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闲堂的本意
程千帆（1913-2000）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房称作玄览斋，自称玄览居士。但文革伊始，全家便被扫地出门，从校区中心的精致洋楼搬迁到了荒僻之地的简陋平房，日日与蛇蝮虺蝇为伍。玄览居士已无玄览之居，此号也就废而不用了。但程先生的另一别号——闲堂，却用其一生：其晚年诗文书法作品或署闲堂、闲翁，又钤“闲堂老人”、“闲堂老人八十后作”等印章，还有《闲堂文薮》、《闲堂诗文合抄》以及《闲堂书简》等著述陆续问世。于是闲堂之号在学界渐渐地广为人知。
程先生在《闲堂自述》中说自己“四十以后，别号闲堂”，但对此未作具体的说明。承张伯伟先生见告，以前他在研究钟嵘《诗品》时曾与韩国的车柱环教授通信，车柱环教授也号闲堂，张伯伟先生因而请教程先生此号的由来及含义，回答是：当时担任系主任，非常忙碌，所以就用“闲堂“之号，取义于陶诗“虚室有馀闲”，希望保持心情宁静。程先生的回答简洁明了，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故可视为闲堂的本意。
按照中国虚岁年龄的算法，1952年的春节程先生开始步入不惑之年。当时，他奉命担任土改总团副团长、第一分团团长的职务在汉川参加土改已有3个多月的时间。土改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春节也不能返校回家。如果是在此时取义于陶诗而自号闲堂的话，那么，这确实体现了“虚室有馀闲”（《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或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的愿望。春节之后返校，程先生的工作与生活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到严厉的批判并被撤销系主任的职务。如果是在此时取义于陶诗而自号闲堂的话，那么，这就更加强烈地体现了对保持心情宁静、专心于学术的希望或向往。
不过，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闲堂原是一个优雅的审美意象，例如王昌龄《裴六书堂》诗有云：“闲堂闭空阴，竹林但清响。”韩愈《夜歌》诗有云：“静夜有清光，闲堂仍独息。”因此，闲堂既有作者自觉限定的本意，还有能够超越作者本意的意蕴。对于程先生的闲堂之号，也不妨作如是观。换言之，闲堂之号伴随程先生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其人格与学术已经赋予闲堂之号丰富的涵义，故而值得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法下一番细读的功夫。
二、自嘲与自励
从程先生的自署手迹来看，闲堂之闲一般写作“閒”，这一闲字最常用的意义是闲暇，即没有或少有活动、事项，与忙碌相对应。明代首辅申时行辞职回乡以后，名其书房曰赐闲堂，其文集则曰《赐闲堂集》，其中的闲字用的就是这一义项。不过，申时行已做官多年，年老体衰，理应致仕，他自己也愿回乡休养，故感谢皇帝的恩准辞职。所以，申时行之闲原是有准备的主动之闲。而1952年年富力强的程先生不再担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这既不是主动的辞职，也不是任期届满的正常免职，而是因思想改造表现不好被当时掌握学校实权的徐懋庸撤职，故程先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例如他在1957年整风之初申诉：“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所以，与申时行之闲相比较，程先生之闲原是无准备的被动之闲。出乎意料而不得不闲，却仍以闲字自称，在这种情况下，闲堂之号便可见出程先生的自嘲和不平之意。
但程先生之闲只是官闲而不是身闲，即开始闲于行政事务，而并非闲于教学和科研。1957之前他立下以一人之力撰写数百万字文学通史的雄心壮志，并勤奋著述，坚持着每日3000字不下桌的进度；1957年之后，程先生非罪遭谴，其教学科研的正当权利被剥夺长达18年，但他仍然尽一切可能坚持学术研究，即使在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白天放牛挨斗，晚上仍然细读晋隋八史。1977年6月沈祖棻先生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程先生在处理完丧事之后便带伤忍痛，用了10个月的时间，以每日2500-3000字的进度整理沈先生的遗著。次年幸获机遇重返教坛，程先生更是立志夺回失去的18年时间，在人生旅途的最后20余年当中培养了19名研究生，出版了15卷文集。上述事实可证，在程先生那里，如果说官闲是被动之举的话，那么身未闲则是主动的追求。以闲字自号而实际上并未闲着而且非常忙碌，这一闲字显然具有提醒自己勤奋进取的作用，从中又可见程先生的惜时自励之情。
