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辩证法”的“妙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4 次 更新时间:2018-07-21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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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早期苏联的政策在摸索中前进,对马恩的文本还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在“理想”还没有完全消退之前。但是他们发现面临着一个遵循和脱离的两难选择:凡是照老祖宗的话去办的时候就会危及到政权,凡是放弃它去紧抓政权的时候,又会背离马克思的“初心”。

久而久之,他们摸索出一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背离马思想的策略。而且每一任新的领导人要创造另一套话语系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这样导致观念以及用词的转换,都缺乏必要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处理这种“尴尬”的关键就是大肆弘扬列宁的“辩证法”。

列宁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他强调“辩证法”的特点,是强调意识形态必须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并无限制地强化了“斗争法则”,“对立面转化”、会“中断渐进过程”,它是“旧的东西消灭和新的东西产生的钥匙”。

所谓的“发展是按螺旋式的,而不是按直线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是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苏共坦言,“唯物主义者之所以研究哲学,完全是为了实践目的,为了其武器,”尤其是青睐其中的“辩证法”。

什么叫“辩证法”呢?俄国老百姓都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人嘴两张皮,说什么都有理”。这样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诡辩学说,成为为自己行动寻找合理性的一个“万能武器”。熟知苏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辩证法”是该党话语中一个特殊性的术语,凡是在大量使用“辩证法”的时候就是没法自圆其说、又需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理由的时候。

比如,每一条规则都可以找到例外,即所谓“黑天鹅”也是“天鹅”。列宁将“具体性”和“相对主义”作为辩证法的本质加以发挥运用。而这方面他坦诚是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触类旁通”。车氏在《论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中化了几页的篇幅来谈论黑格尔著名的“辩证法思维方法”。列宁对黑格尔的兴趣就是从别、车、杜等平民知识分子获得启示的。

“这整整一代年轻的‘神学院的学员’们认为,抢劫甚至谋杀都不是犯罪,而是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一种‘高尚的反对’”。纵观整个东正教哲学,没有缜密的逻辑关系和环环相扣的剖析论证,缺乏繁复而自洽的逻辑推演,有的只是超验体认和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引导,把中间求证的具体环节略去。这很容易形成俄罗斯人的一种神秘而浪漫的、着魔般的跳跃思维方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功利主义社会变革的理论对列宁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列宁思想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回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去”。从1907年开始他大量阅读和订购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并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中按车氏的模式进行哲学“整顿”。

从他这一时期批注的著作可以看出明显的反驳普列汉诺夫,实际上是“批评恩格斯,修改了恩格斯的某些原理”,而“捍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特点。此后列宁的思想资源中源自俄国思想史上“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远多于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自己道德上的先辈,而且越往后发展民粹主义深层的影响就越能够体现出来,以至于由列宁完成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下把民粹派的阴影投射到布尔什维克心灵里的“创举”。

普列汉诺夫说:“我从不认为列宁是多么杰出的理论家,他同马克思主义的不一致的是,他的思想更容易为这些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最少修养的‘实际工作者’所接受,这种情况给他造成一种声誉,他对这种声誉实在满意不过了”。因为他在俄国流亡者中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马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个过程中他便把自己的“私货”夹带其中了。列宁就这样把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他一边批判民粹主义一边把民粹主义的因素发扬光大。

孟什维克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德说,十年前,我曾把“列宁主义者”比作社会民主党内的“黑色百人团”之流的双料罪犯,并非仅仅出于辩论时的激进的冲动,而是出于深深的信念。这个比喻对于他们现在夺权和维持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也是符合的。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是无法解决他们困境的。

众所周知,布党源自平民阶层的排他性的“正统真理观”是不容置疑的。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偏偏这种“真理”本身就是缺乏内在支撑,其核心理论是经常“漂移”的,概念是可以转换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可以在逻辑上理顺的东西,“辩证法”便应运而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推理变通——不顾一切手段地接近所设定的“最高目标”,对后来的革命者影响极大。在俄国革命理论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论都是通过这种“变通”演变出来的。

