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勤: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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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勤  

   摘 要: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科举、商人与社会流动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特纳(Turner, 1960)提出,英国学校体系中存在竞争性和庇护性两种社会流动的机制;而布尔迪厄(2004)对法国名牌大学中的专业选择与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发现专业与文化资本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在当代中国,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后,学生们面临教育分轨的选择。此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是继续选择学术轨的普通高中,而非职业教育轨的中专、技校(吴愈晓,2013)。相比之前研究多注重从学轨选择的结果来考察社会结构,本文试图从家庭策略的角度出发,对民众教育投资行为的过程进行分析,揭示民众应对社会结构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利用清代基层民众参与科举考试的第一手资料,本文试图分析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小商人阶层是如何在不同的结构和资源条件下,进行科举学轨的选择。

   科举考试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中国传统时代存在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而通往士阶层最重要的阶梯就是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农工商诸平民阶层可晋升为士绅阶层。明初限制匠籍和商籍出身者参与科举,但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何炳棣,2013:61-78;张海英,2005:130)。通过科举转换身份、实现流动的梦想,激励着传统时代各阶层子弟们积极地投身举业。布尔迪厄(1997:209)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经济资本可转化为文化和政治资本。科举制提供了在前工业社会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自南宋开始,只要通过发解试(明清的乡试)获得举人功名,即可终身拥有士绅特权(吴铮强,2008);至明清两代,最低一级功名——生员——同样开始享受士绅特权(陈宝良,2002)。童生参与到科举中,首先可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以便更好地保护家庭财产;其次才是获取更高功名,真正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最具保身家急迫性的,正是那些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的家庭。科举功名除了彰显财富,还可帮助商人阶层扩大社会交往圈,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同时,科举功名附带的特权还可切实提高社会地位并保护财产安全。

   何炳棣(2013:91-96)分析明清时期的人物传记、年谱、小说等资料,发现富商家庭鼓励天资高的成员读书,因此社会流动的方向一般朝向“精英”发展,即弃商从儒。通过分析清代的硃卷,张杰(2003:78-84)指出,商人家族利用财力捐纳监生,绕过童试,提供给族人更多应试机会,可使一般商贾家族转化为科举家族。这种现象反映在地区层面上,会发现江南科甲人士的多寡与地区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夏维中、范金民,1997)。

   尽管大的社会风气如此,但不同的策略会影响其后续的职业发展与社会地位的延续性。譬如,山西晋中商人的个案研究表明,兴盛时期的商人子弟选择捐纳和继续经商的多,也有一些选择投资教育和科举;但到了商业没落时期,只有那些注重教育的家庭较容易实现社会转型(郭娟娟、张喜琴,2014)。又如,徽州商人多信奉贾儒相通,即经商成就和科举功名可相互转化,因此有一些家庭采取“一张一弛,迭相为用”的策略——暂时放弃举业去经商,经商成功之后可以培养子代求取功名(唐力行,1997:23)。

   商人阶层对投资科举很有热情,但科举的风险也极高:获取功名不易,中式后入仕亦难。首先,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中式率极低。以文科举为例,取得初级功名的生员,97%的人都成不了举人,而举人中80%的人都登不上科举金字塔的顶峰——进士。可见,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耗时长久。清代富商大阜潘氏从徽州移居苏州,历经五代方才真正实现向科举家族的转型(徐茂明,2003)。其次,清代的进士大部分都能担任官职,但举人就只有1/3能入仕为官,正途五贡入仕比例更低,生员则压根不具备为官资格。随着捐纳制度的盛行,举人、进士的入仕难度进一步增大(何炳棣,2013:57;李国祁等,1975:26)。

   为了多元化投资,降低文科举的投资风险,商人家族有时也会选择武科举。清朝大部分时期禁止文、武科举应试者互试(商衍鎏,2004:213)。因此,在完成基础教育后,童生们就必须选择参与文科举还是武科举。清朝沿袭前代政策,实行文官治国的策略。武生员、武举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出路都较文生员、文举人为差。文进士、文举人和正途五贡始终占据一半以上的地方正印官职位,而武官群体中,只有1/5是武科举出身,其余皆为行伍或杂途。同时,武生员不得从军,“武生初不得挂名营伍,如滥收入伍,该营将弁并该学教官一并参处”(商衍鎏,2004:211)。受这些限制,“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冯桂芬,2002:537)。尽管如此,武科举对经济实力要求更高,这意味着商人家庭更具有优势,因此是其获取科举功名的重要路径。

   相比回报更为稳健的土地和房产(何炳棣,2013:88),投身举业表面看是“投资”,实际上却可能接近“消费”。王家范(1988)将科举与官场消费比拟为现代消费经济概念中的“发展性消费”,即个人谋生立业的先期投资,“明清江南的科举热浸润到仅有薄产十亩之家,也必冀盼诸子高中,不惜延师入馆”。那么,家庭经济状况必然影响民众在举业与商业、文科举与武科举之间进行道路的选择。既然是消费,就存在一个是否理性的问题,像范进这种不顾家庭经济条件而执着于科举考试的落魄文童生,可能并非普遍现象。