三、自由与自得
由此也就可知，闲堂之闲不仅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且还是主观心态的显示。换言之，闲堂之闲是官闲但更是心闲。这恰如陶渊明《自祭文》所说的那样：“勤靡馀劳，心有常闲。”这种心闲，其基本涵义是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够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保持从容不迫、自在自得的超越心态，维护独立自由的人格尊严。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回归田园，在辛苦、贫穷的生活中仍能感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这些流传久远的事迹正是心闲的具体表现。
在程先生那里，其家学与师承都尊崇孔子创建的民间私学传统而反对官学的独尊、垄断，而程先生认同这种立场，其自由独立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认为张之洞将书院改为学堂是“狃于三代以官为师之制，阴遂其唯我独尊之怀”，将导致“师尽为官，众师皆以日中为肆”的恶果。程先生自认章黄学派传人，而章太炎也认为张之洞兴办官学将导致“惰游之士遍于都邑，为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的恶果，故主张政学分途，学以求是而非急切干禄或横与政事。在家学与师承的影响下，程先生在民国时期即高度肯定民间私学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例如《文论要诠》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的按语中说：“孔子以前，学在官守；孔子以后，学在私门，所谓功贤尧舜者，殆谓此也。吾国文学与时代之关系，扬搉根极，惟此事为最著最要，学者不可不究心也。”可见程先生对孔子开创的民间私学传统的高度重视。同时，程先生也认识到以学术为政治工具的弊端，否定急功近利地以学术为政治服务。例如其《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一文明确地指出了晚清以来的公羊学派“本依附改治而光昌，亦以政局之变更不旋踪而消灭” （《斯文》1943年第3卷第3期）的必然结局。
光绪29年（1903）程颂万年近四十之际曾以《闲堂》为题作七言绝句八首，程千帆也恰好在年届四十之际以闲堂为号。这或许只是偶然的巧合，不能因此就把程颂万的诗作视为闲堂之号的出处。但既然程先生在思想上、感情上与程颂万有着高度的认同，那么，从这种巧合之中也可见出程先生自号闲堂的精神之源。
我们还看到，在非罪遭谴的18年当中，程先生并没有消沉、绝望，而是尽可能地进行“地下”学术研究和“地下”诗歌创作。其《八里湖作》、《题襄阳云居寺》两诗有云：“黄尘扑地秋风起，倚杖荒原学喌鸡”、“垂老尚能来革命，云居古寺住移时”，在看似平淡的描述中揭示了离奇的遭遇和身世的巨变，辛辣而沉痛地揭露了劳动改造的荒诞与残酷，鲜明地体现了对极左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态度。《破角诗》、《伤黑鸡》两诗有云：“耕驾夙娴习，勤渠不须鞭。进退合指挥，妇孺从驱牵。素不践蔬圃，亦不犯稻田。虽纵鼻绳头，罔或肆腾骞。慈爱逮儿孙，牴戏任流连”，“有让不争食，闻呼解应人。足伤犹产卵，雨猛竟离群”，对一牛一鸡的赞美也正是对自我人格的肯定。
所以，在程先生那里，既有对于自由独立人格的理性维护，又有对于现实苦难的审美超越，这种精神状态与陶渊明的心闲是相一致的。
四、自守与自救
在程先生的印章中，闲堂之闲皆刻作“閒”，但在晚年，程先生还将闲堂之闲写作“閑”。在汉字使用上，閑字可代替閒暇之閒，但閑与閒暇之閒的本意绝然不同。这一闲（閑）字本指门闩，后引申为法度、规范。如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曰：“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长思之哉。”这里的闲字即为法度、规范之义。闲字既有此义，又进而引申为捍卫，保护、防范、限制等义。如《孟子·滕文公下》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闲先圣之道即捍卫先圣之道。再如陶渊明《闲情赋》有云：“将以抑流砣之邪心而归于正。”这正是文章标题中的闲情之闲的本意。
程先生晚年有时将閒写作閑，或许也只是将閑当作閒来用而已，但由于閑字另有其意，而这种意义也正是程先生的思想原则和人格特征的真实写照，这样就在客观上为闲堂之号增添了新的涵义。程先生晚年在与弟子们交谈时说：“光有为还不行，还得有守。有为有守，就给成为大师创造条件了。”又说：“我不仅要求你们学问出人头地，也非常希望你们大德不逾闲，有义利之辨。”“大德不逾闲”出自《论语·子张》，即不越过界限、不违反规范之意。如此要求门下弟子，作为导师当然应该以身作则，所以，闲堂之闲还有着自守之义，可以体现程先生对自我的约束。
