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早期一些重要的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一些奠定了信息社会理论基础并对此作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理论之上，它们分别是马哈洛普（Fritz Machlup）和珀拉德（Porat，M.U.）的信息经济·社会理论、贝尔（Bell,D.）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对信息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图尔纳的信息社会理论。希望这一考察不仅能使我们加深对信息社会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为我们理清信息社会学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轨迹，建立从我们自身特点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社会学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信息社会学理论、信息社会·经济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
信息社会理论是当代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之一。它将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理解为信息时代，并试图从信息化的角度来把握当代社会。那么从理论上讲，信息化以及信息社会究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它又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显然不同的信息社会理论研究者对此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信息社会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划时代的巨大的社会变动。认为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一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产业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造了手工业，而且也从产业层面上促进了农业的变革并最终实现了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那样，信息化不仅使原有的信息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而且它同时也将农业和工业卷入信息化浪潮之中并由此促进了产业结构自身的变革。信息化最终使产业的地位大为削弱，而以个人、家庭以及以此为中心的网络组织集团正逐步取代传统产业集团成为为社会提供财富和服务的主要角色。总之，信息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们坚信，当代信息通信领域所发生的技术革新，完全可以与农业及工业领域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的技术革新相匹敌。为了帮助我们加深对信息社会的认识，马哈洛普(Machlup,F.)、珀拉德（Porat,M.U.）、贝尔（Bell.D）、阿兰·图尔纳（Touraine,A.）、托夫勒(Toffler,A.)、德鲁克(Drucker,P.F.)及卡斯特尔 (Castells,M.)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信息化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信息化可能给当代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信息社会理论的形成
信息社会理论最初脱胎于美国社会学中的现代社会理论。它是一门与美国现代社会理论同步发展起来的有关现代社会的表述与阐释理论。日本社会学家折笠和文将美国社会学中的现代社会理论划分成“大众社会理论”→“产业社会理论”→“知识社会理论”（后工业化社会论）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1]。他认为信息社会理论的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到大众社会理论，而且它的许多重要概念和理论依据也直接来源于产业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和知识社会理论。大众社会理论是一门以米尔斯（Mills,C.）和里斯曼（Riesman,D.）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理论。它不仅为产业社会理论和知识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信息社会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大众社会理论是迄今为止任何试图把握现代社会的理论性尝试的社会学基础。
产业社会理论是继大众社会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研究现代社会产业结构变化的社会学理论。它主要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特和贝尔等人所倡导。罗斯特运用“起飞”和“成熟”概念，将传统社会到高度大众消费社会划分成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对此进行了理论性总结。
1) 传统型.社会。由于传统型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发展形态建立在牛顿之前的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被限制在几个仅有的生产要素的框架之内。
2)起飞准备期。现代科学知识开始成为决定农业及工业发展的新的生产要素。
3)起飞期。克服了阻碍成长的旧势力与抵抗势力。
4)成熟期。炫耀能够超越曾经给予“起飞”以活力的初期产业，并宣称具备维持更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5)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主体部门逐渐向耐久消费品及服务业转型。
6)消费的彼岸。所得的局限效应逐渐减缓。
最后一个阶段，即第六个阶段是罗斯特在对前五个发展阶段进行理论性总结之后做出的一种推测。这一推论是在他坦承预测未来是一件很不牢靠、甚至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之后提出的。他指出，第六阶段可能是一个由以硬件为中心的社会过渡而来的一个以软件为中心的信息社会[2]。
知识社会理论是继产业社会理论之后兴起的一种阐释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它最初由美国学者马哈洛普所提出。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中，马哈洛普运用其独特的统计学方法，首次对信息和知识产业进行了定量分析。此后贝尔及德鲁克等人也分别提出了知识社会概念。由产业社会理论发展而来的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将知识视为一切社会的基础。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知识正逐渐成为所有社会的基础。……任何社会都依赖于技术革新及成长，而理论性知识则成为技术革新的母体”[3]。德鲁克也在《断裂的时代》中，将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模型几乎完全相同的社会形态称为“知识社会”。他指出，现代经济的基础不是科学而是知识，知识社会的基础根植于知识产业的高速成长[4]。
显然，现代社会理论尤其是知识社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不仅对信息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它们中的许多理论，如马哈洛普的知识社会理论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本身也往往被视为经典的信息社会理论。略有不同的是，知识社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以“理论性知识”为基础的，而信息社会理论则将“信息”视为核心概念。
