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玉:弗洛姆论社会潜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0 次 更新时间:2019-01-13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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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 (进入专栏)  

潜意识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弗洛姆在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提出了社会潜意识(social unconscious)概念。


第一,弗洛伊德倾向于从心理的不同部位来区分意识与潜意识。潜意识是非理性的场所,犹如一座房子的地下室,里面堆积着各种在上层建筑中所不允许存放的东西。在荣格那里,潜意识则是智慧的本源。弗洛伊德的地下室里主要存放着罪恶,荣格的地下室里则主要存放着智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所以许多人用“下意识”(subconscious)这个词来代替“潜意识”。弗洛姆不同意这种实体性的概念而主张一种功能性的概念。“意识”和“潜意识”是指一种主观状态,意识是指察觉到(aware)的经验、感情、欲望等,潜意识则是没有察觉到(unaware)的经验、感情、欲望等。


第二,潜意识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是指个人潜意识,尽管他在谈到对乱伦欲望的压抑是一切文明的特点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到社会潜意识。弗洛伊德治疗的目的是将个人(病人)的潜意识变为意识从而解除压抑。弗洛姆认为,如果仅停留在对个人潜意识的研究,就不能达到解除压抑的目的。因为任何对个人的压抑都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社会性的,许多内容和方式都是共同的。只有超越了个人的领域,进而分析社会潜意识,才能全面认识被压抑的事实。


所谓社会潜意识,是指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存在的被压抑的领域。“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张燕译,1986, 第93页)。


社会潜意识也不同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是指每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精神,其中绝大部分不能成为意识;而社会潜意识指人的经验的某个部分,这一部分被社会压抑着。集体潜意识是生来具有的,社会潜意识则是在特定社会中形成的。


“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社会(某些原始社会除外)的特征都是少数人统治并剥削多数人。为了做到这一点,少数人一般都使用武力,但仅靠武力是不够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必须使多数人自愿地接受剥削,而这要成为可能,则大多数人心中必须充满各种谎言与虚构,并以此来解释和证明接受少数人统治的合理性”(洪修平译,1988, 第116页)。“任何一种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会导致该社会的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观察意识的压抑。一个社会越是不能代表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种必然性就越大”。酒席总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大多数人吃到的只是残菜剩饭。“如果大多数人都彻底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将会威胁着现存的秩序。因此,这种思想不得不遭到压抑,那些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压抑过程的人则陷入生命或自由的危险之中。”(张燕译,1986, 第128-129页)。因而大多数人的意识是虚假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受到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强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只是一定的经济地位和利益的合理化的反映,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则被压抑着,处于潜意识状态。弗洛姆就是这样,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结合起来,创立了社会潜意识理论。


因此,社会潜意识也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人对现实的社会处境的一种适应。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压抑对事实的认识呢?压抑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受到孤立和排斥。人的基本需要就是要与世界发生联系以避免孤独,与他人保持一致是人的强烈的需求。正是对孤立与排斥的恐惧而不是“对阉割的恐惧”,使人们压抑了对事实的认识。这样,个人对自己集团的人所宣布的不存在的事物熟视无睹,或者把大多数人的话当作真理。尽管皇帝赤身裸体,人们还是说他穿着漂亮的新衣,只有一个小孩说出了事实,因为小孩还未形成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以与社会保持一致的机制。“人们把社会所承认的那些陈腐的思想视为真理的、现实的、健全的思想,那些不符合这种陈词滥调的思想却被当作是潜意识被拒斥在意识之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同一性恰恰植根于他们与社会的陈腐思想的一致性之中。”(张燕译,1986, 第133页)。所以对排斥的恐惧或对失去同一性的恐惧是压抑的主要原因。


压抑是怎样进行的,即压抑的机制是什么? 弗洛姆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套决定人的认知方式的系统,这种系统的作用就好比一种过滤器(filter)。除非经验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经验就不能成为意识。这种社会过滤器是由三种要素组成的。


第一是语言。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以特殊的方式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同样的经验和现象,在有的语言中有丰富的词汇来表达,在另一种语言中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经验和现象就难以成为明确的意识。例如自然界的细微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在中国或日本文化中,很容易被人们意识到,也有很丰富的词汇来描述这一类的经验:“清晨,空气中仍带有一丝凉意,太阳正冉冉升起,一只小鸟在歌唱,这时你看到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上面有一滴露水……”


