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 几点批评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5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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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摘要: 本文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做了检讨与反省, 认为在看到繁荣兴盛外表的同时, 必须承认这门学科发展的不充分性和其他缺陷, 如多元化趋势化下的“失重”问题,“进步”意识和质疑意识淡漠的问题,“以科学为业”之精神缺乏的问题, 等等。作者还追溯了中国传统思维造成的消极影响, 提出要对现状展开批评性大讨论, 用“知耻勇而后勇”的态度, 争取这门新兴学科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学; 理论的进步; 批评与反思

我认为, 在目前阶段, 中国国际关系学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必须引起重视:

看上去, 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是一种趋向多元化的可喜局面: 它既是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的多样,又是思想流派、理论学派的多维, 还是探索领域、归属类别的多元; 没有人怀疑, 这些多样、多维和多元的情势, 无论广度或影响力都是史无前例的, 都可算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 在这种繁荣兴盛的现象背后, 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危机, 而且有迷失在多元化森林里的危险。这是一种以往未曾有过的“失重”。多元化势头的形成, 是对长期思想专制的一种挑战和反动, 而持续的多元化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 便是理论神像的坍塌和权威话语的丧失, 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服从老的训条戒律, 是无穷尽的求新异、“非传统”。

于是, 一个严肃但令人困惑的学理问题提了出来: 在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盛行的现时代, 在思想多元化刚刚萌生的当代中国, 是否还存在值得向我们的读者、受教育者和公众推荐的国际关系“ 经典”?如何评判被推荐作品的水平, 由谁来提名和认可,又怎样确认不同理论的效用? 如果说相对而言各个流派学派的作品水准尚可在特定的“ 圈内”大致认证的话, 整个学科范围的规范、权威性以及经典性质怎样认知和规定? 假设求新异、“非传统”的多元化努力, 代表着有生命力的东西, 代表着崭新的创造性过程, 那么这些新东西的价值是什么, 整个过程不同阶段的区分点在哪里, 有没有特定的界限或标识? 是否还存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不同观点、流派、类型都可以接纳的共同话语和知识平台? 显而易见, 假使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均为否定的话, 就有可能加剧目前存在的某种程度的“ 各说各话、互不往来”, 从而无法推动学术研究的正常批评与水平提升。

现在的问题是, 官方教科书认可的“ 经典”基本上是根据国家大政方针的“ 主旋律”写成; 具体到国际问题领域, 现有的教科书完全围绕诸如“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外交”、“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政治多极化格局”等口径性线索展开, 国家重心和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浓厚; 而许多研究人员和教师( 特别是从欧美归来的一批人) 推荐的或被追捧的“ 经典”多半是西方的、特别是当代欧美的, 譬如说, 美国人喜欢谈论的“ 三大主流学派”、“ 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制度论”等等,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子里拥有最大比例的读者群。二者的沟通几乎谈不上。

不妨以经济学—— 一个比较发达的学科—— 作为参照系, 看看国际关系学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与困惑, 某种程度上同样存在“ 中”、“ 西”、“ 马”的对垒, 但必须承认, 经济学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知识领域或者说学科, 尤其在经过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以后, 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概念体系越来越深入人心,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假定在中国像在其他市场经济体一样被理解和接受, 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同角色逐渐明确, 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的过程日益透明, 经济现象的评判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共通性, 人们至少是用“ 相同或近似的语言”切磋争辩。正因如此, 可以说, 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 面对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挑战, 经济学家探讨的“ 假问题”比较少, 探讨问题时水平的高下容易鉴别( 例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中国有很高知名度, 其见解赢得了从中国政府高官到普通学生直至大众传媒的重视) , 在经济领域中外交流比较容易;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放弃放慢多元化的进程, 但它大体保证在“ 同一个平台”上推进。在我看来, 现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仍缺少这样一个“平台”, 或者说共同知识的架构。

二、缺少独立审视的学问态度

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观察, 我认为, 认真思考并区分下述两类理论,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越来越有必要: 一是服务型、应用型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是学理型、审视型的国际关系理论。

