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公走私事件
1765年（乾隆三十年），发生过一件震惊清廷的大事，曾得到乾隆强力支持、并被认定为三世哲布尊丹巴化身的蒙古王公桑斋多尔济被废黜。桑斋多尔济当时是喀尔喀蒙古部落中的亲清势力，与蒙古王公土谢图汗、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对立，乾隆曾帮助他排除这些对手，而桑斋多尔济也协助乾隆控制喀尔喀蒙古部落，当时，他在库伦的权势坚如磐石。但是，好景不长，仅在一年之后，桑斋多尔济就被乾隆解除库伦办事大臣和土谢图汗部副将军之职，软禁在北京的家中，个人财产也被没收，亲王品级收回。牵入此事的满洲大臣丑达被处以死刑，扎布固齐·额尔经额等多人“身系铁锁”被押解到北京，处以斩监侯，喇嘛们也都受到惩罚。
这起事件看起来其实很小。
据当时的调查，桑斋多尔济、丑达及其属下的官员、百姓、官兵等，持盖有官印的文书或没有官印的文书，出喀伦与俄罗斯进行交易，前后共12起，物品有骆驼、绢、茶、皮毛、白布、铁皮、烟草等等。其中有：乾隆二十九年，库伦喇嘛购入18车茶叶、12车烟草、3车布，往恰克图贸易，换回俄罗斯产的黑狐、白鼠、毛毯、毛皮等，除了用于佛像铸造外，剩余部分转卖后购买了茶叶给了喇嘛学堂的学生，喇嘛学堂有300名学生，每天要消耗掉300包以上的的茶叶。另一起则是购买建寺庙的屋顶铁皮，桑斋多尔济认为寺庙是用圣上银子修建所谓，“可以发给许可证”；清廷官员额尔经额参与贸易，则是因生活贫困，任期将完，但“债务很多”，为“稍微赚一点钱还债”，借押送材料的机会捎带私货，涉入与俄罗斯的走私案件。
其实，自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双边贸易开始繁荣起来。汉商迅速壮大，成为中俄贸易的主力，而蒙古王公和各阶层牧民大多涉入在对外贸易，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也获得了较大财富。尽管乾隆帝曾数次断然中断贸易，但在禁贸期间，蒙古边民、汉族商人与俄罗斯私商的小规模贸易却始终存在，禁令基本上只是官样文章。桑斋多尔济等的走私，规模也不是很大，而且大多是生活需要，即使是违背禁令，似乎还不至于引发蒙古高层政局动荡。但乾隆却为此龙颜大怒，怒斥“桑斋多尔济如此大胆大胆妄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并下令严惩。
乾隆为何因这样一件小事大动干戈？中俄之间的国际贸易，对于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俄国：自由贸易原则的胜利
俄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始终是贸易。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建立双边贸易关系。根据这一条款，一国的臣民被允许进入另一国的领土自由买卖各种货物，其第五条规定：“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任何持有通行路票者，均应准其往来两国之间，任便贸易。”这一条款被俄国人理解为“没有任何例外和限制”的平等自由贸易条款。
此后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尽管是《尼布楚条约》的继续，但对于俄国人来说，它的意义却超过前一条约。《恰克图条约》以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新订的《恰克图互市条约》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俄罗斯对华外交目标。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俄中关系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认为它宣告两国人民间的永久和平，表达了两个国家在相互遵守和尊重对方的法律和习俗的基础上和睦相处的愿望。
俄方看重的是贸易条款。尽管当时在北京的贸易已经出现问题，但俄国政府仍继续请求清政府予俄国商队种种方便，在其前往北京途中提供协助，清方对此也做出让步。条约规定，俄国商队将每三年派赴北京一次，商队的商人和随从人员数量照旧不应超过200人。
俄方在贸易方面也做出了让步，它同意终止在库伦的私商贸易，而在尼布楚和恰克图两个边境地方开设市场，“酌情建盖房舍，修造墙垣围栅”。
尽管在条约签订当时，清政府基于它在广州同英国人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经验，对自由贸易颇为担心，对贸易做了一定的限制，如条约第四条在“一切物品皆可自由买卖”之前，加上“除两国明令禁止者外”这样的限定，但事实上，国家并没有明令颁布禁止买卖的物品，“限制”因此只算虚文，事实上并未对双边贸易产生过什么影响。
所以，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中就宣称，《恰克图条约》再一次确认了“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确立俄中贸易关系”，它体现了第一个俄中条约——尼布楚条约——所宣布的自由贸易原则。
这一说法至少在俄国方面看是成立的。
