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边疆政治与中国的近代转型──对中国近代史上边疆、族群历史书写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18-07-25 14: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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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 (进入专栏)  

   本文刊载于《原道》32辑(2017年12月)。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台北)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摘要:边疆政治史、族群政治史在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边缘地带。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却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与外在呈现。中国自16世纪中期开始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浮现出近代性,标志之一就是王朝第一次从战略和制度层面改善王朝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缺陷,使得王朝由“文明”型态的国家开始转型为“领土国家”。列强改变了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地位,则成为中国“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化的动力:国家对外的定义和内部臣民的定义都必须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国需要转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须得到保存,只是它的外在形式不得不有所变化。即使近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势力奋力模仿包括“种族革命”、“一民族一国家”等模式在内的西式近代化,最终仍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自身历史演进的逻辑,无法彻底拆解中国自身历史演进过程所建立的族群政治架构。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写中国史,将非汉人群体和“边疆”置于中心,观察在“现代化”、“革命”与“战争”等话语下的“边疆”和“族群”现象,边疆史和族群史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意义和比重将会明显增加。

   关键词:边疆政治,族群政治,近代性,领土国家,现代化,革命,战争。

  

   边疆政治史、族群政治史在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边缘地带。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却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与外在呈现。

   早在17世纪,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即是清朝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石;20世纪初,满、汉菁英又揭橥“五族共和”的主张,试图挽救濒危的清朝,最终甚至以放弃政权的代价,换取中华民国接受“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五族共和”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嚆矢。

   从19世纪起,列强也是从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入手,试图摧毁此前以中国王朝为核心的传统东亚政治秩序,进而肢解王朝中国。为此,日本、俄国和西方的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研究,有意选择与中国史学不同的视角。近年来,累积近一个世纪的这类研究开始影响华人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随之而来并不断发酵的,也包含西方中心史观或者经过精心包装的西方中心史观。

   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关照近代中国的转型议题,除了刺激历史研究在“民族国家建构”议题上的再思考之外,也激发我们对于“现代化”、革命、战争与文化等议题的重新思考。本文有意针对涉及中国近代转型的九个方面的议题,提出一点初步的思考,抛砖引玉,希望从不同角度引起对中国近代史书写的新关注。这九个议题是:(一)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与近代性;(二)列强所推行的民族国家秩序与中国的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三)“主权国家”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四)王朝遗产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五)边疆和少数族群连结中国与世界;(六)边疆转变为边界:人的因素;(七)“现代化”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八)“革命”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九)战争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一、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与近代性

  

   清朝结合明朝与内亚两种政治模式的有效成分,在扩大并巩固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同时,部分改变了传统朝廷与臣民的关系模式,加快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这样做的代价,是正式将族群政治推到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换句话说,从一个角度看,族群政治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

   假如我们同意,中国自16世纪中期开始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浮现出某种“近代性”,那么,这种性质的外观标志之一,就是王朝第一次尝试不仅从战略上,也从国家政治制度架构、政治制度体系的角度翻转传统农业王朝长期面临内亚游牧势力威胁的局面,从战略和制度层面改善王朝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缺陷。这一努力,使得王朝由“文明”型态的国家开始转型为“领土国家”。

   自13世纪后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开始,中国王朝的世界观开始转变,标志之一是,蒙古统治者不再沿用中国历朝以西周封国、地域名称为国号的传统,而改采寓含时空无限而一统之意的“元”为国号(这一改变成为明、清二代的范例),元朝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13-14世纪的初始全球化,而其从广袤的欧亚大陆其余部分带到中国的多元文化因素,被它的汉人继承者明朝接收。明朝的政治文化不仅沾染到内亚的因素,也将经有元一季模糊化的夷夏界线接收下来,明朝在西藏、西南和东北方向的经营,已然朝经济一体化的方向移动。从明朝中期开始,在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互动中,西方的因素急遽增加。西方因素不仅来自东部沿海,也来自与中亚、南亚接壤,或为明朝边疆,或为明朝藩属的王朝陆上边缘地区。西方的扩张,在其外表上拥有海洋贸易、(以经济贸易为核心功能的)都市化、近代工业和火器军事等技术特征,但其核心内容却是迥异于亚洲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体系的扩张,对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缅甸史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两个重要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即崛起于印度洋西东贸易之中,而活跃于印度洋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万历明缅战争和乾隆清缅战争;俄国从陆地上向亚洲扩张也对中国王朝与蒙古各部和东西伯利亚的关系造成重大威胁。清朝真正警觉到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遭受挑战,乃于〈尼布楚条约〉中界定“中”、“外”的界限,将原本一同归类在“外藩”的蒙古与俄罗斯明确分隔在线的两侧。

