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程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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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一、家学与师承


程千帆先生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他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蚊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上代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程先生出身于一个文学世家: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十发老人的长子名士经,字君硕,号苞轩,著有《曼殊沙馆集》;父亲名康,字穆庵,别号顾庐,著有《顾庐诗钞》。他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专攻宋诗,尤精后山;十发老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与易顺鼎、曾广钧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穆庵先生年轻时即蒙陈石遗(衍)的赏识,诗作被选入《近代诗钞》。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世。这种家族性的文学传统,真可谓“世济文雅诗歌是程先生的家学,他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诗呈请叔祖和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这些褒奖对程先生以后致力于诗学,有着很大的影响。②

程先生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堂伯父,即君硕先生。君硕先生自幼才华出众,以早慧知名,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君硕先生当时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私塾的内容原来该是以蒙学为主。清代以来流行的蒙学著作,无非是《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清人郭臣尧的《捧腹集》中对村学私塾有生动地描绘: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③

后来的流行读本,文学方面尤以《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为最,史学方面则数《鉴略》。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所以鲁迅小时候也曾背过。④但在君硕先生看来,这类书都是不知义法的俗学,他所想给予塾中子弟的,与其说是蒙学基础,不如说是传统士大夫必备的基础知识。所以阅读的著作是《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除《礼记》、《文选》外,皆须通读。程先生在有恒斋中,除了读规定的书之外,还在君硕先生的指导下读课外书。他在晚年曾回忆道:

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⑤

读书之外,写作也是有恒斋中的训练项目之一。每天要用文言文写作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和读书心得。其好处是既练习了文笔,又锻炼了恒心。“有恒”是读书求学的要诀之一。湘乡曾氏教人读书,无非一“耐”字诀,一“恒”字诀。⑥君硕先生以“有恒”名斋,或有得于其乡先辈的启示。“恒心”的建立,对程先生以后的读书为学都是十分有益的。这样的训练,使程先生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文言基础,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他晚年将其旧诗和各种序跋文字编成《闲堂诗文合钞》,分寄友朋,深受好评。

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要求写得正确而优美,所以要读帖和临帖。程先生小时常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赋》、《灵飞经》,大字隶书是《张迁碑》、《曹全碑》,楷书是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褚遂良《倪宽赞》、《圣教序》,欧阳询《醴泉铭》等。写字要做到一笔不苟,这后来成为程先生晚年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之一。实际上,通过这样的要求,也就逐渐培养起对学问的“敬”的态度。宋儒程明道有言:“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⑦程先生就是这样在有恒斋中度过其少年时期的。

1928年,程先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成为初三年级的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的正规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在金陵中学的四年学习中,他接受的是完全不同于私塾的教育。尤其是几位语文老师,他们的讲授风度和内容给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如后来成为明史专家的黄云眉先生,高三时即以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在私塾学习时从未接触到的,对他的帮助很大。然而也正是有了私塾读书的基础,大量接触了具体的经史子集的经典著作,所以,这时的宏观论述给他的是思想方法上的有益提高,而不是仅仅记住了几条纲目。此外,在金中读书期间,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例如化学。以至于进入大学时,他最开始准备读的竟是化学系,只是因学费太高而改读了中文系。

30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程先生考入金陵大学之后,现代文、现代科学和现代意识,对他来说获益匪浅。除了中国文学的专业以外,哲学(特别是逻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外历史)以及文科以外的数学、生物学等课程,都使其思想变得更为活跃而开阔。一二年级的系统性的现代科学的训练,使他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变为能写新诗和白话文的现代学子。然后再进入专业训练,接受国学大师的指导。程先生在晚年回忆道:

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记住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巳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门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⑧

这些大师的教学也是各有特点:

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确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斛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⑨

程先生在诗学研究工作中,很注重将文献考证与艺术感受相结合,注重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相结合,这与上述老师的影响及自身的善于融会是分不开的。黄季刚先生虽然主要成就在小学,但在文学方面,他也有《文心雕龙札记》、《文选平点》⑩《诗品讲疏》(未刊)、《阮步兵咏怀诗笺》⑾、《李义山诗偶评》等。尤其是前两种,在学术界影响甚大。在《文选平点》一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

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若以后世时文家法律论之,无以异于算春秋历用杜预《长编》,行乡饮仪于晋朝学校,必不合矣。开宗明义,吾党省焉。⑿

