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琴: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5 次 更新时间:2006-08-31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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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琴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对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作了源头上的把握,认为社会资本研究中对“行动和结构的二元关注”不仅不利于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进展,而且阻挠了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进而,在扬弃布朗超越这一二元困境的系统论尝试的基础上,指出了一条解决这一二元困境的可行道路:社会资本研究的系统论框架的确定。

关键词:二元困境、行动、结构、社会资本

社会系统(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对立是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困境,形成了两种主要的二元论思想:一种是“强行动而弱结构”的那些解释社会学,它们把人看作是有目的的能动者,这些能动者知道他们自己是这样的,而且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方法来应对功能主义者和结构方法所面临的大量的相当正确的问题——强制性问题、权力问题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问题等。另一种是像涂尔干、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它们是“强结构而弱行动”。行动者往往被看做是惰性的、无能的——受外在力量的召唤而非自身的支配。[1]这种二元困境是当代社会学理论试图超越的一个核心议题。

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一种理论工具,这一工具因其较强的解释功能而逐渐为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者们所热衷。但社会资本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困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无疑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二元困境的古典根源

对于“社会资本”的起源,就其词源意义上来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演化线索是很清晰的。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指的是以交换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凝结物,具有具体的物质形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其形态而言,马克思视资本为一种生产要素,是一切用于生产、扩大再生产或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质及其载体。可以说,这时人们对资本的理解局限于物质资本。第一种非物质形态的资本是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于60年代引入经济学分析中的,他们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的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很显然,这一概念超越了资本的物质形态,并将其意涵扩展为“一切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这一概念的拓展不仅为社会科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又一对话的空间。社会学家认为人们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互动也能给人们的行动带来便利,具有价值增值的效应,也应该纳入资本的范畴,这使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出现在了资本的概念集中。

而顺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资本是在制度和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重要分析工具的学科背景下,在批判经济学只注重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结构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它的逻辑理路应该是:理性选择理论——网络分析方法——社会资本分析。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它把个人在既定的环境中的选择和行动的动机作为范式的解释重点,认为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这里制度和文化被置于了分析框架之外。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对此的批判是,把个人简单地理解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是对结构的忽视,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而且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不可能是独立的“经济人”,而是和其他的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与制度中的“社会人”。在这种学术关怀下,重视结构的网络分析方法应运而生。与社会学传统不同,网络分析方法将社会看成是一个由某些个体(个人、组织)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而整个社会则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构成的大系统。[2]它主要考察的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受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结构性资源。

这两个线索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基本的特性:价值增值特征和结构性特征。价值增值特性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意义提供了原因和动机,这使行动者通过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涉取资源的能力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重点;结构则因决定了自觉意识的经验的内容而使主体和行动消失了,[3]这把有些学者的视线引到了结构性的资源这一点上。不管是以哪一点作为自己理论的生发点,可以说大家一致认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价值增值特性的社会结构性资源,是一套关于行动和结构的理论。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社会资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布迪厄、科尔曼、波茨、伯特、帕特南和林南等人的研究中。

但问题的关键是:对行动和结构的不同侧重以及对其关系的无从表述,无疑会使学者们又陷入到传统社会学无法摆脱的“行动和结构的二元关注”的困境中。这一困境不仅不利于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进展,而且阻挠了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于是,学者们不得不开始梳理和解构现有的研究以求理清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将社会资本研究整合到一种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中去。可以说布朗(Thomas Fort Brown)的系统论视角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二、超越二元困境的有益尝试

布朗的本体论起点是系统主义(systemism),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程序系统(processual system),它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资源。他还指出,社会资本系统可以按照系统主义“要素、结构和环境”的三维分析被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4]

1、微观层面的分析

布朗将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主要讨论的是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自我包括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关注的是个人的结果,不过是在特定社会结构的情境中来考虑。这是从“价值增值”这一发展线索延伸出的对行动的关注。个人拥有和如何拥有是其侧重点。他将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波茨(Alejandro Potes)的研究归入这一类。

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5]对于这一点,布朗认为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是有问题的。“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得有些目的有可能实现,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这是在用现象的结果来给现象下定义,混淆了前项和后项。但不管怎么样,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拥有它就能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这使科尔曼的研究在布朗的系统论的三维框架内具有了微观性质。因为,在这里,他显然首先关注的是个体的行动。但是其理论也阐述了在社会背景一定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也就是联系)形成的方式以及它对理性行为产生约束的方式,这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对理性行为影响的方法因超越了理性选择理论方法社会化不足的缺陷,而关涉到了结构层面。但布朗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无法解释“鸡和蛋”的问题。也就是行动和结构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就是行动和结构谁先谁后的问题。在他那里规范被解释为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且仅仅是减少外部性的工具,预先存在的文化与规范体系没有得到关注,这样个人与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没有了,社会资本的形成与消耗变成了个体行动加总的结果。