   有关清朝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有三个需要深入观察和讨论的焦点。

   第一,面对清朝将“满、蒙、回、藏”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权力体系内,五个族群间的政治关联与互动,构成了清朝战略安全的有机防线,因而共同构成清朝整体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部份。可以说,早在17~18世纪期间“五族共和”格局即已实质形成。这样,满洲精英在20世纪初试图用“五族共和”的论述对抗汉民族主义革命派“驱逐鞑虏”的种族主义论述,他们所揭橥的不过是清朝的国策而已。[1]

   第二,中国历史开始呈现近代性,并不是对西欧近代社会的被迫或者主动的模仿;中国自身的近代化源自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源自中国历史独特的动力与独特的演变逻辑。16世纪中期以来中原-内亚的商业连结,包括山西、湖北、安徽、天津等地的商人与蒙古、云南、新疆、西藏区域的互动,成为中国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结成整体国内市场的经济动力;而中国经济借着规模空前的市场链接,超越了农业和游牧分割的状态。质言之,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转型也有类似“海洋化”的现象,但“边疆”才是中国的海洋。而这种“海洋化”并不简单等同于新清史所描述的“类似英、俄的殖民扩张”,比较接近事实的描述应该是:清朝将中国历史上边疆与中原的长期互动合并,使得长城成为中国的腹地,北京成为国家真正的中心。

   第三,“新清史”强调清朝的内亚文化与政治渊源,并将这一渊源与清朝对汉人的统治视为一种对立的“二元”结构。这种观点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满洲统治集团入关之前,即已确定夺取“中国”之“正统”的目标,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除了利用汉人农耕地区可靠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建立坚固的统治基础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基于这一建立在政权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立场,清朝族群政治的核心内容,乃确立在蒙古议题之上,具体而言,是“中原-满汉”与“游牧-蒙古”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为了主导这一关系的方向,满洲朝廷乃利用满蒙之间的联姻笼络蒙古人;利用满-蒙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引进西藏因素削弱和控制蒙古人;联合喀尔喀蒙古打击准噶尔蒙古,在这一系列关系中,满-汉双方的利益取得了高度一致。[2]为了维护整体族群政治结构的稳定,清朝只能不断强化满─汉之间这种利害相同、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满洲统治者在中国西部山区推行“改土归流”,即是在长期有利于清朝统治的前提下,直接嘉惠了汉人移民。

   “新清史”强调清朝“二元”结构的观点,显然低估了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内亚关联,以及中国历代郡县制与封建制长期并行的史实。自西汉以来,朝廷因统治力辐射范围的限制,只能在汉人集中的农业区域实行郡县直接统治,在边远、非汉人集中的区域封建当地上层,实行间接统治。这两种制度固然不一致,但却构成了中国王朝政治完整的政治架构。[3]

  

二、列强所推行的民族国家秩序与中国的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挑战,恰是以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为切入点。因而,要观察近代史上西方对中国本身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中国的边疆政治史和族群政治史作为起点,有其必要。

   早在17世纪中期,俄国即利用蒙古与清朝间尚未完全确定的关系性质,试图控制与中国有着长期历史和文化关联的中亚和东西伯利亚;19世纪的英国则利用了藏人、突厥穆斯林与清朝的关系,试图控制西藏与新疆南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更利用其与琉球、朝鲜、满、蒙的地缘、历史和文化关联,意欲全面取代中国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在19世纪后期越出西欧,进入东欧和亚洲。这个过程当然是西欧列强主导的。就中国的例子而言,西方和日本都是试图透过赋予中国藩属和边疆非汉人群体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中国主导的,以朝贡为外在形式的多元礼仪制度和其背后内在的东亚传统政治秩序。

   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地位的改变,成为中国“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化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并不甘于无条件接受西方的“nation”观念与“nation”体制,[4] 而是立足于中国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的现实,承认中国内部各族群间的历史与文化差异,同时建立“五族”和(“五族”之上的)“国族”概念,在边疆政治中延续族群有条件自治的传统,这一抉择,成为1950年代中国大陆从事“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滥觞。[5]

  

三、“主权国家”与族群政治

  

   尽管已经设立了前提条件,面对从规模、技术到性质,种种前所未有的外来威胁,清朝为维护王朝的政治势力和利益范围,被迫,或主动改采列强的国际政治规则,试图将自身转型为近代史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试图将内部并行的两种政治制度统一为一种政治制度,导致奠基于清朝“五族共和”概念之上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与“中国各族人民”概念的形成。

   19世纪中期开始,列强对清朝势力范围和国土的蚕食黥吞,使得清朝必须援引西方列强本身的规则,说服西方相信自己的主权国家性质;同时也有意说服并动员其臣民:一方面,国家对外的定义和内部臣民的定义都必须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国需要转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须得到保存,只是它的外在形式不得不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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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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