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浩如烟海的中华二千余年古籍可知，长期以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类儒学古训与“安贫乐道”、“无商不奸”等传统说教，成为历代君主专制统治的主流意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与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遏制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劫富”行为往往与豪侠之举同日而语。臣民对利的追求，即使不是在未行先错的道德自省中罢手，也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国之富强，全赖为皇为官是否开明廉正，为天为地是否风调雨顺，社会财富难以与人口增长的速度成正比，遑论实质性的突破，“义利对立”就成了阻碍华夏儿女向物质世界增量求质的无形杀手，顶多就像孟子所说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及至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西方开辟新航路，加快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还引发出18-19世纪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并且波及美洲等地，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夹击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相比之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明、清两朝依然沉湎于小农文明的自给自足，还极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当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列强向中国发起谋财害命的鸦片战争，它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不管道光皇帝们为何还不知道英国军队是从哪里开过来的，还在打听英国是否与俄国交界，人家为什么会有“女王”，积贫积弱的清朝政府除了接受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外，就别无选择了，一部血泪交融的中国近代历史由此翻开。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使开眼看世界的有志之士林则徐、魏源在夜郎自大的中国率先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那么，正是基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大员才得以小心翼翼地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实践，谋求富国强兵之路。由于清军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不堪一击，连北京都城都被洗劫一空，曾国藩等人首先看到的是“技”不如人，就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由于造枪制炮需要原料（铁）、燃料（煤），还需要运输，他们就依次加办煤矿、铁矿、冶炼、航运等民用工业，后来还有铁路、电报、邮政等，中国的机器生产由此从无到有。历史的规律在于，强兵必先富国，但如果庶民不富，何来富国之有？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衙门做法遏制着新式企业的发展，华侨陈启源、状元张謇等人投资的民间企业就如异军突起，虽然好事多磨。

长期以来，史家在研究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时，往往只注重政治史、军事史和阶级斗争史，却相对忽略经济史，重暴力斗争，轻经济建设，对广大资本家的实业救国之举评价甚低，好像争取对外战争的胜利与实行国内民主革命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后盾就可凭空实现，只要不停地进行暴力反抗就行。在总结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他们却经常抱怨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比重太少，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强。倘若前后对照，岂不自相矛盾？更有趣的是，这些轻视物质生产的结论无一不是在“唯物史观”的名义下得出的。

重温历史，我们不仅要注意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数量，更要看到它的质量。数量固然有限，但它毕竟属于前所未有的机器生产，而一台机器的能量，恐怕就超过一千个农民甚至一万个农民的能量。用马克思的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贝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正是那经济比重不足10%的近代资本主义，就成为近代民主革命乃至新中国创建的重要基础。君不见，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两年，上海资本家沈漫云、王一亭就暗中加入了同盟会，支持反清革命。湘籍资本家龙璋就干脆卖掉一艘船，全数交给黄兴，充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经济建设迟迟不曾提上议事日程，到了70年代初，百姓用牙膏、买布料、吃豆腐、白糖都要凭票供应，这些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1978年以后，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市场经济迈进，我国的物质生产得以突飞猛进，民众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广大民众对“义利对立观”的彻底打破，恐怕也是近20年来的事情。

近2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发展，近年来的GDP每年都在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其中既离不开各级政府与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也同许多投身市场经济的能工巧匠与出类拔萃的企业家们的劳绩密不可分。还在1992年10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塞缪尔森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就曾估计，在2020年左右，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的经济强国。我不知道塞缪尔森的观点后来是否有变，也不知道他的预计能否成为真理，但我确信，经济强国的排位并不比一国之创新能力与一国之企业家的群体力量更重要。

近年来，当大江南北都在宣传神州5号航天员杨利伟的事迹时，我的脑海里却不断地闪现着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家兼方正集团创始人王选的形象。正是那个总喜欢穿一件破中山装，骑一辆破自行车的北大无线电系教师，为了让中国甩掉铅字印刷，长期带着病弱的身躯，还有同事、邻居对他的冷嘲热讽，执著地钻研他的计算机技术，连孩子也顾不上要了。在1975到1993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还把节假日与周日也完全搭上了。正是那个王选，把领先于世界的钻研所得投入校办企业，直接化作生产力，为方正集团也为国家创造出巨额财富，还影响了一个时代。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早已落户中国的国外照排系统就在1989年全部退出中国市场。有人称王选为“当代的毕升”，我看还不够，因为北宋的毕升还没遇到强者，还不曾通过与强者的竞争来展示自己的分量。

当地球村的“千僖”狂欢化入历史，新的世纪已经到来。饱经沧桑的中国人民也曾在世纪之交抒发豪情，憧憬未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要以为21世纪就是咱们中国人承包的世纪。尽管某些西方人士也说过，21世纪可能就是中国崛起的世纪，我们却没有理由让头脑发热，我们毕竟属于“第三世界”，还要注意自己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挑战。况且，某些西方人士说此话的用意，主要是担心所谓“黄祸”，提防咱们中国的强盛。如果说近代中国的民族英雄只能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左宗棠等民族脊梁中去寻找，那么，21世纪的民族英雄必将从王选式的科技报国者和产业报国者中发现。惟其如此，才不难圆一个东方大国的国富民强之梦，那是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梦啊！

原载《法人》2006年第7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