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王明与新民主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0 次 更新时间:2021-09-23 11: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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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摘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把列宁主义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杰作。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实施了列宁的革命“两步走”策略,把握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而且牢牢记着列宁的教导,在胜利到来之际,“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王明在早期也介绍、宣传过列宁主义思想,并为新民主主义的落地做了铺垫,其后来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攻击新民主主义,其实并非理论之争。因此有必要把历史的真相说清楚。

   关键词:王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

  

   王明在晚年著作《中共50年》[1]中,集中攻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指其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2]他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王明注:“即同资产阶级共同领导”)[3]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4]这样“便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推向遥远的未来”,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翻版。[5]在共产党的语汇里,这可谓是右得不能再右的错误。然而当年在延安的路线之争中,王明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却是“太左”,认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6]。1941年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针对中共的不妥协态度,发来措辞严厉的质询电,王明趁机在书记处会上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7],这引发了毛王之间的斗争升级。那么,王明与新民主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今天的研究,有必要拨开云雾,厘清历史的本来。


新民主主义的两个特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8],“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9]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链条可以溯至三年前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时中共所作出的承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0]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11]一年多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提法改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不显得突兀,他补充说明了一句:“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前提条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建构的思想理论框架。其二,它又有自己的内涵,这种内涵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即已蓄蕴,至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公开树立旗帜,又至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最终完成了表述。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及中共表示接受三民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而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新民主主义也就无所谓一个“新”字。[12]

   那么,新民主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不同于国民党的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领导权与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在《论新阶段》中,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不久,中共自身实力有限,毛泽东的说法比较含蓄,他承认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蒋委员长是“伟大的领袖”[13];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领导权,则以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和“坚持党的独立性”[14]来体现。在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没有公开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否定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他特别强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15]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论新阶段》申明“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这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没有冲突,“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16]

   1940年初,中共武装力量发展到近50万人,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也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对日正面作战则折兵失地、损失惨重;两党关系在中共拒绝与国民党合并,后者秘订“限制异党”方针后也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正式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新民主主义,其时虽然还说到了三民主义,但已经是冠以“新”字的“新三民主义”而非“旧三民主义”了。新民主主义的核心即中共要“领导或参加领导”国家,因为“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新民主主义论》列专节说明中国革命是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公开阐述了列宁的革命“两步走”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7]

   抗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遭遇豫湘桂战役大败、主力退至西南一隅的国民党军人数减至150万左右,“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毛泽东语)[18],中共则有了90余万正规军、200多万民兵,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迎接胜利”的气势溢于言表。他把《新民主主义论》所言中共“领导或参加领导”国家的务虚之辞,变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政治要求,并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9]这已然是中共自己的一套建国方略。

   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表述,毛泽东的语气似乎不很着急。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20]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王明后来所指责的“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推向遥远的未来”吗?非也。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讲到,这么做恰恰同王明所代表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1]

   毛泽东“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方针的确定,意义非同一般。党史专家胡绳认为,这是中共能够“把中间势力拉过来”,进而孤立和打败国民党,取得1949年胜利的关键一招。“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2]而毛泽东能出此招,又是他对列宁主义的革命“两步走”策略[23]琢磨到炉火纯青,运用至得心应手的表现。

   果然,在战后国共争天下的斗争中,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24]这也印证了胡绳的话:“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25]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已秘告党内,在蒋介石打倒以后,我们将要在政治上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并“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长时间容许他们存在,“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26]


王明为新民主主义做铺垫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既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前提条件,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铺垫。在这方面,曾经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是参与了顶层设计的。

   1925年,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俄文和列宁主义课程成绩优异[27],获得重用,两年后即随联共中央代表团回中国“指导工作”,这期间他在中共理论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资本主义前途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它们命运的只有那〔哪〕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领导这一问题。”[28]王明很快便在中共党内成为继瞿秋白之后阐述列宁主义理论的高产作家,且可以看出他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与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一列宁主义基本命题的理解,比瞿秋白更有些深度。这就是说,后来成为新民主主义核心内涵的东西,王明是较早阐述者之一,而此时在湖南基层工作的毛泽东则连列宁的书都见不到,其对列宁主义理论,包括“两步走”策略较为深入的认识,还要在五六年之后。[29]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两年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扩军备战,咄咄逼人。苏联腹背感到了德日威胁,斯大林随即调整国家战略。他既要在欧亚新一轮地缘争夺中获利,又要预防苏联两面受敌。自列宁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立走出俄国革命道路以来,联共(布)一直视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叛徒,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成了反法西斯斗士,苏联还要把他们当敌人吗?东方中国的东北三省,往昔日俄为了争夺曾大打出手,如今悉入日本军阀囊袋。面对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日本能无觊觎之心吗?1928年张学良欲收回中东铁路,莫斯科指示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可是中共正遭国民党屠杀,力量不足,苏联只能亲自出兵打败张学良及其背后的蒋介石。那么现在是继续与蒋介石对抗,还是转而对付更严重的威胁——日本呢?作为大战略家的斯大林不难做出抉择。

1932年,王明凭借聪明勤奋与逢迎上司,进一步受到苏联信任,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身份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国际领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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