2. 马哈洛普的知识生产社会论和珀拉德的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理论
从以上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信息社会理论是一门深受美国现代社会理论影响的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但追踪一下信息理论本身的发展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其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中叶。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Wiener) 在《控制论》一书中首次提出被称之为控制论的信息理论。控制论是一门专门研究反馈控制、通信与控制、信息量及熵等领域的学说。也就是说 “研究机械、动物控制和通信的任何理论都可以称为控制论”[5]。显然，这是一门应用于神经生理学、通信工学以及电子计算机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为了使控制论也同样能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维纳在发表《控制论》两年之后，又撰写了题为《人类控制论》一书。在此书中，他主张可以“通过对信息(message)及社会通信设施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维纳指出，电子计算机(computing machine)不仅已经成为工场自动化的核心部分，而且它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控制体系。也就是说，计算机从各种装置中读取信息之后会将执行指令传达给“作为行动器官”的机械系统，机械系统按照这些指令起动之后又会将相关信息反馈给计算机。于是“从事单纯重复劳动的工场”将逐渐遭到淘汰，因为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将成为“发展人类文化所必须的娱乐时间的源泉”[7]。显然在维纳眼里，自动化是以人与机械、机械与机械之间的通信与控制为基础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维纳的信息理论最终并未超越自然科学领域，发展成为一种信息社会理论。
率先提出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考察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哈洛普。1962年，马哈洛普出版了奠定其信息社会理论基础的题为《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在此书中，马哈洛普运用其独特的统计学方法，首次对美国的信息与知识产业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得出惊人结论：1958年，知识生产已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GNP)的29%。
马哈洛普首先对“知识”和“信息”这两个近似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信息”通常指“经由他人传递或通过自己学习和调查得来的知识”，“是关于特定事件、特定状况等等的知识”。相比之下，知识的范围却要宽泛得多，“知识既不意味着‘生产’、发现、发明及设计，也不意味着计划，而专指普及与传递”[8]。因此“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包含在知识当中”。为了避免概念重复，马哈洛普决定一律采用‘知识’来加以表述[9]。也就是说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信息”一词被“知识”所取代了。
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中，马哈洛普将知识分成五大类型：
1) 实用性知识。具体可分为a.专业知识，b.经营知识，c.职业知识，d.政治知识，e.家政知识，f.其他各种实用性知识。
2)提高自我素养的知识。满足求知欲的知识、有关教养的知识、有关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知识。
3)作为闲聊话题的娱乐性知识。流言、有关犯罪与事故的新闻、流行小说与故事、笑话及游戏等知识。
4) 宗教知识。有关上帝及拯救灵魂的知识。
5)多余的知识。偶然获得的漫无目的的知识。[10]
显然，在马哈洛普那里，“知识”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事实上，他的知识生产研究所涉足的领域就十分广泛。马哈洛普具体将知识生产分为“产业研究”与“职业研究” 两类。他指出，知识产业可以归纳为①教育、②研究与开发、③宣传媒介、④信息机械及⑤信息服务五大部分（表1）。
据此马哈洛普得出如下结论：1958年美国的知识生产总金额为1364亿3600万美元，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GNP)的29%。而在1954～1958年这四年中，知识部门的增长率则高达8.8%(而在此期间美国经济的平均成长率只有5.1%)。
马哈洛普的独创性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财富》杂志在1964年11月份的期刊上，刊登了著名经济学评论家巴柯的题为《巨大知识产业全貌》一文。在此文中，巴柯对马哈洛普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未曾有过的最为惊人的尝试”[11]。巴柯并且运用马哈洛普的统计方法，对1963年美国知识经济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963年，知识产业的总产值为19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4%。
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信息社会进行定量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珀拉德（Porat, M.U）。《信息经济》是他为定量研究信息活动在美国经济总体中所占比率而撰写的、一部深受马哈洛普知识社会理论影响的著作。此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信息部门划分成了两大类型，即向市场提供信息和信息服务的“第一次信息部门”和存在于政府及非信息企业内部的信息部门——“第二次信息部门”。与马哈洛普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的信息产品相比，珀拉德的视野显然要开阔得多。他不仅对作为一种商品的信息本身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而且也将目光集中到被政府部门和其他企业内部所利用的信息之上。
为了系统地研究“第一次信息部门” 和“第二次信息部门”，珀拉德首先给出了“信息”和“信息活动”的定义：“信息指一种经过组织与传播的资料。而信息活动则包括在信息消费品及信息服务的生产、处理与流通过程中消耗掉的一切资源”[12]。据此，珀拉德对 “第一次信息部门”和“第二次信息部门”进行详尽考察。“第一次信息部门”和马哈洛普的信息产业大致相同，主要指“电子计算机制造、电子通信、印刷、传媒、广告宣传、会计行业、教育”[13] 等生产直接面向市场的信息器材及销售信息服务的企业。第一次信息部门具体包括以下八大种类：
1) 知识生产和发明产业。
2)信息流通和通讯产业。
3)包括融资和保险在内的风险管理。
4)所有的市场信息产业以及包括宣传行业在内的调查与调整产业。
5)信息处理与信息传递产业。
6)信息消费品制造行业。
7)部分政府部门的活动（第一次信息服务、邮政部门等等）。
8)赞助设施。
“第二次信息部门”包括“为了提供政府部门或非信息企业内部消费所创建的任何形式的信息服务”。具体指非信息企业内部的“研究开发、数据处理、电信与电话、管理以及会计”等部门。显然，珀拉德将那些不能直接在市场上销售的信息服务成本也计入了产品的市场价格之中。例如，根据他的测算，汽车的市场价格应该将“研究开发、管理及广告”等费用都包括在内。具体地说，他认为“第二次信息部门”的附加价值应该是非信息企业内部信息劳动者的收入与非信息企业所购入信息器材的折旧费之和。
