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九号院里的“农研中心”——九号院里的机构改革故事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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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内部设有三个实体部门: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农研中心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研究农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联系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与国外一流智库相比,农研中心拥有独立的调查信息系统、独特的理事会制度,以及外聘研究员制度,构成了显著的独特优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国务院成立了一系列“研究中心”。首先是1980年7月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次年又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还成立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三个中心于1985年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们通常说,当时还有“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表述大致上是正确的,但不尽然,因为当时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通常称“农研中心”)与国务院其他几个中心相比有明显独特之处。透过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异,可以领略八十年代高层决策咨询研究的机制和格局。


与其他“研究中心”相比较,“农研中心”有两点明显不同。从名称看,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而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运行看,这个中心不完全独立,而是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合署办公。在这两点不同的后面,有一些体制机制的特殊性。1984年末,这个中心更名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改变未经高层程序正式审批,可以说事出偶然。



机构成立时的名称,为什么用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而没有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或者说为什么要和其他几个中心不同?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正式说明。按照主任杜润生当时的说法,用“中国”而不用“国务院”,主要意图是强调这个机构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通过广泛地联系各类社会研究力量、建立强大的研究网络来开展工作。


关于农研中心的职责功能,国务院在成立文件中这样表述:“要联系社会上分散的、有限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协作攻关,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如果说国务院文件的表述比较原则概括,那么,农研中心在1983年工作总结中则有具体清晰的表达:“中心必须和各部门、各研究单位、农村信息点、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建立广泛的联系,及时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协调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包括情报资料,计算机运算,方便研究工作的开展;组织评议研究成果,提供领导参考,真正起到研究咨询的作用。”


在运行一年半以后,农研中心在1984年初提出的工作设想更加集中清晰。工作报告说,农研中心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研究农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为了研究综合性问题,需要联系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报告指出:“研究工作的现状是,对农村问题的各个侧面、各个专题都有相应的部门和研究单位在进行研究,但一般缺乏进行综合研究的机构和研究人员,而农村和农业建设的各项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在大系统研究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应有效果。我们相信,通过若干年的贡献,全国将逐步建立起一支综合研究队伍,组成一个综合研究网络,这个队伍的组成应是行政领导、科学家,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在这个研究系统中,农研中心的自身定位是:“通过提供资料,组织调研,组织参加国内国际相关会议,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在研究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集思广益,鼓励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由此可以理解,以“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名称,是有明确意图的。


从国际范围看,农研中心的这种机构特点属于智库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在国外著名智库中,如果按照研究力量配置和工作机制来分类,智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智库是,本身拥有相当数量的全职研究人员,研究以自己本身的研究力量为主。国际著名智库中这种智库居多,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等。还有一种智库,自身拥有的研究人员并不多,主要通过组织联络社会上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通常被称为“网络型智库”。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学会(Chatham House)。当年农研中心工作报告中,曾经明确提出过“组成一个综合性研究网络”。虽然杜润生等领导从来没有引用过查塔姆学会的经验,但是,从农研中心的设计和运行机制来看,显然是秉承了网络型智库的理念。



从农研中心组织机构和运行特征来看,鲜明体现了这种网络型智库的特点。


农研中心内部的实体部门有三个,即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办公室是机关日常运行的支持部门,相当于部委的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人事、行政后勤等都在这个部门,我本人就在秘书处。资料室和联络室则是基本的业务部门。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这两个主体业务部门的工作上,正所谓如鸟之两翼。


“资料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位资料室,有独立的行政建制,内部设三个处。资料室不仅从相关部委、地方党委政府收集信息资料,而且在全国农村建立了信息联系点,常规性、系统性、动态性地直接从信息点收集、加工信息资料。农研中心用统计抽样方法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固定观察点,这些观察点后来发展为庞大有效的调查系统,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调查相互构成补充关系。资料室还有专门力量收集、翻译国外资料,跟踪国外动态。资料室编印的内部刊物有《资料》《农村调查》《国外动态》等等。1983年来自100个信息点提供的基层资料就达到4000多份。


联络室是支撑农研中心研究网络的主体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参加中心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基本特点,主要通过联络室体现出来。联络室有三个处,办事处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并联系外聘研究员,委托处负责选择研究方向和题目并委托相关研究单位承担,成果处负责研究成果鉴定评价和政策转化等。参加研究工作的不仅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还有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研究人员,也有一些基层领导人,甚至还有一些大学生的社团组织。


根据1983年农研中心工作总结,当年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有:组织521个大学生春节回乡进行400村调查;分别委托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山西等省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农村信息点,开展农村土地转包转让、雇工经营、专业户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农民税费负担、农业投入产出等问题的专项调查;主持、协同和委托召开了一些论证会、讨论会,主要有:黄河小浪底水库论证会、农村雇工问题讨论会、粮食和经济作物问题论证会、农机化专业户粮食需求和购销讨论会、大城市郊区发展战略讨论会、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讨论会等。在联系组织各方面力量参加研究的基础上,联络室编印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通常每期十来篇研究报告,1983年编印31期。


与国外一流智库相比,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重要独特之处,是有自己独立的调查信息系统。



