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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
今天，我想讲讲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政策操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讲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当然讲的过程中间会涉及、表露自己对当前一些经济问题的观点。
现在，全国有很多智库，各个高校也有智库，都在从事经济政策的研究。高校的主要任务本来是从事理论知识的教学与研究，现在都在研究经济政策，包括从海外学成回国的一些教授。这是件好事，大家都在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改革开放。但是我感觉也有必要在社会上宣传一下我的观点，也许这个观点很多人也都赞同，就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今天在场有很多是金融在职硕士、企业家、投资者，不纯粹是本科硕士全职学生，所以讲点这个内容，也许是有意义的。
经济理论指什么？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
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进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所以我说政策制度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尽管政策制度背后往往受制定者脑子中这样和那样理论的影响和支配，政策是结合了一个国家一定市场条件下作出的制度规范，是把抽象理论时舍去的具体情况，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候又放进去进行的思考和选择。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适性。
政策操作、执行力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相对于理论而言，谈不上是严格的思维活动，它是实际活动的表现。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很可能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对于这点，我想大家是赞同的。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我一辈子一直从事的是经济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哪个庙的，来自何方，你想搞政策研究，最后就是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好点子。
搞政策研究的，了解上面讲的三者的差异很重要。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落脚点是什么？一周前我在上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我很清楚我是通过分析最后重点在讲政策建议，在讲制度、政策应该怎么调整，而不是讲理论，不是在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至于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凯恩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但为什么央行的总量政策效率老不高？过去说央企，大型国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容易从商业银行得到贷款，民营企业、小企业不易得到，央企把得到的贷款又放给民营企业，放高利贷赚钱。前一阵子，银保监会主席提出了要“125要求”，其中要求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比例三年后要达到50%。消息一发出，银行股大跌，市场马上给你脸看。当然听说此发言最后没有变成正式的制度。但是大家知道，银保监会主席这么说了，内部对银行体系的要求是很严的。坚决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前两天中央领导又去银行视察了。上面非常重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就解决融资贵的角度说，银行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4.35%，有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利率降到3.5%，统计报表汇总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贷款利率降低了。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3.5%。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的问题？
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三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方向是市场化，全球化，集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当然不乏也有不少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是兼顾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流行的多是各种均衡理论及其衍生的周期理论、危机理论。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
我曾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但是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很多问题后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我们知道彼岸是什么，但是从此岸到彼岸不是简单的事，并不是彼岸的事今天都能做。彼岸的方向是明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譬如有人经常说，某某国家在某某问题上怎么怎么，我们应该怎么怎么。问题是你怎么走过去？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二、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关于这样的文章太多了。14亿人口，连续40年，年均9.5%的GDP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成绩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那么对政策研究者来说，必须对该时期的经济事实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准确的把握。危和机并生，“机”往往好理解，说的也很多，“危”到底怎么理解？这涉及到对这几年经济基本走势的正确把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大任务时指出，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大攻坚战我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十九大报告之后其实很多媒体没有清楚解读。我一直在宣传，三大问题，第一是污染，污染是讲什么问题，是讲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当然治污染要花钱，又涉及GDP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经济工作本身。第二是脱贫，3000万人贫困问题要解决，也会涉及到资金，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第三个，眼前中国经济领域的事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国企改革问题、民企问题、乡村振兴问题、一带一路问题，等等，这么多问题，党中央没说任何一件事是攻坚战，唯独说要防控重大风险是攻坚战，这是2017年10月讲的。但是当时社会上不敏感，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高度的重视，提法是史无前例的。三大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好，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得不到人民的认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进入2019年，经济形势不会因日历翻过了一页，翻过了一个月，马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不会。矛盾还是这些矛盾。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工作，第一个维度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稳定经济增长，第二个维度就是慢慢释放风险，同时守住风险底线，简单讲全部经济工作就是要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一主要矛盾。进入2019今年，形势发展会怎么样？内在趋势性的发展逻辑仍然没变。大家的判断无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形势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更大。有人预测6%-6.5%，有更悲观的预测是6%以下。
所谓“更加复杂”指什么？中国经济原来本身就有短期的、长期的问题，周期的、结构的问题，错综复杂在一起，现在加上中美摩擦，加上2019年全球经济减速因素，以及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矛盾，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何时又要爆发局部战争等等，使得形势更加难判断。
中央也提出形势“更加严峻”。我理解，面对上面所说的“更加复杂”的形势，调整转型本来就很痛苦，很严峻，因为多年积累的风险要慢慢释放，比如说P2P，大资管问题的风险要解决，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压力要加大。现在，又加上了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传递到松信用、松信贷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内在的信贷需求在减弱，即宏观的调控能力在减弱。以及由于改革的迟缓，产权保护的不足，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即微观的活力明显不足。宏观与微观的变化，使得2019年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面对这个背景，对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1，在宏观上首先毫无疑问必须稳住，必须在容忍经济增速有所下行时也要稳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