这些平民思想家哲学基础薄弱,理论概念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求证而被辩证转化了。有了“辩证法”这个工具,一切原来逻辑矛盾的东西,就都可以理顺了。辩证法就是道理可以两面讲,坏事可以变好事,这样做坏事就没有什么顾忌,并且把感情宣泄和仇恨神圣化和正义化了:罪恶可以转化为善良、黑暗可以转化为光明,人道主义可以转化成非人道主义,作恶可以转化成“为民”,施暴可以转化成“带领俄国走出黑暗”,唯我独尊可以转化成“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了迎合青年人需要的“经典哲学家”后,再到“70年代实证主义被拉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改造成‘主观社会学’,这种社会学遂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圈内粗浅的哲学”。

从实证主义把持思想界以后,俄国知识群体的抽象思维水平大大降低,再到列宁主义哲学的建立,这种“三段式”进化模式,把俄国“最杰出的哲学思想完全置于一边”。在“机械的粗俗的唯物主义”中形成的恺撒王国里,对作为生命力量的独立个体的漠视便风靡起来。当时就有哲学家警示,这种只图一时的“现实成功”,总有一天会在这个链条的断裂中“自我毁灭”,然而更可怕的是此后造成的俄国文化“断裂”,恐怕几代人都无法修复。

1917年布尔什维克对民粹主义的扬弃发生的颠倒,从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变成了民粹主义之友、自由主义之敌;从批判“人民专-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从弘扬政治自-由走向践踏政治自由,认为“民-主妨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从反对土地国有、村社化到“把村社放在第一位”;从反对俄国特殊论走到和民粹主义抢潮头,把原来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

1917-1918年布党对民粹主义的三次大分化,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打击社会革命党,联合最高纲领派、村社共产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每次都是取其原教旨主义、宗法性强的一派打击倾向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派。直到把社会革命党全部关进监狱,并对封建主义、农民、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的变化。

列宁从党务上的民粹主义发展到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由“否定的”民粹主义到“肯定的”超民粹主义,从而完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轨道,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借壳上市”的外包装。

但列宁和斯大林的不同在于,前者在实用主义的同时,有时还会向马克思主义借用一些理论,或者表露出一些带有欧洲文化的东西,毕竟他两次侨居在欧洲待了15年,而后者则是最大限度的借用沙皇专制制度中的旧俄文化特色,以传统混合苏联政治文化中的内容。

革命党庸俗实用主义策略以及伸缩自如的灵活性有利于夺取政权,但是却留下了一堆跳跃性很大逻辑混乱、内涵空泛的理论,留下了太多的阐释空间。俄共理论的漂移性很大,使其很难确立以一贯之的原则性和固定价值体系,由于缺乏紧密的具有内在性的逻辑价值,政权解释系统发生“自相矛盾”打架是太常见的景观。

1947年美国驻莫斯科代办凯南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苏联政权是一个对理性逻辑接受差的政权”,这其中辩证法的“诡辩转化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如同恩格斯批评那些所谓“唯物主义者”,“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认为非常了不起了”。对他们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通观列宁的讲话和文章,“‘转变’一词是他语汇中最常用、最深刻的词汇之一”,与此同类的“转化”、“转换”、“辩证法”、“飞跃”也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在列宁发生一些不合乎逻辑的跳跃性的“突变”时,他都会“突然走进辩证法的领域”,以“革命辩证转变”作为解释其理论“矛盾性”的杀手锏。列宁的“难以捉摸”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是出了名的,他“无与伦比的‘辩证法’技巧”让所有的人都望尘莫及,列宁自己此为此感到得意。

列宁指责孟什维克,说他们主要的弱点是教条、僵死、机械的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们寻求解决具体问题时只会依赖抽象的普遍的规则,一定要和创始人原初理念保持一致,而布尔什维克“绝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只要有利于革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针对普列汉诺夫等人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应当是有原则性的,列宁嘲笑他们不懂得“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这是不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

在实践中违反规则恰恰是体现了辩证的敏感性,所以美国学者罗·瑟维斯认为,不是哲学塑造了列宁的实践,而是列宁的“政治产生了哲学”,辩证法只不过他政治上随机应变的理论依据”。

伊·伯林就一直试图解释,“共产主义如何从那种反宗教的、理论性的抽象学说变成了列宁主义的形式:一种狂热的狭隘的、半宗教式的信仰”。如果仅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他所吸取的养分——平民知识分子的哲学体系中观察,的确很难找到“突变”的基因。

马克思的理论在西欧也面临许多问题,未必能够行得通。但也就是行不通而已,马克思理论在西欧的认同者至少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理性的而非神秘主义的解释,但在俄国它完全被列宁变成了狂热的宗教。

