最终控制了智利政局,亚历山德里以辞职结束了任职。

(二)第二波浪潮: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第二波浪潮主要形成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国家数量较多,代表人物有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 del Río)、阿根廷前总统庇隆。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关联的精英统治模式。

先前的拉美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经济依旧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而跌宕起伏。到20世纪2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出口比重至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40%;像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⑥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拉美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到1932年,拉美出口额比1929年减少65%⑦,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此情形下,拉美国家相继制定了增加经济多样化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计划,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成为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带动了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迁。20世纪30年代,拉美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40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这六个拉美主要国家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只有37.7%。但自经济模式调整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到1980年,上述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上升到69.4%⑧,形成了大批工业无产者,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在这一阶段,工会不仅将自己看作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也认为自身代表着“人民”。⑨作为一支较为薄弱的新兴力量,它们的出现受到了一些政治领袖的关注。这些政治领袖通过与这一群体的密切联系,给予他们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来获得其政治支持,反对现存建制,成为主导拉美政坛的一股潮流。

巴西前总统瓦加斯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0年当选国家元首后逐渐颠覆了原有的政治架构,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解散国会,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新国家”。为了维护这一新建制,他将城市工人和无产阶级作为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力量来源。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他颁布了退休养老计划、最低工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等各种对工人有利的社会立法,借助这些福利政策与有效立法,巴西工人忠诚地、热心地对瓦加斯表示支持。⑩1945年,由于担心瓦加斯继续借助群众政治动员延缓民主化进程,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瓦加斯为代表的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先后为军人政变所终结,保守派军人政权在70年代后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三)第三波浪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反建制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阶段,以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巴西前总统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主导的发展模式及其既得利益者。

20世纪30年代后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拉美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增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政府原先实行的扩张政策使经济无法持续下去,一时间对外汇的需求变得特别紧迫。拉美大多数的国家因为自己缓解危机的能力不足,于是只能通过借债来缓解外汇储备不足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居高不下的外债率。1982年,墨西哥率先发生债务危机,作为地区性大国,墨西哥的危机传导到拉美其他国家。此后十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猛增。

面对这一经济困局,西方国家给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要求推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削减之前赋予民众的社会福利,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同时增加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于是,一些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为了赢得权力并推动改革,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在关键选举前,政府大幅增加社会开支以赢得社会边缘群体的支持;而在当选之后,又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例,在1990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宣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笼统地提出“技术、诚实和工作机会”的口号。然而在胜选后,他对秘鲁经济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大举实行私有化。1992年,藤森还与军队联手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关闭国会、司法机关和地区政府,并制定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他还在几个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并派遣曾经反抗“光辉道路”的巡逻队维护秩序。(11)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化后的这批反建制主义者甚至比之前几波持有更强硬的反建制立场,因为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及政治组织的干预。(12)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拉美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特别是在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政权纷纷出现经济困境,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也在世纪之交落幕。

(四)第四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这一波浪潮主要形成于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声浪中,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全球化和官僚权威统治。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拉美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偏向于依赖国际市场,各国国内的经济体系不完善且十分脆弱。改革也对社会发展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期间,失业率上升,财富分配不平衡,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第三波民主化后确立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拉美地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蔓延,一些国家的政治建制甚至堕落成谋取私利和起反作用的竞选机器(13),民众的不满逐渐积聚。在此局面下,新一批反建制主义领袖打破民主化后建立的政治运作模式,通过经济资源的再分配直接动员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主要包括失业者和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拉美掀起了反建制主义的一波新浪潮。

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上台为开端。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在上台执政后,他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通过电视媒体等渠道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颠覆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他利用委内瑞拉的资源优势,在石油出口中大举获利,将这些收入用于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解决穷人的医疗、饮食、教育问题等,使得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快速下降,识字率不断上升。然而建立在石油红利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单一的经济结构对整体的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大规模的政府开支也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从查韦斯执政后期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便出现恶化,直至今日,委内瑞拉依旧深陷经济困境中。在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这一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也逐渐消退。


二、对传统分析视角的再认知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催生了各种理论解释。美国学者罗伯特·詹森(Robert S.Jansen)将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理论划分为三代:第一代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生成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二代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形成的话语体系和追随者的能动性;第三代理论强调政治结构,侧重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解释。(14)实际上,这一划分大致囊括了现有对拉美反建制主义成因的主要解释,然而将20世纪拉美反建制主义作为整体来看,这些理论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

(一)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社会经济解释

对于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早期相关理论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变迁是导致反建制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以现代化理论最具代表性。根据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快速进行中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引发了大众参与的浪潮,由此破坏了传统政治权威。而在快速且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制度化的新体制无法同步形成,这就使政治统治变得不稳固,使反建制主义得以生成。(15)例如,最早对拉美反建制主义进行研究的吉诺·赫尔马尼(Gino Germani)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诞生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16)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是在缓慢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巩固的,普通民众通过参与政党、工会组织等方式渐进地被纳入政治体系中;而拉美国家的社会转型发展较快,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得社会结构被打碎,进而碎片化;原有的政治体系迅速地被新的政治体系挑战,民众被动地纳入政治进程中。这是反建制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17)阿根廷著名左翼学者卡洛斯·维拉斯(Carlos M.Vilas)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反建制主义是在从传统的农业、非工业化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对危机的一种特别回应。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摧毁了农村小土地作业者和城市小资本主义生产者,由此导致工业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创造反建制主义的关键因素。(18)