但人对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感受在现代西方往往不能被意识到,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对这些经验不够重视,相应地,在语言表达上,也难以丰富细微地表达这类经验。而在时间表达上,英语总是优先着眼于时间的概念。不同时态的动词形式不同。某种经验如果难以用语言表达,就难以成为明确的意识。究竟什么经验容易成为意识,一种社会文化往往可以通过语言来筛选。那些容易用语言表达的经验,往往是社会允许人们意识到的。那些不容易用语言表达的经验,往往是社会不欢迎的、不鼓励的,甚至不允许的。


第二是逻辑。逻辑在一定的文化中指导着人们的思维,那些合乎逻辑的经验就容易成为意识,而那些不合逻辑的经验就被排斥在意识之外。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如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就不同于老子的逻辑,而每一文化中的逻辑在该文化内都被看成是勿庸置疑的。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大众思维的逻辑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这种逻辑有三条基本定律:(1)同一律(A是A);(2)矛盾律(A不是非A);(3)排中律(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亚里斯多德明确指出,同一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这是一切原理中最确实的原理。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相对立的,有一种叫悖论逻辑,这种逻辑在中国和印度人的思维中是常见的,在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中也有所体现。这一逻辑表明,A与非A不是互相排斥的,A是A同时又是非A。弗洛姆认为,悖论逻辑的原则被老子表述的最为明确:“正言若反”。其实,除弗洛姆举的这一例子之外,中国还有许多这一类的道理,如“大智若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像这些在中国普遍被接受的道理,在西方是很难被大多数人所体会到的。在中国,这种逻辑同时是一种生活态度,中国人随时随地会用这种逻辑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生活在受亚里斯多德逻辑支配的文化中,人们就很难意识到与亚里斯多德逻辑相冲突的经验,因为从他的文化观点来看,这类经验乃是荒谬的。例如,同一个人同时体验到爱与恨,从悖论逻辑的观点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但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来看,这一体验则是荒谬的。结果使许多人很难意识到矛盾的心理经验。如果他意识到爱,他就不可能同时意识到恨。因为对于同一个人,同时体验到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是极其荒谬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禁忌。每一个社会都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使之不被思考、感受和表达,有些事不但不能做,甚至不能想。社会禁忌在原始部落生活中就存在着。例如在一个尚武的部落里,部落的成员靠厮杀和抢劫别的部落来谋生,如果有一个人厌恶这种厮杀和抢劫,他的意识就会自动地压抑这种厌恶感,使其不被意识到,因为这种感受是与整个部落不相容的,而不能相容就意味着被隔离被排斥被放逐。但这种厌恶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引起诸如呕吐等身心疾病,以便不让这种感受进入他的意识之中。在一个充满和平气氛的农业部落中,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一个人如果有外出抢劫别的部落的冲动,他的意识可能也会压抑这种冲动。在文明社会里,如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活动中,一个人即使对失败的竞争对手有几分同情,他往往会尽量回避承认这一点,因为去帮助一个竞争对手很可能会使他东山再起,反过来置自己于死地。一个军人如果被推向战场,即使他并不明白自己所在的部队为什么要去打仗,甚至对这场战争有抵触或厌恶情绪,他的意识也会尽快彻底地排斥这些情绪,使自己完全相信官方的宣传,并振作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场,甚至去立功。否则,任这些犹豫、怀疑情绪在意识中起作用,那就十分危险。


对受排斥和受孤立的恐惧是压抑的基础。这样一种理论似乎容易导致一种悲观的结论,即每一个社会都可能经常用排斥来威胁人,可以任意压抑它不能容忍的经验,任意扭曲人的形象。这就要提醒另一个事实,即人害怕与世界分离,但也害怕完全脱离人性。如果社会推行非人性的行为规范,那么无人性比被社会排斥更可怕。这里,“人性”就是人的共同本性,如人之常情、良心、理性等等。一个社会越人道,孤立于社会与孤立于人性之间的冲突就越小,个人就越不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反之,个人就在这两种极端中被撕裂得越厉害。一个人的人性得到了健全的发展,他就能按自己的理性和良心来思考和行动,也能忍受社会的排斥。但如果一个社会残酷地迫害那些按自己理性和良心来思考和行动的成员,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么会不危机、不衰退呢?


因而必须也可能进行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使潜意识变为意识,使社会更加符合人性。当剥削和阶级冲突消失的时候,健全的社会就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在充分人性化的社会里,不需要压抑,也不存在社会潜意识。


社会潜意识是除了社会性格的另一个联系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社会利用过滤器的压抑作用,将那些与一定经济基础不相符合的经验排除在人的意识之外,而将那些与一定经济基础相符合的经验上升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加强压抑过程从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来源/出处:《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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