那么，程先生所持守的法度、规范又是什么呢？
民国时期程先生在《题手校<楚辞补注》中说：“《卜居》之篇曰：‘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自今而后，余固知所取矣。”由此可见他是以古人的选择为榜样的。
晚年程先生对弟子说：“至于物质生活，我希望你们首先认识到，世界上有比金钱和金钱所能获得的物质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钱是需要的，是好的，关键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识并坚信这一点，不仅不会羡慕别人，而且会过得很快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于《论语?述而》，前述义利之辨，也最早见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是孔子的话。可见程先生之闲是以儒家为据的。程先生在致昔日老学生周勃先生的信中又说：“老子主张守静，庄子主张达观。我不慕荣华富贵，也不想与别人计较（虽有时也不免）。”在致另一位老学生杨翊强先生的信中也说：“你何必不安心管资料，然后挑灯夜读，自得其乐。腐鼠不成滋味，庄生言之久矣。”这又是以道家为据的。程先生在重返教坛受到阻挠时还曾对友人说：“好在弟有49元，可以生活，闭门著书，可以送日，何必费心去管它，随顺世缘，以尽余年可矣。”其中又可见佛家的法理。
由此可知，在程先生那里，作为法度的闲就在于传统文化那里。如进一步具体表述的话，那么，闲堂之闲与道家、佛家有相通之处，但主要还是儒家的精神。换言之，它不是遁世的闲，而是入世的闲。它既与权贵疏离，又与现实相关；既保持自由独立，又非独善其身，而是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感和责任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57年施蛰存先生在《才与德》一文中说：“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20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近年来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内在的智慧、思想和勇气的贫乏，更在于外在的环境根本无视中国文化中的“清流”传统。既然外在环境恶劣，缺乏他律的限制，那么，要成为有德之人，要富有内在的智慧、思想和勇气就主要倚靠自律自守了。众所周知，程先生对弟子提出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的学训，他在解释敬业时曾说：“在中国古代，儒家讲慎独。当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特别要谨慎，没人管着你，所以要慎独。”因此，以闲堂自号，实际上意味着依据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修身养德的郑重选择。
程先生的自律自守虽然谈不上救弊起衰，移转世风，但有为有守，却足以知耻自救。对此，程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他对弟子谈到保持良好的学风时说：“周勋初先生，还有郭维森先生，他们都是逆风而行，这才冒出来的。顺风而行的是大多数，所以都被淘汰了。”程先生自己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浩劫的磨难之中，自觉“在边缘定位”，破除了神学思维模式的束缚，并达到了辩证法的深层次自觉，将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发展成为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建构了一般诗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相结合的范式，在思想上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在困境中的自救也提供了一个切实的例证。
五、自信与自谦
能够自救，也就会自信。这一涵义在闲堂之号中也体现了出来。