然而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至少忽略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方面,反建制主义不仅出现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拉美国家,也发生在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国家。在拉美前两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但在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同样也出现了反建制主义政权。以厄瓜多尔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前,该国的经济极为依赖农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受到极大限制。然而在此阶段,该国出现了反建制主义领袖贝拉斯科(José María Velasco Ibarra),他计划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将大地主的土地划分为小的单位,同时要求增加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反建制主义国家,反建制主义领袖的支持者也并非只有城市劳工,同样也有以乡村农民为主要支持者的政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权。卡德纳斯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农民的支持,在他就任总统前,墨西哥政府对土地改革并不热衷,在他上任后,土地改革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1934年至1940年,卡德纳斯向80万人分配了1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无地农民从250万人减少到190万人,乡村农民同城市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19)因此,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就曾经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稳定的收入增长很可能伴随社会动员,但在缺乏人均收入增长的国家中,社会动员也大量存在(20),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具有明显局限性。

由于社会经济解释主要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所经历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处于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当时西方学界普遍运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即使同时期的依附理论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对拉美社会结构相对稳固后可能出现的反建制主义浪潮并没有认知,这就使该理论无法诠释反建制主义之后在拉美反复发生这一现象。

(二)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话语体系解释

面对第一代理论解释的缺陷,第二代理论试图从“民众”的角度着手,探讨民众为何会支持反建制主义领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话语体系解释,其代表人物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拉克劳对反建制主义的论述源自其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他认为反建制主义并非某一特定群体政治或意识形态实践的内容,而是接合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的一种特定方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对本体论的阐述,而不是对客观实体的解释。(21)当制度渠道无法差异化地吸收一系列社会需求时,这些无法被满足的需求就会一一相连,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此时,反建制主义就会将这些不满接合,在“人民”和那些拒绝为需求负责的人之间创造一种对抗关系。(22)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对抗”(antagonism)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冲突关系,在拉克劳的语境中,“对抗”是一种“外在的构成”,这种外在的构成伴随着认同的确认。例如,农民不可能天然成为农民,需要在与其他当事人的斗争中才能确证其农民的身份。(23)因此,“人民”也不可能天生成为人民,必须在与他者的斗争中确定其身份。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接合的力量就将社会划分成作为“弱者”的“人民”和“其他人”,形成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以此来简化政治空间的反现状话语。(24)从这个视角出发,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无法摆脱“反建制主义”的标签,因为政治运动始终都在建构“人民”的社会边界。(25)

拉克劳的这一解释将反建制主义泛化,任何具有民众诉求的群众运动都能被纳入反建制主义的范畴中,但这种解释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乌拉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就认为,对于反建制主义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维度,同样也应将现实维度即底层民众被排除在现有建制之外的现实纳入解释之中。(26)阿根廷著名学者德伊波拉(Emilio de )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将反建制主义分为两个层面:作为体制的反建制主义和作为塑造“人民”身份认同的反建制主义。他将作为体制的反建制主义描述成“根据单一领导人的意志进行统治的权威”。(27)事实上,对于拉克劳观点的主要批评就是认为他的解释忽略了现实维度的考量。从现实维度出发,拉克劳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何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反建制主义的勃兴,而另一些国家很少存在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哥伦比亚历史学家马尔科·帕拉西奥斯(Marco Palacios)曾提出反建制主义和革命是硬币的两面。像哥伦比亚等一些中美洲国家反建制主义运动的缺失就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革命。(28)而其中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无疑超越了话语成为关键,这也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发生的基础。

除此之外,民众本身对于反建制主义的支持也不得不说主要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一旦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将很快撤出其支持。例如,秘鲁反建制主义的前总统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 Pérez),他在当选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支持率依然保持在90%,但是到了1988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快速上升和经济危机的到来,他的支持率跌破10%。(29)拉克劳的话语体系视角尽管丰富了对反建制主义成因的解释,并能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提供注脚,但却缺乏较强的说服力。

(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解释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关于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开始聚焦于政治制度层面,其中以探讨反建制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突出。这些理论普遍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制度接纳能力虚弱的一种表现,认为民众一旦无法通过强有力的政党被吸纳进现有政治生活,就会追随反建制主义领袖。(30)例如,阿根廷学者恩里克·佩鲁佐蒂(Enrique Peruzzotti)就强调,在政治的协调机制失灵时会产生接纳或代表性危机,而反建制主义就是对这种危机的反应。(31)美国学者库特·韦兰(Kurt Weyland)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经济衰退、政治僵化和腐败的猖獗会导致民主制度的衰朽,进而使反建制主义得以生成。(32)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制度原因。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Sebastián Edwards)就从公共政策的视角阐释了拉美地区为何会反复出现反建制主义。他认为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拥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约束行政权力,使侵犯公民财产权、对经济拥有较多控制或单方面降低经济开放度的立法难以通过。而拉美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反复出现,则恰是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制度。(33)

应该说政治制度解释指出了制度权威虚弱导致反建制主义勃兴这一问题,具有一定说服力。这种解释也为反建制主义反复活跃在拉丁美洲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即拉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反建制主义的经常性发生。但这一解释也同样有其缺陷,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民众的负面认知,民众被描述为短视、盲从、易被煽动的群体,并像勒庞(Gustave Le Bon)对大众群体的分析那样:“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34)这就导致群众容易为反建制主义领袖所操控,走向“反民主”之路。但实际上,在反建制主义政权下,民众也绝非表现为盲从的状态。例如,在2007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举行的第一次修宪公投中,他要求无限期连任的提案就遭到全民公投的否决;而在2016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提出连任的修宪公投,同样没有获得通过;民众并非如同被描述的那样简单地为反建制主义领袖所左右。