可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上反正两面的话列宁都讲过。有研究者认为,列宁既可以说是最残暴,也可以说是最民主,即是魔鬼也是天使,他的很多东西都是缺乏逻辑性自相矛盾的。

熟悉列宁思想的人,完全可以做到用此列宁来反对彼列宁,也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用“新列宁反对旧列宁”是他自己完成的。以丧失原则实现目标,到头来俄国社民党(布)中马克思的东西已经被阉割的差不多了,而在实践中仍然一边实行民粹主义,一边批判民粹主义,这一套路着实迷惑了不少人。

到了后来实用主义和功利性发展到极致,在党内斗争中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联左打右、联右打左,只要有利于权力,与任何人之间的排列组合都是可能的。尤其是消灭某些人的肉身却拿过他的主张,反过来骂别人是其自己思想的背叛者,这是列宁拿手好戏。

当年他骂民粹派借口“人民专制”反对“政治自由”,后来他的“专政”比民粹派厉害百倍,却说民粹派的罪过是鼓吹政治自由,好像他过去没鼓吹过似的。

季诺维也夫曾得意地声称他们搞了一场“奇妙的历史化装舞会”:两个对手带着面具对舞,终场把面具一扯,原来“你”是我,而“我”是你!这种“历史化装舞会”的脚本就是所谓的“辩证法”。

土地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俄国民粹派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论战的主战场,列宁为了反驳民粹派的土地纲领不知写过多少文字。但是1917年革命一开始,列宁就发现农民欢迎的是民粹派那一套而不是自己过去讲的那一套。他马上宣布:我们的土地纲领已经改成“从社会革命党(按即民粹派)那里照抄的”一套了。

但社会革命党必须为此受到镇压,因为据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但是我们“照抄”他们的纲领,不是也背叛了过去我们与他们论战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了吗?这难不倒列宁: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而我是掌握了这些发展的人,所以我讲的永远是对的,你讲的永远是错的。如果我今天讲了你昨天讲过的话,那对不起,你就没有必要活着了。因为正确的话怎么可能从你、而不是从我嘴里讲出来呢?

苏俄头几年搞的“粮食征集制”严重损害了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家在农村的水兵们几年后实在无法忍受,发动请愿要求废除此弊。列宁事后也确实做了这件事。

废除“粮食征集制”后怎么办?孟什维克首领唐恩说应该实行“粮食税”,列宁后来就是这么办了。但是你以为列宁就会饶了那些水兵和唐恩吗?相反!那些请愿水兵犯了“喀琅斯塔德反革命叛乱”的大罪,即使逃到国外几十年都要抓回来;唐恩当时倒是只被“仁慈地”驱逐出境,但紧接着就发动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大审判”,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谁让你们说在我前头?

诸如此类的事一多,说和做脱节的模式就此形成。很多个人形而下的考虑都可以在真理、正义的掩护下进行。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一直指责列宁是“波拿巴主义”的忠实信徒,而托洛茨基后来就把斯大林主义概括为一种苏维埃的“波拿巴主义”。后来他们摸索出的解决病症的药方是:首先一定要确保我的政权,至于什么传统、道德、生命、法律统统都在其下,从辩证法里总能找到把“破绽”“不圆编圆”的办法。

1936年苏联哲学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根据党的决议,要批判西方哲学那种所谓“高智商游戏”中产生“纠缠不休的病态思想”,苏联“哲学必须为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对已经被驱逐出境的哲学大师们看来,这是对“哲学”最大的讽刺。

所周知,“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爱智求真”的意思,是指人类精神世界中追求思维探索的本能,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自由驰骋的地带”,是“人类精神自我意识的途径”,哲学从它一诞生就是人类的一种反思活动。

即便是在“尼古拉反动年代”,“捍卫哲学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底线”,现在竟然连这块阵地也“失守沦落”了,哲学只能为一个政党服务,由一个政党垄断了“哲学”的解释权。哲学在苏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拙劣的摹仿品。

用斯大林的话说,哲学家是在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脱节的弥缝工作”,变成了执政党派政治表达的“外包装”,变成了“打人的唯物主义”,这不是对哲学本身最大的嘲讽是什么呢?把哲学这种具有探索询问功能的人文追求变成单一的某一种思想的功利性的“补丁之学”,变成宗教或是意识形态,变成“为稻粱谋”的一种营生,它就已经不是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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