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钱穆讲学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4 次 更新时间:2017-10-17 14: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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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龙  

   我闲时翻阅钱穆老师历年来的讲课笔记,发觉笔记稿本中,钱师偶有谈及讲题以外的插叙,有时加插几句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独白,有时则插叙一段钱师多年来总结一个学术问题的结论,有的则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或如何做人。我觉得如果把这些题外插叙一条一条地抽录出来,整理编写,最后再请宾四师删改润饰,编印成一本《钱穆先生讲学粹语》,那将启发我们后学,读之得益必宏。于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日写信给钱师,讲出上述一番计划。钱师首先回信答复的大意是:不妨先试写数则寄阅,如值得才继续再写。

   我便搜索钱师历年讲课笔记本,用两张没有格子的道林纸,精心摘录整理了多条寄奉钱师审阅过目,看看是否能通过老师的慧眼道心,来函道:

   吾弟十五日来书已到,所寄各条已逐条改易数字,试细玩之,自可知写短篇札记亦殊不易。盼细加寻索,此后若络续写来,当为络续改正。

   终于得老师允诺,可继续用心寻索摘录,寄奉钱师改正,约有十数通之多,总共得一百一十余条。至一九七八年后,老师病目,此后已不能再为之改正矣。

  

思 想

  

   ·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久。

   ·苟能精读一书,自能启发自己之识见聪明。朱子教人首先读《大学》;阳明开始亦读《大学》;王心斋(明代知名学者)成学前无师友,平时只看《大学》一篇。

   ·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

   ·庄子之文章乃中国千古以来之好文章。吾人学韵文当读《离骚》;学散文当读《庄子》。但此两书亦为最难读之书。

   ·汉时人讲黄老之学,魏晋后才讲老庄之学。苏东坡曾说过,他尚有很多话要讲,后来读到《庄子》,才知道都被庄子讲完了。

   ·读古书当具备三条件:一考据,科学头脑是也;二义理,哲学思想是也;三辞章,文学眼光是也。

  

历 史

  

   ·太史公写《史记》之伟大,在能对所搜集之材料知所取舍,评略得当。

   ·研究历史,不可忽略人。当知有五度空间。即在四度空间上再加进人的精神,至于第六度,则属神的方面,然此已非史学观点矣。

   ·殷墟甲骨文字中已发现有“黍”、“粟”、“穑”、“畴”、“田”、“禾”、“米”、“麦”等字,可见当时已有农业;且又有“丝”、“帛”、 “圃”等字,可见该时农业之发达;又有“车”、“舟”、“宫”、“室”等字,可以想见当时人民之生活,已显非游牧社会矣。

   ·殷墟发现之甲骨已逾十万片,字数已达四五千。绝非一个短时期内所能创造出来,乃先人积累发明改进增添而成。故吾意夏代当已有文字。由夏至商历时四百年,而文字之进化至少亦需四百年,故推测夏代已有文字。

   ·要将文字刻在龟壳或牛骨上,必须用极坚硬锋利之金属刀。可见商时冶矿之学已发达。当时如我中华民族文化不高,便无法制造出此种利刀。由上古到甲骨文字之制成,其间一段历史已很悠久,当可想见。

   ·近人郭沫若见殷墟甲骨上刻有捉狼捉鹿等文字记载,以为当时是游牧社会之打猎。殊不知此乃当时帝王之高等娱乐。郭氏据此论定该时期为游牧社会,实大谬误。

   ·吾人谓中国之老祖宗为黄帝,并非谓黄帝之前无中国人。乃因黄帝以前之人不值得提也。

   ·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决非守旧者,乃是维新者,革命者。

  

为学与做人

  

   ·做学问必须知有一条路,此路乃为康有为所破坏,康氏不讲义理,而讲经学。讲经学,又是纯为发表己见。吾人不可走康氏此路,而仍当讲义理。

   ·今日当重通才教育,宜教学者多读书。写论文只是一种写作之训练,而做学问则不宜专重此点。

   ·陈澧兰甫(陈澧,字兰甫,道光举人,博学而无所不研习)尝云:“儒者著书,眼光须及上下数百年。”陈氏最服膺顾亭林,故能有此语。

   ·今人称博士为洋八股,其实,博士不即是学者。如中进士,做翰林,亦非一定是学者。

   ·学问中有士大夫之学,可对社会人生有贡献;又一为博士之学,只在大学任教或写书,此为一专门之学,其贡献乃是间接的。

   ·做学问固有不同之门户,不同之研究领域。然决不可有门户之见。苟有门户之见,便易轻视甚或排击对方。研究各种学问,固有不同之门路;然各种学问仍可相通。如史学可与哲学通,哲学可与文学通,文史哲可互通共济。吾人固不否认今日研究学问各有不同之领域与门路,然若固执以为互不相通,则成为陋儒之见矣。

   ·做学问须有良师启导,益友切磋,无师友乃人生一大苦事。

   ·学理学当能做人,学史学当能写史。

   ·做学问犹如经商。须谨慎,不迈大步,不使亏本。遇有机缘,亦可发财。人生最佳之训练莫如做学问,人生最大之野心即在做学问。

   ·孔子所谓“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负道义之人;且不以恶衣恶食为耻。故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学者当虚心服善,尤不可文人相轻。尤以人文学者,更当虚心,更当服善。切不可以学阀自居。做学问已达某一境界者,当抱老子所谓“知我者稀,斯我贵矣”之态度。亦即孔子所谓“知我者其天乎”之意。

   ·做学问可训练学做人。如做人功夫不够,做学问则不易有成。总之,先须学做人。德性到达某一阶段,学问亦可到达某一阶段。服善,虚心,积累及去除功利观念,均为培养德性之要项。

   ·做学问成败之关键,最后决定于德性。为学不可心胸狭窄,亦不可有暴躁之感情。

   (摘自《讲学札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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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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