珀拉德指出，如果我们仅仅按照马哈洛普的最终需求进行测算的话，那么1967年美国第一次及第二次信息部门的产值之和占GNP的25%。但如果采用他的附加价值来进行计算的话，那么仅第一次信息部门的产值就占GNP的25%，而第二次信息部门的产值则为GNP的21%。据此珀拉德得出一个惊人结论：1967年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6%都与信息活动有关。并且大约半数劳动者都在从事着某种与信息有关的工作，通过信息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53%”[14]。因此，“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实体。由于其经济活动的主要成分是信息消费品、服务部门及官方和私人官僚体制（第二次信息部门），因此我们事实上已经步入信息社会”。[15]
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开拓性研究，为我们认识与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们的理论不仅对贝尔和卡斯特尔等社会学家产生过直接影响，而且其独特的统计学方法，以及对信息生产活动及信息产业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作的定量研究也为信息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手段。例如，OECD[16]就曾运用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分析方法，对其25个成员国的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进行过一一测算。但显然他们的理论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难于克服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韦布斯（Webster, F.）认为，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信息社会•经济理论至少存在以下两大问题[17]。第一，在这些所谓站在客观立场上研究出来的统计报表和研究数据背后，隐藏着诸如究竟应该如何划分信息范畴，以及究竟应该将哪些部门纳入信息部门的范畴之内，又必须将哪些部门从信息部门剔除出去等价值判断问题。第二，集合式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不免会把原本属于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当成同一性质的活动来加以处理。然而韦布斯指出，“如果广告和电视的经济价值递增也可以作为测定‘信息社会’的一项指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忽视信息活动内部所存在的本质性差异”。[18]
此外，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理论还存在着另一些重大缺陷。例如，马哈洛普尤其是珀拉德不仅扩大解释了知识和信息的适用范畴，而且由于他们过分热衷于重新给出“信息经济”的定义并对其进行具体的定量测算，因而忽略了从宏观层面对信息化在整体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可能产生哪些重大影响的把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理论，特别是马哈洛普的“知识社会理论”体现出的某种科学主义态度以及某种线性的进步论式的信息主义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息社会理论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社会理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信息社会理论所反映出来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未来主义倾向，以及在如何看待信息科学技术这一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盲信与无批判态度，与马哈洛普是分不开的。
3.贝尔与阿兰·图尔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较早被介绍进国内的信息社会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贝尔的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即被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84年)。此书在短短两年内再版了三次，对80年代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那么，后工业社会理论主要由哪些内容组成？在贝尔眼里，信息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呢？以下我们就以这些问题为线索，对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作一个较为详尽的考察。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便已形成雏形。1960年，贝尔撰写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阶级结构由于白领阶层的成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以及“技术技能比财富更为重要”[20]等主张。而这些论点此后大都成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此外，马哈洛普的知识社会理论也对贝尔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贝尔往往喜欢直接使用“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一词来表述“后工业社会”。也就是说，贝尔经常把“知识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看作同一个概念。不过相比之下，“知识社会”一词似乎比“后工业社会”更接近于“信息社会”。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显然，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知识社会。首先，技术革新的根源越来越依赖于研究开发（更直截了当地说，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由于理论性知识已成为核心问题，所以一种新的关系正在逐渐形成）。其次，从社会整体状况来看，知识所占据的比重（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率的增大及雇佣比率的增大）也在逐步增大”[21]。也就是说，知识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理论性知识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有组织的研究开发所发明的科学理论，不仅与尖端技术存在着紧密关联，而且它也在制造行业(尤其在高分子化学、光学、电子工学以及电气通信等领域)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与此同时，发明这些理论性知识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团体在社会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知识在整体社会中所占比重的急剧增大是知识社会的第二个基本特征。贝尔指出，美国已经从以财富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型为以服务为中心的社会。因为不论从国民经济总产值来看，还是从劳动力的分布状况来看，比起农业和工业部门，服务行业所占比重已经越来越大了。
在贝尔眼里，“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是两个十分相近的概念。不过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所涵盖的范围要更宽泛一些。贝尔具体概括了“后工业社会”的五大基本特征：
1)有助于技术革新的理论性知识在社会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2)由以财富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型为以服务为中心的社会。
3)新的“知识型技术”的创造。[22]
4)在所有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将处于主导地位。
5)技术成长的规划与管理。[23]