头一种理论的重要性毋须多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显然与某些中小国家有所不同的是, 它十分需要、也有理由发展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学说和国际战略思想, 如对各种大国关系的分析和应对思路、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不同设计、国际安全的总体考量和局部冲突的解决方案、全球性南北关系改善的政策性建议、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和能源供应的稳定办法、处理本地区内部各国经贸纠纷的不同路径, 等等。面对这些重大的挑战和难题, 面对国家和民族的诸多期待, 教师和研究人员应当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 献言献策”上面。国际关系学与文学、考古、语言等人文学科不太一样, 它天然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关系, 存在太多太重的“ 高政治”, 势必引起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有出错便可能造成大的麻烦, 因此对这方面的需求不能不有很敏锐的估计。问题是, 涌向政策建议和应用研究的大有人在,无论水平高下, 至少不用愁追随者的源源不断。困难之处在于理解和接纳国际关系理论之非“ 服务”的一面。在当下中国, 人们常常把“基础研究”挂在嘴上, 试图以此区分“应用研究”。我以为这一说法容易造成歧义, 因为所谓“ 基础”到底还是要为“ 上层建筑”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 基础”, 应当还有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人的眼界与气质, 面对复杂情况时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献身科学与忠诚面对真理的精神, 等等, 这些都不是单纯的“ 服务”或“ 建议”所能容纳的。

著名思想家韦伯在“ 以科学为业”的演讲里说道: 当一个人立志以“ 科学”为业时, 是在向自己提出特殊的要求, 那就是理解“ 科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永远承诺追求这种价值。它需要的不只是热情和兴趣, 需要灵感、天赋与创造力, 还需要科学工作者的人格;“ 在科学领域中, 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 才会有‘人格’。”这种人格是指, 他会坚持“ 为科学而科学”, 而不看重通过应用科学而能带来商业上的或技术上的成功, 能更好地提供衣食保障、做出阐释和进行统治[1]( P7- 12) 。韦伯还指出, 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 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 对政治结构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进行探讨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同时拥有两者, 但真正的科学家须明白自己与政治家的功能是有别的, 科学家安身立命的东西是后者而非前者, 他能提供其他的职业无法做到的东西, 例如思考问题的方法, 对审视能力的训练, 使人的大脑变得清晰, 在观察事物时注意完整性[1](P20)。

按照这一标准, 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学者, 不止能够考虑来自政府的或企业家的请求, 譬如说建议在国家安全关系或贸易争端中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他还会发问: 现有的一切如何是有意义的? 还有哪些看似不可能的可能? 好的“ 学问”, 既是“ 学”, 更是“ 问”。他会不停地质疑呈现给他的表象, 评估已有的结论和建议, 拓展更大的想像空间, 致力于提升心智与认识力。他总是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索的状态, 思维的维度始终指向新的未发现的世界。这样的人才算“ 以科学为业”。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 所有伟大思想家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并不是根据纯粹的现实性来思考。“ 如果不扩大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 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前进哪怕一步。除了具有伟大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外, 人类的伦理导师们还极富于想像力。他们那富有想像力的见识渗透于他们的主张之中并使之生气勃勃。”[2](P76)

对这类“不可能性里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 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非常缺乏的。例如, 中国学者很少讨论, 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 进步” 与“ 退步”, 如何脱出现有的国家权力博弈怪圈, 怎样发现国际政治中的“ 小人物”, 依靠什么来推动所谓非主流学派的成长, 在批评他国错误政策的同时如何反省本国政策的失误, 在分析别人教科书荒谬之处的同时怎样检讨自己教科书存在的问题, 在批评譬如说布什被欺瞒的同时如何防备并审视自身视野可能存在的盲点, 等等。它或许可以证明, 我们多数人的“ 学术努力”, 仍然不太像一种探索性的事业,仍然与“以科学为业”的要求有相当距离。

三、学科领域淡漠的“进步”意识

上面多次提到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 进步”的重要。让我们进一步分析, 何以为“ 进步”, 又如何取得这种“进步”? 这里, 不妨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中获取一些启示。

根据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述: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思考力的提升, 既不可能从“ 白板”开始, 也不可能仅仅依赖“ 观察”; 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 发现的意义“ 取决于它修改我们以往理论的力量”[3](P40,310)。“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 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这样一种少有的—— 也许是唯一的—— 人类活动, 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 并且还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正因如此, 只有对于科学才可以说我们经常从错误中学习, 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说到进步。”[3]( P310)科学哲学所说的“ 进步”, 不仅不害怕犯错误, 相反它看重的是出错之后的反驳, 是汲取教训的能力, 是纠正错误的速度。“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 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尤其强调, 一种不能用任何想像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不可反驳性不是( 如人们时常设想的) 一个理论的长处, 而是它的短处。”他指出:“ 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 被发现是假理论, 仍然被赞美者抱着不放- 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 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 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方法总是办得到的, 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 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3](P52)

