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8 次 更新时间:2017-10-14 21:17

进入专题: 第三世界   世界体系   国家治理  

汪仕凯  


【内容提要】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了相同的结构性位置,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题,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两次转换。第一次是从政权建设转向民主转型,第二次则是从民主转型转向国家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转换虽然是由国内政治冲突直接导致的,但是根源却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为第三世界国家确定的两个核心任务即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契与紧张关系。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的转换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因此自然会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观察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影响,可以发现,政权建设向民主转型的转换强化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优势地位,因而实际上起到了巩固等级性国际结构的作用,而民主转型向国家治理的转换则悄然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推动了新型国际结构的孕育成型和世界政治的转型。


【关键词】第三世界;政治主题;现代世界体系;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汪仕凯,政治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


一  研究缘起:第三世界的由来与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权力体系的解体、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新全球权力体系的建立,而且体现在广大的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帝国的控制,至少在形式上独立为现代民族国家,由此类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逐渐兴起。第三世界是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出现的中间地带,在冷战格局下也成为美苏争夺的地带。虽然第三世界只是一个松散的集体,但是它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受制于世界格局的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第三世界进行学术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形成了第三世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是,第三世界并没有脱离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而转化成为独立存在的国际体系,相反它始终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第三世界的理解须臾不可脱离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现代世界体系是欧洲从15世纪开始不断从事殖民扩张的产物,它以军事征服为后盾,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控制为手段,以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经济体系为主线,从而将全球连接成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体系。诚如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言,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绝非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绝不是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这一过程是由于世界经济体扩展其边界的需要而发生的,那种需要是世界经济体自身内部压力的结果所致”。[①]换言之,那些地区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沦为殖民地,是主导现代世界体系的欧洲国家为了满足本国利益或者列强之间的共同利益,对亚非拉地区进行征服的结果,这就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属性必然是不平等。


不平等之所以成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属性,同欧洲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时的经济实力有关。发展经济学家基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的研究表明,西方相对于东方虽然具有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但是在经济上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写道:“欧洲的军事优势加上物质相对贫困形成了欧洲扩张的早期态势。西方之所以有可能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西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欧洲没有能力同东方的富国按平等条件从事贸易。”[②]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Frank)新近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格里芬的判断,他发现甚至到了“18世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亚洲特别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在得到了美洲的黄金之后才得以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③]以不平等的条件从事全球贸易才能满足西方的战略利益,并且进一步巩固西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依照沃勒斯坦的说法,就是在全球劳动分工非均衡性分布的基础上,保障西方国家剥削非西方世界,从而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居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区的是占据优势或者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而居于边缘区域的则是广大的亚非拉地区。[④]


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不仅指经济上的剥削关系,也包括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关系。现代世界体系当然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差别化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基础之上的世界经济体,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同样有着政治内容,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有着自己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个政治上层建筑就是由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组成的世界政治。[⑤]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竞争、冲突,始终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沃勒斯坦指出:“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制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16世纪开始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能力。”[⑥]在由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所组成的世界政治中,始终充满了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国际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权力关系的性质,构成了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本文所说的国际结构就是指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以第三世界为主要支配对象的等级性国际结构,而这个国际结构之中的权力关系就是指西方核心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和剥削。


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由亚非拉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虽然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了政治独立,但它们仍然是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一般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提出的,用来指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压迫和被蔑视的落后世界。[⑦]第三世界远非贫穷、落后那样简单,如果仅仅将第三世界定位为落后国家,那么第三世界的真相就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只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同时进入才能理解第三世界的实质。[⑧]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vrianos)敏锐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⑨]第三世界是一个有着鲜明价值判断的概念,“它强调的是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何以停滞衰败的根源与本质”,也就是说是由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即边缘地位决定的,“结构的强制是全部问题的缘由与关键”。[⑩]概而论之,第三世界的实质是它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位置,也就是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


既然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第三世界的内涵,那么这种结构性位置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反过来又会对世界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所在。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施加了结构性的强制,从而给第三世界制造了相同的地位、困境和问题,这些内容反映到政治发展上就具体表现为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政治主题。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组成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在政治发展上共同经历了政权建设、民主转型、国家治理三个阶段,或者说政权建设、民主转型和国家治理分别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主题。


对于经历了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取得了政治独立的新兴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从事政权建设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集团的头等大事,只有建立了健全的国家机器、实现了对疆域的直接和有效控制、赢得了公民对国家体制的认可之时,政权建设的任务才基本完成。而民主转型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冲突长期积累的结果,它的核心内容是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从而重新配置国家权力结构和划分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国家治理就作为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出现了。所谓国家治理就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以合作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过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同新兴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世界体系。本文致力于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具有的强制作用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两次政治主题的转换,每一次转换都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集中反映到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而存在的世界政治层面上。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的转换是第三世界试图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失败努力,因此这次转型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进程,强化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从而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并且,民主转型扩大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为美国在两极格局竞争中胜出进而最终确立世界霸权增添了战略资源。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的成长,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时代。虽然国家治理主题现在并没有明显改变等级性国际结构,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主张的新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因此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


本文的主体内容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首先,立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史,概括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并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政治主题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说明。其次,笔者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演变放置到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进行观察,进而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给第三世界国家限定了秩序和发展两大基本命题,秩序和发展是塑造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也是决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转换的深刻根源。再次,笔者将重点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政权建设向民主转型的转变实际上发挥了巩固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而从民主转型向国家治理的转变则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最后,立足第三世界与世界政治之间的联系,本文讨论了第三世界对于我们生活时代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政权建设、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


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掀起独立运动,一时之间,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数十个殖民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从而成为政治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新兴的民族国家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但是它们并没有摆脱现代世界体系,并且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进行的,于是它们共同成为处在现代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这种结构性位置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题。通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史,本文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从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是政权建设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是民主转型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则是国家治理的时期。[11]