由于后工业社会的前两个主要特征与已经探讨过的“知识社会”的两大特征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赘述。以下我们就对后工业社会的另三大特征，即③新的“知识型技术”的创造、④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导性地位和⑤技术成长的规划与管理作一个简要分析。
贝尔指出，新的“知识型技术”主要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decision-making theory)、博弈论和功能论等新兴理论，以及线形规划(linear programming)、统计决策理论、马可夫连锁(Markov chain)应用和统计实验等新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不仅使人们实现了对庞大和错综复杂数据的系统性分析，它同时也推动了电子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总之，后工业时代的企业运作完全依赖于此类知识型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主导性地位的确立是后工业社会的第四个重要特征。贝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重心的转移服务经济占据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职业分布重心也由原来从事单纯重复性操作的半熟练工人转向了白领阶层。而在白领阶层中，增长最快的又数从事专业技术性职业的阶层。后工业社会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在后工业时代，我们已经掌握了预测经济成长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能力事先推算出成长可能带来的负效应(比如公害)并以这一推测为基准，对技术进展状况进行系统性的技术管理。
总而言之，后工业社会既是一个知识社会和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主要以‘能源’为中心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就是一个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24]。对于贝尔而言，“重要的既不是人力资源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信息”。因为在后工业时代，信息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核心性资源，并且它在企业内部正逐步转换为一种权力[25]。因此，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从一个以财富与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型为一个以信息与知识为中心的社会。[26]
不难看出，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社会为蓝本的。不过贝尔认为他的理论对西欧、日本以及前苏联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尽管他在撰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时，认为除美国以外还未有一个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1973年)。但贝尔推测，到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欧洲、日本和前苏联都将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当然，贝尔并不认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都将表现出和美国社会完全相同的时代特征。对于贝尔来说，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仅仅是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轮廓”(social framework)变化的一种描述而已[27]。而按照贝尔的理解，“社会轮廓”就是维持社会内部个人生活秩序的主要制度结构。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轮廓”至多只是一种理念或一个概念模式，而不是对现实社会的忠实“反映”。至于这一“轮廓”中究竟应该装入哪些具体内容则要视各不同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而定。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贝尔实际上是以“工业社会”为其研究出发点的。也就是说贝尔以工业社会为基准，将社会发展划分成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然他的这一划分与将社会发展分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以财产所有形式的不同作为区分标准，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则以技术、生产形式和知识形态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
为了帮助我们弄清这三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别，贝尔对“现实”概念的变迁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现实”一词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包含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工业社会，“现实”专指自然。因此这一时期人类的首要任务就是同自然界的搏斗。在工业社会，“现实”则主要指技术和工具以及经由这些技术和工具加工而成的产品。在工业时代，人们展开了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的斗争。而在以服务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成了主要的社会目标。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不是“自然”和“物质”等外部存在而是“社会”本身。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主要指个体意识层面中从属于社会构成的那一部分内容。[28]
值得关注的是，被视为奠定了信息社会理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仅仅是贝尔庞大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贝尔的社会理论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这三个不同领域。而后工业社会理论显然只和贝尔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有关。那么，后工业社会理论在贝尔的社会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结构决定了其他所有的社会领域。而在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则统一了整个社会体系。贝尔曾指责这些理论遵循着一种“总体论”式的思考方法。在贝尔看来，社会是一个由①社会结构、②政治形态和③文化这三个分别服从于各自不同法则的独立领域所构成的复合体[29]。通常情况下，社会结构是一个与生产组织、财富及服务分配有关的领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与经济体系、职业结构和技术有着密切关联的领域。政治形态指政治领域，即指与调解个人与集团的对立要求以及调整权利斗争有关的领域。而文化领域则指象征性表现和意义表现领域，即是一个与艺术、道德及生活方式有关的领域。
贝尔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三大领域分别服从于各自不同的“基轴原理”(axial principle)。“基轴原理”主要指各不同领域内对相关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的准则与规范，或者指将相关行为正当化的基本原理。社会结构的基轴原理就是“功能的合理性”。也就是贝尔所说的“经济化” (economizing)，即指用最少投入获取最大利润、效率最大化以及最为适当的行为选择原则。政治领域的基轴原理即为“平等性”原则。它主要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机会均等以及权利的平等。而文化领域的基轴原理就是“自我实现”，也就是自我潜在可能性的发现与实现和自我欲望的满足等等。
