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远东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
……1937年，当时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只是1935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1936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作为书名。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过了两个月，即1937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三十元的日元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1937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投稿。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等于拿到了1955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1950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之多。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到了1955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我在监狱里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163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的奴者。”一直到1980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间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1963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候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1955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家庭后，在1997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2002年11月20日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间何世！”因为本书作为附录收录了她晚年写的回忆录，因此在这里她写出了她的命运与遭遇，作为我奉献在她的遗像前的祭礼，也就是说，这部回忆录也是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生活回忆录。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
“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振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