英国政治学家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反建制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她并不赞同迪特拉(T.S.Di Tella)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发生倒退”的论断,认为民主本身拥有“救济性”和“实用性”两面,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反建制主义能够长期存在。(35)智利学者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也支持卡诺婉的观点,认为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语境下的“民主”具有边界和自我统治限度的两重困境,即如何定义人民、如何约束统治者,反建制主义正好给出了民主的边界限定。(36)事实上,反建制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迪克斯(Robert H.Dix)就将反建制主义划分为威权和民主两类,认为反建制主义内部的社会力量构成是决定威权或民主的关键因素。(37)而在反建制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例如庇隆、藤森等反建制主义政权都扩大了妇女等群体的参政权,某种程度上是对民主的推动。因此,反建制主义和民主之间绝非简单的对立状态,反建制主义的勃兴也未必直接归因于民主制度的衰朽。更何况,如果现有建制本来就存在缺陷,阻止对现有制度改革的尝试也绝非最优之解。


三、基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特点的一种解释


现有三种分析范式提供了阐释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不同视角,但这些理论或是由于时代局限性不能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的原因,或是由于和现实存在背离导致解释力不足;要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的四波浪潮,还需要总结四波浪潮的共性特征。尽管拉美国家的反建制主义在不同时期有差异化的表现,但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共性:一是时间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均发生于经济危机或经济困境时期,在选举或政府换届时,反建制主义更是达到高潮;二是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后均会通过改变现行建制加强自身权威。这两点对于理解拉美反建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拉美反建制主义的解读

从第一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开始,反建制主义领袖都是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上文提及的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巴西前总统瓦加斯、秘鲁前总统藤森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他们分别是第一波至第四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无不以经济危机为背景,这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出现的共同时间特征。

1.经济危机与建制权威的衰弱

理解反建制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就需要理解影响建制变迁的元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指出,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以及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这三者中,他将经济发展简化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将社会动员解释成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而将合法性界定成广泛共识。(38)实际上,这三者构成建制权威的基础。如果建制本身无法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抑或无法将新社会群体纳入制度网络进行管理,那么现有建制就会产生广泛的认同危机,建制权威也会受到挑战,这就为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创造了条件,如同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的观点:反建制主义兴起的核心问题是体制的危机。(39)而经济危机就是弱化现有建制价值和权威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危机使原有社会中一部分建制成员成为边缘人群。每一波经济增长都会影响到两批不同群体。一批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新增的就业人群,这一群体通过就业被纳入现有建制中。然而当经济进入衰退期时,部分就业机会因遭遇危机消失,原先已被纳入建制中的群体将再次被建制排除。另一批为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创造的就业人群,这一群体会逐渐取代原有经济结构中的就业人群成为社会中的主体,将原有的就业人群排挤出建制;这也就构成了罗伯特·迪克斯意义上反建制主义运动的两股力量:一股是处于城市或具有“现代”外观区域的群体,他们自认为是现代化的受害者;另一股是处于乡村或“传统”社会阵地的群体,他们感到被现代化抛弃或远远落后于该进程。(40)庇隆的支持者就主要是新近城市化的内部乡村移民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这些被现有建制所排斥的人群在经济危机面前诉诸政治运动反对现存建制,构成了反建制主义多阶级性的特点。

第二,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在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大部分群体都从建制中获益,现存建制所存在的问题就会被忽略。但进入经济危机后,那些被遗忘或是未受到重视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成为关注中的话题。在拉丁美洲,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激发拉美反建制主义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增长时,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使得民众很难形成反建制的合力。然而在经济危机时,底层民众对于危机的感受要远甚于上层社会,这与他们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经济危机中,社会的不平等会被反复提及,并成为反建制主义领袖们动员群众的口号。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创造了新的问题。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铁路使农村和城市的联系紧密起来,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流动,原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也就使得以种植园和大庄园为主的新封建主义受到挑战。(41)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遭遇更大质疑,在此经济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寡头统治及其制度权威因此受到影响,要求削弱原有建制的力量就会因势而起,反建制主义便有了兴起的土壤。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危机并非仅仅会削弱“非民主”制度的权威,对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一种建制的权威都会形成挑战。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他的同事在分析了1950年至1990年数据的基础上发现,民主政权的消亡更可能发生于一个国家经历经济危机期间:当民主政权面临收入上的下降时,其消亡的概率是收入增长时的三倍。(42)实际上,反建制主义政权本身也基本都是在经济危机中终结的。

2.重塑权威与反建制主义的生成

由于经济危机下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建制的权威危机,权威危机导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使得社会混乱甚至失序。面对此类困局,原有建制已经无法引导国家的发展,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这就需要形成新的权威来稳定社会,反建制主义的出现就成为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反建制主义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及其权威。保罗·塔格特在描述拉美反建制主义时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格外突出政权的特定人物,其领导艺术比反建制主义者所创立的一套思想体系或者运动更为重要。(43)这就是说拉美反建制主义是一种依靠强势领袖来改变原有建制、重塑权威的方式,更突出权威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上文提及的亚历山德里、瓦加斯、藤森和查韦斯在上台后都推动修改宪法,颠覆之前政权的主要建制,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总统权威,政治体制在此后完全转变成以总统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以秘鲁藤森政权为例,在藤森上台前,秘鲁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此时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和“光辉道路”日渐活跃。前者主要吸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包括当时的执政党阿普拉党的成员,后者的成员主要为山区高地居民和移民子女,两者成员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光辉道路”,该组织控制了南部和中部山区高地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对政府形成了巨大威胁。而当时的政府各部门之间、警察和军队之间关系紧张,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44)在这种时局下,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改变原有建制的权力网络,树立新的权威。藤森通过民众的支持加强个人集权,同时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游击队组织。在藤森的权威得到稳固后,秘鲁逐渐恢复稳定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建制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权威重塑的方式。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原因是经济危机下的权威弱化,而反建制主义实质上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重塑建制权威的一种方式。事实上,综合现有三类理论解释同样也能反映出这一论断: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的生成一般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危机;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是制度虚弱的一种表现,制度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权威危机;而从话语体系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并非一定是某一客观事物,而可能是一种方式,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奈特(Alan Knight)就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是一种政治“方式”(style),并不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时间或阶级联盟相连。(45)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也就表现出时间上的共性,以及反建制主义领袖突出自身权威的特征。