显然，在贝尔以上的理论框架中，后工业社会只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化有关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三大独立领域中，后工业社会理论仅仅只与其中的一个领域，即社会结构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讲，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不是一个以整体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所关心的仅仅是诸如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革新将对制造业产生哪些影响？新的知识性技术在决策和系统管理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随着专业技术职业需求的扩大，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将得到何种程度的提升等具体问题。它并没有从社会整体出发，对新的知识与新的信息形态的出现将对现代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等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正因为如此，连贝尔本人此后也不得不承认，从严格意义上将不应该使用“后工业社会”一词。[30]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其所体现出来的某种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曾对此进行过深入地剖析。他指出，尽管后工业社会理论十分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它却从未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过严肃的社会学思考。也就是说，贝尔本人从未从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等层面，对科学知识以及创造出这些科学知识的科学活动进行过审视。显然，贝尔将“有关后工业社会基轴原理的知识当作一个黑箱来看待”[31]。事实上，他的这一态度与他对科学知识的普遍合理性以及对科学的合理进步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是分不开的。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他在给出知识的定义之后曾经这样写道，“这个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的定义，显然有意识地避开了其理念的社会背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结构基盘等‘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课题”[32]。因为贝尔坚信科学知识的无限进步以及对技术成长的规划与管理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然而，这种“进步论式的乐观主义”态度却遭到众多社会学家的质疑。莱昂（Lyon, D.）尖锐地指出，以贝尔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式的信息社会理论由于过分强调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忽略了人类本身以及社会对技术的制约作用[33]。卡斯特尔尽管对贝尔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信息社会理论之一[34]，但他同时也对技术决定论予以了否定，认为并不是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35]
与贝尔技术决定论式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尔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后工业社会》（1969年）中，图尔纳从社会学层面对信息社会所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支配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新的社会纷争和社会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
图尔纳首先对后工业社会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他指出，“如果我们按照权力支配的性质进行划分的话，那么可以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称为技术支配社会。但如果按生产形式与经济组织模式的性质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社会称为程序化社会”[36]。而且由于“程序化社会”一语最能够直观地表达后工业社会劳动与经济活动等基本特征，所以图尔纳认为用它来分析后工业社会最为合适。
图尔纳指出，程序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决策和经济竞争已经不能以自觉和独立的方式进行了。也就是说它已经丧失了独立性。但是这并非像某些乐观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张的那样，是由于后工业社会已经实现高水准的生产能力所造成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由于后工业社会财富的生产标准业已形成，所以我们已经无需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提高生产力之上。后工业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主要以消费和娱乐为中心的社会。针对这一乌托邦式的乐观论调图尔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结果根本不是因为生产能力已经得到大幅度提高造成的，它实际上是伴随着高度经济增长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化”的产物。人们曾经拥有过的独立的私人空间、各种形式的地方共同体以及固有的生活方式，现在却由于逐年增大的社会·地理流动性、广告与宣传的普及以及大规模政治参与而解体了。这些因素已使得经济机制再也无法从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核心部分中独立出来。经济成长不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成长是由直接知识，即社会具有何种程度的创造能力所决定的。经济成长与其说受制于各种经济机构不如说更直接地依赖于政治进程本身。如今当我们决定一项巨额投资时，经济效益已不再是主要的考查指标，成长与（政治）权力双方的强烈要求才是决定人们是否投资的关键因素。
此外，社会层面各种支配形式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图尔纳指出这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社会统一的方式推行的支配。不仅强迫各种生产装置必须与权力体系保持协调一致，而且社会行为主体的劳动、消费和教育也必须为其利益服务。
2)文化操纵。经济成长的各项条件已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本身，它同时也开始向劳动、人们的欲望和教育等领域浸透。
3)权力意图。原来只存在于政治领域的权力支配如今已开始影响到其他各类组织内部功能的发挥与环境的统一管理了。[37]