波茨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而且,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他的逻辑是,先有结构的存在,结构提供给行动者“互惠的预期”和“可强制推行的信任”这两种结构性约束,使行动者能够通过“理性的嵌入”或者“结构的嵌入”来具有某种成员资格,从而得到获取短缺资源的潜力。而“价值内向投射”和“动态团结”(bounded solidarity)的存在又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得以正常发挥的原因。所以,波茨的分析从微观开始,却进入了中观与宏观的层次。之所以将之归入微观层面的分析,是因为布朗认为波茨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2、中观层面的分析

按照布朗的系统论框架,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在这个层面上,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这里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而不是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代表着社会资本起源的第二条线索的发展。侧重的是结构化的网络的作用。

根据这一界定,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a structural hole)显然是有代表意义的中观层次分析。他结合了科尔曼有关“闭合”(closure)的论述、齐美尔对“坐收渔翁之利者”(tertius gaudens)的阐述以及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的假设这三种思想,认为“有洞的网”优于“无洞的网”,把社会资本概述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各结点提供资源和控制资源的程度。关注的是特殊的网络联系所产生的整体的结构效应。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资源的获得,而不是应该从“谁”那儿获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意大利行政社区的研究也应归为中观的研究,尽管布朗未对之进行分析。因为他试图说明的正是那种个体行为所导致的集体的“公民精神”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的影响。这种关注整体效应的视角是中观研究的核心。而对博特的批判中,布朗认为行动被当成了无关紧要的“舞台背景”,只关注结构的资源性特征是很危险的。同时,博特这里也存在“鸡和蛋”的因果循环问题。这种“有洞的”、弱的联系虽然能带来“非重复性”资源,但产生联系的信任从何而来?是先于联系存在还是联系的结果?博特这里没有答案,布朗指出这是博特不愿承认环境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网络结构中行动的过程方面所造成的。显然,帕特南也陷入了这一“循环论证”的尴尬境地,他虽指出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产生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但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也是需要网络基础的,那么,谁先谁后?又无从论证!在这里,社会资本作为共同体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6]

3、宏观层面的分析

布朗将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结构的观点(the embedded structural perspective)。在这个层面上,主要讨论的是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关注“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的影响,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的动力的影响。布朗指出,这一层面的观点不多,相关的理论要点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而且不直接关注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宏观层面的探讨是社会资本研究中并不被重视的一角。布朗认为,宏观的环境对嵌入于其中的社会资本的网络的支配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决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第二,表述可以与谁建立联系,因而建立和构建网络,第三,为交易立法和进行调整,第四,针对违背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第五,描述和调整网络的社会状况,第六,建立和推动网络交易,第七,建立和调整不同网络间的竞争。实际上,归结为一点:宏观层面的探讨是社会资本研究中重要的动力要素方面。

三、可行的解决路径

布朗的系统论视角对于解决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也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1、系统论视角的合理性

首先,布朗对“社会资本”的系统论阐述摆脱了那种简单的“行动和结构的二元关注”,使社会资本理论建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而更具合理性。布朗指出:“几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一个分析层面出现必然会带出另外一个分析层面。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分析层面上进行分析,以便对作为社会结构主要过程的社会资本一个全面的了解。”布朗还认为,在社会资本的系统论视野下,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概念表述必须在理论上保持各分析层面的统一,而通过把这三个层面与系统主义中包含的“要素、结构和环境”三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就做到了这一点。第二,社会资本理论必须用作用、动因和社会结构化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些相关理论各自的含义需要梳理清楚,以便使它们与社会资本理论区分开来。这使得社会资本成了一个自足的理论概念,与处理作用、动因和社会结构化问题的各种方法是一致的。这样选择一种最适合眼前特定问题的作用理论或社会结构化理论,而不必对我们关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推倒重来。用系统主义来概述社会资本,考虑的是来自各分析层面的因果互动。因此,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与对于相关问题的各种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这一行动和结构的系统论预设将社会资本定位在一个动态的过程系统中,在“结构内在于互动之中,并为后者所创造”的框架中捕捉社会资本的本来,这使宏观和微观分析的二元法消失,从而,将各学者的研究分别从行动、结构和环境三个层面来探讨,避免了因无法确定各自的研究层面而造成的混乱,以使大家在更完整的意义上形成持续的对话。

其次,布朗的系统论视角还可以为大家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鸡和蛋”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鸡和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行动和结构先后排序的问题。它一直困扰着社会资本的研究。从行动和结构本身,人们似乎总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说服自己,到底是先由使人们之间建立联系的信任,还是先有由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怀特利(Paul F. Whiteley)将这一问题形象地比喻为计算机研究领域中的“引导”(bootstrap)的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他指出,社会中的相互信任要创造,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的存在,而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的创造有三条道路:一是、由个人的人格特征创造,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二是、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的,这些信仰和密码尽管也许也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三是、由想象社群的成员身份创造的。所谓想象的社群的身份是指那种个体们认同的,但他们从未在面对面的基础上实际互动过的社群。[7]一和二类似于波茨的“价值内向投射”,而三可以看成是波茨的“动态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解释角度是一样的,即他们都跳出了行动和结构的框架来寻找答案。但问题是,这种人格的、心理的东西代表什么?它们由什么而产生?很显然,从系统论的视角推论,它是行动和结构之外更大的环境在起作用。梳理一下,系统论视角的逻辑是:行动和结构的互动系统嵌入于一个更大环境之中,这一环境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它提供了行动存在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从而使行动称为可能,行动又导致特定结构的形成,同时特定结构也反作用于行动,并且这一行动与结构的动态系统还要受环境的制约并与环境发生互动。

