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唯成分论年代的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25 次 更新时间:2018-11-23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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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1970年我16岁。我们全家“下放”到L县已经五年了。

69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我们是“黑七类(“地富反坏右”五类再加上资本家、“黑帮”,父亲属于最后一类)子女”,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更别想招干参军了,完全就是不入流的“贱民”。而且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地位比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还要低,可能还要加上一个“异”字。在本地人看来,我们是客居此地、招人不待见的“异乡人、外地人”。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在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表面上外地人处在“上层”。可能当时有“异地为官”的规则吧,或者与此地当年是由解放军“一野”解放,以及1949年后西北局干部调配有关,反正我们在L县的那一阶段,我印象中县委、武装部这一层陕西、河北人居多,科一级大多是湖北、四川籍的复转军人,县医院、文化馆、县一中二中的文化人当中,也是南腔北调的,文革中的六二六、三线企业人员增多,使这个小社会中颇有点“五湖四海”的样子。

刚到此地时,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排外感。那时讲普通话的人反而多少还有点“优越感”。但是生活深入下去就能感觉到,在真正的熟人社会里,我们是“客”,本地人是“主”。在工作学校之外,当地真正的民间生活并没有接纳我们。要想尽快进入角色融入其中不是那么简单,要想从外来的“他者”变成他们认可的“自己人”,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知为什么,家里的男性好像迟钝些,而女性们都感知到这一点,并有些“刻意”的“接地气”,我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本地语言了。妈妈在印刷厂和面粉厂工作时,对邻居们要点边角纸张或者喂鸡的落土粮食,都尽可能的有求必应,我们和近邻的关系都不错。巷子里的人都称呼我父亲“金老师”,尽管实际上他从未任过教,而我母亲则根据当地称呼为“他金婶”,这两者看似没区别,但从方言上则透露着亲疏。

随着局势的变化,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在转变。当时挨批斗的人当中无疑是“异乡人”占了多数。虽然“斗走资派、批牛鬼蛇神”并不带有地域歧视,可能连“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地域色彩与阶层构成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看着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幸灾乐祸溢于言表,我想过去的优越感与现在“倒霉”时的招人反感是成正比的。

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呢。不知为什么父母工资这样很私密的事情,我们刚到县城就弄得众人皆知。按理说,我父母的工资级别放在北京、西安这些城市里也就是一般水平,但在小县城还是显得有些扎眼。有好事者给我们家算了一笔账,觉得在人均收入十几块的小县城里,一家里可以人均到50-60元是足够咋舌的。曾经有人就问过我,你们家那么多钱怎么才能花掉呢?话说回来,不管多少,那也是父母在机关里评职称发的,不夺不抢,凭什么就不能拿的心安理得呢?

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是理所应该的,别的都好说,最让我们招架不住的是“借钱”。一般情况下人们倒倒手,月底借月头还,妈妈也是不敢驳面,但是有人借了不还倒挺理直气壮,到时候依然来借钱,笃定了是没打算还的。毕竟我们还要给奶奶姥姥寄钱,还要接济不宽裕的亲戚。为此妈妈拒绝过一两家远邻。

1965年秋天这里搞“第三期社教”,其中一项内容是“民主革命补课”,据说“彭高习”主政西北导致当年“革命不彻底”,很多“阶级敌人”漏网了,因此要重新划定成分。因为当时下放落户的时候,父母分别落到了自己单位,我和哥哥落到了学校,家里的户口簿上只有弟弟一人。等到成分张榜的那一天,9岁的弟弟哭着跑回家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对着我们说,你们去看看吧,“我是‘地主’?”天真的孩子,田无一垄,房无一瓦,怎么就成了‘地主’了呢?

