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1 次 更新时间:2006-10-20 09: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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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场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1948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为什么怀旧

  

  1995年11月底,我为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曾去昆明一次,当时恰好许多西南联大校友回昆明,纪念“一二•一”运动50周年和西南联大校庆,我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一起交谈,听他们回忆和遐想,几乎每日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时我感到最难忘的是这些联大的学生那么容易怀旧,容易被往事牵走……后来我整理资料,看许多联大学生的回忆,好像能理解一点他们的情绪,因为那些岁月中毕竞有美好的东西。他们都已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但他们怀念的也仅是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

  人老了是容易怀旧的,但所能忆起的,多数是温馨的往事,不是一切过去都可以成为回忆的,就说那些联大学生,为什么不怀念50年代60年代或以后的生活呢?所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所谓怀旧,多数是怀念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

  我这几日正读张冠生先生的一本书,名为《乡土足音》,这本书是写费孝通的。费孝通晚年,特别怀旧,我过去读他的散文印象就很强烈,这次读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诗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

  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

  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

  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常常怀旧。

  

  过去的大学生的辩论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辨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实在有限,辨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卷第10期上登载了一篇当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当时是1948年12月28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辩论,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一问。周作人出任伪职,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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