西方殖民者在征服亚非拉地区时,为了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摧毁了殖民地旧的政治结构,建立了新的统治机构。当殖民地实现了政治独立、殖民者退出新建立的国家时,政治统治出现了真空,政治冲突持续日久并且不断恶化,政治秩序难以有效维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就认为,国家有效统治的程度是各国之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分野,“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2]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完整的、有力量的、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国家政权,从而形成合法且有效的政治秩序,就成为刚刚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新兴现代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政权建设是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转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性环节和关键性内容,其核心是要将政治统治的基础直接建立在国民之上,也就是要形成直接统治的政治秩序。所谓直接统治就是不借助任何中间组织,而是由统一的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公共事务,其中暴力机构、财政税收机构、民意表达机构、检查监督机构、福利机构、教育机构、司法机构等是政权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统治得以形成的基础。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研究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对此过程有着细致的刻画:“国家警察深入到地方社区。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在准备卷宗、监听哨、例行报告和对任何个人、组织或者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定期调查方面通力合作……欧洲国家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监视企业的冲突和工作条件,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建立和维护通讯线路,为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征收关税,以及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力的特征的其他活动。国家的领域扩展到远远超出了它的军事核心,其公民们开始对它提出范围非常广泛的保护、判决、生产和分配的要求。随着国家立法超出了自己的范围(远远不止批准征税),它们成了国家确实或者能够影响其利益的组织严密的所有集团要求的对象。直接统治和大规模的国家政治一起成长,并且有力地相互增强。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扩展,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13]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国家政权控制社会、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任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充足的时间从事政权建设,因而它们的政权建设遭遇到严重的挫折。


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异质性对政权建设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时指出,缺乏整合性是第三世界国家重要的共同特性。他写道:“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现代化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不过,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社会的多元性——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于利益往往主要是依据部落、种族、宗教或村落关系集团来界定的。这些集团的继续存在并处于主导地位,妨碍了它们被新兴国家和社会同化的过程。而且,只要利益仍然主要植根于村落利益集团,并通过村落集团表现出来,那么,在讨价还价和竞争的过程中,这些利益就更加不容易综合。”[14]整合性的缺乏导致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往往破坏了国家政权的完整统一性,稳定且有效的政治秩序经受着持续的考验。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不能解决政治冲突从而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时,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示范效应则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引向了民主转型的道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权建设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存在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不能解决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冲突,所以只要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建立在西方核心国家通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系列难题都将迎刃而解。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之下,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迅速高涨起来,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或是主动、或是被迫,纷纷启动民主转型的进程,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就从政权建设转换成为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是指从非自由民主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变的过程,当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按照自由民主体制组织起来,并且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集团的轮流执政之后,就可以认为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巩固。所谓自由民主体制就是指依照分权制衡原则组织国家政权机构,并且通过平等的投票权机制,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之间选举政治官员的国家制度。自由民主体制的实质是利益聚合,因此它赋予国民一种政治价值,即自身的利益可以借助自由民主体制得到维护乃至改善,当普通的国民纷纷持有此种政治价值时,国家政权就得到了国民的认可或者说具有了合法性。由此可见,自由民主体制是一种建立在利益聚合基础之上的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认为,如果遵循严格的标准,自由民主体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具体而言,就是有效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投票权、充分的知情权、对议程的控制权、成年人的公民权利,然而现实中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都未能完全满足上述标准。[15]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步入民主转型的轨道时,它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到自由民主体制与严格标准之间的差距,相反它们赋予了自由民主体制很多的理想内容。


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转型并非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之下仓促向自由民主体制的过渡,甚至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将自由民主体制视为摆脱本国艰难处境的救星,因而自由民主体制在一段时期内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迷信”。虽然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在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过程中频频陷入困境,政治体制在威权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之间反复更替,政治力量之间的结盟与反结盟长期变动不居,政治冲突日益尖锐以致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从而使得民主转型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16]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是,民主转型的乐观情绪丝毫未减,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在此重大历史变故刺激下兴奋异常的学术界的鼓吹,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早已弥漫的乐观情绪,也巩固了民主转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的地位。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地对民主化研究造成了伤害,当自由民主体制被普遍视为民主转型的明确无误的结果时,民主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具有了先天性的缺陷,即自由民主体制赖以建立的条件组合全然被遗忘了。[17]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浪潮逐渐回落之后,冷静的观察者对此过程难免有不堪回首之叹,大多数经历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未能收获当初预想的政治果实。除了少数国家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运转良好以外,大多数国家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政治衰败状态,有些国家甚至退回到威权体制,民主转型之前就困扰着政治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依然如故,甚至进一步复杂化以致增加了解决的难度。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引发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阶级冲突、种族清洗和国家分裂,从而将一些国家推到了不可治理的陷阱之中。杨光斌通过解读民主政治史发现:“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18]由此可见,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在未能实现政治整合的前提下遭遇自由民主体制时,政治衰败乃至尖锐的国内政治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结果。


民主转型的后果预示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将再次发生转换,国家治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彰显。作为一个概念,国家治理发源于治理理念,是治理理念在面对全球范围内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围绕着对问题根源的诊断、解决路径的选择而进一步理论化的产物。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认为,治理是一个内涵比统治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规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19]当治理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时,它彰显了主权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家政权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徐湘林分析道:“从学术理论的渊源来看,治理理论是从社会中心论出发,从社会的诉求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和作为。国家治理概念则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20]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治理界定为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而以合作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过程。


国家治理取代民主转型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首要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遭遇了严重的治理危机。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时多为控制手段落后、物质生活贫穷的国家,因此实现发展和建立秩序才是这些国家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发展就必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然而经济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建立劳动力市场、积累资本、提高企业效率、投资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内容,而且意味着要进行关税保护、政府计划干预、财政和金融扶持、社会动员、公民权利等内容,要言之,经济发展同政治、社会议题是相互交叠在一起的。亨廷顿就曾总结道:“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21]多种性质不同的、内容相互抵牾的、解决方案相互矛盾的议题整合在一起,在第三世界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动乱。


第三世界国家的遭遇实际上是一种根源于转型的国家治理危机。在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引发了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当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得到解决时,就会涌进政治领域从而需要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加以应对,如果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合作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时,国家治理就陷入了危机之中。徐湘林指出,所谓国家治理危机就是指国家治理出现了体制性困境或者说严重的缺陷,多个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呈现衰退和弱化,决策权威系统和行政执行系统也不能有效运转。[22]当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它们选择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作为解决方案,也就是实行民主转型以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然而不幸的是,自由民主体制非但不能有效地应对问题,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危机,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之中,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甚至成为了引爆国家治理危机的“火药桶”。