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特点,还体现在独特的理事会制度、外聘研究员制度。


理事会审议决定研究方向。理事会组成主要是资深官员、著名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理事会成员在三十人左右,四年一届,1982年5月第一届理事会成立,1986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参加1984年2月第一届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的有陈翰笙、薛暮桥、童大林、姜君辰、许涤新、于光远、林乎加、林自新、卢良恕等,钱学森、马世骏没有到会,但提交了书面发言。杜润生在这次会上说:“群众的创造是层出不穷的。应该站在前头指导他们前进。切不可采用一个框框去裁剪群众的实践。要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并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不要急于规范化,要先多样化,然后再规范化。”杜润生还说:“这几天的发言证明,我们对农村问题必须加强综合性研究。但是,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析。搞综合的人不要忽视专业研究的成果,专业研究得不到综合的指导,则不可能纳入实际行动。”


农研中心还成立了评议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议研究课题和评定成果。评议委员会通常和理事会同时召开。1986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了国务院批准农研中心设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奖”。评议委员会评定了一批研究成果,授予《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一等奖,《全国农业投入产出表》《全国种植业结构模型》二等奖。


农研中心聘请了约百名研究员、特约研究员。这些研究员来自党政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特约研究员”是资历较高的党政干部或者专家学者,“研究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学者或党政干部。农研中心向这些外聘研究员委托研究项目,邀请参加相关会议,听取他们的政策意见,还经常性地向他们提供研究信息资料。这种外聘研究人员的做法,是国际上很多著名学术机构和智库的运行特点。


农研中心不仅从高校、科研院所、高级干部中聘请研究员,而且从基层官员中聘请研究员。1984年2月6日,杜润生主持座谈会,邀请四位青年县级领导座谈农村工作,这些县领导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安徽。杜润生当面邀请他们担任农研中心研究员。



1984年末,农研中心名称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变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变化是悄然之间发生的。表面上看只是换了个公章,背景却比较复杂。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机构规格,人们通常说是部级单位,实际上这个单位有编制、没级别。这个问题突显出来,是因为一位副主任的级别待遇问题。在主任杜润生之下,农研中心有四位副主任,其中三位原来分别是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副部长,不存在级别问题,但有一位副主任原来是正局级。按照一般想象,当了中心副主任后应该是副部长级,但并不是。为解决机构级别问题,农研中心办公室主任起草了文件稿,让我负责打印校对,但报送出去后没有下文。后来听办公室主任说,上边口头答复这个机构本来没有级别,无需批复。


农研中心没有行政级别,对于局级及以下人员职级安排没有影响。因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研室)可以任命并实现相应待遇。副部级则是农研室自己无法解决的。据说1982年成立时,两个机构的总编制数是100人,其中研究室编制30人,中心编制70人。1986年4月22日办公会传达,总的编制数150人,其中农研室70人,农研中心80人,实际达到160人。两个机构合署办公,既有专业职务,也有行政级别。如果专业职务和行政级别都有,在工资、分房等待遇上则“就高不就低”。这种混合体制构成灵活有力的激励结构。


但是,单位内部对于农研中心机构名称有突出意见。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1984年下半年进入整改阶段,在单位内征集整改意见时,很多人要求把农研中心名称前边的“中国”改为“国务院”。理由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名称缺乏权威性,听起来甚至像个公司或民间机构,用中心名义联系安排事情或者出去办事,往往不被重视,得到的支持配合不够有力。把名称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实际上在机构成立之初就有反映,这次整党又正式提了出来。据说农研中心领导也向高层汇报过,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大家有些失落。


问题的解决非常偶然,发生于秘书处长灵机一动。1984年下半年,当时国务院总理批示,将军队10万辆卡车指标用于支持农村,由农研中心负责给各省分配卡车指标。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农研中心需要向国务院报文请示。秘书处长安排我校对文稿,我将文稿校对后再交处长审核。处长在审核文件稿后,略有迟疑,然后拿起笔,将文后落款单位“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改为“国务院”,变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年轻人很是愕然,质疑:“这样行吗?”处长说:“就这样报吧,他们不给改,我们自己改改看。”几天后,关于报告的批示就回来了。总理关于报告的内容作了一段批示。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不论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还是国务院秘书长,还有副总理、总理,都没有人指出落款不对。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落款单位的名字都写错了,文件应该打回来重新报。也许根本没有人注意文后的落款,或者看到了也不当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处长显然受到了鼓舞,决定改刻新的公章。他安排我和秘书处的一位同事去办理刻印新公章,就用这个有总理批示后的文件复印件做依据。那时候单位刻制公章都在公安局。在公安局,这位同事出面交涉,当工作人员索要机构成立和更名的批文时,他出示了有总理批示的那个文件复印件上的落款,公安局工作人员居然没有再质疑,就批准了。新公章拿回来,同事们很高兴,一时传为美谈。


我至今不知道,秘书处长断然将文稿落款的“中国”改为“国务院”,是否与领导沟通过,也不知道他决定改刻公章时,是否请示过领导。1985年1月,我们换发了新的工作证。公章变了,工作证换了,而工作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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