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世界儒学研究中心重返中国大陆:十八大以来儒学变迁之大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 次 更新时间:2017-12-24 23: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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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历来占据世界重要地位,素为世界各国所礼赞。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屡遭侵略及国家地位的下降,在西方中心论的裹挟之下,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日益沦落到“妾身未明”的境遇,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糟粕,似乎应随着现代文明的崛起而被埋葬。作为中国文明的主体,儒学的地位也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随着时代的忽左忽右而东倒西歪。一百多年来,儒学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遭受各种奚落和指责。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深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在寻找中国崛起背后支撑因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正在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其体系化的伦理政治思想能够教化人心改良社会,且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新路径这一事实,也让国家中枢机构以及其他层面刮目相看,儒学研究遂踏上新的行程,并进而影响到海内外既有儒学研究格局的大调整。


一、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儒学研究氛围的重大变迁


   十八大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舆论环境开始朝着“中国化”的轨道被重新定向。造成这一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开启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巨大转变,在文化建设上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设想、新举措,探索出一条科学合理、前景光明的新道路,一个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出现。

   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毫无疑问会涉及方方面面,但近年来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当代中国文化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唯有传统文化的地位则处在漂浮游移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几乎成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包括在1949年之后一段时期内,传统文化仍然备受轻蔑。这种局面从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考察时开始根本改观。

   习近平在曲阜考察时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他对孔子儒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入阐发。他强调,“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到访曲阜,是近几十年来乃至近百年来思想文化领域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甚至是一次最为深刻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应有地位从此开始恢复。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造访北大时,同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的贡献。在纪念五四运动之际,习近平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泰斗牵手交谈,进一步透露出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讯息。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对孔子儒学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予以更明确的肯定。习近平的讲话,打通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主流价值系统的壁垒和隔阂,把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当代文化贯通起来,把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根基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基础上。这既是一场更高阶段的文化中国化、本土化运动正式展开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倾向终结的标志。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建设工程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作了明确规定。这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自此,传统文化复兴结束了民间自发的阶段,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因而告别了那种群龙无首、自由无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横飞的状态,走上秩序化轨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此高度重视绝非偶然,这鲜明体现了执政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有效抵消全盘西化的影响。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十八大以来最为重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事件,这意味着困扰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情结终于走到了终点。

   文化自信就是对自身传统的价值有足够的定力,就是对自身生存演化的能力和前景充满了希望。外来文化的冲击不但不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消亡,反而会促成中华文化的新生。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蓝图。他要求“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被定位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哲学社会科学有无中国特色,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地位的上述变迁、变动和调整,为近年来儒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近年来儒学研究在理论、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新收获,在若干专题研究和重大基础文献整理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促使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大陆儒学研究随之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新趋向。

  

二、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

  

   凡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调整时,思想文化格局无不连带发生同样的结构性变动,一国政治经济之崛起,一国学术亦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中国在快速发展三十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中心,这一历史性变迁必定会推动中国学术掀开新的篇章。近五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儒学就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

   儒学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堪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

   当今世界,自由主义是一种影响最大的思潮。但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蔓延,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民粹主义”在当今西方政坛的泛滥,尤其暴露了自由主义在社会整合上的困顿和无力。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因而对自由主义的基本预设产生怀疑。其中,杜维明先生堪称先知先觉者。多年来,杜维明先生一直站在儒家人文精神角度,尝试同西方自由主义进行对话。在他看来,西方强调征服和利用的自然观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失和,环境危机与能源危机由此而生;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体”意识,则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与相互关怀,社会整合的基础变得空前薄弱。杜维明认为,儒家人文主义大可以在自然观和社会观两方面,对自由主义的盲点补弊纠偏。

   杜维明先生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创造与卓越的学术组织能力,为在国际学界弘扬儒家人文精神所做出的贡献迄今无人能及,但尽管如此,当时却并未能形成与杜先生的愿望和努力相匹配的应有局面。究其原委,这既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母体——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长期低迷,无力支撑自己的传统文化打入国际思想市场,也是因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尚未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文化自觉。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大陆的思想格局与文化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民间儒学复兴热潮的基础上,决策者明确将儒学接纳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此一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影响,便迅即转化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威望,儒学因此更加广泛地吸引了国际学界有识之士的目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拿大籍政治学者贝淡宁适时推出了他的《贤能政治》一书,成功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造成了少有的轰动。贝淡宁认为,学界应该正视中国式贤能政治,因为这是传统中国用来衡量政治进步与否的主流标准。在贝淡宁看来,贤能政治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社会,而经过现代转型之后,它完全可以通过透明的磋商、审议、基层选举等制度措施兼收并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长。相形之下,“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制则有可能将缺乏政治经验或美德的人送上权力宝座,从而违背选贤与能的基本诉求。实际上,像贝淡宁这样的西方学者早已熟知自由主义的困境,只是苦于找不到反击的突破口。如今,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威望而盛赞中国式贤能政治之优长,正是其在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主义反戈一击的有力武器。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安乐哲则试图深入到文化与哲学层面,提供替代自由主义的中国思想选项,他认为当代西方必须进行“超越自由主义”的“第二次启蒙”。正是基于近年来的儒学发展势头,安乐哲认为,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这个世界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儒学的地位将上升到前一代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换言之,“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个文化巨变,孔子和儒学将成为世界性哲学,并在世界哲学之林占据重要地位”。

   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的工作凸显了儒学在处理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时的活力和智慧,但不得不指出,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代表儒家出阵的皆是海外儒学圈的著名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在此对话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这或者是由于他们缺乏与西方自由主义对话的意识,或者是由于他们仍未走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迷信,总之情形并不令人满意。我们希望,随着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规模越来越大,能有更多的大陆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中国大陆正在真正成为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

   近几年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蜂拥海外研究儒学相比,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正在出现,这就是全世界顶尖儒学研究专家纷纷应聘来中国大陆工作。

   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儒学研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负面因素,是中国文化的负资产,因而儒学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正常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开展,谈何中心?!中国大陆自觉退出了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早已不复存在,近五年儒学的价值则被国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学研究已经基本“脱敏”,完全“合法”,甚至更符合中国当下的“政治正确”。国家对儒学正面价值的肯定,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大陆才能源源不断地为重新诠释儒家的经典命题提供动能。儒家的根在大陆,只有中国大陆才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区域,13亿人面临的问题,比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复杂。正在转型的一个庞大的中国,不断给儒学提出新的命题,从而也就不断刺激着儒学的发展。这是顶尖儒学家纷纷来到中国的根本原因。逻辑上,我们不难做出下述分析: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而几千年来的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特殊国情最基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基于传统儒学视角诠释、提炼、推广当代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大陆儒学研究的最有潜力的增长点。

目前,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成中英、林安梧等原本活跃在海外及台港的知名学者,都常年驻扎大陆。这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最好说明。儒学在中国,儒学研究中心长期在海外的局面已告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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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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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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