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发现国内各个领域的50人、100人论坛越来越多。在“土地”都被富豪们圈走之后，估计学者们（主要指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学者）怕这片学术的天地再被权贵们圈了，所以就有点疯狂“圈地”。

其实，这样学术“圈地”的形式并不局限于50人或100人论坛。有的学术大咖觉得著名教授的头衔不够，前面加个院长才显层次，所以就在大学的学院里建立各种研究院。这样的研究院不愿意把他们直属的某某学院写上，大多直接挂上某某大学某某研究院。这样一来，这些研究院的级别至少听起来是“处级”了，因为按照中国的科层结构，这样的研究院院长只是科级干部啊。

还有一些学者凭借自己的权力或在某领域的优势资源，组织围绕着“坛主”的各种学术论坛。很多这样的论坛形似开放，实则封闭，在为外来的讲演者扩展影响力的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的臆想性学术地位和与外部学者的社会关系。有的不满足于在自家圈地，就利用自身优势在社会上组织各种各样的高层和高峰论坛，组织各种各样的50人、100人论坛等等。

学者们不仅在实体空间里大肆“圈地”， 而且也在虚拟空间里建立围绕着“群主”的各种独立王国。各种学者的微信群就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群里有主，有规，当然也有权力结构，一般群主都是大腕，其他的则是虎视大腕地位的大咖以及一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新人。

群里也有各种仪式，平辈的进入都会说多多关照，晚辈进入则多是多多指导。不定时发放的哪怕只有1元钱的红包会让群员们欢呼。群里常见观点的纠纷，还会骂架，有的话骂得很厉害，但是在虚拟中，谁也看不到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相互计较。学者们梦寐以求的荣誉、地位、权利自由和民主无法在真实空间中获得，但却在这个虚拟王国中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学者们的“圈地”运动虽不能说是中国独有，但也算是在中国学术界得以发扬光大。当你看到那些像我这样的“学者”西装革履，在论坛上侃侃而谈；当你看到一个一个所谓的研究团队竞相攀比，看到不时出现一个新的50或100人论坛，打开手机看到那一个个的微信群，你不禁要问中国的学者们咋了？

攀权趋利化激励与学者行为的异化

其实建立各种机构也好，发起论坛也好，原本都是学术研究中正常的组织制度形态，无可非议。有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院的确发挥了整合不同学科的作用，一些研究院很快成长为知名的智库。讲座和论坛对于学术交流也都有积极作用。但是，当下中国学术界近似疯狂的“圈地”还是让我们困惑。我的观察和体验是，不少“圈地”已经不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是各种利益驱动下学术行为的异化，是建立在各种权力基础上追逐利欲的游戏。

这样的“圈地”诱发学术研究虚无化、功名化和利欲化。这样的“圈地”也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一些50人或100论坛的背后都可能是精心计算的权力和利益的游戏，其实质大多不在于深入讨论问题，积极参与者在意的恐怕都是名誉带来的潜在利益。我在想，如果搞一个10 人论坛，估计人数太少达不到荣誉影响的规模效益，但如果搞个500人，知名人太多了也就没有知名人了。

我并不是批评学者们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学术情怀本身，实际上用“圈地”这个词来污名化学者也是不公正的。各种各样的“圈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失守。

学者在社会中实际地位的低下，以及国家层出不穷的各种学术权力化、荣誉化和利益化的组合型激励计划，诱发了学者的行为攀权化和趋名利化。

有个朋友给我说，有一次他出差，坐在经济舱里，下机时，服务员把过道的帘子拉上，他在缝隙里看到了他的一位同学坐在头等舱里，他马上冲了出去，喊这位同学的名字，老同学当然见了很高兴。到了接机口，一群手捧鲜花的人正在等着他这个同学。我的朋友说，他不在乎，我却觉得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把人分成几等，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你觉得你是“下等”，这样造成的心理反差，谁能不在乎？我曾经在英国的火车上见到过一个高官，他和我一起下了火车，车站没人拿着花接他，我和他一起走到地铁。

现在的教授，如不是院士或其他响亮名头，那他的的“利”真的很可怜。很多人才计划对学者的分类要考虑名气，你要是知名度高，就有可能被聘为某某学者，年薪几十万。有些学校把社会影响力、有领导批示、担任各种委员，甚至某某50人论坛的成员等都作为学术水平的指标。

有个某某论坛的朋友和我开玩笑，他说我这个成员厉害啊，到你们学校也得给增加几万元工资吧。高校和研究机构竞争人才是正常的现象，也正在从政治激励转向经济激励。但是这种竞争正在演化成学者们攀权趋利的竞技场，而拥有的学术平台、团队、社会影响等等也都成为了猎取这些利益的条件。

学者们疯狂的“圈地”是在政府不恰当的制度性激励，以及官权为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下诱发出的行为异化，是对不当激励的负向回应。激励的机制是通过拥有的资源获取物化程度很高的名和利，这就在在学术界产生了追逐名利的竞赛。这样的竞赛往往以学术的正当名义，掩盖了学术价值的日益扭曲，导致了学界的道德失守。学术道德的失守后果十分严重。一旦知识精英的行为出现失范，那么，守望社会道德的行动就会受到削弱。

知识精英依附性与独立性的二元困境

当下学术界的“圈地”现象固然有上述所讲的政治经济的原因，但是，不同形态的“圈地”实践也暴露出导致中国学者精神浮躁的社会文化顽疾。同学聚会，大家论道谁成功，一定会会把某某是省长、部长看作成功的标志。学与官的复杂关系主导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

科举制度系统地将中国的知识精英纳入到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同时也赋予了中国知识精英集体性的依附性格。作为管制国家秩序的主要力量，传统知识精英通过不断传播儒家文化思想来为社会提供精神供给。这种精神生产的能力和过程，又使知识分子形成了某种“独立”的人格，在古代叫“清流”。为体制服务的依附和精神生产的独立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

由于长期以来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均认同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地位，因此，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相对较小。知识分子们均可在为官的同时，保持一些独立的思想。然而，传统的知识精英所基于的精神价值是维护国家的秩序，这与统治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谓的清流某种程度上也是“虚伪”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一方面炫耀自己的意见被政府采纳，一方面又说我不喜欢当官的社会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国家建设实践彻底摒弃了长期连接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知识精英依托儒家价值体系维系其自身价值的现实不复存在，自此长期处于被改造之处境，从而造成了要么反抗，要么依附的二元困境中。知识界的“圈地”运动实际上也是知识精英在这样的困境中寻求生存和价值的挣扎。

本文原载于“南都观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