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我国刚刚打开国门，外交工作正处在“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重大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调整“联美抗苏”的外交思路

毛泽东确定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上世纪70年代末，已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经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

1981年3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他认为，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做到以下三条：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他还指出，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包括以下

四个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或保持国家关系；尽量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群众建立、发展或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坚决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有了这四条，我们对外活动的形象就信义昭明，正气磅礴。”

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胡耀邦特别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在当时的主要用意之一，就是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以保持中国外交的独立性。胡耀邦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变化，但对华的立场没有本质的改变。此外，美苏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即便美苏关系激化，美国对我们最好的情况也不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那种情况。因此，对美国希望过头了，将来要失望。

在对苏政策方面，胡耀邦强调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指出中苏两国关系“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并且强调中苏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国家间关系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他在1981 年3 月又明确提出，在对苏政策上必须划清三个界限：坚定地反它的霸权主义，而不反它的国内政策，不要提出“联美反苏”；不要把政治斗争、反霸权主义，同完全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混为一谈；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而要同苏联广大人民尽量保持友好关系。他指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胡耀邦在对苏政策上的这些主张，改变了以苏为敌的观念，对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友谊

受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党对外交往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外，我党同苏联、法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公开论战，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在本国有着实际影响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全都断绝了交往。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以巨大的精力指导我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使党的对外关系成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0年至1981年，胡耀邦先后同意大利、希腊、荷兰、西班牙等国共产党访华代表团会谈，恢复了我党与这些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关党际关系准则的重要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由此形成了党与党之间友好合作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正式写入了1982 年9 月通过的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中。到1986年为止，中共同世界200个左右的共产党和其它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之后又不断拓展。至今已发展到同世界400多个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广泛友好的关系。

在同国外共产党的交往中，胡耀邦最有代表性的外交杰作是接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访华，这是我党拓展政党外交的一个关键性的开端。在中共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时，意共给予了我党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二战之后，意共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最早提出反对苏共的霸权主义。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该党发展成为其国内第二大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的共产党。但是在上世纪60 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了两篇有名的同该党论战的文章，给对方戴上了诸如“修正主义”一类的大帽子，进而又同他们断绝关系达15 年之久。对方曾通过种种途径表示有意要同我党恢复关系，但我们却置之不理。甚至在毛泽东去世时，意共给我党中央发来唁电，我们却以“中国共产党人不想同修正主义党有联系”为由，不尽人情地把该党的电报退了回去。在胡耀邦的亲自操持下，1980年4月，我党邀请贝林格率领意共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党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胡耀邦对于接待意共客人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亲临机场迎送代表团，陪同意共客人到外地参观访问，为代表团举行隆重的告别宴会，发表热情洋溢、富有实质内容的讲话，更重要的是他还先后同代表团进行了5次会谈，总时数近20个小时之长，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在意共代表团来访前，胡耀邦做了不少重要指示。鉴于我党同意共关系已中断多年，为使党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联部为中央草拟了关于两党恢复关系的通报稿。原稿提到，在两党关系恢复之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仍将会继续存在，但这不应成为恢复关系的障碍。双方可以在今后的接触和交往中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求同存异。胡耀邦在审阅定稿时，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要求各党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国内政策等问题上都必须保持一致见解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这些“不应当也不必要成为恢复两党关系的障碍”。在与意共代表团第一次会谈中，他强调，中意两党“在完全独立自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关系”。两党代表团在正式会谈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他总是能极其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他还对意共同志介绍一些同我方有差异的国际政策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他们的观点，并强调“分歧不影响我们完全平等的团结关系”。他在为意共代表团圆满结束访华举办的告别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富有实质性内容的讲演。他再次强调：我们决心在两党关系上，严格恪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我们之间在某些问题认识上的不同和观点上的差异，只能激励我们相互启发、互相探讨，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求得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共同进步和提高。

胡耀邦还积极推动建立和扩大中共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重要政党及欧洲社会党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对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对苏联的态度划线。198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方案。1984年在接待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来华访问过程中，胡耀邦进一步提出“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这方面最典型的范例是1981 年2 月，胡耀邦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来华访问，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下了一着漂亮的先手棋。访华后三个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在随后几年与各国社会党往来的过程中，胡耀邦提出了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社会党关系的基本方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关系的惟一现实的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同非共产党性质政党关系的一大突破，这个原则不仅被运用于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后来的实践表明，它也被运用于同其他所有政党的关系。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与亚非拉各国民族主义政党、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着眼经济外交