《文选》是重要的文学选本,《文心雕龙》是重要的理论批评著作,两者产生时代相近,所以,将两书合观,就能综合创作与批评,得出正确的认识。批评若脱离了作品,就会无的放矢;作品若离开了批评,就会妍媸难分。同样,季刚先生的《诗品讲疏》,也是结合了汉魏以来的诗歌发展,讨论钟嵘论断之是非得失。季刚先生将《文心雕龙》和《金楼子》“论文之语”看作《文选》的“翼卫”,⒀可以看出,在作品与批评之间,他是更其注重作品的。小石先生非常注重对作品的感悟和会心,这同样影响到程先生。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程先生说: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起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⒁

这“学不到的东西”,据我的理解,并不是什么具体的知识,而是对于古代作品“以心会心”的“不二法门”。

大学毕业以后,当时抗战已经爆发,为生活所迫,流转于武汉、重庆、康定等地,直到1940年才重回教育界,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和四川大学。在这几所大学中,有几位学者是程先生极为尊敬而事以师礼的,如四川大学的,赵少咸(世忠)先生、庞石帚(俊)先生和武汉大学的刘弘度(永济)先生。这些学者对程先生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刘弘度先生,是一个比较注重理论的学者。早年在《学衡》上发表过《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其精微的剖析,传诵一时。1917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曾写过《文学论》,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多次重印。40年代写成《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曾在闲谈时对程先生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即以长于持论自许。⒂此书写成之时,尚有附录一种,即《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三卷,其上下二卷为文录,实即作品选;卷末为“参考文目录”,实即文论选。首列小引及凡例五则,允称精审。可惜在正式付印时,由于篇幅过大而割舍,现仅有武汉大学印本,坊间未有流传。兹录其1933年所写小引于下:

昔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而外,复有集四十一卷。虽其书弗传,大氐志以传人,论以诠理,集者所撰录之篇章也。窃尝叹其立体之精,包举之大,而恨其散佚之早也。后有作者,类多偏主,今所存《昭明文选》,撰录之类也;《文心雕龙》,诠品之流也;然彦和《序志》,自述论文叙笔,约以四纲:一曰原始以表末;二曰释名以章义;三曰选文以定篇;四曰敷理以举统。今观其书,《明诗》以下二十篇,每论一体,辄标举篇章,用相衡鉴,则撰录虽无专书,苟就其所论列之文,撮录为一编,亦犹《流别》之有集也。⒃

其基本用意,显然是要将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相结合。其凡例最后一则云:

彦和以前论文之作,虽经征引而事异选文,然录而存之,可资参会。今别为一卷。附诸篇末。……后世史臣论述文士命篇,凡足以发明舍人绪馀、羽翼《文心》者,亦依例选录。⒄

这显然又具有文学批评史的眼光。程先生对以上两种附录评价甚高,亦可见其对研究文学理论的这种方法的会心之深。

程先生对诗歌研究兴趣的养成,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而他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最终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也是与其所接受的师友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二、诗学研究方法

在程先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诗歌是他费时最久、用力最专的领域。从其有关诗学的著述来看,大致可分两类:一是评选,二是论述。选本自晋、宋以来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存其英华、删其繁芜来体现选家区别优劣的批评眼光。程先生长期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古典诗歌(无论是历代诗选还是专家诗研究),很自然地要对历代名篇加以选择、注释和评论。已出版的选集有《宋诗选》(与友人缪琨教授合作)、《古诗今选》(与夫人沈祖棻教授合作)、《日本汉诗选评》(与友人孙望教授合作)、《宋诗精选》,另外还有-种《古代辞赋》(与门人曹虹、程章灿合作)。《杜诗镜铨批抄》则是就杨伦注本的枇点。未出版的则有《杜诗会通》⒅是为研究生和中文系的年轻教师讲授的教材,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杜诗选本。程先生一辈子研究杜诗,其有关论文见于《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而其以选本形式表述的对杜诗的看法,也应该得到重视。我在大学期间曾两次选修程先生的“古代诗选”课,第一次是给七八级冋学开设(两学期,周学时四),我去旁听,用的教材是

《古诗今选》;第二次是专给七七级开设(一学期,周学时二,我很荣幸地担任了课代表),则是以主题和题材为线索,除了总论之外,分别从“为人与治学”、“咏民生疾苦”(兼论讽刺)、“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亲情问题”、“友情”、“咏史”等方面讲授古典诗歌。这与前一次讲授又有不同,但这也是程先生最后一次给大学生正式上课,所以没有形成最终的选本。总之,通过选本来表达自己对于古典诗歌的见解,既是一种传统的批评方式,也是程先生十分重视的一种著作形式。但程先生对于诗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还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的。因此,这里阐述他的诗学研究方法,也主要以其诗学论文为主,这丝毫没有轻视其文学选本的意思在内。

