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中国的乡贤文化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8 次 更新时间:2018-09-29 18: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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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贤人与圣人


   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人格建树。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篇中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原文很长,大致的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住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就象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根。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乎法度,行为合乎规定,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富;乐善好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影,去无踪,变幻莫测,通达无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

   圣贤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境界最高的理想人格。圣,原作聖,《说文》云:“圣,通也。从耳,呈声。”由此可知,“圣”原意是“通达”之意。“通”什么?应劭《风俗通》:“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也。”说明圣人是听觉敏锐,能通过闻声而知情状,进而与天地沟通,和谐万物。所以,最初的圣有一定神秘性。另外,圣有聪明睿智的意思,《尚书·洪范》说:“聪作谋,睿作圣”。传曰:“与事无不通曰圣。”说明聪明睿智才能通晓天地万物,能通晓天地万物的人也必然是聪明睿智的。“贤”原本是多财的意思,《说文》云:“贤,货贝多于人也。”《庄子·徐无鬼》:“以财分人之谓贤。”后引申出才德、德行均好。《尚书·大禹谟》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就是就才德而言的。春秋战国时代,贤人往往兼有财富与长德二意。《论语·子张》有:“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明贤者能把把握事物的根本,不贤者只能知其细末。汉代贾谊在《新书·道术》中说:“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贤且明,此谓之圣人。”这就以圣人统摄了贤人,开启了圣贤合一的提法。

   圣贤往往并称,若要区分,不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古人所谓“立言、立德、立身、立功”,那么圣人就偏重于前三,而贤人则偏重于后一即“立功”。因此例如孔子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奠定中华文华之基,故被称“圣人”。而周公,辅佐成王,使之延续周王室国祚,功莫大焉,所以常被称“贤人”。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被后世称为七十二贤人,配享了孔庙。其中又把颜回、曾参、孔伋(子思)、孟轲提升到圣人的层次,但是比孔子低,分别称为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

   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希贤希圣的理想人格追求。所谓希贤希圣就是对圣贤人物抱着敬慕之情,希望通过自身的修养从低层次的普通人一步一个台阶地上升到更高层次,直到圣人在理想境界。不管能不能成为圣人,他们都自己努力以成为圣贤为人生目标,汲汲以求,有的还对后代寄予巨大的希望,在为小孩起名时都喜欢用希贤、希圣,对孩子表达这样的希望。如邓小平的小名就叫邓希贤,国民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理论家就叫陶希圣。

  

二  爱乡与爱国

  

   爱乡与爱国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往往统一的。爱乡是爱国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家乡都不爱,怎能谈得上爱国呢?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觉醒,出现了一种叫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的特殊文献,这是清末特殊历史背景下,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而产生的。近代以来日本常常有人以研究中国国民性为幌子,丑化中国人,为他们所谓的“东亚圣战”制造舆论。中国是个地域辽阔、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度,“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定位“乡土”和“国家”之关系。编纂乡土志的核心主旨即是如此。宣统《安南县乡土志》杨咏裳《序》认为:“国家为乡土之集体,乡土犹国家之细胞,欲引起儿童之爱国心,必自读乡土志始。”民国《盖平县乡土志》郭春藻《序》说:“盖分而言之,则为一县之乡土;合而言之,则皆国家之舆图也。”杨咏裳、郭春藻把“乡土”看成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二者属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