母亲去找社教工作队的人,他们推诿说,这事是领导和群众定的,我们无权调整修改。母亲只好去找县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军分区C副司令员。母亲问他,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你现在填的是什么成份?他说,我家庭出身是“中农”,我是抗战时期参军的,现在是“革命军人”,我的儿女自然都填“革命军人”。

母亲对他说,首先,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你的孩子能填“军人”,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填“干部”?他说,本来是可以填“革干”啊,但是你们犯错误了,就不能填“革干”了。我母亲说,“军人”、“干部”、“学生”都是一个阶段的职业概念,如果“军人”可以作为“成分”的话,“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至于前面的“定语”是另一回事,况且是否“革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再说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啊,改正了就是“革命同志啊”。“孩子的父亲还是四十年代的地下党呢?”

这位C副司令员还算通情达理,他说你讲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无权决定你那9岁的儿子是什么成分,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向上级反映后再答复你。后来他还真的询问了我们所在东巷大队的工作组。据说在讨论我们家成分的时候,有一两位贫协的人特别积极的主张把我们家划成地主。理由是我们这一片没有“地主”,会被上级认为工作不力。因为没有地富,没有阶级斗争,是不利于打开运动局面的。甚至说他们那么有钱,他们家不是“地主”谁是“地主”。还有人说,他爷爷是地主,那孙子当然就是地主了,所以我们家作为外地迁入人员就应当是“民主革命补课”对象了……真让人哭笑不得,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吗?竟然没有人觉得荒唐。妈妈一想就知道,可能是没借钱而得罪了什么人。

无处讲理的地方在于,父母现在的工资和“靠剥削”的“地主”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母亲,家中到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经是天津纺织界的“职员”了,我母亲她们那一代都是靠父辈的薪水养活,延续到我们已是第四代人了,没有沾过“地主”祖先一丝的光,反而让我们孙辈都成了“地主”。

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件事不合理,但是那时“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在思想上行动上依靠贫下中农”的口号下,没有人敢于出面更改。最后C副司令员提了一个“个人”建议,你们的子女可以填“干部”试试看,他还补充说,不过我觉得不一定行得通。果然,我们的档案不管个人怎么填写,只要到了县上,总会有“热心肠”的人“帮助”你改回“地主”的。

后来我看到了批判C副司令员的大字报,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是否‘革命’不是个人说了算的”。想着他只不过比父亲“倒霉”晚了两年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的,认为他有人情味、讲道理。母亲态度柔和地论理,虽然既符合逻辑又反映的是实情,但是如果惹得当官的不高兴,整你不就像踩蚂蚁一样。他还是能够听取并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所以虽然只见过他两次,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稀还能记得他的模样。

那些年,我们这些“黑七类子女”的日子很不好过。巷子里那些男孩子不太敢惹哥哥弟弟,专门纠结一帮半大小子起哄欺负我,向我扔石子,拿弹弓打我。在我后面喊“洋婆娘,穿洋袍,吧唧一声摔一跤”,“啬皮家家周扒皮,钱多砸死你,吃饭噎死你!”没给借钱那家人的孩子还放狗出来吓唬我。我当时就对这种煽动底层仇恨意识的做法很抵触,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所在的县当时还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我就在家里一边自学看些书,一边想方设法找些活计干。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给学习班当过记录,给B镇当过跑腿的,这些都是义务的,只求人家能够接纳我。父母工资虽不低,但是要几处寄钱,到了月底也常常捉襟见肘,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冻结了,我们不得不早点自立早点想出路。

为了生计我和弟弟也打些零工补贴家用,我曾去苗圃锄树苗,在河滩里装沙子,帮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纱。但是这些活计都干不长,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弟弟找了份跟着测绘局的人搞地质普查的工作,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学习绘图制表,我很喜欢他的那份工作,可惜人家不要女的。