(二)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出现的根源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反复出现在经济危机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何经济危机会在拉丁美洲反复出现?为何拉美会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试图解决发展中的困境?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正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的根源。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历史来看,传统的政治社会影响对反建制主义的反复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包括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传统治理策略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

1.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传统

从殖民时代开始,拉丁美洲的经济就以生产农牧业产品和采掘矿产资源为主,生产结构较为单一。即使到了20世纪初,在拉美各国普遍独立近一个世纪后,经济结构依旧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为主。1913年,玻利维亚、智利、古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单一商品占出口量的70%以上,巴西、厄瓜多尔、海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该数据为60%以上,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占50%以上。(46)拉美国家对国际市场与外资的依存度较高,以墨西哥为例,在1911年,外国投资控制了98%的采掘部门、100%的石油、87%的电力和94%的银行业。(47)国际经济周期性的变动就会给拉美国家带来相应的经济动荡,乃至社会影响。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多场危机后,拉美国家开始寻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扭转高度对外依存所带来的困境。

然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需要国内有足够大的市场支撑,而并非所有拉美国家都有此类市场来消费工业制成品,拉美的一些小国依然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出口,或是依赖国外市场消化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库存;二是实行这一战略需要向国外购买机器、设备等,融资资金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但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普遍忽视了传统的出口部门和农业生产,不仅使出口下降,还需要进口农产品,导致拉美经济出现收支平衡困难,只能依靠外国资本的输入,这就使拉美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状态更为严重。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以债务为指导的增长”中(48),拉美需要偿付的外债从1978年的近1533亿美元增长到1985年的3772亿美元,1990年超过4430亿美元,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均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中。(49)这种增长模式最终使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不得不再次倒退回初级产品出口的老路上来。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拉美各国对于初级产品的依附程度居高不下,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秘鲁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8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里南、圭亚那等加勒比国家同样属于资源依赖型国家。(50)与此同时,从1990年到2002年,外国公司在拉丁美洲收购了4000家银行以及通信、交通、石油和采矿公司(51),进一步加深了拉美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世界经济周期性地爆发危机就会使拉美深受影响。正如英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罗斯玛丽·索普(Rosemary Thorp)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初级产品出口在拉美再次表现出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强有力地将拉美推向了这个方向,尤其是石油和矿业。如果对拉美的历史稍有了解的话,我们就应该冷静地看待这种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必须关注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是否能够与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存……”(52)

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拉美的社会结构。从拉丁美洲被殖民开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传统的大地产制、大庄园制等生产方式,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间巨大的鸿沟。此后,这一社会结构一直在拉美社会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拉美小农家庭所拥有的可耕地面积仅为5%,人数不超过4人的家庭农场面积仅占阿根廷可耕地面积的5%,占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占墨西哥的2%;这一数据在同时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分别达到60%和64%。(53)在技术革新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并未改变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分化。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引进机器设备推动产业升级仍然需要依靠原有寡头阶层的资本积累,先前农村社会的底层民众在工业化中变成自由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工厂,依旧为寡头阶层服务,社会的分化并没有改变。直至今日,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依旧是世界上最高的,拉美地区的阶层固化也十分明显。如同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其经典作品《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中得出的结论: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54)

由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就给民众动员创造了条件。当经济陷入危机时,反建制主义领袖就会以此动员大众,反对现存建制,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社会福利。拉美地区就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尽管拉美各国试图通过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建立稳定的发展路径,但是基于历史和外部环境形成的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使调整异常艰难,拉丁美洲经济因此长期在世界经济的变动周期中动荡;而经济危机使建制的权威弱化,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就会在危机中凸显,给反建制主义领袖提供了动员民众的契机,这就使反建制主义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得以反复生成。

2.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传统

西班牙学者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在描述拉美时就说:“拉美是一个惯于走极端路线的地区……各种模式和范式在拉美泛滥。观念的转换如同时而乌云蔽日突然又晴空万里的热带气候,而这些观念上的热带气候通常是拉美人自己维持的。”(55)哈维尔的这番描述实际上反映了拉美地区始终存在“钟摆效应”的特点,从拉美独立以来,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就长期游走在左与右的两个极端维度之间。例如,在发展战略上,无论是贸易出口还是工业化道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有助益,需要政府因势利导。然而不少拉美国家在依赖贸易出口阶段只注重一两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单一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极为脆弱;而在调整到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阶段,拉美国家又歧视性地忽视出口部门,使贸易顺差逐渐转为贸易逆差;再到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拉美国家激进地实施“休克疗法”,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大起大落,各种社会矛盾积聚。某种程度上,拉美发展模式剧烈的摇摆也助推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反建制主义的抬头。

