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春纳:西方民主衰退之争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5 次 更新时间:2019-01-14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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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春纳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民主衰退成为国外民主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以戴蒙德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前全球民主发生了衰退,主要表现为民主崩溃的速率不断加快;多数“摇摆国家”的民主质量和稳定性经历了显著倒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效性以及对民主的自信心也在急剧衰减。部分学者对当前全球民主处于衰退之中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对民主内涵的不同界定或援引例证的偏差,以及研究中受到主观意志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的“民主衰退”论断可能是个伪命题。然而,根据几大民主评估机构最新的数据来看,民主的衰退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国内学者应当充分把握当前西方学者反思全球民主衰退的契机,对其成因展开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在解构的基础上对西方民主话语进行祛魅和超越,进而不断地提升中国民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关 键 词:民主衰退  国外研究  戴蒙德  民主话语


“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议题。亨廷顿在其代表性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就曾述及“民主回潮”。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回潮”是一个与民主化“波浪”相反的概念,指部分已经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国家又回归到非民主的统治①。罗伯特·达尔也指出,20世纪是一个民主频繁失败的世纪,期间有70多个民主政权垮台并让位给专制政权②。自“第三波”发生以来,零星的民主崩溃案例不断发生,但是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并没有认真对待该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波澜壮阔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发生逆转的危险。民主衰退真正成为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在进入新千年尤其是2006年前后。


一、民主衰退研究的兴起


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民主崩溃渐趋于频繁,大量新兴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停滞和民主质量下降的情形③,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面临着各种治理困境与信任危机。2006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报告指出,全球“自由国家”的比例将近十年没有增长,民主陷入了停滞的困境④。如果将民主现状与“第三波”以来的民主发展相比较,那么当前的民主衰退就会十分明显。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来看,自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世界的“自由程度”(“自由之家”使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指数来衡量“自由程度”,每个指数的区间为1-7,1代表最自由而7代表最压制)经历了一个缓慢地上升过程。1990年为3.85,2005年达到顶峰。2006年前后,全球的民主扩张进入了拐点,之后则陷入漫长的停滞阶段。自2006年起,“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数量没有净增长,“自由民主”国家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此之后都有所下降。同时世界“自由程度”也轻微地发生退化而降至3.30⑤。

如何理解当前的民主衰退呢?国外民主衰退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过去的十年可以被视为是民主衰退的初始时期,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率明显加快。自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政变颠覆民主政权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开始加速⑥。民主崩溃的比例在新世纪最初的15年间为17.6%,而前一个15年间则只有12.7%。2000-2015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发生了民主崩溃⑦。其次,“摇摆国家”的民主停滞。在多数“摇摆国家”即人口众多的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民主的质量和稳定性发生了明显衰退。许多“摇摆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被内部颠覆,而仅保留着表面的合法性体制外壳。戴蒙德将“摇摆国家”视为一波范围更广的民主衰退的先声⑧。27个“摇摆国家”中有12个2013年的“自由程度”得分低于2005年,并且衰退的空间分布十分广泛,既包括相当好的“自由民主”国家(如南非)和相对较差的“自由民主”国家(如泰国),同时也包括一些威权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第三,西方民主的溃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效性以及对民主的自信心也在急剧衰减。戴蒙德认为,威权主义的复兴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紊乱”同时发生,导致了国际社会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以美国为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不能有效应对重大的治理挑战,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僵局之中。在国内,美国民众对国会的认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历史低谷。竞选费用前所未有的增加,黑金政治影响的飙升以及公民投票率的新低等都是美国民主制度处于“亚健康”的明显病症⑨。