正因如此, 科学哲学家眼中的进步, 表现为“ 猜想与反驳” 的动态获取知识的过程。波普尔提出:“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会突然发生, 当我们的预期落空或我们的理论陷入困难、矛盾之中时, 尤其是这样。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一种理论内部, 也可能发生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 还可能作为理论同观察冲突的结果而发生。而且, 只有通过问题, 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坚持一种理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 去发展我们的知识, 去实验, 去观察。因而科学开始于问题, 而不是开始于观察; 尽管观察可以引出问题来, 不期而然的观察、也即同我们的预期或理论发生冲突的观察尤其是这样。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 总是通过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 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每一有价值的新理论都会提出新问题, 和谐的问题, 如何进行新的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观察检验的问题。而且主要正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一理论才是富有成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 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做出的最持久的贡献, 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使我们回到了这一观点: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 愈来愈深化的问题, 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3](P318)

联想一下, 衡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的进步, 不光要看单纯“ 量”的扩张, 例如新涌现的各类国际关系学院所, 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标, 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专著和译作, 越来越多的课题和调研项目, 更要注重这些东西是如何超越过去, 有哪些新的内涵和创造性, 它们对以往的理论和思维定式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 以及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怎样看待这类变化。从这个角度评判, 现状是不让人满意的, 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那些相对成熟的学科( 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 。我以为, 关键是我们这门学科尚未在古典意义上的“ 质疑、反驳、批判”与“范式扩大、知识增长、能力提升”之间, 建立起可靠的联系, 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建立这种联系的必要性。严肃学术批评的缺乏是最容易见到的一件事实( 例如现有的书评要么很少, 要么只有赞美之辞) ; 深层次的体制障碍依然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假理论”( 例如, 受到广泛针砭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里, 有许多毫无意义的“ 假问题”) ; 包括一些有才华的中青年作者在内, 多数人在“ 首创”自己的命题时, 似乎从来不参照、不评价国内同行的同类工作; 相关的主管部门显然不太愿意鼓励具有“ 反驳”或“ 证伪”性质的工作( “ 主管部门”概念本身, 便与科学发现的逻辑之间形成矛盾) ; 当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某些见解与官方正式的提法相左时, 最终总是前者被迫放弃或修改( 有关“ 和平崛起”的话题被“ 和平发展”的表述取代的故事意味深长) ; 对很多人来说, 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 不像是一个饶有兴致、富有想像力、在批评中不断创新的领域, 而更多地被当成要么是“ 缺钱”/“ 圈钱”的事情, 要么是“ 太敏感、碰不得”的雷区;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我想指出, 上述妨碍性因素里面, 既有个体性的毛病即教师和研究人员素养方面的问题, 也有机制性的弊端即政治权力与市场利润介入不当的问题;假使低估这些妨碍性因素的消极作用, 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探索事业有质的提升。

四、“中国特色”问题的一面

有关国际关系学之“中国特色”的讨论, 近一时期重新热烈起来。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新加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论点论据, 例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 三个源泉”的看法( 即中国古典中的精华、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思想成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的新鲜经验) ; 二是中国实践达到新的阶段, 国内外都要求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总体上, 我赞成加强这方面的探讨, 思维只有在辩论中才能更加清晰和深刻, 我也希望和相信中国国际关系学最终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但面对当下的具体情势, 我仍然主张用反思性态度, 更多审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不充分的一面, 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同行的差距, 看到中国传统风格的特点之不适应当代变革的内容, 以“知耻者勇”的态度改进自己的工作。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与西方同行相比, 我们的案例研究做得不够好, 不仅数量比较少, 而且不太精细, 没有数量的或实际的依据, 大量的论作都是在做“ 宏大叙事”, 缺乏细致说理和逻辑严密的论证。坦率地讲, 其中不少属于中低水平的重复劳作。细究一下, 这类现象也许不能完全怪罪我们的作者,弊端与积习里有很深的历史原因。像冯友兰先生很早指出过的那样, 中国哲学的气质及思维的方式从一开始便与西人有别: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作品多半比较简短, 多半看上去缺乏系统的推理与论证, 与西方著作相比名言隽语有余而比喻例证不够, 主张微言大义, 言有尽而意无穷, 道不可道、只可暗示[4]( P10- 12) 。他举例说:“ 打开《论语》, 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 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 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 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 简直感到茫然。”[4](P10)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对照,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今天的中国教师和研究人员长于宏论而短于案例、喜好类比而虚微推理; 别的学科的情况不敢妄言, 我相信用它来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还是适合的。