与发展模式激进变动相连的是社会政策的急剧变化。在拉美,政府的社会政策也经常发生激进的调整。左翼政府在执政期间,通常大幅增加政府补贴,出台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右翼政府在上台后,又通常大幅削减政府补贴,使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阿根廷近十年为例,在左翼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任职期间,一共推行了60个社会福利项目,共有1800万民众从中受益,仅在2015年,社会项目的转移支付金额就超过1572亿阿根廷比索,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3%。(56)然而在2015年末右翼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上台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大幅削减政府补贴,提升阿根廷公共服务价格:水费提高375%,燃气价格最高涨幅为300%,公共交通价格提高100%,电费最高提价700%,阿根廷贫困人口在短时间内上升了5%。(57)这种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在阿根廷的历史上反复出现,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也使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治理策略选择上的激进性同样也容易为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创造条件:第一,发展模式的激进变动会带来政局动荡,从而影响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从拉美经济发展史来看,发展模式的转换往往带来经济的大幅波动,加速政府人员的更迭。在20世纪90年代,当拉美经济整体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国家部长更换频繁。哥斯达黎加的三位总统平均每位有18位内阁部长,乌拉圭总统平均每位有21位内阁部长,而哥伦比亚总统平均每位有40位部长。(58)这种权力的快速更迭会影响经济政策的连贯性,进而使建制的权威受到质疑,正如普热沃斯基和屈尔瓦勒(Carolina Curvale)所言,寡头政治根深蒂固的共和国并非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是政治不稳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59)

第二,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会使民众承受剧烈的后果,易于形成对建制的不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1970年至1995年,拉丁美洲经济体平均遭受的危机数量高于亚洲国家50%,其破坏性是亚洲经济体所经历危机的3倍。(60)例如,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首都地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为5%,到1990年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一度攀升至50%。(61)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需要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会使民众感到更大的剥夺感。如果政府无法逐步恢复先前赋予民众的福利,建制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反建制主义也就有了兴起的基础。

事实上,拉美国家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就将拉美经济表现欠佳归咎于西班牙遗留的文化传统,认为拉美人继承了西班牙民族精神上温顺、从众以及追求虚无的特点,缺乏北美人所拥有的那种进取心和开创性。(62)因此,拉美国家普遍沉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经济模式,仍在寻觅一个能够使他们百病全消的秘方(63),这就使拉美国家从独立以来就全盘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发展模式,而不是创造性地吸收并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就指出: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64)于是,拉美国家就陷入永无止境的激进调整中,拉美政坛也长期需要依靠反建制主义领袖来重塑权威,并确定新的发展方向。

3.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权威偏好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权威重塑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拉美民众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领袖寻求解决方案,与拉美政治文化中具有权威主义的传统有着密切关联。在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考迪罗”的政治传统,强调强人统治。沃尔夫(Eric R.Wolf)和汉森(Edward C.Hansen)曾经将拉美的政治结构界定为“考迪罗政治”,认为这种结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缺乏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下,各阶级都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权力资源来组织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强力的政治机器来决定资源的分配。(65)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赞同这种观点,并将拉美社会描述为“普力夺社会”,即各种势力都能干政,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他认为这种制度之所以存在有两个渊源: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稳定的政治制度;二是在之后的发展中,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和制度引进到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却造成了水土不服。(66)因此,拉美社会的稳定通常需要依靠领导人的强力来维持,具有很强的权威制色彩,外来政治制度也很难完全贴合这块地区。

在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均认为现代化进程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基于对南美国家政治发展的实例,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理论,认为在南美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更可能是政治威权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67)对于拉美人而言,政治权威在其文化中具有深刻的烙印。以墨西哥为例,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中这样描述过墨西哥人对权威的看法:“墨西哥人有与官僚权威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他们拒绝权威的腐败和专制。但是,同时又存在着对革命感恩和总统至上的神话,以及墨西哥总统近几十年来获得的制度化的超凡魅力。”(68)即使是在民主转型后,墨西哥学者认为墨西哥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依旧表现出强烈拥护总统制的特点。(69)而这一现象在拉美十分普遍,即使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学者们也依旧给拉美的民主冠以特定的称谓,如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不自由民主”,奥唐奈提出的“委任式民主”。也正因为如此,当危机发生时,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拉美人所能够追溯的传统就是强人政治,这使民众反复寄希望于反建制主义领袖来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实际上,拉美对于权威的偏好也反映在军队的干政传统上。在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权力的塑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强权手段,主要表现形式为军事政变,或是军队扶持下的文官政权;另一种是通过动员民众的支持,主要表现形式是进行票决制公投。在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执政后,如果无法将军队纳入新的权威体系中,军队将成为新权威体系下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反建制主义政权的权威受到削弱,军人政权就会取而代之,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前,反建制主义政权基本都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即使是在民主化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002年就曾经历未遂军事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具有反建制主义色彩的时任总统塞拉亚(Manuel Zelaya)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而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2017年2月同样以图谋发动政变为由逮捕9名军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队在权威塑造中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军队与反建制主义政权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上台离不开军队的支持,至少是默许。随着20世纪军队中军人的社会成分逐渐趋于平民化以及军人总体素养的提高,军队内部产生了一批“带肩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70)这些具有亲民思想的军人支持推动国家的变革,甚至成为拉美反建制主义领袖,对拉美反建制主义政权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阿根廷的庇隆都曾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他们上台时,军队是其政权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军队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派系和力量,除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官外,同样也有亲寡头和外国势力的军人团体。当反建制主义政府出现治理困境及权威危机时,这些在反建制主义政权下遭到抑制的力量就会乘势推翻现有政权。例如,在2002年参与查韦斯未遂政变的军人就主要是与反对派、大商人和高阶教士有密切往来的军官(71),而推翻洪都拉斯塞拉亚政权的同样是保守派军人力量。