受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我国“文革”期间闭关锁国，经济外交的路子越走越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

1981年底，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在1982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专门作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长篇讲话。在这个发言中，他论述了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明确有力的方针政策。他依据马克思“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问题作了理论探讨。他指出：“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不说“对外贸易”而用“对外经济关系”，是因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对外贸易广泛得多。他强调，要按照“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观点，系统地总结经验，制订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在讲话中，胡耀邦围绕6个问题系统阐述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方针和政策：善于吸引国外资金、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大力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正确掌握对外经济援助、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强调：为了打开对外经济关系以及整个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大家必须“在战略思想上真正统一起来，在战术行动上真正协调起来”。

胡耀邦利用一切机会做有利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事。在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同中国合作开发煤炭资源的过程中，胡耀邦多次会见哈默博士，并听取煤炭工业部关于同哈默合资经营开发山西平朔露天煤矿情况的汇报。他还特别注意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往来。1985年4月，他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五国；1986 年6 月，他又出访英、德、法、意等西欧四国。在这两次访问过程中，他把解决中国同这些国家经济贸易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贸易逆差问题）、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当作主要会谈内容之一。

重视中日关系

胡耀邦特别重视中日关系。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中日关系是中国同周边大国关系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双边关系，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歪曲历史上作文章，历史问题已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将对日关系放在了大国关系的首位，指出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的史实，并且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可见，胡耀邦对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1983年，胡耀邦访日与日方高层达成共识：加强面向21 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1984 年，中日两国成立了一个“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督促两国友好交流事业的开展。中方的首席委员（日方称为座长）是王兆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委员会建议两国政府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是：日本政府利用ODA 的款项在北京建立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胡耀邦相当重视推进中日友好，并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1984年亲自决断邀请3000余名日本青年访华活动。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中央成立了筹委会，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任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刘延东分别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由于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200多个团体和单位发出了邀请。邀请以民间为主，也充分照顾官方。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政府都被邀请了。最后，日本220 个团体、单位派遣了3017人（包括63 名新闻记者），组成了217个代表团应邀访华。国庆35周年庆典前一天，应邀访华的3000名日本青年分别从南京、西安、杭州、武汉汇集到北京，观礼“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国庆庆典。9月29日，中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宴会。国庆节期间，还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个联欢大会，日本各界名流出席。出席者中年龄最小的是当时深受中国人喜爱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小演员小林绫子，只有10来岁；年龄最大是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日中青年研修会会长冈崎嘉平太，当时已85 岁高龄。胡耀邦在联欢会上强调，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国庆阅兵时，天安门观礼台上专门给日本3000余名青年代表留了位置。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日青年舞会。燃放烟火后，大家开始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多钟。日本代表团在京期间，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待了一批日方友好人士。这次活动带来了很多后续交流。1985年，应日本200多个友好团体的邀请，以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于1985 年10 月27 日至11 月12 日回访了日本。团员504名，来自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包括56 个民族的青年。代表团走遍了日本40 多个都、道、府、县，接触了大量的日本民众。20 年后，应邀访华的3000 日本人有的当上了国会议员，有的当上了地方的行政长官或公司的领导者，在日本各个领域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人现在是日本国内推动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

胡耀邦深知笔杆子的威力不亚于枪杆子，国外的主流媒体如能客观报道中国，则比我们自己宣传自己效果更好。胡耀邦借助外力宣传中国最成功的范例是借助三见山崎，透过日本主流媒体来宣传中国。山崎是日本著名作家，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开掘历史深层、塑造时代群像而著名。她写作《大地之子》这部反侵略、谋和平的作品，以表现在华战争遗孤的命运及日中由战到和的沧桑。该作品描绘侵华战争牺牲品的“弃民”由中国养父母抚育成人，主人公最终任上海宝钢工程师，并且不顾“文革”受难的经历和中日经济合作摩擦的现实，决意留在第二祖国而不回日本与亲生父亲团聚定居。胡耀邦称赞山崎摒弃概念化、公式化的“日中友好万岁”式写法，产生了令人信服的传神、传情效果。发行山崎作品的刊物《文艺春秋》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月刊，在日本的影响非别家刊物可比。为写作《大地之子》，山崎于1984年至1987年数度赴中国各地采访。胡耀邦为山崎提供方便，使她得以深入内蒙监狱、宁夏劳改农场，并住到缺电少水的河北农村体验生活。山崎采访了从部长到平民的很多人，为时空跨度极大的鸿篇巨著搜集了丰富的素材。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存在种种制约，山崎觉得采访不够顺利，由此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一向谈笑风生的胡耀邦，二次见她时正色道∶我给你撑腰就是了嘛，半途而废可不行噢，你要临阵逃脱就是胆小鬼，当心我这个督战队拿机枪扫你！ 1986 年深秋，胡耀邦去外地视察前抽空见山崎时说，我三次见一个外国作家属于破例，其用意在于期待你写出有益于两国未来的作品，也希望你理解我们不愿看到日本受到少数军国主义者误导的心理。握别时，他神色凝重地对山崎道∶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见了，你明年来时我还在不在这里都难说⋯⋯，但是我们说好了，大作出来一定送我一部啊！心直口快的胡耀邦的这番话，果真成为永诀之言。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讣告尚未公布，山崎已从驻京日本媒体获悉。她当即飞往北京吊唁，对胡耀邦夫人李昭说了声“太遗憾了”，就嚎啕大哭起来。1991年6月，她携带刚刚付梓的单行本赴江西共青城还愿，在故人墓前长跪默祷，并将刻有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同志生平”的墓碑拍照后在日本发表。胡耀邦积极支持山崎自费来华采访，在既无损形象，又不泄密的前提下，促成了《大地之子》问世，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了普遍的、持续的积极影响。

