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晨:胡适关于“自由社会主义”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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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晨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这两大思潮通常以相互攻讦或对立的面貌出现,这就使它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视野。其实,作为因应社会政治制度或环境问题的产物,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先天的相通性。在近代中国,受特殊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家们大都在融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上下过一些功夫。在这个问题上,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借鉴和吸纳自由主义的立场,他提出的最极致的主张,是要对这两种思潮作一种价值上的融合,达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以打造出适合中国之需的“自由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关 键 词:胡适  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平等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及内容皆有突破性的巨变:知识阶层作为新的社群媒体登上历史舞台;报纸杂志、新式学校等制度性传播媒介数量快速攀升;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逐渐形成。[1](P134)在这个转型时期,西方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影响了大批学者,其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两大主流思潮,两派的学者进行过多次论战。胡适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积极宣扬其奉行的“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精神,并推动“好政府主义”现实尝试。然而,胡适对社会主义并非持完全驳斥的态度,而是有着诸多关怀,甚至希望能够吸纳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来对国内社会进行改良。

  

一、实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被公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者”,其自由主义信仰启蒙于美国留学期间,并作为思想发展的主线贯穿整个学术生涯。胡适奉行自由主义的诸多价值观。其一,自由。胡适坚持密尔式的自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P1),提倡“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在其看来,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就是尊重自由。其二,个人主义。留美多年的胡适深受个人主义的熏陶,推崇易卜生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并在“五四”时期积极宣扬,宣称“真正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并认为“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3](卷5《介绍我自己的思想》,P511)其三,民主。胡适赞同“自由的价值第一位,民主的价值第二位”,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4](P4),是作为实现个人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四,平等。胡适最初奉行哈耶克等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人生而平等应是权利意义上、应然意义上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并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作为中国内忧外患时期的思想先驱者,胡适也没有仅仅空谈理论,而是强调社会研究要从每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这也是由于胡适深受其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杜威哲学思想的基本信条是“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5](P184),胡适深以为然,并补充认为,所有存续的思想、知识、经验以及所谓的圣贤教条、金科玉律,无外乎是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胡适还在《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中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具体的问题着手的。他还相信,单凭一个主义无法打造一个好政府好国家的事业,“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6](卷21《建国问题引论》,P670)。

   可见,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忠实拥趸,重学理根据;但实验主义者的立场又决定了他对于“一切工具”接纳的可能性。在胡适的思想逻辑中,像平等、公正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有存在的合理依据,他也认可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潮流的历史合理性。另外,胡适也相当佩服苏俄范围内的大规模政治试验,究其原因,胡适公开解释道:“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6](卷23《致张慰慈》,P495)

   胡适本人在国内也不遗余力地促进政治试验,并将国家社会主义重视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纳入其考量的范围,积极倡导“好政府主义”。1921年8月至10月,胡适先后在安庆、上海、北京等地做了“好政府主义”的演讲,明确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他引申出此种“工具”的三重意义:其一,政府是社会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工具,凡能做好这点的就是好政府,反之则是坏政府;其二,既然是工具,就有修理的必要,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所以更须时时对它进行监督和修理;其三,既然是工具,也有修不好之时,当工具有一部分坏掉的时候,就去了这部分,当全部坏掉的时候,就应该换掉它,重新改造一个。由这三点就分别得出了批判政府的标准、人民参政的原理以及革命的原理,胡适一直强调要避免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因此他提出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革命。

   在“好政府主义”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监督、改组修正的政治工具成了胡适活动的重心,1922年5月14日,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等16人在《努力周报》共同署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主张旨在具体实施“好政府主义”。1922年9月,王宠惠受命组阁,另两位署名者罗文干、汤尔和也同时入阁,“好人政府”宣告成立。可好景不长,“好人政府”仅存在72天便失败了。

   虽然胡适等人的努力最终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但从“好政府主义”的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发表以及“好人政府”的成立来看,胡适等人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组织来为社会谋最大多数的福利。实际上,“好政府”是在“恶因种的如此之多”的“今日的时代”,不得不“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后而出台的一个降格的目标。但即使是降了格的目标,胡适依然对它寄以重望,就算是消极的但毕竟也算是“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7]。对当时置于内忧外患、极端穷苦潦倒的中国来说,唯有建立一支旨在为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强有力的组织,才有希望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可以看作对当时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思潮的吸纳与呼应,也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践行实验主义的一次勇敢而宝贵的尝试,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

  

二、对经济平等的殷切向往


   自由主义对平等的态度颇为复杂,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权利,它的真正精神必须是每一个人享有同等价值与同等权利。然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并不接受实质平等的主张。哈耶克认为,人生而平等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指人在事实上的平等,而是指生之为人,该享受的某些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是权利意义上、应然意义上的平等。[8](P102)哈耶克还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能同时兼得,因为此二者不仅不同,还彼此冲突,只能实现其中一种平等。可见自由主义虽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只是应然意义上的平等,却不承认人在事实上的平等。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主张普遍的平等权利,这也引发出一种平等政治,然而事实上的不平等却又使这种平等的政治衍生出一种差异的政治。

   也正是由于自由主义仅强调应然意义上的平等,资本主义世界均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导致社会利益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造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渐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给31个参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转的轴心,可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崩盘以悲剧的方式宣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开始,并迅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深受其害。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固然对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精神很崇尚,然而当目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之后,他便对自由主义的“事实上不平等”表达了忧虑,并期望寻求其他途径来弥补这一缺陷。当时苏俄实行计划经济的成效斐然,胡适逐渐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来。在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初始,胡适就进行过诸多研究,并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提到世界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势:“自1880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盛行。”[3](卷3《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P303)其后,胡适又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赞赏,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有望成为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但实际上,真正让胡适推崇备至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经济平等,通过在生产资料方面废除私有制,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基础方面逐步消灭剥削,从而基本实现经济平等。

   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就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平等方面的畅想,他认为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是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3](卷6《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儒家的有为主义》,P603-615)这里的六筦指的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是不可以私自去做的。胡适认为王莽“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3](卷3《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P22-23),毋庸置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施行者,胡适对王莽改制透露出多重赞许之情和同情之意,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精意的政策最终未能成功施行而感到惋惜。

   在现实层面,当时国人普遍认为苏联是世界上经济最平等的国家,一切资本都是国有的,在那个美好的国度,不存在失业的苦恼,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经济问题也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胡适本人也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倡导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展民族经济,以达到“经济平等”,进而来弥补自由主义“事实上不平等”的缺陷。胡适当时较为肯定苏俄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精意的多项经济政策:其一,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通过法令的形式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交付给农民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有利于农民、农村以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其二,提倡合作制度,胡适认为“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的运动,失业的救济”[3](卷4《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P11)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成绩,还认为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学着实行的各种组合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这些方法当然也算是计划的经济”。[3](卷11《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P513)另外,胡适还认为这种合作制的计划经济是不能撇开劳工的,因为劳工的力量对政府制裁资本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还期待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能从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扩展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即从经济的民主发展为政治的民主。但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逐渐走上极权主义道路,胡适也渐渐偏离和反省他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但依然不变的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崇,后期胡适把社会主义解释成“社会化的经济制度”,认为这样的经济制度在不废除私有企业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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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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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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