推翻反建制主义政权也可能基于军人对国家的责任意识。拉美的军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国家政局最终“看护人”的角色,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们往往会以“挽救国家”的名义走到前台。以阿根廷1955年推翻庇隆政权为例,当时的政变将领爱德华多·洛纳尔迪(Eduardo Lonardi)将军向民众发布了“解放革命宣言”,宣称政变“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对一个受压制民族荣誉的热爱”。(72)即使是在拉美民主化浪潮后,军队力量在拉美国家陷入困局时也同样被寄予厚望。2017年3月,委内瑞拉亲马杜罗政府的最高法院宣布取缔由反对派控制的议会的全部权力,该国反对派就公开要求军队打破沉默。(73)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拉美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传统和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传统使经济危机在拉美经常发生,建制权威不断受到侵蚀,需要寻找新权威加以重塑;另一方面,和经济发展传统相连的、固化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危机中反复成为现存建制被攻击的对象,这就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拉美又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政治文化,这就使反对现有建制、强调魅力型领袖作用的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地出现,成为民众对摆脱危机的一种期待。

(三)智利是特例吗?

与拉美其他国家不同,反建制主义政权在1973年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终结后就很少出现在智利的政治舞台上。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也曾表示:智利没有反建制主义,智利政府也没有这种想法和思想意识。智利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具有连续性,而不是新政府上台后就推翻上一届政府的很多政策,下一届政府又推翻这一届政府的政策,一次次为了讨好民众。(74)有观点认为,智利民主制度的巩固使得反建制主义没有生成的土壤。实际上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历史来看,政治制度化只能降低反建制主义发生的烈度,但不能减少反建制主义出现的频度。从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智利所经历的政治变迁来看,智利同样不是例外。

首先,智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处于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有强权威的控制。在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军政府上台前,智利也曾多次出现反建制主义政权,第一波浪潮中的亚历山德里政府,第二波浪潮中的伊瓦涅斯(Carlos  del Campo)和阿连德政府,都是突出的代表。在阿连德政府执政期间,由于经济政策的大幅调整,智利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投资减少和原材料短缺加剧,国家财政储备几近枯竭。再加上工人罢工的活跃,智利的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中。到1973年,农业生产下降22%,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6%,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381%,政府积累了大量赤字。(75)在社会动荡与混乱中,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冲击,智利因此发生军事政变,皮诺切特将军于1973年上台执政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

皮诺切特上台后便实行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经历短期的经济恢复后,到了1982年,智利经济再一次陷入危机中,军政权的权威受到侵蚀。从1983年起,民众每月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反对党也以更加公开的方式开展活动,暴力和抗议周期性地在智利发生。尽管经济在此后逐渐复苏,但建制存在的问题日益被提及,诸如收入分配不公、侵犯公民权益等屡屡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焦点。在1988年的全民公决中,民众否决了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要求,1990年文人政府上台。此后的文人政府基本保持了智利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从1990年至今,艾尔文(Patricio Aylwin)政府实现7.3%的增长,弗雷政府实现5.2%的增长,拉戈斯(Ricardo Lagos)政府实现4.7%的增长,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let)第一个任期实现3.3%的增长,皮涅拉(Sebastian )政府实现5.3%的增长,巴切莱特第二个任期实现1.9%的平均增长。(76)智利经济的平稳发展也使建制的权威基本保持稳固。

其次,从次国家层面来看,智利的反建制主义的政府有日益增强的迹象,似乎也不能逃脱反建制主义浪潮。

在2016年智利第二大重要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市长选举中,出生于1985年的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学生运动领袖豪尔赫·夏普(Jorge Sharp)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并以超过54%的选票高票当选,而原市长在选举中仅获得22.4%的选票,震动智利政坛。夏普被称为“人民市长”,他在胜选后表示,两大寡头垄断的政治格局已经结束,一股独立于政党的、由人民组成的新政治社会力量出现了,并会从瓦尔帕莱索走向全国。英国《卫报》将他的当选形容为一场“寂静的革命”。(77)

其实在夏普当选前,智利政坛已经出现了多位年轻的反建制主义政治人物。在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智利共有四位学生运动领袖当选众议院议员。这四位学生运动领袖均出生于1986年后,其中最年轻的卡米拉·巴列霍(Camila Vallejo)出生于1988年,在智利国内享有很高声望。卡米拉是2011年智利学生大游行的重要领袖,这场大游行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供免费教育,西方媒体甚至称她为“智利的切·格瓦拉”。(78)这些学生运动领袖当选众议员反映了民众对现有建制的失望,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建制权威就会受到更大冲击,夏普、卡米拉等脱离于传统政治体系的反建制主义力量会更多出现在智利的政治舞台上,进而在国家层面建立反建制主义政权。