戴蒙德关于民主衰退的论述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积极回应。如在2015年第1期的《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包括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蒙德、马克·普拉塔纳(Marc F.Plattner)、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斯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等在内的著名学者就“民主衰退了吗”主题展开了激烈辩论。2016年,《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Quarterly)和《国会事务》(Parliamentary Affairs)等期刊也分别对民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多数学者对世界各大洲民主现状的分析,得出了与戴蒙德相一致的判断。如哈佛学者塔里克·马苏德(Tarek Masoud)指出,仅就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来判断,“民主是否处于衰退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而响亮的肯定回答。马苏德指出,根据“自由之家”对16个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评估结果来看,该地区的民主希望已经完全化为泡影。具体而言,16个国家中仅有2个国家2013的得分优于2010年,但是仍被归类为“部分自由”国家行列;7个国家的得分保持不变,属于“不自由”国家;还有7个国家的得分进一步恶化了⑩。吉玛-博阿迪(Gyimah-Boadi)指出,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状况来看,民主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非洲大陆上的居民绝大多数开始将民主视为理想的政权类型,同时2005年以来,许多非洲国家在政治制度的自由化和建立民主制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进步放缓了,在某些国家中甚至发生了倒退。博阿迪认为,阻碍非洲大陆民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精英对民主事业的信仰消退,同时民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府回应性和问责性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1)。斯科特·门瓦林(Scott Mainwaring)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也是喜忧参半。在安第斯山脉国家和尼加拉瓜,民主制度不断遭受侵蚀,逐渐沦为“竞争性威权”或“半民主政体”。2009年,洪都拉斯发生政变直接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崩溃。在拉丁美洲,与民主侵蚀现象并存的是民主停滞。尽管包括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和巴拉圭在内的许多国家,其民主制度显示出了较高的稳定性,但是这些国家在民主质量上却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使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秘鲁等国家中,边缘群体如穷人和土著居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平等尊重,而且民主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只有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在民主治理上表现出色。基于此,门瓦林总结道,从长远眼光来看,“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确实值得称道,因为拉丁美洲从没有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存在如此多的“民主国家”;但是如果将视线聚焦在新千年之后,则可以发现仅有少数国家的民主状况真正取得了进步(12)。许多国外学者对老牌民主国家的研究也同样得出了“民主在衰退”的结论。如昆士兰大学教授詹姆斯·阿兰(James Allan)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分析,证实了当前全球存在民主衰退的趋势(13)。


二、对民主衰退的质疑


部分国外学者对当前全球的“民主衰退”的论断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由于对民主内涵的不同界定或援引例证的偏差,以及受到研究中主观意志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的“民主衰退”论断可能是个伪命题,或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全球民主仍在“缓慢发展”,绝非戴蒙德所说的衰退。首先,有关民主衰退的争论首先体现在民主的概念上。在多数情况下,戴蒙德遵循的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观,他将“民主”定义为人民可以通过定期、自由、公正和有意义的选举来选择和更换领导人的政治制度。戴蒙德承认,全球民主衰退命题是否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计算的方法,而当前比较民主研究中最大的难题却是,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和测量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不过戴蒙德并不认为,一个准确的或共识性的民主概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分歧。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对政权类型进行划分,以此来判断政权是否具备民主属性。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民主都是一个连续性的变量,其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多个政党和候选人可以自由参加竞选、普选权、公正而中立的选举机构、选举获胜者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这些关键组成部分的不断变化让研究者很难判定那些位于“灰色区域”里的政权,因为后者的多党竞选是真实的而充满活力,同时也在诸多方面也存在瑕疵。有的国家的多党选举制度明显不符合民主标准,有的虽然存在严重缺陷但尚不足以否定其民主属性。因此,戴蒙德强调,如何权衡这些缺陷以及在何处划出红线十分困难(14)。民主理论的资深学者菲利普·施密特以前曾将民主定义为,公民拥有平等权利以及选择领导人和支配公共事务方面拥有平等发言权的自治。“现代政治民主是指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的行为是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的竞争与合作间接完成的。”但是,他发现这种程序主义的定义存在明显缺陷,应该增加“公民能够自愿遵守统治者的决定,即使在他们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双重过程。在该过程中,享有平等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能够通过定期与可靠的方式,获取统治者的信息、要求他们做出解释以及给予制裁。作为交换,公民自愿赋予统治者以合法性,即使是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会同意并遵守统治者的决定。施密特指出,这个定义对理解是否发生民主衰退有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过分关注某些民主制度如选举和政党行为是错误的;二是基于某个民主国家的独立绩效指数做出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施密特认为,民主衰退研究应该考虑问责过程的有效性和公民赋予统治者合法性的意愿程度,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可以发现当前全球民主遭遇的是危机和转型而不是衰退(1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指出,如果将民主政权定义为民选政府通过自由选举并和平地向民选继任者让渡权力,那么戴蒙德列举的25个“民主衰退”案例中有16个不复存在。在剩下9个真正的民主衰退案例中,截至2014年只有5个仍维持着威权政体(16)。斯泰潘·林德伯格(Staffan I.Lindberg)等学者对1990-2012年68个国家样本的分析也得出了民主没有衰退的结论(17)。

