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学”[①]第一炮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非同寻常。它点名批评的对象是身为中共党员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却没有按照中共的组织纪律，事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打招呼。文章虽然评论的是一出历史剧，但说的却是现实政治问题：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 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后来人们知道，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瞒着中共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人，在秘密状态下组织撰写的。姚文把《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中共高层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这就使得本来是一出戏的文化问题或曰历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同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谈话，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加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进一步引发了中共高层两种意见的分歧与对立。
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为代表的领导人认为，“吴晗不是政治问题”，他“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彭真当面向毛泽东进言，反而引起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信任，成了彭真的“反党罪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觉得把史学问题与现实政治挂钩不妥，他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把“《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的那段话略了去。此举也成为田家英的“反党罪行”。
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最早提出学习海瑞的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酷爱读史的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敢讲真话、实话的风气，说了明朝忠臣海瑞的故事，号召提倡海瑞精神，又说要请历史学家宣传一下。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于是被胡乔木邀约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署笔名刘勉之，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9月吴晗又写了《论海瑞》，可是这时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变化。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一封信惹恼了毛泽东，会议由纠“左”转向了反右。吴晗为此特别在文章的末尾加进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以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后来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马连良在政协会议上遇见吴晗，盛邀吴为剧团写部海瑞戏，吴推托不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文学脚本，剧名《海瑞》。1960年该剧上演后，征求专家、戏迷们的意见，植物学家蔡希陶认为戏文只写了海瑞任江南巡抚半年左右的事迹，并非写他的一生，不如改名为《海瑞罢官》更加确切和吸引人，吴晗欣然接受。这出戏的内容，其实与一般清官戏的路子相似，写海瑞不徇私情，不惜丢官，敢于惩治为害民间、霸田抢女的衙内子弟，做了除暴安良、退田还民、平反冤案几件好事。
1961年下半年，鉴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作为应付饥荒的非常措施，在中共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中，有人建议农村试行“包产到户”的办法。1962年初，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上形成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对1959年以来被错误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进行甄别。彭德怀也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述。这一切都被毛泽东当成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的动向，也即姚文元文章中所谓“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吴晗看了姚文元文章后，感到与事实不符，申辩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吴晗的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社的《情况简编》第362期，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但对吴晗的批判没有停止。
1966年1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当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组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他认为对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也应该有一个汇报提纲，来确定原则，以免无限上纲。五人小组中除康生外，其他人都赞同彭真的意见，这样就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提纲》提出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加以区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力图把讨论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在听取该文件汇报时，仍坚持认为《海瑞罢官》是冲着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来的，并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对《提纲》本身没有表示反对意见。2月12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
与此同时，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座谈会，整理出会议纪要，送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也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显然，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和支持。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震动了史学界，但学者们毕竟一时还不知晓其中的政治图谋，加之中共党内有抵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力量，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讨论还没有完全突破学术范围，且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值得记述。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对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作了简介，并表示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当时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所谓“清官”问题和道德继承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宣扬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在国家和法律问题上宣扬了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通过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帮助人们认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本质，而是用所谓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烘托“清官”的伟大。《海瑞罢官》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清官出现，就能够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一种“道德继承论”。作者通过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宣扬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要人们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美化地主阶级国家、提倡封建道德、宣传不要革命的戏，实际上是散布一种“合二而一”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反映。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通过海瑞这个人物歌颂了刚正不阿、敢作敢为、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希望，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这出戏还表现了海瑞全心全意为贫苦农民服务，反对贪污腐败、减轻苛捐杂税、均衡贫民力役、力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的精神。这些都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在当时黑云压城的政治气氛下，仍有人仗义执意言，站出来批评姚文元的极端主义的思想方式与恶劣学风。1965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姚全兴的文章《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赞扬了海瑞这个刚直不阿的清官。受到姚文元的批判。在姚看来，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人物由于其阶级本质的决定，都是坏家伙，对历史对人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能对他们贬而不褒。然而，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偏偏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都是十恶不赦，其中甚至有些如海瑞等就确实做了不少对人民生活有利的事情。按姚文元的方式，就是只能写这一类历史人物的坏的一面，至于好的一面，应该矢口否认，视而不见，千万不能行诸于笔端。否则，就没有坚持阶级观点，写出来的历史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种对历史剧创作的要求，以及对历史剧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同月9日，李振宇也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较好的历史剧》，指出：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怎样对待历史人物呢？是一笔抹煞他们，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予他们科学的历史地位呢？这是我们与姚文元存在的分歧点。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但今天的高度并不等于今天的标准，用评价今人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官僚都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管清官多清，好官多好，也绝不能逾越他的这个阶级本性。历史科学有责任揭露之，批判之。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地主官僚中的某些人物，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在统治集团内部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能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做过对劳动人民、对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有益的事情和贡献。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抹煞他们的一切，应实事求是地给予承认，把他们和那些贪官污吏、民族败类区别开来。但是，按照姚文元的意见，既然他们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那么也就和那些贪官污吏、民族败类一样，一钱不值、一无是处，应当一笔抹煞。照这样的观点看，为历代劳动人民所歌颂的岳飞、文天祥、王安石、包公、海瑞，也就和历代劳动人民所唾骂的秦桧、严嵩、李鸿章之流没有什么区别了。历史上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人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呢？我们反对美化这些清官、好官，但也反对丑化他们。姚文元这样不加区别地一概把他们打在“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冷水中，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不尊重乃至抹煞历史的态度。 对姚文元把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硬加联系、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樵子撰文批评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罢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晗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文元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强牵在一起，指责吴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②]张汝范也撰文说，姚文元指吴晗的《海瑞罢官》里的某些情节是“含沙射影”，攻击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用了许多大帽子借以压人。其实学术讨论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一样，要以理服人。你说得对，读者自然会有分析，被批评者也乐于接受。你批评得不对，也要允许人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压人几顶大帽子，使人喘不过气来，就更不易辨明是非。至于说把历史事件硬和今天的某些东西拉在一起相比，就更是不对的。[③]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当前的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同月，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抨击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错误，陈伯达则揭发彭真从民主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关锋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两天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11日，《红旗》杂志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批判并撤销了“二月提纲”，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在最后话里有话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④] “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后来很快证明就是指刘少奇。会议还决定：对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销其他职务，进行专案审查；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他遍引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指中共高层有人阴谋搞反革命政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至此，“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规模的政治大斗争便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人们看到，从批判吴晗开始，很快联系到与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又联系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斗争的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而在彭真的背后，又是刘少奇等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这一切是经过了精心计划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如林彪后来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⑤]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导火索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已经完全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这是“文革史学”的基本特征。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①] “文革史学”是一种存在于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史学形态，其特征是把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②] 樵子：《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③] 张汝范：《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从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④]见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⑤]见 1968年月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