   根据前人的观察,武科举花费更巨,武童生们的家境较为优越。同时因重文轻武,“故武科途,衣冠之族不屑与”,考试花费更多,“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有教师垄断,非其素识,无门可入,穷乡僻壤不得与”(冯桂芬,2002:537)。科举世家出身的徐凌霄在父亲任上观察清末县一级武科举,发现武童生多“装束华美”,与颇多寒畯的文童生差异明显,原因是武科举“所习弓刀石马步箭诸技,延教师,辟场所,置具购马,必需相当资力,寒士岂能任之”(徐凌霄、徐一士,1997:55)。虽然文科举参与者中出身贫寒者较武科举多,但文科举的成功者大多会选择“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脱离商业领域。这种“有闲阶级的生活模式”,如收集字画古玩等爱好,相比考试本身的花费,更易耗尽家财(何炳棣,2013:189-198)。

   综上,商人家庭参与科举的动机可分为“保身家”与“向上流动”两种,而参与的路径可分为文科举与武科举两种。那么,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家庭,在商业和举业、文科举和武科举之间所做的选择受哪些因素影响?不同的动机与参与策略,又将带来何种不同的结果?通过对浙江松阳石仓村小商人家族阙氏参与科举的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阙氏的科举参与史

  

   浙南松阳石仓村的阙氏家族自乾隆末年开始经商,嘉庆朝炼铁致富,并通过捐纳监生、参与文科举实现了士绅化。道光末至咸丰年间,阙氏家族经济状况因太平天国战争的打击而下滑。新发现的石仓科举簿表明,同光时期阙氏涌现了大量的武科举参与者,即家族在继续文科举的同时,开始重视花费多的武科举。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思考:到底有哪些重要因素影响商人家庭在商业与举业、文科举与武科举之间的选择?

   在史料方面,前辈学者研究科举多利用登科录、硃卷、地方志、年谱、日记等。小商人家族因其史料较为零散,较少进入研究者视野。近年来,大量清代民间文书,包括账簿,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本文即利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等人编的《石仓契约》科举账簿,讨论小商人科举参与策略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在方法上,本文将展开对阙氏科举参与的“在地”与“有机”分析。“在地”分析将科举参与活动放回到村庄社会经济变迁中。石仓阙氏参加科举活动,是移民家族本地化、士绅化努力的体现,而其科举参与策略的变动则与铁业衰落、太平天国侵扰等大背景和小环境的变动有关。“有机”分析指的是能通过人物关系,将各种文书资料,如契约、账簿、分家书等都匹配起来,立体地展示石仓阙氏“文武并举”的科举转型。

   浙江是科举大省,但处州府的文进士位列各府最末,整个清代总计文进士才11人。松阳县在处州府属于中流水平,但武科举表现突出。有清一代,松阳县共有文进士3人,武进士1人;文举人11人,其中光绪朝仅有2人,而武举人则有33人,光绪朝更多达13人(吕耀钤、高焕然,2011:381-391)。这与之前平原富裕地区文科举发达,而山区欠发达地区武科举相对有优势的发现相吻合(陈业新,2011;夏卫东,2001)。

   本文研究的石仓,位于浙江省松阳县之南部山区,石仓溪贯穿其中,溪两岸分布着茶排、下宅街、后宅、蔡宅等村庄。当地现存30幢平均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厅井式大屋,大多建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支撑这一“大屋时代”的是村中的炼铁业。炼铁业于嘉庆年间达致鼎盛,但道光中后期至咸丰年间,因国内市场急剧变动而衰落。光绪年间,由于区域市场需求恢复,石仓铁业复兴,一直维持到民国(曹树基、蒋勤,2010;蒋勤,2015)。

   在这群因炼铁而致富的移民中,最成功者莫过于康熙年间迁自福建上杭县的三支阙氏,他们分别居住于下宅街、后宅和茶排。后宅阙氏和茶排阙氏同属荣厚公,关系紧密。光绪年间,荣厚公两支后人曾一同回福建上杭县重修香火堂(王媛、曹树基,2014)。下宅街阙氏与荣厚公两支相距十代以上,关系较疏远。不过嘉庆十三年(1808),来自江西的阙芳遥和阙芬岩兄弟主持修订《阙氏宗谱》,石仓三支阙氏由此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

   至嘉庆十三年,下宅街阙学易及其子侄5人拥有监生头衔,而后宅阙廷对则是附贡生。嘉庆二十三年,阙廷对资助修建了阙氏宗祠感应堂。道光元年(1821),炼铁致富的茶排阙天开主导修建阙氏宗祠维则堂,又于道光二十三年主导修撰《阙氏宗谱》(章毅,2009)。石仓移民对于国家文化秩序,包括正统化的神祇、科举功名、宗族组织的接受与调适,帮助其顺利实现了士绅化与本地化(章毅,2009)。

   清代获取功名分考试和捐纳两途。捐纳监生是财富力量的直接体现。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难度较大,财富起作用的方式也更为间接。道光朝之前,石仓阙氏获取功名多依靠捐纳监生。不过此后他们开始积极参与科举考试,并在科举考试领域取得长足进步。

嘉庆和民国《阙氏宗谱》的“名爵志”都不明确区分文生员和武生员;世系表同样如此,只用“邑庠生”、“郡庠生”标识县学、府学生员身份,只有一部分武生员会标识为“武庠生”。结合族谱和武科举簿,本文一一辨识文武生员所属支系、功名类型和应试年代。支系对应前述下宅街、后宅和茶排三支。功名分三大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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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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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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