其次,民主衰退的例证缺陷也成为众矢之的。施密特认为,当前有关民主处于危机和衰退之中的证据,都是源于不可靠的定量数据和从定性研究中得出的选择性推论。多数主张民主衰退研究援引的数据主要来自“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尤其是近年来,“自由之家”屡次强调全球“民主在溃退”和“自由程度”在下降。施密特认为“自由之家”的判断极具误导性,因为其使用的变量受到区间的限制(1-7),民主政权的得分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而许多不民主政权也不存在继续下降的可能。施密特认为,放眼全球,目前并没有出现民主的替代性制度,一些威权国家虽颇具魅力但是其影响力仅局限于国内(18)。列维茨基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主衰退”现象,因为总体来看,在过去十年间,全球民主保持着稳定,并且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亦有显著的进步。近年来不利的全球条件确实在持续发酵,但是新兴民主国家仍然保持着尤为引人注目的强健。列维茨基比较了“自由之家”、“政体”(Polity)、“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和“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四个主要的民主评估机构的统计数据之后发现,从2005年开始,四个评估机构中有三个的全球民主得分没有发生改变或是有小幅提升,只有“自由之家”的评分从0.63微降至0.62(详见表1)。列维茨基进一步指出,如果仅考虑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同样可以发现近年来民主保持着稳定而非衰退。在“自由之家”和“政体”的统计数据中,2013年时的民主国家数量都只比2005年少1个,民主国家在全球所占的比例也均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列维茨基还详细检测了政权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自由之家”1999-2013年间民主得分上下浮动超过3分的国家),发现这一期间得分显著提高的国家有23个,而仅有8个国家经历了显著下降。甚至在2005-2013年间,民主得分显著提高的国家数量(10个)仍多于显著下降的国家数量(8个)。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民主显著衰退的案例事实上并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而是在威权国家中,如中非共和国、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约旦。此外,沃特·维利达尔(Wouter P.Veenendaal)和杰克·科比特(Jack Corbett)两位学者还指出,当前有关民主衰退的研究忽视了一些小国。如亨廷顿在讨论“第三波”民主化时,并不包括人口少于100万的国家。如果将20个被忽视的民主小国也考虑在内的话,戴蒙德所担忧的民主回潮现象就变得不那么显著了。将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涵括在内,会呈现出一副不同的“回潮”景象(19)。

第三,还有学者指出,有关全球民主前景黯淡的判断与冷战结束后的盲目乐观心态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许多学者都滑向了极度乐观甚至是带有浓厚的目的论色彩,而武断地认定威权政体的任何危机和不稳定都意味着民主化。这种对民主前景的过分乐观和“唯意志论”(voluntarism)弥漫于冷战之后的民主化研究中。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直白地宣称,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20)。21世纪初期,有不少国外学者甚至开始积极关注所谓的“第四波”问题。如民主化的权威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就曾乐观地指出,共产主义的挫折引发了民主化的“第四波”(21)。托马斯·卡罗瑟较早地对“唯意志论”提出批评,他认为“第三波”催生了政治学研究中的“转型学”范式,即认为威权政权的任何变化都是朝向自由民主的直线迈进,但是多数国家的转型并不是西方国家所期待的“自由民主”方向,而是进入了所谓的“灰色区域”(22)。如1972-2003年间,即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威权转型并没有成为所谓的“民主国家”(23)。民主化研究者的“唯意志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倾向于将威权政体的崩溃等同于民主化。事实上,独裁者倒台可能会形成多种结果,建立民主制度、成立新型威权政权和国家崩溃而陷入无政府状态均有可能发生。但是威权政体垮台之后,反对派势力接掌权力,这个转型被许多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描述为“民主化”,随之建立的新政权也被贴上了“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标签。二是倾向于将威权政体的开放和危机视为民主化。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在全球催生出一个普遍性的观点,即将“自由民主”看成是“唯一的游戏”(only game in town),观察者开始将所有的政权危机都解释为民主转型的初始阶段。事实上,许多威权政体的危机并没有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威权政体的崩溃往往是因为国家发生了崩溃(如阿塞拜疆)或是受到重大削弱(如乌克兰)。国家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暴力和动荡很少真正会带来民主化。进入2000年之后,经济复苏、国家建设和宽松的国际环境使得威权国家得以走出国家软弱和不稳定的阴霾。这种软弱和不稳定的威权主义向稳定和巩固的威权政权的转型往往被视为民主衰退的证据。这种描述具有误导性,因为多数该类政权与民主相去甚远,其中的一些国家如阿塞拜疆、柬埔寨、约旦等,从未严肃地将民主置于各自的议程之中。正如威权政体的危机被等同于民主转型一样,威权政体的巩固也被看作是民主的回潮(24)。由于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威权政体崩溃并不会必然导致民主化,于是以前乐观的“唯意志论”逐渐消退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如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具备民主结构性先决条件的国家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了(25),民主发展的空间已经达到了极限。