国家治理危机与民主转型的相互作用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天然具有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能力,国家治理危机也并非是简单的政治体制设计和选择的问题,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危机本身,而根本的出路就在于立足本国实际创建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不断改善国家治理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揭露了这一问题,因为金融危机撕开了西方核心国家长期以来的政治优越感的面纱,原来西方核心国家也被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甚至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所以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的挫败也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西方核心国家的困境说明自由民主体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来说,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步入了政治衰败的轨道。[23]


当第三世界国家从自由民主体制的迷梦中惊醒时,国家治理成为第三世界新的政治主题就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国家治理已经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而且是包括西方核心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政治主题,这不仅是因为西方核心国家也被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而且因为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因此“在21世纪,‘治理’则越发成为国际社会更加主导性的话语”。[24]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它们对于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也随之发生了下降,所以全球权力体系也在发生转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深刻地认识到,全球权力体系的转移将导致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消失或者出现、问题重要性的增加或者下降,就当前世界而言,集中体现为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国际议程的丰富和排序的根本性调整、国际安全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占据突出的重要位置等。[25]各种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国家之间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国家治理能力展开,国家治理水平也将成为世界各国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分野。


三  政治主题转换的逻辑:不由自主的秩序与发展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如果从直接原因的角度对政治主题的转换过程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转换是国内政治冲突不断演化的结果,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溯国内政治冲突的诱因,也就是从更为深刻的角度来审视此过程,那么可以认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才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的根源所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也就是边缘的、落后的、依附的地位,不仅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同的政治主题,而且塑造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性质、规模大小和具体节奏,进而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转换。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施加的强制作用。具体而言,现代世界体系将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确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任务,而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则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妥协和政治冲突的基本诱因,因此也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基本内容及其转换。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既是秩序与发展之间长期积累的冲突的释放,又是重新配置秩序与发展之间关系、重新建构秩序与发展之间契合性的努力。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的战略性行动,但是秩序和发展两大核心任务以及两大核心任务之间的具体关系,则并不是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所能决定的,而是受制于全球层面的结构性环境。要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所追求的正是不由自主的秩序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所追求的秩序和发展的此种性质,不仅压缩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塑造秩序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机动空间,而且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制造稳定的政治联盟和政治妥协的能力。由此可以判断,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只不过是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秩序和发展之间关系不断调整的反映。


沃勒斯坦在分析现代世界体系时,就敏锐地注意到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具有塑造作用乃至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那些已经在这些地区存在的国家,或者把它们自己转变为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或者被已采取了这种方式的新政治结构取代;或者被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吞并。”[26]在沃勒斯坦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是经济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果,因为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就意味着本国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商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类型、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就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固定了,而此种固定状态最终会反映到政治变迁上来。本文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的结构性根源,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并不能直接决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总结的那样,尽管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竭力想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也从未放弃反抗,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首先是国内推行的具体政策的结果。[27]


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转换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中间机制间接地实现的,这个中间机制就是秩序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契合和冲突关系。现代世界体系的强制作用体现在它将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确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任务。第三世界国家是落后的、依附性的、受核心国家支配的国家,这些特质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快速推进工业化,逐渐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果遵循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世界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以提供初级产品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来,通过赚取外汇收入以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也要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进一步扩大出口和积累外汇收入,然后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对于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实并不能支持它们按照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发展。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现代世界体系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和依附地位导致了西方核心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会加强和扩展西方核心国家,并且将第三世界国家限定在落后与依附的状态中。[28]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之所以进一步巩固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边缘结构,这里面的奥秘就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弗兰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平等交换机制的后果:“如果不发达国家在如上所述按世界市场价格计量其出口时具有持续的出口盈余,那么,要是它们的出口按实际价值加以计量的话,它们会有大得多的、比它们的市场价格更大的实际出口盈余……同样地,如果不发达国家即便已有商品贸易盈余(如正统理论所设想的),仍遭受着不平等交换,那么,要是它们坚持按市场价格出口比进口更多的商品,它们的交换就更加不平等,它们的损失也更大。”[29]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它们的发展是受制于现代世界体系的不由自主的发展,在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它们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核心国家财富的来源,并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依附地位,用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话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不过是“发展的幻象”而已。[30]


“发展的幻象”绝非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实现发展,而是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要重新理解发展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有效的政治秩序。所谓有效的政治秩序就是指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在对疆域进行控制和对社会进行渗透的基础上,一方面在国家内部能够集中关键性资源,并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动员国民,从而推行政治精英确定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国家外部能够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的核心利益。有效的政治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实现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一方面是因为它实现了主权独立、摆脱了政治上的依附,故而能够限制西方核心国家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机会,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核心国家进行博弈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允许第三世界国家借助产业政策、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关税保护等手段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故而推动工业化的超常规发展。


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为第三世界国家确定的核心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秩序,西方核心国家才能获得进行国际投资、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获得原材料和工业品销售的广大市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效的政治秩序关系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维系。核心—边缘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当边缘地区存在的前提下才会有现代世界体系。同时,现代世界体系所需要的边缘地区也必须是有政治秩序的,否则西方核心国家操纵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就难以正常运转。边缘地区在殖民地时期由殖民帝国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而在殖民地赢得了政治独立转换为第三世界之后,则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如果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政治精英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将会支持其他精英群体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总而言之,只有当边缘地区本身就是一个有政治秩序的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成为由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的等级性结构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只有当核心—边缘结构存在时才能谈得上现代世界体系。