在2017年的智利总统竞选中,于2013年刚刚当选参议员的无党派人士、前媒体人亚历杭德罗·吉利尔(Alejandro Guillier)成为民调排名前三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他不仅强调改变现状、重塑社会信任,还在竞选期间与乌拉圭反建制主义前总统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举行了会面,路透社因此称其为反建制主义总统候选人。(79)尽管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败北,但部分民众对他的支持也反映了智利民众对现存建制日渐不满并寻求变革的心声。实际上,反建制主义是拉美票选政治的固有特点。只要民众相信票选的方式依旧能表达他们的意愿,就会为反建制主义领袖的上台创造可能,智利同样不是拉美反建制主义的例外。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的一种方式。从四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来看,拉美反建制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反建制主义普遍发生于经济危机下,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第二,当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后,都试图颠覆原有建制并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构;第三,在意识形态上,拉美反建制主义并无固定的特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能与其相融合;它的支持者也没有特定的群体限制,除了工人阶级,也有农民、中产阶级等其他中下层民众,是广泛的阶级联盟。此外,拉美反建制主义与其他地区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周期性地出现,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一种反复存在的政治现象。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反复出现,归根结底在于拉美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和发展传统:由于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对外依存的传统,拉美的经济危机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动反复出现;由于拉美在治理策略上具有激进性的传统,政策的转变较为激烈,民众在激进的政策变化中受到的冲击明显,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拉美政治文化又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受到“考迪罗政治”的影响,民众偏好政治强人,寄希望于强势领袖来摆脱国家困境。当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建制权威受到削弱时,就需要新的力量来重塑建制权威,诉诸强势的反建制主义领袖就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拉美,权威重塑的方式一般有两种:通过军队的强权手段,或是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在票选民主日益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准则后,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权威已经很难获得各界认可,通过群众动员进而寻求权威重建就成为唯一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如果拉美的这些传统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拉美反建制主义也将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周而复始地勃兴在拉美大陆。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原因通常是内生性的,即拉美国家自身的发展问题或国内的社会矛盾。在之前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中,尽管也有反建制主义领袖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寻求支持,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将外国公司拥有的石油公司国有化,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将外国公司拥有的电力、天然气公司国有化等,但这些措施主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排外本身并不构成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核心。然而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由于他实行了较为极端的针对移民的政策,不仅宣称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并让墨西哥政府支付高昂费用,还宣称将大规模逮捕并驱逐非法移民,其中大量非法移民就来自拉美国家,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外生性因素开始显现,其中以墨西哥尤为突出。在墨西哥国内,针对特朗普的这些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反美情绪,从政府到民间都号召民众使用墨西哥品牌,抵制美货。(80)墨西哥民众还对总统表达了强烈不满,现任总统培尼亚·涅托(Enrique  Nieto)的支持率创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81)政府权威的衰弱使反建制主义领袖的支持率攀升。2018年墨西哥将举行总统大选,在2017年2月之后,反建制主义领袖奥布拉多尔(López Obrador)在民调中长期位列第一,在特朗普当选后,奥布拉多尔开始受到墨西哥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民众普遍认为是政客们的腐败无能使得墨西哥人的尊严受到损害,反建制的情绪日渐增强。这也是拉美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外生性因素强化的反建制主义,并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加剧与扩散。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对反建制主义普遍存在负面看法,特别是将拉美反建制主义与独裁和不民主联系在一起,认为反建制主义会给国家造成灾难。然而任何建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建制危机的发生是建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对建制的调整与更替也就成为政治发展的必然。在拉美,反建制主义是建制调整的一种选择,是民众以期获得更好统治的一种变更。建制本身就不存在某种绝对性,只有将反建制主义置于历史的背景和国家所处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存在。

感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钱雪梅副教授和《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文章的疏漏和不足概由作者负责。

①关于“populism”一词学界有不同的译法,包括“民粹主义”“人民党主义”“平民主义”等。拉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普遍译为“民众主义”,本文故采纳此种译法。

②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③Kenneth M.Roberts,"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The Peruvian Case," World Politics,Vol.48,No.1,1995,p.88.

④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0页。

⑤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胡毓鼎等译,徐壮飞等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5页。

⑥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张森根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⑦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第八版)》,王宁坤译,张森根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42页。

⑧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张森根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册),林无畏等译,徐壮飞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⑩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巴西史》,王龙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05—306页。

(11)克里斯蒂娜·胡恩菲尔特:《秘鲁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56—260页。

(12)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载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等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13)迈克尔·塔弗、朱丽亚·弗雷德里克:《委内瑞拉史》,黄公夏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56页。

(14)Robert 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Vol.29,No.2,2011,pp.78-81.

(15)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4,No.1,2001,p.5.

(16)Gino Germani et al.,Populismo y contradicciones de clase en Latinoamérica(Mexico D.F.:Serie Popular Era,1973),pp.14-17.

(17)Anibal Viguera,"'Populismo' y 'neopopulismo'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Vol.55,No.3,1993,pp.50-51.

(18)Carlos M.Vilas,"Latin American Populism:A Structural Approach," Science & Society,Vol.56,No.4,1992/1993,pp.391-395.

(19)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江时学等译,高铦等校,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20)Karl W.Deutsch,"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5,No.3,1961,p.499.

(21)Ernesto Laclau,"Populismo:qué nos dice el nombre?" in Francisco Panizza,comp.,El populismo como espejo de la democracia(México D.F.: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2009),pp.52-53.

(22)Francisco Panizza,"What Do We Mean When We Talk about Populism?" in Carlos de la Torre and Cynthia J.Arnson,eds.,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p.101.

(23)安德鲁·诺里斯:《反对对抗:论欧内斯托·拉克劳的政治理论》,任国栋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第123页。

(24)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对民粹主义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风格》,宋阳旨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31页。

(25)Juan Santiago Ylarri,"Populismo,Crisis de Representación y Democracia," Foro,Nueva época,Vol.18,No.1,2015,p.180.

(26)Francisco Panizza,"What Do We Mean When We Talk about Populism?" in Carlos de la Torre and Cynthia J.Arnson,eds.,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p.104.