第四,还有学者认为,当前全球民主不仅没有发生衰退,相反而是处于“缓慢进步”(slow progress)或“复兴”(resilience)之中。牛津大学比较政治学纳菲尔德讲座教授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通过对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方式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民主是在“缓慢进步”的结论。波密欧所说的“民主倒退”是指由国家主导的削弱或瓦解维系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行动。波密欧认为,自冷战以来,民主倒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三种主要和影响深远的方式,如政变、民选领导人的行政政变和选举日上赤裸裸的选举舞弊逐渐式微。首先,军方或其他国家精英试图推翻现政府的政变活动的频率显著降低,尽管试图发动政变的次数在21世纪最初十年里仍有轻微反弹,但是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已经明显减少很多。与此同时,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在急剧下降,在21世纪初期,鲜有政变能够取得成功;其次,自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领导人暂停宪法以攫取权力,这种民主倒退的方式在冷战期间曾十分普遍,现在则较为罕见。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仅发生了5起行政政变。2000-2013年间,全球民主国家中只有尼日尔爆发了行政政变;第三,尽管选举舞弊没有杜绝,但是也在显著下降。波密欧认为,这些迹象都表明民主是在“缓慢进步”(26)。与波密欧的观点相似,列维茨基认为,全球民主正处于复兴之中。列维茨基指出,当1990年《民主杂志》创刊时,全球仅有38个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被“自由之家”评为“自由国家”,而2014年时该数量已增至60个。同时在《民主杂志》创刊时,广大拉丁美洲和中欧新兴的民主国家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许多民主化研究者都对它们能否存续下来表示怀疑。但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激进的经济改革背景下,拉丁美洲和中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最终得以幸存。自2000以来,民主崩溃的案例不多且往往都是暂时的或不具有普遍性趋势。斯里兰卡、泰国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确实发生了民主回潮,然而在更多更重要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如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波兰等国家,民主制度能够继续维系。甚至在那些环境不利的国家如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加纳、蒙古等国家中,民主也能够屹立不倒。这些国家往往都是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民主传统,或是弱小的国家,或是高度贫困和不平等的,甚至是社会被深度割裂的国家。基于这些考虑,列维茨基认为,全球民主并未发生衰退,而是处于复兴的过程中(27)。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对民主的前景做出了大胆而乐观地预测。如尤恩·哈里森(Ewan Harrison)指出,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只是世界政治巨大冰山之一角,但是却反映出民主化的进程无所不在,并且正在世界范围内积聚能量。他认为,由于现代化的驱动和全球中产阶级的扩大,全球的威权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哈里森乐观地估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中将有半数成为中产阶级,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浪潮将会在下一代出现(28)。