理解闲堂之号，堂字不可忽略不计。在宋代诗人中，程先生最为推崇苏轼，而苏轼别号雪堂自然是为程先生所熟知的。清代以降以堂为号或为字的著名学者文士更是为数众多，例如穆堂（李绂）、里堂（焦循）、茂堂（段玉裁）、复堂（谭献）、雪堂（罗振玉）、槐堂（陈衡恪）、观堂（王国维），劬堂（柳诒徵）、知堂（周作人）、容堂（王伯祥）、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述堂（顾随）、选堂（饶宗颐），汉堂（周法高），耕堂（孙犁），等等，皆为一流名家，这也是为程千帆所熟知的。因此，程先生以堂自称，面对前贤同仁，是尊敬、模拟，也是自信、自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致隆高，拿出货色来。”而其晚年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足以证明其确有值得自信、自尊之处。
不过，闲（閒）字还有无关紧要之义，所以自称闲堂，也可包含自谦的涵义。谦虚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特别强调的美德，程先生同样赞美谦虚之德。他在晚年不止一次地与弟子谈到：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正》，纠正了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纪昀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许多错误，但余先生说：“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正》，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程千帆对此说：“余先生那句话讲得真好，我总是记得，感到有一种道德的美。” 同时，程先生还以自己年轻时曾经过于自信而骄傲、狂妄的教训告诫弟子在取得成绩后要继续保持谦虚的态度，并针对有所成就便自高自大、骄傲起来的谦虚之难，提出了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的处置方法。所以，谦虚是程先生自我修养的基本要求，自然也是闲堂之闲的题中之意。
六、闲堂的境界
韩愈《把酒诗》云：“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要做到真正的心闲，需要克制私欲，舍弃名利，在精神上超越现实的艰难困苦，这原是很难的事情。因此，在闲字上也就难免言行不一，形成虚伪的闲或虚假的闲。
虚伪的闲内慕利禄，外示高洁，就像卢仝笔下的《白鹭鸶》：“刻成片玉白鹭鸶，欲捉纤鳞心自急。翘足沙头不得时，傍人不知谓闲立。” 或者象程先生所说的那样：“如以恋栈之实，居贡献之名，那就太可耻了。”
虚假的闲则是对闲的误解或曲解。例如被鲁迅称作“左的可怕”的“奴隶总管”的徐懋庸曾集古人句作一对联：“喜能歌舞，怒能战斗；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也追求、标榜陶渊明的心有常闲，但他在武汉大学担任领导期间，视有主见、敢直言的程千帆为思想上、政治上的罪人、敌人，以侮辱、迫害教师为能事，再次显露出“左的可怕”的“奴隶总管”的面目。所以，就像这幅对联上下句之间并非构成对偶一样，此人的言与行也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他曲解了闲的意义，其心闲原是冷酷无情的写照。
就程先生而言，他的自由自得、自守自救也有着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50年代程先生经历了两次挫折，第一次是被撤销系主任职务的小挫折，第二次是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大挫折。经历了第一次小挫折，程先生与校园内奴隶总管之类的人彻底决裂，做到了相对于小环境的闲，经历了第二次大挫折，程先生则进而明断是非，抵制强权，达到了更高的思想和学术的境界，做到了相对于大环境的闲。换言之，在经历了第二次更加沉重的打击之后，程先生无论是相对于小环境还是相对于大环境才真正闲了起来。所以，程千帆年届不惑而自号闲堂，是依据传统的信号，思想过渡的标志，这预示着他必将成为最顽固最反动的右派分子的悲惨命运，但也预示着他必将能够经受住严酷的政治迫害而实现人格与学术的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正大前程。
张籍《与贾岛闲游》诗云：“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风暖不生尘。城中车马应无数，能解闲行有几人。”要真切、深入地理解闲堂其号、理解闲堂其人也非易事。不过，鉴于上述的解读，如果允许我们断章取义、以象为喻的话，那么许棠《过洞庭湖》中的诗句“帆远却如闲”也许可以用作闲堂的总注脚：不畏艰险，乘风破浪，自由地航行在远大的前程之中，才能称得上这个“闲”字。
2013年3月于南京
>原载2013年9月10日《南京大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