外交逸事

“十年动乱”中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不久，胡耀邦在中国领导人中第一个穿起了西装，这在当时是引起轰动的事情。他以身作则地鼓励人们穿西装，把这看成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主动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外交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为客人举行家宴在西方被看成是对客人的最高礼遇，但新中国外交没有家宴的习惯。胡耀邦是第一个设家宴款待外国首脑的新中国领导人。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访华时，胡耀邦在家里宴请中曾根，餐点也多是投其所好。这使中曾根深感荣幸，称胡耀邦的外交有周恩来遗风。中曾根是偏右的鹰派，1985年曾参拜靖国神社，但他系铃后又主动解铃，从1986 年起停止正式参拜。此后日本政府首脑多年“自肃”拜鬼，中曾根等至今不断抨击小泉不明智，应该说这是当年首脑外交的长期回报。

胡耀邦高度重视外事活动。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前，胡耀邦不仅调阅了很多参考材料，对会谈作了精心准备，还亲自动笔，写出长达10多页的会谈提纲，送到中联部，请有关同志阅看并提意见。这真是一个破天荒之举。胡耀邦对工作极度负责，对外交事务特别认真。对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部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从来不照念，而是仔细推敲，反复斟酌。不少文稿退回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外交部机关干部至今津津乐道的“例外”是胡耀邦访问日本时，由当时外交部科员王毅（现任驻日本大使）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

胡耀邦在外交场合襟怀磊落，不搞外交辞令。无论是多尖锐的问题，他都是有问必答，答必所问，从不拐弯抹角，顾左右而言它。胡耀邦的反应之快，谈锋之健、决断之速，常使外方为之惊叹。例如，他访问日本期间，有记者问他“是国家主席领导着你，还是你领导着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只用几句话就解释得很清楚：“我不能干涉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工作。但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要在政治局讨论的。我是政治局的主持人、召集人，我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国家、政府、党的事情，形成决议，按各自的职责去执行⋯⋯”台下一片掌声。对日本记者提出的“中国何时才能改为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问题，他回答说：“中国有10亿人口，人太多，间接选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至于将来是不是改为直接选举，我无权回答。我只是中国的一个公民。改不改，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人民决定。”又是一片掌声和笑声。忽然，一位日本记者提问道：“今天的晚报上有一条消息，中国有一位外交官亡命美国，不知会不会影响中美商定的政府首脑互访？”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胡耀邦坦然回答：“我不知道昨天是否有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居住下来，没有得到报告。但是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中国人10 万万，跑上几个、几百、几千、几万，算不了什么。邓小平就对卡特说过，有人想去你那里，我们送你1000万！有人要跑，也许是由于中国比较困难。你们日本有个电影叫阿信，她家穷，她不跑，艰苦奋斗。贵国的阿信比中国要跑的那些人高明1 万倍！”接着，他话题一转，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关系及其对中日、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日记者大为折服，认为“胡既坦率真诚，又反应灵敏”，“中国的领导人有水平”！访日的最后一天，在离别宴会上，胡耀邦忽发奇语；“⋯⋯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日本已经度过了165 个小时了。1加6加5等于12。你们是12分周到的款待，我们是12分的感谢，我们这次建立起来的友谊是12 万分的宝贵！”一语既出，满座惊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