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即将出版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大学副教授阎小骏的新著《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该书汇集了阎小骏自2005年以来在我国华北、中南和华南基层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的成果，以丰富材料有力回答了近年来西方政界和学界力图解释的一个疑问，即：在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际大环境动荡不安的复杂局面下，“中国何以稳定”？

在该书结语部分，阎小骏对当代西方中国研究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批评，探讨了理论研究中“洋理论”与“接地气”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要讲述立足田野的中国故事，并认为坚持中国化、自主性、在地性和实践性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四个关键点所在。下面摘编该部份相关内容。

本书所包括的观察与思考，来自于笔者自2005年以来十余年时间内在中国城乡基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在进行这些田野工作的过程中，笔者力求做到客观、平衡、周到、细致，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朋友们在阅读后作出评判和教正。

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对中国国家机器——特别是国家政权运作──的了解和探讨，向来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显然，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不理解国家机器运行的逻辑和秩序，只会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但了解中国的政府机构又尤其困难。对于中外学者来说，能够进入这一研究的场域固然已不易；但即便得到“入场券”，要能够用“在地”的眼光、整体的文化背景和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准确观察中国基层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幕实景剧，是比实现自然科学尖端研究还要难得多的宏大工程。这里，学术研究既需要研究者本身对于既有的中外社会科学理论脉络有深入而清晰的了解 （即“理论化”），更需要对基层的政治实践有具体而微的体验（即“接地气”）。任何一面的缺失都会造成在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之间的失衡。一定要向读者讲述立足于田野的中国故事：这正是笔者在过往十余年间的田野调查研究中不断提醒和警醒自己的要点。

就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而言，在“理论化”和“接地气”之间取得最优平衡其实并不容易。历史上看，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的理论发展迄今大概有半个多世纪。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的划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轫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迄今为止约略经过了三代主流理论范式的更替。六十年代的第一代中国研究理论基本上套用了东欧苏联研究所使用的全能主义模型，倾向于用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新政权来解释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大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这个僵硬的模型逐渐被更有活力的所谓“多元利益模型”所取代。多元利益模型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活力的源头不是一个庞大而全能的新政权，而是新中国丰富多元的组成部分——从不同社会群体到不同的地理区域——在国家这一场域中的竞争和互动关系。因此要了解新中国的变化，唯有从研究和理解这些互动关系的发展演变入手才能得窥门径。从八十年代开始，西方中国研究学者才逐渐用新的、受欧洲学派影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来取代旧有的研究范式。在这里，国家和社会被划分成对立的两极──而前者对后者的控制和后者对前者的抗争成为政治和社会动力的来源。裴宜理也曾对这种把复杂的中国实际用如此简单化的国家社会二分法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做法曾给予深刻的批评。

不难看出，西方的中国研究所发展的理论范式具有三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西方理论范式具有其独特的目的性。西方的远东研究肇端于欧洲的“博物学”和“人类学”，主要目的是说明中心地带的欧洲社会了解那些在世界边远地区的“他者”和“异族文化”。后来，随着冷战的兴起，西方的区域研究（包括当代中国研究）是服务于美国政府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对抗的主要目的，实际上第一批当代中国研究也正是受益于美国国防、外交和情报部门的资助。这些独特的服务西方利益的目的性也塑造了西方中国学从诞生就具有的一些基本轮廓。

第二，西方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带入性”，也就是说学者们常常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既有套路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场景中。与此相联系的是跟风赶时髦的特征──也就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流行什么，中国研究领域就追赶什么，成为彻彻底底的既有理论的“消费者”，真正扎根于中国、研究真正的中国问题的作品少之又少。这样的理论发展的成果是否能够准确或相对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西方中国研究的理论发展一直带有摆脱不掉的“离地感”。尽管西方中国学界也产生了像费正清、裴宜理、孔飞力、马若德、周锡瑞等一大批既深谙中国历史现实、又精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世界级顶尖学者；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对中国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传统的隔膜，以及进入田野工作的困难，造成了另外一些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理论想象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甚至鸿沟。