李泽厚先生对这一现象更有深刻、精彩的解说。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里指出,“ 实用理性” 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中国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开盛、发展和长期延续的。它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 兵”、“ 农”、“ 医”、“ 艺”有密切联系, 它们分别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 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着直接的关系。“ 从而, 从哲学看, 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虽然非常丰富而成熟, 但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 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 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 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5](P303- 306) 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更明确地进行了鉴别:“ 与古希腊哲学‘ 爱知’为特征, 寻求宇宙的本源根底,以了解自然、追求真理为己任不同, 中国先秦哲学大都是一种社会论的政治哲学, 它以‘ 闻道’为特征, 要求理论联系实际, 服务于实际, 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人生问题, 以‘ 救民于水火之中’和‘ 治国平天下’。西方基督教曾促使与实用无关的理知思辨和情感幻想充分发展, 从而精神变得精致, 中国哲学却执著于人世实用”[6](P321)。

此外李泽厚还指出, 中国思维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不是宗教, 因而它没有非理性的信仰因素和情感因素, 来阻碍自己去接受外来的异己的事物, 这本是好的地方, 但也容易造成改变和同化外来思想中与本系统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 使其丧失原意”的倾向[6](P321- 323)。在分析和比较了中西思想传统的各自短长之后, 这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中国青年思想有极大影响的哲学家语重心长地提醒说:“ 所有这些, 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今天, 在保存自己文化优点的同时, 如何认真研究和注意吸收像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 使中国的实践( 实用) 理性极大地跨越一步, 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 便是一件巨大而艰难的工作。它也将是一个历史的漫长过程。”[5](P306)

我很欣赏和赞成李先生的见解。就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前景而言, 无论如何必须确认, 我们必须补上缺失的一课, 即用更加细致的、推理的、逻辑的、精确的、实证的方法, 改进和完善外交、安全、战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 即便我们这一代人或这几代人做不到这一点, 也要教育和推动后来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不意味着减弱对亚青等人所提到的“ 三个源泉”的发掘努力, 相反它会令我们的“ 工具箱”增添更多的东西, 令中国的思维方式更便于让国外的同行了解和接纳, 尤其令那些今日困扰我们的多重障碍因素降低其消极性, 令中国人的学术和思想在一种开放的姿态下充实、提升和发扬光大。

五、一个惯常说法的漏洞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 是众所周知的一个重要政治判断, 是我们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各种国际场合经常说的一句话。它宣示了当代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善意。应当说, 这种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总体考虑之上的判断, 确能找到很多依据, 仅从思想史讲, 就有孔子的仁义忠恕学说, 墨子的非攻说和兼爱论, 孟子的王道说和侧隐说, 以及传统中国人的“ 天下观”、“ 求大同存小异”的境界等。人们可以把“ 仁爱”与“ 合和”看成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线索, 它们也是今天应当大力发掘和鼓励的。当代中国外交倡导的一些重要内容, 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和谐世界”理念, 都能找到思想的传承性。

但是, 政治判断毕竟不等于学术分析,“ 历来爱好和平”的判断终归过于简单, 它用于对内教育时无助于年轻人洞察历史, 对外宣示时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我们学者在做研究工作时, 还应仔细梳理中国历史和思想系统里的其他线索, 把它们分门别类、区格定位, 然后有针对性地考察对后世的不同影响, 进而提示今天的中国外交如何扬长避短、增信释疑。

比较中会发现, 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的“ 和平主义”并不一样: 后者抗拒一切形式的暴力,倡导无条件的和平, 对国家机器及其动员方式多持抵触态度; 而前者看重军事的“ 师出有名”, 主张“ 伐无道、诛暴虐”, 强调主政者有责任推动正义战争, 类似思想在官修正史或民间演义里可以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诸子百家里有兵家、法家、“ 权术势”的各种流派, 有“ 上兵伐谋、下兵攻城”的各种韬晦。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不乏各类冲突、战乱、征伐, 包括某些严酷无比、令人心悸的残杀事件。对于这些, 中国的史官文化总有自己的不违反道统的解说, 听上去似乎有理, 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展现的, 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多样、充满变化和起伏的画面, 其中既有令民族自豪、让外界敬佩的宣示, 有各种慷慨的经贸和金融援助( 20世纪60- 70年代对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援助, 1997年对亚洲一些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的援助, 近几年对非洲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对印度洋一带受海啸袭击国家的援助) , 有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出色表现( 在柬埔寨、中东、非洲和中美洲等地执勤的中国军人受到的都是最高的赞誉) , 有解决朝核问题时的建设性、创造性的重大外交举措, 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摩擦和麻烦, 如涉及雅尔塔体系的列强博弈, 涉及主权纠纷的武力使用, 涉及邻国及周边区域的其他冲突, 像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苏珍宝岛争夺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的“ 擦枪走火”, 等等。