当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必须以有效的政治秩序作为根本性条件时,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程度实现了最大化,由于有效的政治秩序是通过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取得的,因而政权建设就最早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持久地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是它们的核心利益所在,而持续不断地从事政权建设则是政治精英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重要工作,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必须一方面压制和分化反对派精英,排斥竞争性的机构出现,另一方面制造和赢得非精英群体即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巩固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制度形式。正如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所言,只有当政治精英能够利用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从事社会财富的分配,并且反对派精英不能建立一个竞争性组织,而非精英群体也不会收回它们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支持时,政治精英才能统治一个社会。[31]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程度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降低,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将会孕育出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代表它们的新政治精英,新政治精英必然提出分享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控制权的要求,而这将招致旧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于是采取镇压新社会阶层和新政治精英的行动。然而,镇压不仅意味着政治秩序有效性的流失,而且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社会基础,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的工业化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它们不再只是初级产品的供应地,现在它们同样具有很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比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的初步发展,既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又制造了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由于工人阶级大多聚集在城市,现代交通网和通讯设施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进行联络、制造团结、开展集体行动的能力,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更是将工人阶级引导上了政治冲突的轨道。[32]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刺激了国民要求进一步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他们强烈希望政治精英能够不断提高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水平,即国民逐渐形成了比较高的社会权利要求。而隐藏在社会权利背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确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高水平的社会权利意味着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会大幅度提高,于是能够用于投资的部分就随之减少,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消费的水平不能伴随经济发展而提高,耐用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形成,因而工业化的升级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同样会陷入困境。


正如戴维·瓦尔德纳(David Waldner)的研究所表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围绕着国民的社会权利和分配性的财政政策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关键性影响。[33]在第三世界国家执掌国家政权的旧政治精英同新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国家政权的反抗和国家政权对社会大众的严厉压制,尽管压制能够取得暂时的成功,但是压制本身已经破坏了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压制并不能解决社会权利即重新安排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问题,过去的发展战略以及相配套的政策仍在继续,但是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政治精英坚持推行既定发展战略的决心发生了动摇,执行相配套的政策的具体过程也随之发生了摇摆,工业化进程进展甚微,经济发展的过程困难重重。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摧毁了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制造了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乃至对抗关系,因此实现民主转型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从而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就开始取代政权建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新的政治主题。


经济发展以有效的政治秩序为根本性条件,因此有效的政治秩序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能够形成契合性的关键,旧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失去了有效性,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制度形式严重不合理,或者说政治体制已经丧失合理安排利益格局、妥善处理精英冲突、及时调整权力结构的核心功能,所以必须实现民主转型以重新设计政治体制,即建立通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当民主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时,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急切地想要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从而在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性的基础上打开经济发展的局面。从理想的状态来讲,自由民主体制确实能够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因为自由民主体制赋予所有的社会阶层进行利益表达和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利和途径,也提供了不同的政治精英分享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控制权的机会和渠道,所以自由民主体制能够赢得广泛的民众认可、构建巩固的政治精英联盟。


然而,自由民主体制向第三世界预示的理想状态并未兑现,实行了民主转型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达成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首先,自由民主体制只是暂停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但是政治精英之间冲突的根源仍然存在,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推进了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然而为了保持此种相对改善的位置和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第三世界国家必须继续推行那些会引发政治精英冲突的旧政策。其次,自由民主体制的要义在于政治平等基础上的投票权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充分竞争,但是在实现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精英为了选票而进行的竞争往往蜕化成为激烈的政治对抗,因为步入工业化中期的第三世界国家正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急剧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困境,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无疑是将自身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之中。[34]最后,自由民主体制赋予特殊利益集团过大的影响力,“分利集团为了达到它们的目标,必然会运用院外游说力量来影响政府政策,采用它们的组织力量来影响市场。这两方面的影响不仅会影响效率、经济增长和社会进入者的排他性,还会影响不同制度和行动的相对重要性。”[35]这就是说,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构建有效的政治秩序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了民主转型,从而使得民主转型取代政权建设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但是总体来说,民主转型是第三世界国家重建有效的政治秩序的一次失败的努力。由于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效果甚为不佳,不仅没能恢复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而且难以调和的政治冲突以及持续动荡的政治局势,更进一步打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社会基础。也正是在这样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从自由民主体制的迷信中清醒过来,不再将有效的政治秩序的形成简单地归因于政治体制,转而正视困难和危机本身以寻求应对之策,因而国家治理就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总体性方案出现了,也就是说国家治理开始取代民主转型从而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代的共同的政治主题。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总体性方案,国家治理当然要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但是国家治理并不局限于通过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来实现上述目的,国家治理将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都纳入治理对象的范围之内,通过调整和创新联结机制来重新安排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契合的基础、范围、深度。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治理首先强调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在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同时强调社会阶层以及代表它们利益的政治精英、组织机构参与构建有效的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地位,因此国家治理要建构的有效的政治秩序就不仅是单纯的统治秩序,而是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与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之间的合作秩序,在此种合作秩序中,国家意志和社会意愿将得以兼顾;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强调有效的政治秩序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但是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性、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国家治理既要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进行政府干预,同时也要求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而且要求政府干预必须集中在宏观调控、远景规划、市场监管、危机应对等方面。


总而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转换的根源在于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即边缘和依附的地位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将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视为核心任务。有效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之间既存在契合性,也存在紧张和冲突关系,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则是调节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状态的关键机制。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促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从而进一步构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于是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进步的共同政治主题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两次转换。


四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了相同的结构性位置,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题,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两次转换,第一次是从政权建设转向民主转型,第二次则是从民主转型转向国家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虽然是由国内政治冲突直接导致的,但是根源却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以及由它为第三世界国家确定的两个核心任务之间的相契与紧张关系,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就不只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而且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集中反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上。


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政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现代世界体系本身的动态过程与变动趋势,这些都将在世界政治层面表现出来。不言而喻,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复杂、内容广泛、线索多样的综合体,然而国家实力决定的国际结构以及国际结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则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所在,所以本文聚焦于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四个方面,分析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主题的转换对世界政治产生的影响。下面首先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政权建设转向民主转型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随后集中探讨当国家治理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主题后,世界政治面临的挑战以及呈现出来的发展趋势。