   更进一步地说,爱乡心也是爱国心的前提和基础。近代以来的一些方志作者,均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宣统乔德秀《南金乡土志序》说:“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所惜者,世风变迁,人不古若。今或有于乡之所可爱、与乡之所当爱,以及乡之所同爱、乡之所独爱者,习焉而不见,懵然而不知。以故,瞻顾流连,保持护惜之天真,遂汨没焉而不复发露。有如华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淡而视之而不萦心。又如祖创父守,其业至难成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浪以掷之而不介意。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民国《磐石县乡土志》的作者韩绍琦认为:“聚异姓之人,居一隅之地,未有不庆吊相通、患难相急者,乡党之感情使然也。有时异域相值,剪烛共话,谈及旧雨,较诸萍水相逢而倍亲切者,土地之关系使然也。……将乡土之山川、人物编入初等教科,以授儿童,戟刺之深,则有爱乡之观念。有爱乡之观念,则有爱国之思想。及其长也,爱国家之寸土,等于寸金不肯轻让于人也。”爱乡的思想源自对桑梓的眷恋,并由此而升华为爱国情怀。这就是说,只有热爱自己的故乡,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漠不关心,也就很难想象他会对国家乃至人类怀有爱心和责任心。恩格斯就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论姓氏研究一段话中说:“由于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大团结,这才是中国人民特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与淮安代表座谈时说:一个爱国的人没有一个不爱家的,我经常想家,想家乡。爱家,爱家乡,是一个人爱国的起点。了解家情、乡情是懂得国情的开始。只有了解乡情、懂得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三  乡贤乡绅与儒家文化

  

   但是,圣人毕竟是罕见,而贤人相对则比较多,所以一般人所接触的、比较容易学习得来的还是贤人。乡贤,乃本乡的贤达,亦即本乡有德行、有才能的名人。他们以自己的德行和才能,为自己生活的时代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崇仰、爱戴。翻开每位乡贤的历史,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它记录着一个个奋斗者的自励、有为者的自警。浸淫其间,莫不让人折心动容,并奋起直追。一个个乡贤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支支永远不倒的标杆。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统多元的特色,乡贤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典型反映。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会长解释乡贤文化的意思,所谓乡贤文化,就是挖掘乡土文化,研究乡贤精神。他还指出:“乡贤,就是在本乡本土为国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也包括外地人。……他们立德、立功、立业,理应在历史长河中永垂不朽。”乡贤之“乡”在传统的语意里是指乡下、乡闾,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地方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乡贤应该包括现代化的新兴城市,特别是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中小城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乡贤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是城市的精神纽带,能凝聚游子的心,增强文化竞争力。

   其实中国传统上是非常重视乡贤以及乡贤文化的,过去许多地方都有“乡贤祠”,就是为了表彰乡贤人物,教育后代,使地方民德归厚。从明清时对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的人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一场名副其实的反文化、反文明的大革命,我们不但在精英层面持续不断地批判儒家和传统文化,也在民间进行过打、砸、抢等严重的破坏活动。别的不说,大陆的先贤祠绝大多数被破坏,剩下的也往往是断壁残垣,先贤人物已经不再为本乡本土的后辈知晓。这样的轻弃传统,真是令前辈遗憾,为后辈可惜的事情。历史上许多大家都非常珍视乡贤的治学和思想以及乡邦文献,许多人正是因为对乡贤之学倾心,而学有所成,比如清代史家章学诚,每每言及先贤邵念鲁对他的影响;梁启超、陈垣先生每提到陈澧,必云“吾乡陈东塾先生”,敬重之意,溢于言表。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敬”字,敬先贤,敬乡邦文献,敬各地历代大儒。即使非常反传统文化的鲁迅一生也和他的故乡有割不断,剪还乱的关系。早在1908年8月,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呼吁:中国的“明哲之士”,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因而他对中国“固有之血脉”,特别是对与其血脉相通、感情相联的越中“乡前贤”始终有着不可名状的亲和力,于是便有他自觉承续乡贤精神的热烈呼号和热情投入。他曾以十几年的时间来辑录校勘绍兴方志中关于乡贤的事迹和钩沉类书中乡贤们的著作,编成《会稽郡故书杂记》一书。他常翻阅明末绍籍遗民的著述,尤其推崇黄宗羲、王思任、张岱、朱舜水诸人,重视故乡的优秀文化和自己内在的精神联系。鲁迅成就为文化伟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乡贤文化、乡贤精神的自觉承传。

乡贤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北宋吕大临兄弟是张载的弟子,由张载创立的关学注重儒家思想的实践,躬行礼教。吕氏兄弟学以致用,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教化社会。他们在家乡蓝田制订乡约,规定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即著名的《吕氏乡约》。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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