三、对民主衰退之争的评价


尽管列维茨基等人对民主衰退的质疑看似证据充分,言辞凿凿,其实不然。首先,如何界定民主问题。质疑民主衰退的学者通过改变民主的内涵确实可以排除部分民主崩溃案例,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有效解释为何波澜壮阔的“第三波”没有诞生更多的“自由民主”国家。如果摒弃流行的“民主-专制”政体两分法,就可以发现民主衰退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如耶尔·默勒()和斯文德-埃里克·斯加宁(Svend-Erik Skaaning)指出,“第三波”中发生民主化的国家多数徘徊于“灰色区域”中。他们对政体类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其中民主政体包括“最低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民主”、“多头政体”和“自由民主”;专制政体分为“封闭专制政体”和“选举专制政体”。他们发现,“民主国家”的数量自1995年起开始即保持稳定而没有重大突破,而且自1989年开始,“最低意义上的民主”和“选举专制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分别从1988年的9个和21个增至2012年30个和56个。也就是说,“第三波”以来的“波浪”与“回潮”主要发生在“封闭专制政体”和“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尤其是徘徊于“最低意义上的民主”和“选举专制政体”之间。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最近的民主挫折已经形成了一股民主化回潮的阴霾,使全球进入了一个总体性的民主停滞期(29)。

其次,民主衰退例证的再审视。尽管列维茨基等学者竭力试图证明民主衰退是个伪命题,但是其所列举的例证本身也存在不足。如列维茨基使用的是2013年“自由之家”的统计数据,疏于关注全球民主的新近发展,而林德伯格等学者的缺陷是分析样本又太少,只涵盖了68个国家。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底,“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与2006年时相比减少了4个,衰退的迹象已经开始呈现。更重要的是,2015年,全球多达72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国家仅有43个,并且全球“自由程度”已经连续十年处于下降之中,因此“自由之家”将过去的十年称为民主“衰退的十年”(30)。无独有偶,其他几个重要的民主评估机构的最近研究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民主指数”报告指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民主正面临着战争、恐怖主义、移民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危机的考验,在一些地方甚至遭遇了严重挫折。“贝塔斯曼转型指数”也显示,在过去两年里,全球国家中民主质量显著下降的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而显著提升的国家数量则不足十分之一(31)。

第三,“唯意志论”是困扰国外民主化研究的突出问题。不论“民主衰退论”者是否理论自觉,这个问题都充分暴露出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带有强烈的价值偏见。例如,尽管向非民主转型的国家数量已经超过了走向民主的国家数量,但是戴蒙德依然坚持认为全球并没有发生民主回潮,并坚信民主拥有着光明的前景,“从长远看,在许多威权国家中,经济发展、全球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必然会引发民主变革”(32)。同时包括戴蒙德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强调,全球尚未出现民主的替代性制度,而且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拥有巨大的优势,如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和适应危机的灵活性(33)。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列维茨基等学者有关民主在“缓慢进步”或“复兴”的论述同样也具有“唯意志论”倾向。过去十年间,许多“民主国家”的动荡和停滞,“灰色区域”国家的渐进式民主衰退,发达民主国家的制度运转失灵和自信心的衰减,尤其是美国最近爆发的“民主之春”,这些难道不都是民主尤其是西式民主陷入困顿的突出表现吗?

第四,从民主衰退的类型学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民主状况也很难说是在“缓慢进步”或者“复兴”之中。如波密欧本人也承认,其他方式的民主倒退令人担忧。首先,“约定政变”(promissory coups)取得成功的概率在显著上升,1990年为35%,而之后则高达85%。“约定政变”指以捍卫民主合法性为名废黜民选政府,并承诺将尽快举行选举和恢复民主制度。政变者往往强调干预的临时性质,并规划了通往更美好的民主秩序的步骤。在1990-2012年间12起成功的“约定政变”中,政变者确实进行了选举,但是从发生政变到举行选举的间隔时间却长短不一。2009年洪都拉斯暴乱之后5个月即举行了大选,而2006年斐济在政变六年之后方才进行选举;其次,在许多国家中,选举产生的行政领导人逐次削弱对行政机关的制衡,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以阻碍反对势力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拆解那些制约行政机关的制度往往是通过合法程序完成的;第三,操纵选举策略更加多样化。操纵选举旨在使选举竞技场有利于执政当局,它往往是与行政权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具体包括阻碍媒体参与;使用政府资金帮助在任者竞选;指定选举委员会成员;制定选举规则以有利于在任者以及骚扰反对派势力等等,通过这些方式使选举本身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存在舞弊现象(34)。