民主转型对政权建设的取代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陷入紧张甚至对抗所导致的,可以说民主转型是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战略性行动,因此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受到了政治主题转换的影响。民主转型将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归咎于政治秩序的类型,进而认为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即政治体制必须重新设计。在西方核心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开始普遍相信“自由民主体制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36]只要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转向了自由民主体制,那么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就能够得到重建,经济发展也将摆脱目前的困境从而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但是事实上,民主转型未能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期望变成现实,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并未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形成。民主转型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弱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治国理政的能力,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民主转型在制度形式上似乎推进了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它扩大了普通国民政治参与的机会、提高了政治精英的竞争程度,也更加符合西方核心国家兜售的价值观念。虽然自由民主体制能够从西方核心国家移植过来,但是支持自由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却只能由本国自己生长出来。[37]在缺乏相应社会基础支持的前提下,民主转型引发了社会冲突、培养了恶性政治竞争,甚至招来了阶级冲突和政治对抗,因此民主转型没有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


其实,即使是在那些民主转型得到了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政治精英也没有实现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性的目的,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在做出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决策时,既要取悦于群情激愤的涌上街头积极表达利益诉求的选民,又要讨好西方核心国家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资本主体。[38]处在民众和西方核心国家双重政治压力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更多的时候呈现出政局在左翼—右翼之间转换、经济与社会政策变动不居的状态,因此虽然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时期能够重新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它们很难集中关键性的发展资源、凝聚政治共识、有效控制社会分歧、推行发展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从而为本国打下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有鉴于此,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新兴民主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先后陷入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民主转型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但是它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因此民主转型给西方核心国家带来了重大的利益。第三世界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殖民地摆脱西方核心国家的殖民统治,开始以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种重大的政治变迁是不符合西方核心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方核心国家在面对殖民地独立运动时采取相互支持和共同反对的态度。这种局面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才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方面是因为亚非各国联合起来强烈谴责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核心国家认识到政治独立并不能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它们仍然能够通过不平等交换机制剥削和支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核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就有可能发生动摇,西方核心国家的利益将遭到严重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30年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核心国家的隐忧。虽然西方核心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年的经济黄金期,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却不容小觑,工业生产的国际分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并且显著的转移”,西方核心国家的工业力量衰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举成为了新兴工业国家。[39]如果得到了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以一个统一的集团同西方核心国家进行博弈,要求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实现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平等化,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它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并且获益良多的优势地位将可能失去。


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奉行不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价值、实行不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背景,那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及联合起来同西方核心国家斗争的可能性,就如同“幽灵”一般开始笼罩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精英心头。对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精英来说,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办法无过于利用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制造障碍,从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激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冲突,并且引诱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放弃过去的政治秩序,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即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转型以建立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如亨廷顿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家采用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手段进行推动。[40]


民主转型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如同汹涌的浪潮一般席卷亚非拉地区,并且取代政权建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西方核心国家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深层次的和难以估量的。民主转型将承载着西方核心国家的利益和价值的政治体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被打断了,政治体制上的异质性也被极大的改变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强化,以核心—边缘等级结构为支撑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得到了巩固。


民主转型以对第三世界和西方核心国家的实力消长产生的重要影响,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民主转型对于第三世界和西方核心国家有着明显不同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第三世界国家实力的增长空间,因此第三世界重新被限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被支配和受剥削的劣势地位上。另一方面,它保持了西方核心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接受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同自由民主体制相配套的经济政策,不仅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西方核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机制也没有发生改变,故而西方核心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巨额生产剩余。换言之,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借助民主转型实现了合法化,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第三世界的贫穷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41]


国际结构从根本上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国家之间实力的巨大差异奠定了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基础。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指出,国家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当国家实力与利益格局相互匹配时,国际结构才可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基础。[42]当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实力还不足以同西方核心国家相抗衡时,西方核心国家就具有充分使用自己的国家实力来巩固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空间,从而维持国际结构的稳定,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是西方核心国家维持国际结构的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核心国家刻意要通过民主转型破坏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遭遇困境只是民主转型导致的客观后果,但是第三世界接纳了自由民主体制将促使这些国家承认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所界定的利益格局。由此可见,民主转型其实充当了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实现巩固的手段。


民主转型通过给苏联东欧国家制造政治竞争压力,从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第三世界是以介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它希望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并且寻求第三世界的团结。[43]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介位置赋予这些国家自主选择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因此政治体制方面的多样性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显著特征,在此情况下第三世界既是两大阵营相互争夺的中间地带,又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政治体制上转向自由民主体制时,资本主义阵营在中间地带的争夺上取得了优势,于是介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被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同时苏联东欧国家面临着自由民主体制的兴盛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变化给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埋下了伏笔,美欧资本主义阵营在苏东剧变之后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对世界霸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霸权就是指一个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权,乔万尼·阿瑞吉将霸权归结为领导各国追求共同利益和领导各国走上相同发展道路两个内容。阿瑞吉指出:“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但是起支配作用的国家也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扮演着领导角色,它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44]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并且在这样的政治竞争压力下,苏联东欧国家最终也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因而美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政治条件,于是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现,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第三世界国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属于霸权的第二个层次,即西方核心国家促使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共同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霸权实际上是“违反自身意愿的领导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如果美国的世界霸权不能证明它代表着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那么美国的世界霸权就会陷入权力竞争的状态从而受到损害。[45]事实也是如此,当实现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能收获自由民主体制允诺的果实时,自由民主体制并不能在第三世界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自动制造政治共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逐渐激烈起来,美国世界霸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这种情形就如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世界霸权虽然维持了下来但适用范围缩小了,并且它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没有其支持者所设想的那样保持了一贯的友善,支持者的利益时常处在美国世界霸权捍卫的共同利益的界限之外。[46]


同样必须注意到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国际空间,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则成为推动美国霸权衰落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第三世界国家为了重建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而转向自由民主体制,但是自由民主体制并没有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政治秩序,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经济政策、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这些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错失了美国世界霸权开创的新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充分的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借助世界市场吸收了巨额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大幅度提升。由此可见,民主转型既为美国世界霸权确立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制造了动力。