显然，图尔纳的描述与对后工业社会寄于了厚望的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存在着巨大分歧。与贝尔相比，图尔纳更关心后工业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新的阶级对立以及新的社会纷争。为了便于考察程序化社会，即后工业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图尔纳导入了“异化”概念。他指出，程序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被异化了的社会；程序化时代的个人是被异化了的个人。不过，这里所指的异化显然和工业化时代的异化存在着很大区别。工业社会的异化主要指人们的各种“自然”欲望被流水线操作、大都市以及大众传媒，即被“非人性化社会”所粉碎了。而在后工业社会，也就是图尔纳所说的程序化社会中，异化专指这样的一种现象，即人们在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倾向进行选择时，只能选择有利于统治阶级或对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不构成任何威胁东西。如果说被异化了的社会行为也存在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施行异化的集团利益起到一种补充作用而己。比如，对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劳动者而言，给予其参与企业组织的机会至多也只能被视为一种异化。
此外，现代社会也已堕落为被异化的社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正承受着贫困的煎熬，或正处于时时处处受到警察监视和迫害的危险境地。事实恰好相反，现代社会通常是以诱惑、操纵和统一的方式对个体实施异化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纷争已不再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要矛盾了。“程序化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纷争已经不再由基础经济结构所决定。它和社会与文化活动有着直接、紧密的关联（当然这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联系）”[38]。因此，社会学的主要课题也应该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各种形式的新的社会运动上来。图尔纳在《后工业化社会》及《后社会主义》（1980年）中，分别对学生运动、女性运动、地方保护主义运动及反技术统治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进行了详尽考察。
4.结语
以上我们对早期一些重要的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从中不难看出，不同的信息社会理论对信息化及信息社会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而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信息经济·社会理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图尔纳对后工业社会的批判恰好代表了信息社会理论的三大方向。可以这么认为，现代信息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并围绕着这三条主线而展开的。信息社会理论的第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运用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理论，对信息产业和信息社会所进行的定量研究。维齐（Voge,J.）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学》是此类研究的代表。维齐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对信息部门的成长动因作了详细的分析并据此得出信息部门的成长是有限度的重要结论。他发现，当信息部门的规模扩展到整体经济的50%时，GNP就将达到饱和状态。他把这一现象称为“50%难关”[39]。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的信息社会理论也是由马哈洛普和珀拉德的信息经济·社会理论发展而来的。如今井贤一著名的《信息网络社会》所代表的那样，此类研究通常都是通过对企业间信息交换问题的考察来论证信息化的重要意义的。
信息社会理论的另一个方向是从贝尔和图尔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发展而来的。此类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社会整体结构变化的把握。例如贝尼卡的《控制革命》（1986年）通过对社会控制机制演变过程的研究，得出了信息化是产业社会为应因控制机制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的著名结论。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而引发的有关网络社会的社会学思考深受贝尔和图尔纳理论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被公认为从事这一研究的杰出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2000年）为信息社会理论开辟了新境界。
信息社会理论的第三个发展方向主要是针对信息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图尔纳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和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美国信息社会理论存在着很大差别。他所关注的既不是信息化将给社会或人类生活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也不是这些变化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哪些积极影响等问题。图尔纳主要关心的，是后工业化时代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社会问题、新的社会纷争和新的社会阶层。图尔纳带有批判态度的理论此后对欧洲大陆信息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斯拉科（Slack,D.）的《作为一种神话的信息社会》（1987年）和莱昂（Lyon, D.）的《信息化社会》（1988年）及《管理社会》（2002年），都将目光集中在信息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之上。斯拉科在对托夫勒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信息社会理论进行尖锐批判后指出，信息与知识的格差将产生新的不平等。而莱昂则通过剖析产业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信息化现象，对乌托邦式的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可能被国家用来作为管理国民的手段，即国家可能利用电子计算机对国民进行监视表示了担忧。而卡斯特尔对信息社会所作的严肃的社会学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师承了图尔纳的批判主义精神。
不论信息社会理论本身存在哪些理论分歧，也不论人们对信息社会的理解是多么得不同，但他们都大致认同以下观点：信息社会的形成是一种划时代的巨大的社会变动，信息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总而言之，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渗入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它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环境。
注释：
[1]折笠和文；《高度信息化社会面面观》、同文馆、东京、1996年、p.47。
[2] Rostow, W.：《经济成长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0）、木村康健等译、钻石出版社、东京、1961年。
[3] Bell,D.,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New York， pp.28-29。
[4] Drucker, P. F., 1969,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Harper, New York,p265.