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派赴北京的商队急剧增加，规模也日益扩大。1697年前，赴北京以私人商队为主，之后，则以国家商队为主。1689-1697年间，共7支私人商队前来贸易，1698-1718年间，则有10支商队到北京进行贸易，1720-1754年间年有7支商队赴华贸易，赴华贸易的国家商队共计17支，一般每次商队携带的货物在20万卢布左右，总计由俄国运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在203万卢布，而由商队运往俄国的中国商品总值也在200卢布左右，依据20世纪60年代汇率换算，则总交易额在1.2亿卢布。（参见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大清：作为外交制衡手段的贸易
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双边贸易，是一种共赢的国际关系。中俄自正式建立双边贸易关系以来，俄国固然获得巨大的利润，中国的成绩也不菲。据俄方统计，俄方商人从中国运回的商品总额也在200万卢布左右，贸易总额基本上保持在年度四百万卢布，双方基本持平。中方从俄国获得的是以毛皮为主的奢侈品，紫貂皮占据首位，其次是狐皮、特别是火红色的狐皮，再次是银鼠皮、海狸皮、灰鼠皮等，但也有布匹、粗亚麻、玻璃器皿、镜子和五金器具、锡器、云母以及猎犬等；俄方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和茶叶，17世纪前半期，丝织品几乎占据俄国进口的绝对地位，1728年商队运回的丝织品为61700卢布，占总货物的49%，莫斯科甚至以政府之力推销，如1717年，彼得一世为推销丝织品甚至下令“不得穿金戴银，只准穿用经西伯利亚输入俄国的各种丝织品”；1751年，从中国输入的丝织品总值达10多万卢布，1759-1760年则上升至17万卢布；棉织品是第二大类商品，被称作“中国布”、“大布”，这类棉织品在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以及俄罗斯农民和猎户中拥有广泛的销路，因此，其销售量迅速增加。1727年输入的棉织品达49000卢布，占商队输入商品总额的39%，1751年输入的棉织品达257000卢布，上升至59.5%（中国丝织品与棉布输入俄罗斯的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且所占比重巨大，1778-1780年间，中国丝织品占俄国丝织品进口的23.2%，棉布占53.2%）。除了这些大宗商品外，扇子、人造花、红宝石、甘蔗、烟草、大黄、麝香、各种腌制蜜饯和甜姜等，也源源不断输入俄罗斯。
俄国史家齐米特道尔吉耶夫说，对大清来说，恰克图贸易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也具有政治意义，“随着恰克图贸易在蒙古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张家口——库伦——恰克图商路开通以后，沿途出现了许多驻有清政府军队的站台，卡伦、驿站以及驻军边防点。”大清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得到加强。
但是，这些只是历史学家事后的认知，对于大清统治者来说，这些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在他们眼里，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仅仅出于外交绥靖的权宜之计，一旦征服准噶尔目标完成，则这种暂时性的让步就必须中止。这既是清廷当时对俄的策略性手段，也是其国家战略思路的必然发展——贸易从来就未被纳入国家战略议程。
在尼布楚谈判期间，俄方提出自由贸易条款时，清方使者断然拒绝，并且表示讨论这样的“私事”，有失尊严。《恰克图条约》正式列入自由贸易条款，更违背清廷意愿，但正在与准噶尔争夺中亚霸权的大清必须获得俄罗斯的同情，为此只好让步，但它对通商并没有多少兴趣，不仅如此，甚至还设置种种障碍，将在北京的俄罗斯商队隔离起来，且多次以治安、礼仪等等细故中断贸易。
一旦完成准噶尔的征服，乾隆对俄外交立即就变得强硬起来。他不仅以打架、抢劫等小纠纷或违背贸易协议等等细节单方面四次中断恰克图贸易（1737、1738、1744和1747年），且在俄国收留准噶尔和乌梁海逃人问题上对俄罗斯提出严厉警告，要求俄国必须交出准噶尔部的逃人阿睦尔撒纳（他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投诚清政府，清政府控制准噶尔后，又率军反叛，乾隆派兵征讨时，他率部一万余人进入哈萨克，逃入俄境），声称如俄不交，清军不惜动武。直到阿睦尔撒纳病死，俄方将其尸体献出，经清廷确认无误后，此事才告平息。（参见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利益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这次闭市长达七年之久，起因则是俄属布里雅特等部落牧民入境抢劫。直到七年之后，办事大臣报告俄国人已经“诚实改过，再四哀求”，乃令与俄国重订《互市条约》五款，其首款竟然是“恰克图互市，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苦，又因而萨纳特衙门（Senate元老院）吁请，是以允行。若再失和，罔希冀开市”。一副上国对属国的恩赐口吻，但卡特琳娜二世刚好正分欲割波兰领土，争霸黑海，无暇东顾，竟然接受了这样的侮辱性条约。于是，朝贡体系中那种“柔怀远人”的德性就又一次被放大了。