五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与世界政治的转型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世界政治层面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民主转型转换成国家治理,而且证明西方核心国家也存在一系列严重的治理难题,因此可以说全球经济危机将国家治理推到了世界各国面前,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主题。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已经并且将继续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家治理直接指向造成治理困局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问题本身,从而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置于同样的政治维度进行考量。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所指向的一系列难题难以通过等级性国际结构得到解决,因而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结构。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民主转型转向国家治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时代,这个时代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刻变革为主要内容。如果说民主转型是现代世界体系实现巩固的一种过程,那么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是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力源。下文将在具体考察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世界政治的总体影响,即世界政治的转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意味着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难以为继,因此现代世界体系自然要伴随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变动而发生变迁,而现代世界体系的变迁自然也要反映到作为其政治上层建筑的世界政治上来。世界政治的转型就是指一种更加平等、包容和互惠的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并且用以重新界定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观念与国际规则也伴随着新的国际结构的孕育过程而不断涌现出来。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实际,它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不可能因为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轻易得到解决;而且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摆脱西方核心国家立足自由民主体制的正当性所施加给它们的政治压力,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长期以来困扰本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难题。国家治理主题表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体制,每个国家也都会面临构建联盟、控制国内冲突、解读全球格局以及实施发展项目等各种各样的任务”。[47]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从改善国家治理的维度来思考和推行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战略性行动。进而言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西方核心国家时重新获得了政治自主性,它们能够更多地根据本国实际来确立和推行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政策,而不再屈从于西方核心国家为它们提供的备选方案。在政治自主性觉醒的前提下,致力于国家治理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再单纯是西方核心国家眼中的国际难题的滋生地,也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全球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组织主体和中心环节。[48]


国家治理同样为第三世界国家重塑相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自主性奠定了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于整合治理资源,实现各种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使治理主体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而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得到解决的前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狭义地理解成为国家渗透和控制社会,而应该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与合作,为国家政权创造一个规模“足够支撑有效的政治秩序的社会联盟”。[49]与此同时,国家政权不能受制于这个社会联盟,相反它必须具备独立于社会联盟的自主性以便推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将此种类型的国家—社会关系称作“嵌入的自主”。[50]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是对政权建设与民主转型的优化升级,它要求根据本国政治与社会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和合作,从而增强本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从深层次上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建立在两个相互强化的条件之上:一方面,西方核心国家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并不存在严重的国家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是上述状况的基本保障,因此两个条件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政治优势成为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性资源,在美国的主导下它们结成了一个规模有限、联系紧密的国家集团,同时它们以自由民主体制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有意识地选择重要的国家,并且同这些国家结成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关系。[51]但是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表明,西方核心国家不仅也存在一系列治理难题,而且它们甚至是一些全球性治理难题的制造者。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当西方核心国家也被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时,就说明自由民主体制与良好的国家治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也就不复存在了。


同样重要的事实在于,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打断了西方核心国家实现政治优势不断扩张的过程。西方核心国家不仅认为自由民主体制享有政治优越性,而且认为应该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国,从而不断扩张它们的政治优势。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民主转型道路的背景下,西方核心国家认为将自由民主体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真正能够接纳和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前提,而现行的由西方核心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则是实现第三世界国家良好治理乃至全球良好治理的关键。[52]巴里·布赞(Barry Buzan)甚至指出了西方核心国家扩张政治优势的实质,这就是应该遵循从核心到边缘的路径,处在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旧的身份,完全接受西方核心国家提供的政治规范。[53]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宣告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建立在并不足信的基础之上,第三世界国家并不能通过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能实现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重建,各国都应该直接面对国家治理的难题,而不是盲目的输出或者拥抱自由民主体制。


既然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觉醒的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那么由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再认为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是别无选择的结果,甚至西方核心国家也开始怀疑它们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换言之,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出现了松动和变革的迹象。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那么甚至可以说国际结构已经明显由核心支配边缘的状态向着多极化状态发展,表现在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观念力量的多极化等三个层面的复合进程上。[54]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综合实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正在发展成为多极化国际结构中的一极或者几极,与此同时,西方核心国家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综合实力严重受损,直到今日也未能明显改变衰落的趋势。国家实力对比的改变使西方核心国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甚至坚持认为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将不可避免的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致最终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重塑国际结构的问题。[55]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则认为中国崛起是客观事实,这很可能导致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结构的终结,但是只要西方核心国家能够抢先制定国际规则并将中国纳入进来,那么西方核心国家的地位将能够实现延续。[56]


因为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培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推动了等级性国际结构走向松动和变革,所以美国的世界霸权也开始走向衰落。理查德·拉克曼认为:“美国霸权已无法维持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再是全球金融资本的避风港。目前的情况若没有本质的变革,金融恐慌和美元崩溃的局面必然会发生。不管这是否会变成现实,或者当主要工业大国联合起来刺激全球其他地区的需求,重新监管国际资本流动,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美国未来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都会下降。”[57]任何世界霸权都必须建立在霸权维护的共同利益所能涵盖的联盟国家和国内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美国通过保护核心国家集团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了世界霸权的社会基础。[58]但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恶化损害了政治平等,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已经将工人阶级抛出了社会基础之外,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家治理陷入难以改进的危机局面。[59]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国家实力,而且暴露出美国为了私利不惜牺牲盟国利益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美国面临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激烈竞争,因此美国难以继续有效地维护盟国的利益。要言之,美国世界霸权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只是对世界政治重要方面——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等级性国际结构、世界霸权——产生具体的影响,而且推动着世界政治在整体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提供了世界政治转型的动力源。而且,相对于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重要影响来说,它对世界政治转型所形成的推动作用是更为关键和深远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背后,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内容,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创造出构建新型国际结构的新质因素。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转型并非世界中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也不是指大国地位的更替以及核心国家集团成员的调整,而是指一种新的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


国际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是不争的共识,但是对于国际结构变化的方向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伊肯伯里作为西方核心国家的代言人,他相信渡过了经济危机劫难的西方核心国家,能够重整旗鼓、收回让步,使得“历史站在西方国家那一边”,国际结构的变化充其量不过是将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大国纳入核心国家集团,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60]然而伊肯伯里漠视了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和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重要影响,正是这种重要影响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关系。西方核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等级性的中心—边缘关系,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则预示着一种“半中心化”的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摆脱边缘地位,向着中心地带的方向移动,从而呈现出一种“半中心化”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方核心国家开始失去中心位置,向着边缘地带的方向移动,从而体现出一种“半中心化”的趋势,可以说“半中心化”的关系就是指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向着平等性的国际结构转变的中间状态。