当时父母对我培养有分歧。父亲主张把我当男孩子养,凡是哥哥弟弟能做的事,都鼓励我去尝试,还曾经教过我几手搏斗防身技巧。妈妈则觉得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的模样,一天到晚跟在男孩子后面整的跟个“泥猴”似的,怎么得了。父亲说了一句很文言的话,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意识是说,“乱世”中像男孩一样皮实泼辣一点好活。我心里的小九九则是,跟着哥哥弟弟就会少受欺负,其实哥哥他们怕其他伙伴讥笑,一般不愿带着我。我剪的短短的运动头,像小尾巴似的混迹在男孩子中爬树、翻墙、打架、游戏……性格中无形中多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护色”。

我曾经在蔬菜公司打过短工,无论是收菜还是腌咸菜,我都很卖力气,因此口碑不错。后来有一位同学的妈妈调到蔬菜公司当副主任,便介绍我去那里当临时工,每个月30元工资,比正式入职员工少6元,要到离城20里外的W镇上班。我倒很是欢喜,毕竟有了一份固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样可以看书,也可以躲开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讨厌男孩。

我打着四方块的背包,脸盆里装了两本鲁迅全集、两本列宁全集满心欢喜地工作去了。W镇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车站所在地,是西进的必经之路,有机务段,不管是火车客车都要在这里加水或者换机头。有军需供应站、省木材转运站,还有一些厂矿企业,比起县城所在的B镇,W镇是一个更加外地化和包容的地方。

我们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紧靠火车站的主街上、汽车总站旁边,军需物资站的斜对面,前面是门市部,后面是狭长一条,五间砖瓦平房是宿舍,后面有库房、菜地和猪圈。

职工连我一共是八个人。J主任是转业军人,大概是1962年中央“关于选调转业军人到商业服务部门”的指示下来的。他是河北人大高个子,一天到晚黑着脸挺唬人的。小Y和老P都是铁路上机务段的家属,小李子比我大3岁是正式职工,萍萍妈是我们厨师,因为萍萍是智障儿,她只负责我们每天两顿饭。小S是业务加采购,不在门市部上班,李大爷既是门卫也是库房保管还兼喂猪种菜。

宿舍的第一间是值班室,我和小李子住第二间,小S住第三间,J主任住第四间,最后一间是厨房,李大爷住在后门门房里。老P、小Y、萍萍妈都是当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们的工作忙闲不固定,大头在于单位采购,有时候过军车上补给,一个人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都不够用,闲的时候一天也进来不到20-30人,也就几十块钱的零售营业额。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给李大爷打下手干别的活计。李大爷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样样地教我。我挑水种菜喂猪,看着小小的萝卜苗、茄子一天天长大结果,很是高兴,李大爷还专门给我划出了一小块地,随便让我种什么。

李大爷把土炕刨了做肥料,还教我打土坯盘新炕。打土坯的时候,挽着裤腿光脚丫子,用长方形的四块木板条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来三锨八杵子,四个脚底子——也就是三铁锨土,用杵夯八下,李大爷力气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则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个角各跺一脚,打开木条,整齐地把土坯摞起来晾干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有些怕J主任,他一天到晚虎着脸,让人感觉后脖颈子发凉,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不过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件是有一次总社来人想打发李大爷回家。J主任说,那么大年纪了,在没有合适的人来之前就让他干着吧,多一个人也不多。还有一次J主任的女儿来看他,因为他女儿和我弟弟同一年级,我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总有些共同语言,女孩子们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说说笑笑,J主任看着我们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我们除了正常上班,不包括李大爷剩下的7个人要轮流值班。说穿了不过是在值班室里守着电话机,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值班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我到了两个月接到过一次军需供应站的电话,要求我们补充蔬菜水果,估计是过军车所需要。还有一次让我们连夜上街欢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欢值班是因为每值一次班,就有3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我回家的车费便有着落了。

但是奇怪的是,小李子不太喜欢值班,每次轮到她值班就情绪不高。好像记得是深秋季节,我们宿舍里还不能生火烧煤炉,但是值班室有一个大铁皮煤炉已经燃起来了。轮到我值班,小李子恰好请假回县城,小S去外地采购去了。晚上就剩下我、李大爷和J主任三人。我早就盘算着在值班的时候,要借着值班室煤炉的热乎劲“大洗一通”。L县缺水,平日里没处洗澡,秋风瑟瑟下人萎手缩脚的,已经好多天像“猫洗脸”随便划拉划拉,手上的皮肤都粗糙爆皮了。