上述对蒙古王公走私事件的严厉处理，只是乾隆展现其对俄外交强硬态势的一面。他的强硬所显示的症结，与其祖父康熙一样，是担心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俄国在蒙古区域的势力越来越大，从而导致蒙古离心离德，影响大清对蒙古的统治权威。
清廷接受自由贸易原则，与经济发展无关，而完全受制于巩固统治权、巩固其天朝上国虚荣心理的那种虚弱者的心理需求。
分流：不同认知体系之下的双边贸易
如果保持这种双边贸易态势，则至少从国际经济角度，大清在18世纪前期，就已经跻身全球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也就不存在此后的“丧失的国际契机”，不会在东南沿海一再遭遇“帝国主义”战争而屡次败北，自然，近代中国也就不会有所谓“半殖民地”之类的悲惨命运了。
至少，大清帝国应与俄罗斯帝国平起平坐，而不是屡受其欺压与侵略。
但近代中国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那些从全球史视野观看这段历史的学界人物，也几乎是以一种历史命运的悲悯心绪在书写这段历史，历史必然规律发生作用了！
然而，全球史中的这种国家命运“大分流”，其根源却可能就隐藏在一些简单的故事中，隐藏在制定国家战略背后的那套知识体系中，没有多少也不必故弄必然律的玄虚。
《恰克图条约》签订前后，俄国的外贸政策处于重商主义学说的影响下，俄国政府认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国家积累外国货币，黄金、白银，并保持对外贸易的出超。“这是欧洲各国都应该考虑到的最重要之点”，1719年，俄罗斯政府商务委员会在训令其国家商队总管时，曾这样明确阐述过这种重商主义原则。
自15世纪兴起的重商主义学说，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即以货币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和晚期（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的以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贸易差额论”两个时期。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中，莫斯科政府虽兼采两者，但却是以后者为主。随着贸易额的增长，俄罗斯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各大城市中出现了诸多工厂，如生产丝织品的工厂就有40个，投入资本45万9千卢布（1761年）。这些工厂一方面充分利用从中国进口的原料，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消费市场。贸易方面，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国家专营后，私商贸易不断扩大并最终取代国家商队。那些按照西欧各国先例组织起来的私营公司，不仅获得政策鼓励，而且可以得到国家的巨额贷款，收购国营公司，参与对华贸易。商贸与工业的发展，为莫斯科政府创造了高额的税收回报，1755-1761年间，仅恰克图贸易所得关税即达137万卢布，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7-9%，而其这一阶段对华贸易的拓展，又只是彼得大帝国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乃是俄罗斯推行自由贸易的知识背景，那么，大清读书人与官僚阶层要接触到这一知识体系，却还得等到一百年之后，等到1862年曾国藩提出“商战”以及严复《国富论》译作的出现。在此期间，大清还正沉醉在自己的盛世光环之中呢。
随着准噶尔的征服，大清帝国国家权力急速扩张，一个天下共主的帝国俨然降临——满人一直以来就以忽必烈、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认，统一蒙古的事业算是圆了他们的梦想。但这种权力是建立征服战争之上的，建立在不断抬高满洲贵族地位，压制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人）地位基础之上的。其天下共主的幻觉也是建立与外部世界隔绝、自我封锁基础之上的。为此，国家权力的扩张，不仅没有扩大其统治基础与知识领域，反而强化了其将贸易认做“私人小事”，强化了其“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等传统思想。为此，这个帝国不仅不能理解国家财富的性质，而且完全无视民生与经济发展。国家权力的扩张，不仅未能促进社会发展，反而加重人民的负担；不仅没有促进国家的富强，反而阻碍了它的发展。
没有经过现代经济思想熏陶的清廷，不可能从经济角度认识国际贸易的时代趋势，无法认识国际贸易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而是陷在帝国权力的幻觉中，陷在传统小农经济思想体系中不能自拔。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时期国家地位的巩固，不仅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思想与制度因素，反而使这个帝国越来越深地陷入旧辙之中。表面的强大，往往正足以掩盖其倒行逆施的顽梗；对外的封锁，在禁锢外来影响的同时，也禁锢了自我强大的机会。
东西方的兴衰、全球史上的“大分流”，其实早在这样的知识分流中已决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