其实,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自主性同等级性的国际结构的“半中心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集中体现在不仅摆脱了西方核心国家提供的政治方案的束缚,从而能够从容地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政策;而且形成了有关国际事务的新观念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新主张,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西方核心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核心国家在综合实力消长方面的显著变化,以及世界力量中心越来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失去中心位置、步入“半中心化”就具备了现实基础。世界力量中心的多极化是国际结构“半中心化”的关键,因此,多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重构就成为“半中心化”的关系的基本内容。“半中心化”意味着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单元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调整,也就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或者说运动中的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了世界政治转型的基本标志。


国际体系性质的决定因素是构成国际体系的行为单元之间关系的类型,而不是这些行为单元自身的特性,不同的关系类型决定了国际体系在统治形式、治理模式、秩序规则等方面的显著差别。[61]秦亚青认为,运动中的关系也就是过程,在社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运动中的关系是行为主体的身份建构的核心所在,国际社会也是以关系为本位的,所以关系是理解国际结构体系的基本维度。[62]由于国家治理主题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同时也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的基础,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不再屈从于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也不再盲目接受等级性国际结构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共同利益等方面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新兴国家,纷纷以实际行动争取在世界政治中,享有相对于西方核心国家而言的平等地位、合理责任、发展机会、核心利益。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所发生的改变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有关世界政治的国际观念和国际机制的新主张,这些国际观念和国际机制方面的新主张,不仅同西方核心国家秉持的主张截然不同从而同其形成了竞争,而且代表着国际结构的发展方向。


任何试图对世界政治发挥影响的国家都必须形成一定的国际观念,国际观念的核心在于怎样有效地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它主要包括对国际结构性质的判断、对自身同国际社会关系的定位、对自身进行国际交往方式的选择,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所持有“同国际社会交往的世界观”。[63]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有关世界政治的国际观念可以集中表述为,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在一起,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开展合作以建立平等、包容、共享、互惠的国际结构,进而建立符合共同价值的世界秩序。第三世界提出的新国际观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落脚点的,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的那样,当国际结构的变动与人类命运面临的艰巨挑战相遇时,它既要求对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进行限制和改革,又要求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全球层面形成新的观念。[64]当然,新的观念是对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进行反思的产物,它必然要同西方世界的观念发生竞争,但这恰是第三世界崛起的表现。[65]


国际机制的新主张就是指世界各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维护共同利益、强化全球合作、促进国家参与的行动框架与交往规则。国家治理主题背后实际上潜伏着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以及全球治理困局,因此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仅要求国家成为治理的关键行动者,而且要求国家之间要开展深层次的合作以应对全球治理的严峻挑战。当前全球治理的基本问题在于:一方面现行的国际机制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面对的集体行动问题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然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既不完备又少得可怜。”[66]另一方面,现行的国际机制由西方核心国家主导设计完成,严重地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利益,所以现行国际机制实践上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威胁人类命运的全球性挑战日益紧迫的情况下。由此可见,新的国际机制必须填补现行国际机制的缺陷,在改革旧的国际机制和创设新的国际机制的基础上,使全球治理不再“被动地应对所谓的全球问题,而要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67]要言之,新的国际机制同样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


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意味着由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内在转换,世界政治也正在发生转型。虽然在形式上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并没有解体,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提出了新国际观念和新国际机制主张,这些主张日渐成熟,并且同西方世界的旧主张形成了激烈竞争。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围绕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国际观念和国际规则的新主张,实际上就是构成新型国际结构的新因素,并且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新主张符合应对全球治理严峻挑战的需求,而且符合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现实以及历史趋势,因此新型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如果要进行全球治理,那么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国家间的合作和跨国网络,而非等级结构的世界政府”。[68]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则指出,未来的国际结构不仅是多个力量中心共存,甚至每一个力量中心也不可能集中所有的力量,更可能的情况是力量分散以致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国际结构。[69]确定无疑之处在于,无论国际结构的未来形态如何,其基本性质应该是平等的而非等级性的、增进世界共同利益的而非捍卫西方核心国家利益的、广泛协商的而非支配性的,这正是世界政治转型的基本内涵。


总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的成长、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冲击了等级性国际结构、推动了美国世界霸权走向衰落。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也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关于国际观念与国际机制的新主张得以出现并且日益成熟。因此,新型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世界政治也在发生深刻转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是世界政治转型的动力源泉,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围绕着国家治理进行的全面竞争将在根本上制约着世界政治的转型过程,进而言之,第三世界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取得国家治理水平上的竞争优势,将最终决定新型国际结构的具体形态和世界政治转型的节奏。


六  结论:找回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三世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民族独立而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集合体,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着相同的结构性位置,一方面决定了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是它们的核心任务,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共同的政治主题。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之间既存在契合性又存在紧张乃至对抗关系,两者之间的契合性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最早的共同政治主题即政权建设,但是两者之间的紧张乃至对抗关系则激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激烈的政治冲突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努力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从而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这些尝试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发生两次转换。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的转换从根本上讲是由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决定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主题的每一次转换都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必然要反映到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而存在的世界政治层面上来,也就是说政治主题转换将对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民主转型确立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并且开启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扩张的过程,所以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的转换在总体上起到了巩固等级性国际结构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而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因此从民主转型到国家治理的转换则为新型国际结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显而易见,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相比于民主转型主题的形成而言,对国际结构的发展轨迹和世界政治的前进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正当第三世界崛起的迹象愈发明显之际,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开始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却开始流行一种第三世界消亡或者至少不再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性的主张。这种主张的核心内容包括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第三世界是介入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之间的不结盟力量,但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第三世界在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中已经不具备存在下去的政治基础。就经济方面而言,第三世界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强国,已经摆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位置,所以第三世界不再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实体而存在。[70]经过本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做出的分析,充分说明第三世界绝非是过时、不重要的概念,相反第三世界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它的存在解释了国际结构的性质以及揭露了国际结构自我维持的核心机制。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处在边缘位置的国家集合体,经济上落后自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属性,但是第三世界的内在规定性却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这就是被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的地位,正如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Peter Wallace Preston)所言,“从根本上说,第三世界的问题就是有关主导与依附的权力关系问题”。[71]第三世界是一个同西方核心国家相对称的政治范畴,它的边缘位置其实就是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中被支配的地位,因此第三世界本身就是对当今国际结构的等级性质的最好证明。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剥削,也就是要保证第三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剩余的绝大部分顺利进入西方核心国家,从而不断地巩固西方核心国家的经济优势和支配地位。进而论之,剥削是等级性国际结构自我维持的核心机制,而第三世界恰是西方核心国家的剥削对象。