第三,社会资本的系统论框架使社会资本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得以实现。目前,可以说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是社会学工作者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正如杨国枢、文崇一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学术潮流位为能事。在研究的数量上,我们既无法与西方相比,在研究的性质上也未能与众不同。时至今日,在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只能落得多我们不为多,少我们不为少”。[8]而社会资本的系统论框架则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因为其加入了环境的变量,这使任何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都必须考虑行动所存在的场域。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不同的行为逻辑则导致不同的社会资本的意涵及运作机制。

2、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布朗的系统论视角对于“社会资本”具有很强建构意义的。但是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可以说,布朗的系统论面向的是行动、结构和环境的三维动态系统分析。但是,将不同学者对行动和结构的不同侧重简单地“对号入座”于“嵌入自我的观点”、“结构的观点”以及“包含结构的观点”的归类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使我们只关注到了学者们探讨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是有悖于系统论“整体性”“动态性”的核心主题的。[9]从而使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割裂的片断,同时也掩盖了学者们的学术初衷。

比如,在布朗的系统论框架内,科尔曼的研究被纳入“嵌入自我的观点”。因为从联系具有价值增值特性这一逻辑出发,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和有利可图的,收益在未来,无异于在银行开个户头存一笔钱以备将来使用,两个个体之间通过建立有待偿还的义务关系来建构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但他同时也阐述了这种联系所产生的整体性的效应。科尔曼认为,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他们部分(或全部)控制着这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社会性的相互依存以及系统的活动均产生于下述事实: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交换,甚至单方面地转让资源的控制,其结果是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而且,他认为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就会有益于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不正是布朗系统论中“结构的观点”所关注“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吗?那么,为什么不能将其归入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阵营中呢?还有,波茨虽然把社会资本定位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但同时,他更强调的是“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并详细论述了“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这些结构性特征,显然,他对结构的关注不是“嵌入的观点”所能概括的。博特也并没有抛开行动而只谈结构,无非是他更注重阐述特殊的网络结构会产生特殊的效应罢了。他把那种“有洞的结构”优势资源的拥有主体定位在个体,强调个体在这种网络结构的位置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即只有结构洞多的竞争者,其关系优势就大,获得较大利益回报的机会就高。任何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优势,就必须与相互无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信息和控制优势。[10]这是“嵌入的观点”的核心内容。帕特南也是如此,一方面,他想呼吁的是社会中那种公民精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对这种特殊的整体性效应的如何产生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所以,不能仅仅因为他更关注于“公民精神”这一结构层面而无视其行动层面的探讨。

而且,最终遗憾的是,仅仅作为一种系统论指向,布朗只“提出了一个用来促进建构基本理论和为这种理论打基础的探索性工具”,尽管这个工具在使研究者提出有趣的和比较导向的能够进行经验检验的社会资本系统问题,进而使关于社会资本的学术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一致这一问题上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系统论建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综上所述,对于解决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系统论的视角无疑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是,将各学者的研究生搬硬套地归类于“嵌入的观点”、“结构的观点”以及“包含结构的观点”三者之一是不妥的。系统论强调的是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系统和环境、系统和要素等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它为社会资本研究设定了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框架,我们要做的不是将现有的研究进行分类,而是沿着这一思路,在这一动态的框架中去发现和整理前面每一位研究者的研究中存在的疏漏的地方。比如,科尔曼缺乏对环境的关怀无法解决“鸡和蛋”的问题;波茨倒是开发出了环境和文化的作用,但对“网络”或“更宽泛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效应则鲜有论述;而博特则被布朗批评为“惜墨如金”,因为他只把视角盯在特殊的网络结构的作用,而不愿意专门交代其中的个体。

从而建构一种社会资本研究的动态的系统模式,这一系统模式包含环境、行动和结构三个层面,同时,这三个层面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的动态关系。

参考文献:

[1]刘江涛,田佑中:“从二元性到二重性:吉登斯对社会学防范规则的超越”,《河北学刊》,2003.5. p23。

[2] 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2

[3](澳)马尔柯姆•沃特斯布朗:《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

[4](美)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2

[5](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p354

[6](美)亚历三德罗•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英)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 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M],台北,中央民族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2年版

[9]李愿:“论现代系统论对整体与部分范畴的丰富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9

[10]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3

秦琴,湖北鄂州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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