[5] Wienern, N. ：《控制论》（Cybernetics,1948）、池原·弥永·室贺译、岩波书店、东京、1975年、p.14-15。
[6] Wienern, N. ：《人类控制论》（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1950）、镇目夫·池原止夫译、美铃书店、东京、1975年、p.9-10。
[7] 同上：p.160-169。
[8] Machlup, F.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2）、高桥达夫·木田宏译、产能能率短期大学出版社、东京、1969年、p.7。
[9]此后，马哈洛普又在《知识产业的构想》一书中将“知识”与“信息”视为相同的概念，认为“使用哪一个用语都无关紧要。……(知识和信息这两个词)只有微秒的区别而已”（Fritz Machlup：《知识产业的构想》、钻石出版社、1971年、p.25。
[10] Machlup, F.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1962）、高桥达夫·木田宏译、产能能率短期大学出版社、东京、1969年、p27。
[11]Burck, G.., November, 1964, “Knowledge: The Biggest Growth Industry of Them All,”，fortune.
Drucker, P. F., 1969,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Harper, New York.
[12] Porat, M. U.：《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1977）、小松崎清介译、计算机通信出版社、东京、1982年、p.17。
[13] 同上：p.31。
[14] Porat, M. U.：《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1977）、小松崎清介译、计算机时代出版社、东京、1982年、p.15－16。
[15] 同上：p.28。
[1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协作开发组织）。1961年创设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协作机构。其三大目标为经济增长、支援发展中国家以及扩大通商。共有25个国家加盟。
[17] Webster, F.:《解读“信息社会”》(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1995)、田畑晓生译、青木社、东京、2001年、p.27。
[18] 同上：p.27。
[19] Bell, D. ：《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1960）、冈田直之译、东京创元社、东京、1969年、p.31。
[20] 同上：p.31。
[21] Bell,D.,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New York :Basic Books,p.212.
[22]Bell, D., 1979,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M. L. Dertouzos & J.Moses（eds.）,The Computer Age: A Twenty-Year View. Cambridge: MIT Press,163.
[23] Bell,D.,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New York :Basic Books, p.14。
[24] Bell, D.：《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上）》（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1973）、内田忠夫·加治元郎等译（日文）、钻石出版社、东京、1975年、日译序言。
[25] Bell, D., 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p.128.
[26] 同上：p.489。
[27] Bell, D., 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p.8-9。
[28] Bell, D., 1976,The Cultur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 New York,p.147-149.
[29] Bell, D.：《二十世纪散步道》（The Winding Passage,1980）、正庆孝主编、钻石出版社、东京、1990年、p.40-42。
[30] Bell, D.：《二十世纪散步道》（The Winding Passage,1980）、正庆孝主编、钻石出版社、东京、1990年、p.43。
[31] Stehr, N., 1994, Knowledge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p.70.
[32] Bell, D., 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p.238.
[33]田崎笃郎·船津卫：《社会信息理论的发展》、北树出版社、东京、1997年、p.23。
[34]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000）、夏铸九等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p.17。
[35] 同上：中文版序。
[36]Touraine, A.：《后工业社会》、寿里茂·西川润译、河出书房新社、东京、1970年（原作1969年）、p.11。
[37] Touraine, A.：《后工业社会》、p.16-17。
[38] Touraine, A.：《后工业社会》、p.36。
[39] Voge,J.,1984,“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omplexity—From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to the‘Complexity’Economy”,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1.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http://www.tec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