由于剥削这种自我维持机制的存在,第三世界国家虽然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摆脱等级性国际结构中的边缘位置,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始终同等级性国际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等级性国际结构继续存在,第三世界就不会消失,同样只要第三世界存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也不会消失。社会科学理论敏锐的发现了第三世界内部由于发展差异所呈现的分化趋势,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创造的“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发展型国家”“新兴工业国家”等概念以代替第三世界的概念。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但是南北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差异仍然在事实上是最为重要的。[72]而且,这些从经济发展角度创造的概念并没有理解被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的非西方世界的本质内涵,所以并不是能够取代第三世界的有效分析概念。


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为理解国际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第三世界解释了国际结构的等级性质以及潜伏在背后的剥削机制,因此揭露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的非正当性。既然等级性国际结构并不具有正当性,那么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特别是当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质疑等级性国际结构的情况下。等级性国际结构是由西方核心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存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支配和剥削关系组成的,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西方核心国家乐于维护等级性国际结构,最多接受扩大核心国家集团的成员从而纳入第三世界的新兴大国的改革方案,因此推动等级性国际结构转变的力量以及决定等级性国际结构转变方向的力量,都只可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中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使得第三世界追求一种平等性质的国际结构,所以第三世界提供了一种等级性国际结构的替代方案。


既然第三世界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和理解国际结构转变的学理基础,那么第三世界对于我们生活时代的现实意义就更加值得关注。


首先,第三世界是保障等级性国际结构以和平方式实现转型的基本力量。国内外很多学者相信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核心国家形成的挑战,最终难以避免战争解决问题的政治悲剧。[73]此种认识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将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过程仅仅看成世界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说是新兴世界大国与守成世界大国争夺国际结构支配权的过程,因而完全忽视了第三世界在国际结构转变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将第三世界纳入理解国际结构转变过程的分析框架,那么国际结构的和平转型而非通过战争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在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和平转型进程中,第三世界从三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一,第三世界为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过程确定了目标,这就是能够增进共同利益和保障国家核心利益的平等性质的国际结构,因此限定了新兴世界大国在国际结构转变过程中的行动范围。其二,新兴大国诚然是等级性国际结构转变的重要推动者,但是新兴大国本身就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是作为第三世界的利益代表参与到国际结构转变过程中去的,如果新兴大国不能代表第三世界的利益,那么国际结构的转变就会偏离方向从而失去正当性。其三,第三世界追求的平等性质的国际结构不仅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且要增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它始终将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从而成为命运共同体作为落脚点,这就为西方核心国家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三世界约束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战略选择。要言之,第三世界在国际结构转变过程中改变了世界大国竞争的争霸性质,充当了促使国际结构转型过程超越权力斗争层面的主要力量。


其次,第三世界的现实意义也体现在它揭示了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并且也是世界各国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第三世界宛如能够充分展现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以来世界各国交往日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复杂历史过程的化石。[74]不仅第三世界国家是相互依赖的,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也是相互依赖的。更为重要方面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才能改变等级性国际结构,世界各国也只有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克服全球性治理危机的严峻挑战。在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变、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同时出现时,世界各国只有凝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拥有未来,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格局下的境遇本身就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经验,在今天同样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力量。


最后,第三世界的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上。国家治理意味着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各国的治理难题,从而实现增进公共利益和改善公民福利的目的。第三世界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不仅造福于世界上长期遭受贫穷和苦难折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几十亿人民,而且通过遏制全球性治理难题的滋生和泛滥,从而提高了全球公共福利和造福于世界人民,因此国家治理将第三世界带进了一个新时代。[75]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是全球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它们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规则的创设来推进全球性治理难题的解决,从而为不断改进全球治理水平做出贡献。在国家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政治主题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将围绕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而进行竞争,正是这样的国家间竞争能够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因此世界各国国家治理水平和全球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具备了关键条件。


* 本文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全球治理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研究”和华东政法大学重大项目“华与罗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支持。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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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基斯·格里芬:《从历史上看不发达问题》,载查尔斯·威尔伯主编,高铦、徐壮飞等译:《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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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陈明明:《“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载洪涛主编:《历史与理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26页。

[11] 本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的归纳同拉美国家的政治进程存在一定的差距。拉美国家同样是处在现代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然而大多数拉美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实现了民族独立,从而开始了政权建设的进程,其中少数国家还曾发生过民主转型。因此本文的归纳并不能完全符合每一个拉美国家的情况。当然,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以来的政治进程同本文所归纳的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这两个政治主题相吻合,也同政治主题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一般进程相吻合,所以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国家仍然符合本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转换的解释逻辑。

[12]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页。

[13] 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7页。

[14] 詹姆斯·科尔曼著:《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体系》,载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主编,任晓晋、储建国、宋腊梅译:《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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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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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迈克尔·曼著,郭忠华、徐法寅、蒋文芳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501—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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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14.

[69]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2008, pp.44-56.

[70] 代表性论述可参阅:Peter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4; Nigel 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Decline of an Ide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7; Mark T. Berger,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 The Third Quarterly, Vol.15, No.2, 1994, pp.257-275; Arturo Escobar, “Beyond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 No.1, 2004, pp.207-230.;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2006年版。

[71] 彼得·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第134页。

[72] Beverly J. Silver and Giovanni Arrighi, “Workers North and South,”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0, p.53.

[73] John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pp.160-162.

[74] Mark T. Berger, “After the Third World? History, Destiny and the Fates of Third World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 No.1, 2004, pp.9-39.

[75] David Moore, “The Second Age of the Third World: Fro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o Global Public Good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 No.1, 2004, pp.87-109.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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