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民:左翼文学批评话语的叙事特征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5 次 更新时间:2017-12-25 20:18:30

进入专题: 左翼文学  

张清民  

  

   摘要:左翼文学批评是普通文学研究之外的权力话语类型,其叙事特征有四种:批评活动的政治化、批评认识的独断化、批评思维的偏执化、批评语体的檄文化。批评活动的政治化使艺术认识交锋转化为政治思想斗争。批评认识的独断化导致批评家在逻辑推论时以集体意志压制个体意志,以群体名义压制个体,以宏大叙事压制个体叙事。批评思维的偏执化导致批评家爱走思想极端,不允许中间状态存在,成为极左思想的渊薮。“檄文化”的结果使学术批评变为对论敌的道德指控与政治讨伐,使批评语体成为公式化的文牍。

  

   关键词:左翼文学批评;政治化;独断化;偏执化;檄文化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左倾因素,在改革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何以要把“防止‘左’”作为工作中的主要警示目标?因为中共历史上的巨大失误和致命损失几乎全由左倾所致。左倾主义披着“革命”的外衣,给人一种“左倾就是革命”、“行动越左越革命”的认识错觉,以致其危害甚巨却又在思想领域根深蒂固、难以根除。文学左倾主义不仅影响了20世纪前期革命文学的发展,也给中共执政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对文学左倾主义的历史根源进行正本清源的分析,是消除文学领域左倾思想有效的精神解毒剂。

  

   一、批评活动的政治化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日本文坛的左倾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坛。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均因之沾染上了强烈的左倾色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左倾思想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探讨文学问题时,强调文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性,坚决反对把文学艺术等同于宣传工具的庸俗社会学作法。但是,受政治因素支配的苏联批评家根本无视这一要求;他们视文学为政治斗争工具,把政治斗争的思维搬到文学批评领域,动辄以“革命”的名义评判与己见不合的对象,做诛心之论,然后对之上纲上线,其批评文本呈现的多是政治意图和权力控制欲望。

  

   苏联的政治化文学批评通过政治渠道很快传染给了中国的左翼批评家,左翼文学批评家也都习惯以政治性质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批评语言中的艺术符号被置换为政治符号,批评应有的艺术目标被政治目标所取代,文学层面的认识论争转化为政治层面的思想斗争。左翼批评语言在由艺术符号到政治符号转换的过程中,艺术消褪了,批评失落了。

  

   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情况来看,左翼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左倾化可以说是自然而然,也可以说是不得不然的结果。左联一开始就把文学定位为夺取政治统治权的宣传工具,左翼批评家批评自由主义文学的“艺术至上”论时,坦陈左翼“艺术批评之目的,就在‘找着运用艺术来帮助政治斗争的正确方法’”[②]。既然文学只是政治革命的工具,那么文学就得为政治所用;只要能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就像郭沫若说的,文艺变得不成其为文艺都行,“因为革命是最高利益,不能为艺术障碍革命。为革命牺牲一切,谁也无反对之理由”,在批评“奉仕于革命”之后,“就对于它牺牲一个‘艺术’的称呼,也没有什么不可”。[③]这种文学理念和思想逻辑注定左翼文学话语不能允许文学有自己的目的,文学一旦有自己的目的,追求精神独立,革命家再想把它当成工具就不再可能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左翼批评家把批评目标不是定位在鉴赏评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方面,而是定位在通过文学作品表达政治理念或进行社会批判方面,致使“政治视角的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政治”,最终导致文学批评彻底政治化,与文学完全脱节,成为准政治话语或标准的政治话语。

  

   20世纪30年代前期,左翼批评家对“文学的真实性”的讨论就是学术批评彻底政治化的典型例证。“文学的真实性”本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周起应(周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偏偏把它视为这样一个政治问题:“文学的‘真实’问题,……根本上是与作家自身的阶级立场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只有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阶级性的具体分析中,看出它所包含的客观的真实之反映的若干要素,这才是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之正确的理解。”[④]“真实”与“非真实”,或者说“真”与“假”的问题,本属哲学认识论问题。这一问题应用于文学领域,也只能属于文学价值论领域,无论如何也归属不到政治领域中去;硬性把它定位在“阶级立场”这一政治层面,如同硬把玉米说成是高粱,从逻辑上来说非常荒唐。

  

   政治化批评的逻辑就是权力逻辑,它不是通过摆事实来讲道理指出对方认识或观点上存在的问题,而是对学术问题上纲上线,把学术问题升格为政治问题,再从政治态度和立场的角度定性判断对方观点的意识形态属性,给被批评文本的作者进行党派政治斗争中的位置排队。以冯雪峰批评胡秋原为例,他不是从学理上指出其缺陷或不足,而是直接对其观点进行政治定性:“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洛革命文学的任务,现在他是进一步的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赝品’的名义,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洛文学运动进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我们要在一切人的面前暴露他的狡猾”[⑤]。这种政治化的批判没有任何事实材料作依据,因而属于凿空之论。