(27)Emilio de ,"La última utopía.Reflexiones sobre la teoría del populismo de Ernesto Laclau," in Claudia Hilb,comp.,Elpolítico y el científico.Homenaje a Juan Carlos Portantiero(Buenos Aires:Siglo XXI,2009),p.200.

(28)Cynthia J.Arnson ed.,In the Wake of War: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2.

(29)Kurt Weyland,"Populism and Soci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in Carlos de la Torre and Cynthia J.Arnson,eds.,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30)Robert 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Vol.29,No.2,2011,p.81.

(31)Enrique Peruzzolti,"Populism in Democratic Times:Populism.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nd the Debate on Democratic Deepening," in Carlos de la Torre and Cynthia J.Arnson,eds.,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p.81.

(32)Kurt Weyland,"Latin America's Authoritarian Drift:The Threat from the Populist Left,"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4,No.3,2013,p.18.

(33)Sebastian Edwards,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183-184.

(3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35)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Vol.47,No.1,1999,pp.2-3.

(36)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The Responses of Populism to Dahl's Democratic Dilemmas," Political Studies,Vol.62,No.3,2014,p.471.

(37)Robert H.Dix,"Populism: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20,No.2,1985,pp.48-49.

(38)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36页。

(39)J.B.Allcock,"'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 Sociology,Vol.5,No.3,1971,p.375.

(40)Robert H.Dix."Populism: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20,No.2,1985,P.48.

(41)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第八版)》,王宁坤译,张森根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48页。

(42)转引自: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退潮?》,倪春纳、钟茜韵译,《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91页。

(43)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44)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徐壮飞等译,张森根等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45)Alan Knight,"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Especially Mexico,"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30,No.2,1998,P.226.

(46)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47)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陈慧荣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35页。

(48)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张森根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49)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

(50)赵丽红:《“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51)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第八版)》,王宁坤译,张森根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332页。

(52)转引自:赵丽红:《“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22—123页。

(53)Sebastian Edwards,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173-174.

(54)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55)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56)Mariano Obarrio,"Se duplicó en dos  el presupuesto para planes sociales," La Nacion,18 de abril de 2015,http://www.lanacion.com.ar/1785528-se-duplico-endos-anos-el-presupuesto-para-planes-sociales.

(57)Cristina Pérez,"'Tarifazos' e inflación:cuánto ha subido el costo de vida en Argentina desde que Mauricio Macri asumió la presidencia," especial para BBC Mundo,8 de abril de 2016,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2016/04/160405_economiaargentina_mauricio_macriaumentos_precios_ms.

(58)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59)亚当·普热沃斯基、卡罗莱纳·屈尔瓦勒:《美国和拉美之间的经济差距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吗?》,载弗朗西斯·福山编著:《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刘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60)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61)房连泉:《庇隆时期的社会政策——兼论阿根廷福利民粹主义传统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第73页。

(62)转引自:詹姆斯·罗宾逊:《拉美的均衡》,载弗朗西斯·福山编著:《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刘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63)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64)吴百乙:《拉丁美洲“转型”艰难的深层原因》,《人民论坛》2016年第16期,第32页。

(65)Eric R.Wolf and Edward C.Hansen,"Caudillo Politics:A Structur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9,No.2,1967,p.177.

(66)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95页。

(67)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68)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1—312页。

(69)Maria Aide Hernández,"La democracia mexicana,presa de una cultura politica con rasgos autoritarios,"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Vol.70,No.2,2008,p.277.

(70)陈明明:《拉美军人政权模式与政治发展战略的选择》,《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42页。

(71)Juan Paullier,"A diez  del golpe contra Chávez,qué fue de los protagonistas?" BBC Mundo,11 de abril de 2012,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2012/04/120410_venezuela_aniversario_golpe_2002_personajes_ip.shtml.

(72)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06—207页。

(73)AFP,"El parlamento venezolano pide a militares romper silencio ante ruptura constitucional," Clarín,30 de marzo de 2017,http://www.clarin.com/mundo/parlamentovenezolano-pide-militares-romper-silencio-ruptura-constitucional_0_rknUCTcnl.html.

(74)马国川:《“智利没有民粹主义”——专访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财经》2014年第19期,第38—40页。

(75)约翰·L.雷克特:《智利史》,郝名玮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76)Victor Petersen Z.,"Economia chilena crece 1.9% promedio en segundo gobierno de Bachelet," La Tercera,6 de febrero de 2018,http://www.latercera.com/negocios/noticia/economia-chilena-crece-19-promedio-segundo-gobierno-bachelet/58470/.

(77)Francisca Hosiasson,"Quién es Jorge Sharp?:El candidato apadrinado por Boric que 'recupera' Valparaíso," Radio Zero,24 de octubre de 2016,http://www.radiozero.cl/actualidad/2016/10/quien-es-jorge-sharp-el-candidato-apadrinado-por-boric-que-se-toma-valparaiso.

(78)Gideon Long,"Chile's Student Leaders Come of Age," BBC News,11 March,2014,http://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26525140.

(79)Rosalba O'Brien,"Chile anti-establishment presidential hopeful rises in polls," Reuters,3 November,2016,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le-politics-poll-idUSKBN12Y2AH?il=0.

(80)Laura Tillman,"In Mexico,Trump Triggers A Surge in Patriotism,Anti American Sentiment," Los Angeles Times,5 February,2017,http://www.latimes.com/world/mexico-americas/la-fg-mexico-patriotism-trump-2017-story.html.

(81)Patrick Gillespie,"Mexicans March against Trump:'Bad Hombre for the Whole World'," CNN,13 February,2017,http://edition.cnn.com/2017/02/12/americas/mexico-trump-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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