四、余论


对国内学术界来说,当前全球涌现的这股民主衰退潮流以及国外学者的反思,为我国建立和提升自己的民主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话语不仅作为一种理论修辞而存在,同时也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实践(35),它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凭借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西方国家竭力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被形塑成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话语,对目标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悄无声息地渗透和瓦解,以最终实现政权变更的政治目的。可以说,争夺民主话语已经成为当前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新主题。一方面,当前西方民主话语的国内传播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化程度,导致国内各种“进口”的主义泛滥横行。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自由民主话语来“扳倒中国”。另一方面,西方民主话语在国际上不断地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如在西方民主话语的长期塑造下,中国的国家形象被严重地“污名化”和“妖魔化”,往往与“威权”、“专制”、“独裁”等负面标签联系起来。其中“威权”成为国外述及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贬义词,如中国先后被贴上了“碎片化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民粹威权主义”、“发展型威权”、“威权资本主义”、“革命威权主义”等标签,这些定性无一例外地都将中国置于“民主”的对立面而大申挞伐,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观和认同。因此,对国内学术界而言,为了摆脱西方民主的话语藩篱,我们应当充分抓住和利用当前全球民主衰退的这股趋势,对其成因展开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在解构的基础上对西方民主话语进行祛魅和超越,进而不断地提升中国民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②[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凤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③祁玲玲:《从乐观到审慎: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巩固困境的实证研究》,[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④Arch Puddington,The Pushback Against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2007,18(2):125-137.

⑤Larry Diamond,Facing up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141-155.

⑥[美]拉里·戴蒙德:《今日之民主第三波》,《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⑦Larry Diamond,Democracy in Decline:How Washington Can Reverse the Tid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16.

⑧[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张大军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63-65页。

⑨倪春纳:《民主因何而衰退——国外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新进展》,[南京]《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

⑩Tarek Masoud,Has the Door Closed on Arab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74-87.

(11)Gyimah-Boadi,Africa’s Waning Democratic Commitment,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101-113.

(12)Scott Mainwaring and Aníbal Pérez-Li?án,Cross-Currents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114-127.

(13)James Allan,Democracy in Decline:Steps in the Wrong Dire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14,pp.ix-xi.

(14)Larry Diamond,Facing up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141-155.

(15)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Journal of Democracy,1991,2(3):75-88.

(16)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45-58.

(17)Staffan I.Lindberg et al.,V-Dem:A New Way to Measure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2014,25(3):159-169.

(18)Philippe C.Schmitter,Crisis and Transition,but not Decline,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32-44.

(19)Wouter P.Veenendaal and Jack Corbett,Why Small States Offer Important Answers to Large Ques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5,48(4):527-549.

(20)Amartya Sen,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Journal of Democracy,1999,10(3):3-17.

(21)Michael McFaul,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World Politics,2002,54(2):212 -244.

(22)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2002.13(1):5-21.

(23)Axel Hadenius and Jan Teorell,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8,No.1,2007,18(1):143-157.

(24)(27)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45-58,45-58.

(25)Peter Burnell and Richard Youngs,Addressing Democracy’s Challenges,in New Challenges to Democratization,edited by Peter Burnell and Richard Youngs,Routledge,2010,p.189.

(26)Nancy Bermeo,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Journal of Democracy,2016,27(1):5-19.

(28)Ewan Harrison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and the Eclipse of the West,Palgrave Macmillan,2014,pp.75-77.

(29) and Svend-Erik Skaaning,The Third Wave:Inside the Number,Journal of Democracy,2013,24(4):97-109.

(30)Arch Puddington and Tyler Roylance,Anxious Dictators,Wavering Democrats,Journal of Democracy,2016,27(2):86-100.

(31)http://www.bti-project.org/en/reports/global-trends/

(32)Larry Diamond,Democracy's Deepening Recession,The Atlantic,May 5,2014.

(33)[美]拉里·戴蒙德:《今日之民主第三波》,《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34)Nancy Bermeo,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Journal of Democracy,2016,27(1):5-19.

(35)倪春纳:《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政治解读》,[开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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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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