  

   周扬是左翼文学界政治化批评的代表。周扬的批评文风完全承绪了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时期左翼作家的批评风格,其批评文风的政治化、左倾化较之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李初梨、钱杏邨等人实有过之,他在批评时爱作诛心之论的习惯又为上述作家所不及。以周扬对苏汶的批评为例,周扬分析说:“苏汶先生说‘左翼文坛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你们‘左翼文坛’如果‘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那末,我就不怕你们再用文学这个武器去帮助革命了。革命没有武器,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确是最‘爽快’没有的事了!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⑥]在理论论争中,论敌的意图——“他的意思”——只能根据其表述本身,而不是断章取义基础上的联想式的推断,联想式的推断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深文周纳之嫌。好在当时的周扬没有政治权柄在握,这种政治诛心之论并不能给被批评者造成生存上的威胁与伤害。但在半个世纪后,这种以意图伦理为根基的政治化批评曾给成千上万的文人学者带来牢狱或血光之灾,致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周扬本人也饱受“请君入瓮”之害。[⑦]矛盾作为三十年代文坛的见证人谈到这种情形时说道:“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手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戊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⑧]。

  

   周扬对苏汶的推断是否属于深文周纳的联想,摘引苏汶的原话一看便知:

  

   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然而你说他们舍得放手吗?他们还在恋恋不舍地要艺术的价值。

  

   我这样说,并不是怪左翼文坛不该这样霸占文学。他们这样办是对的,为革命,为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他们有时候也会掮出艺术的价值来给所谓作者们尝一点甜头,可以让他安心地来陪嫁。其实,这样一来,却反把作者弄得手足无措了。为文学呢,为革命?还是两者都为?还是有时候为文学,有时候为革命?[⑨]

  

   从“第三种人”苏汶的原论证来看,他无非讥讽“左翼文坛”过于强调宣传价值,让文学作者们在文学与宣传两者之间进退失据,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怕”无产阶级“用文学这个武器去帮助革命”的“意思”,至于“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更是无中生有,人为给苏汶扣上的政治帽子,因为苏汶这样的学者虽然不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不同于潘公展、王平陵那样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其用心还没有如此险恶。

  

   鲁迅认为在论辩中采用这种伎俩的人心术不正、方式愚蠢:“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⑩]。冯雪峰强烈要求“批评家在理论论争的时候,应当即刻革除动不动称对手为‘反革命’,为什么派,为‘汉奸’的那种恶习。理论论争,应以理论制胜,不应以大帽子压人。……这一点,对于周扬特别重要”[11]。

  

   把普通问题转换并定性为政治问题,甚至往对方身上泼政治脏水,希图借政治这只“肮脏的手”剪除对方,本是政治家加害对手、铲除异己惯用的手段。在翻云覆雨的政坛,这种情形不足为奇;但在学术批评中,如此做派有别有用心、借刀杀人之嫌,是学风和文风恶劣的体现。胡秋原对此感慨地说:“不在理论上反驳!而一口咬定他人是什么‘党’什么‘派’,就是‘攻击左翼文坛’,就是‘反动’,这样的文过主义,泼妇主义,真是怕人!”胡氏进而指出,通过戴政治帽子,“无须什么辩论了,怪省事的。呜呼,自由人当诛,左翼理论家圣明,尚何言哉!然而我要说,这样懒惰的办法与可怜的暴论,是难于使一个有理性的人心服的。”[12]中国左翼批评家的这种做法不仅受中国古代文字狱传统的影响,更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界恶劣批评文风的影响。在1920——20世纪30年代期间,苏联文艺界进行政治斗争时,权力方解决论敌的方式就是给他扣上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批评胡秋原时,也运用过这种手段:“胡秋原……嘴里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统治阶级的走狗’,并且还喊着‘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喊着‘列宁主义’,然而实际上是这样的。这真正暴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13]对于这种政治指责,被批评者很不以为然,局外的读者也会感到莫明其妙: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这种组织”[14]。

  

   二、批评认识的独断化

  

在左翼批评话语中,批评认识的独断化为其重要话语特征之一。批评认识的独断化是哲学独断论思维在批评领域运用的产物。独断论(dogmatism)是主观化、先验化、绝对化的哲学认识论,独断论的“独断”之处在于:论者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实验证与逻辑分析的情况下,就主观断言某种观点的真实性、正确性;而且论断一旦作出,只许人信仰,不许人怀疑,更不许人批判、反驳。独断论者在绝对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常常以真理的代言人和真理的化身自居,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可能存在错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独断论是本质主义和真理一元论在绝对主义思维框架下的本体陈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左翼文学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46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