可惜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向西方虚心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国外中国研究的这些短板，时而还会陷入“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甚至“学术殖民主义”的泥沼。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放初期始，为了改变当时社会科学界眼界不够开阔、思想相对僵化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学术成果引进、介绍较多，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在向国外中国研究学界取经的同时，我们往往在不自觉间失掉了学术自主的意识，盲目跟随西方学界的风向标，甚至有意无意自甘为西方学术的附庸和“殖民地”。虽然身处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却难得放下身段、走进中国的田野、发现和解释中国的“真”问题，而是盲目跟随「西风」，一味追求学术上的时髦，在“洋理论”和“接地气”之间发生了失衡、失稳，学术研究亦因之而失去了厚实的基础，自然平庸化就无可避免。特别是随着赴美国留学大潮的兴起，一些年轻学者接受西方的社会科学学术训练，却很少反思这些学术范式对研究中国问题的适应性，不考虑这些理论框架“接不接地气”、“合不合实际”，不假思索、拿来就用，自然离地万里。结果就是分析工具越来越炫目、概念设定越来越“洋气”，但确提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学术研究也就成了纯粹地比拼论文技巧，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变作依靠由西方商业机构算出来的那几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数字，而不是对知识的真正贡献和价值。

当然国外学术界生存的“刚性需要”以及国内某些学术评价机制一味考虑与国际“接轨”的现状，也造成了不少接受了“洋理论”训练、又工作或学习在海外的年轻学者被迫要在学术生产过程中不断取悦西方的学术界主流，以求获得认可，维持自身生计。当西方中国学界大谈公民社会，他们也跟随谈论社会对国家的抗争；当西方中国学界搞定量计算，他们也只能随之起舞，弄出一个又一个读过即忘、完全不具解释力的数学模型；当西方中国学界时兴实验和大资料分析，他们也亟亟然号称要搞社会科学试验和大资料。这里的跟风是两重的。首先西方中国研究学界本身就长期有对美国主流政治学范式的不断跟风的固习，久为资深学者所批评；而我们又跟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风，结果如何，可想而知。所谓，“取法其中，斯尔下矣”正此之谓也。若不加以遏制，如此“二道贩子”式的跟风对中国问题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伤害是长期的和根本性的。这些盲目跟风之作，最大的危害在于树立其错误的学术标杆。实际上，当代中国研究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研究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完全拿研究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套方法、概念来探讨中国的实际问题绝非我国学者学术道路的最优选择。

就讲述立足田野的中国故事而言，笔者认为坚持中国化、自主性、在地性和实践性是四个关键之所在。坚持中国化，就是要在学术交流和向外学习的过程中具有主体意识，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以西方理论发展中确有价值的部分来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认知，以及促进相应的理论构建工作。坚持中国化就要把学术研究根植于中国的广阔田野中，讲中国故事，有中国关怀，用中国的素材发掘中国的议题，而不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自我迷失。坚持自主性，就是要作出有中国气派的学术，要有信心走出最适合中国研究的道路，而不是一味跟随西方学术界的指挥棒和评判标准。坚持在地性，就是要避免空中楼阁、闭门造车，要从丰富的实践出发，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里，掌握住中国发展的真正脉搏，而不是用“洋概念”、“洋方法”简单包装。坚持实践性，就是要避免“空空导弹”式的学术，要研究对中国实践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实现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的和谐统一，让学术研究生产出有益于认识当代中国的“真知”和“新知”，而不是为了迎合西方的概念和范式而套用概念、扭曲现实甚至生造议题。只有在坚持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自主性、在地性和实践性方面做好了，中国研究才能避免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误区，真正成为符合中国实际、有真正意义的学科门类。

这本书是笔者学术生涯第一个十年的总结，也是对以上这些关于当代中国研究发展方向不成熟想法的一次不很成功的实验；但笔者坚信，只要中国学者在研究工作中都能始终坚持中国化、自主性、在地性和实践性这四个关键点，同心协力，一以贯之，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