小李子临走的时候,特别嘱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我说,你放心吧,有J主任还有李大爷,小偷绝对进不来。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的走了。晚上我在整个院子巡视了两遍后,才挑了两桶水,把炉子生的旺旺的,自己先擦了一个澡,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两把椅子上,围着火炉晾了一圈的衣服,整得值班室热气腾腾。晚上11点钟出去倒水的时候,J主任在门口抽烟时还问我,为什么还不歇息?我还特意表现说,“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样子”。

最后我在房间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锁“咔”的一声碰死,这才准备歇了。临要睡觉时看见脸盆里的热水,犹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脱下来洗了,想着明天早上一准就干了。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谁知半夜里突然发现我的被子上面躺着个人,满嘴酒气。我惊得一身冷汗——明明锁门了,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只见那人用公鸭般的假嗓说,“小金,我们玩玩”。这一声“小金”,让我分辨出来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被教育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写作文大家都说要做雷锋、王杰、刘英俊。父亲也常说,如果有人要欺负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争。我没想到会遇到领导这样的坏人。我因为没有穿小背心,裸着上身,不敢起来,就拼命裹紧了被子往里靠。他发现我默不做声,就得寸进尺一边抱着我的脸乱啃,一边伸手从被子下面乱摸。

他力气大我一时挣脱不出来,躲避的过程中头无形中碰上了应急灯。我值班时害怕断电或者遇到紧急电话,总是把应急灯放在枕头旁边。我虽然慌张害怕,但是也知道在这个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李大爷住在远远的后门,就是我大声喊,别说他耳背听不见,就算听见,以他的腿脚什么时候才能走过来呀。

我屏住气急忙伸出手打开应急灯晃他的眼睛,趁着他眯着眼睛的光景,光着脚飞快跳下床,从晾衣服的竹竿上随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围了一圈,用脚把小板凳、脸盆踢得叮铃光啷,并无意中摸到了捅炉子的铁钩子,我一手举着应急灯一手拿着铁钩子,大声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会是这般反应,也许是被应急灯晃得睁不开眼睛,竟然迟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个前院就我们两人,回过神来便有恃无恐的上前来夺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过他,看着电话,心里飞快地盘算,是随便拨一个号码呢,还是用电话去砸他。因为转盘电话拨打起来比较麻烦,比较省事的是把电话扔出去。他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电话,那时候电话属于战略物资,无论是毁坏还是随意拨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会被追究责任。也许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他嘟囔了一句拉开门退走了。

我赶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这才发现刚才光脚踢小板凳把脚趾甲劈了。抬头看见值班室的闹钟是凌晨3点钟。这时我才浑身发虚地一点点回忆,想起小李子临走前的嘱咐,以及她每晚锁门之后还要在门前放一把椅子,想必小李子也吃过这种亏。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碰锁在里面有个按钮是可以从里面锁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这一点,他就是有钥匙也进不来啊,另外我也十分后悔自己贪恋热水洗的那么彻底。

第二天门市营业,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横眉怒目地站在离J主任远远的地方。老P发现我的异样,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告诉她我要提前下班赶回城里去,让她帮我盯一会儿。我回到家,母亲也刚刚进门,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了妈妈,妈妈带着我去了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们同学的母亲家里。单位领导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说,你就留在总店吧,不要回分店了。正好有一批库存很大的外地蔬菜要到各个集镇上销售,我连行李都没有取,委托哥哥的一位同学帮我运回来。后来过年的时候还碰到他的女儿想要和我说话,我假装没看见转到一边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总店是怎么处理这位J主任的。

1971年县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需要任何动员,就报名插队去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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