既有的权威教科书对这些事态的各种解释, 我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对它们的研讨分析, 是不充分的和缺少数据的, 至少可以说没有建立起科学严谨、令人服膺的解释框架。不用说, 它们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和矛盾, 可能造成社会内部的某些困惑和外部世界的某些不解。放宽讨论的范围, 不难发现,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里, 粗略、笼统、含糊的说法还有不少, 如“ 大国关系时阴时晴”,“ 热点冲突起伏不定”,“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难以撼动”,等等。不能不承认, 这些听上去简约生动、富于暗示的说法, 在外交斗争的国际场合, 在时间有限的研讨会上, 使用频率之高、赞赏或批评者之众, 给人留有深刻印象, 另外, 它们对于政治策略的运用很有好处, 也是我们经常出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须掌握的“工具性词汇”。

然而, 严格用学术尺度衡量, 按照科学的标准思索, 这类表述包含的歧义太多, 内在的逻辑推理模糊, 可供佐证的事情往往大相径庭, 属于是似是而非的非科学命题; 基本上, 它们无法取代学术之网的筛选和分析家者精细的解剖, 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结论和学理之言, 不易在国际同行之间交流沟通, 很难形成学科建设的阶次步骤。我们当然要懂得, 政治的和外交的表达, 在借用历史典故和用语的时候, 只能也必须采取“ 合用的样式”, 即选取传统思想文化里较有利的线索作为根据, 但作为学术研究和客观审视的过程, 研究人员更多要寻找可靠的证据, 挖掘大量的可验证的事实, 通过公认的分析范式或程序, 对之梳理解析、探究根源, 发现背后的东西, 权衡不同的利弊长短, 揭示真理性的知识与权宜性的考量之间的分野。关键是, 我们的研究者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是否证实或证伪了这些问题, 它们对于扩大民族的视野或提高人的心智有什么作用, 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或思考方法的转换有什么价值。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者, 不能把自己的事业仅限于写“ 形势报告”, 或与各个部委“ 政研室”的工作等同起来, 那样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我说这些看法, 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以往的外宣口号和教材提法, 而是着眼于改进我们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 提升中国研究者、学问家的审视力和想像力。无疑, 在现今中国这样一个变革时代, 真正客观、准确、精细、系统的科学研究, 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也是进步中的政府、公众乃至整个民族所需要的。

简短的结论

概括地讲, 中国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落后至少表现在:

现阶段多元化的蓬勃发展, 缺乏科学定向的坐标和共同知识的平台, 相反, 它看上去比较像无所约束、四处伸展的树杈和藤蔓;

相对于应用型的研讨而言, 审视型和批评性的严肃学术努力很少, 为科学而科学、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的人格精神未受到鼓励;

“ 进步”范畴未受重视, 这不仅指对国际关系现实中的进步缺少研究, 还包括知识学意义上对“发现”、“纠错”价值的忽略;

对长久以来沿袭下来的中国传统表述方式,尤其是其主张“ 微言大义”并带来逻辑严谨性不够的弱点, 没有很好地思考和批评;

在我们习惯使用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词汇里,普遍存在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问题, 许多事件和趋势的解说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

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假如细究下去, 还可发现其他缺失, 如:

在叙述的精确性方面, 包括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方面,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做得比较差, 譬如讲很少提供高质量的计量研究成果;

在阐述政治哲学方面, 尤其是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提供独立而深刻的思想见解;

在范式的批评与超越上,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提供国际上有影响的概念、方法和系统的学说, 鲜见对这门知识的进步有任何重大贡献;

在理论的渊源与构造上,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少认真思索与仔细梳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 如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 的传承或交叉关系;

总体而言,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鸣极少,“ 理论的理论” 在这个新拓展的学科领域里属于最少开掘的角落。

我建议, 对于我们这一学科发展的不充分性及其原因, 应当展开深入讨论, 像国外这一领域过去的“ 三次大辩论”那样, 把各种问题暴露出来, 让更多的人产生紧迫感。这可能不失为目前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获得提升的一条捷径。

* 本文取自王逸舟主编《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1995- 2005》的绪论, 此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 德国]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2][ 德国]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3][ 英国]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 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6]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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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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