程先生说,他是“通过创作、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等一系列方法,进行探索”的。⒆而在这一系列方法中,中心环节是围绕具体作品。其实,当我们谈到文学研究方法时,不管是否自觉,总是相对于哲学或史学的研究方法而有所区别的,这个区别又正是由方法所处理的对象的差异所决定的。文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文学作品本身,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的历史和理论,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学的历史和立论就只能是表层现象的描绘和空泛的议论。正如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所指出的:

批评的方法,是批评的对象(文学艺术过程及其规律、艺术作品及其特点)的“类似物”。⒇

所以,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的确定而确定的。脱离了作品去谈文学研究方法,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程先生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至少包含着如下一些内容:

就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而言,由于其作者及其使用的媒介与现代有一定的距离,存在着时代背景、文献真伪、语言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障碍,因此,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毫无疑问的会广泛地使用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以求得对作品的正确理解。但归根结柢,这些手段只能是有助于文学研究,而决不能代替文学研究。在《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一文中,作者指出:

企图用考证学或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属于文艺学的问题,所以议论虽多,不免牛头不对马嘴。(21)

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如此,作品却是离不开想像的,作品中的世界不可能纯然是对现实世界的传移摹写。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就会把文学研究导入史学研究。例如,在唐人的边塞诗中,存在着其地名的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问题,研究者在涉及此类问题时,或径直指责作者的率意,以致使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矛盾或旁搜远绍地迂曲征引,以说明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并不矛盾。这两种貌似截然相反的结论,其思想方法又是异乎寻常的一致,即都将史学研究的方法代替了文学研究的方法。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尊重文学的特性。所以程先生指出:

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像,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因而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错误’,如果算它是一种‘错误’的话,也就无妨加以忽略了。(22)

从文艺史上来看,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不相符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研究者无论是反对或赞赏,都以史学方法代替文学方法,以致使这两个世界混淆为一,也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唐人张继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3)欧阳修认为半夜非打钟之时,故“理有未通,亦语病也。”

(24)而肯定此诗的人,又都强调确有半夜打钟的现象。(25)又如杜甫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26)沈括认为以四十围配二千尺乃太细长,(27)而《缃素杂记》驳斥沈说,认为杜甫用的是古制,“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

(28)?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红楼梦》研究。总而言之,在文学研究中,尽管离不开背景的研究,但背景研究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如果以背景研究为满足(如《红楼梦》研究中的“曹学”),或者以现实世界(背景)与作品中的世界混淆为一,就只能导致文学研究的自我异化,这实质上是将艺术作品当成了历史化石。

如上所述,考据是为了扫除文学研究中的外在障碍,但真正的文学研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而“披文以入情”。(29)文学创作是感情波澜的外化,真正的文学必然蕴含了作家生命的跃动。因此,以作品为研究中心,文学批评也就不完全是纯粹的理智性活动。《四子讲德论》中载•.

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30)

唐人顾非熊诗云:

有情天地内,多感是诗人。(31)

诗人是“感”字当头的。学人的精神状态与诗人的精神状态虽有不同,但在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感受——即“睹文辄见其心”

(32),则不仅是欣赏的起点,也是研究的起点。惟有真正的入乎其内,对诗中的意趣有所感知,并进而出乎其外,予以评析,这样的文学批评才不会肤浅浮泛,而是能入微破翳。程先生曾说:“我往往是在被那些作品和作品所构成的某种现象所感动的时候,才处心积虑地要将它弄个明白,结果就成了一篇文章。”因此,他强调说:“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

(33)因为艺术嗔觉和艺术感受力的培养,由创作经验的积累而来是最为直接有效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大多数人本身即是诗人作家。所以曹植曾说过这样两句不无绝对的话:“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 (34)事实上,强调文学批评者要有创作经验,并非指只有优秀的诗人才是惟一合格的批评家。古往今来,“识窥上乘,业阻半途者”

(35)往往有之,但决不能以“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

(36)之类的话来自饰。“不写”并非就是指其“不能写”。在这一方面,程先生不仅时加讲论,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大学时代,他就与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等人组织了土星笔会,出版《诗帆》,从事于新诗创作。而他更多、更主要的还是创作旧体诗。数十年来,所作数百首。十年浩劫,毁于一旦。劫后就记忆所得,加上近年吟咏,约二百篇,编了一部集子,题曰《闲堂诗存》。钱仲联先生《序》中推其“神思之鸾远,藻采之芊绵,不懈而及于古。空堂独坐,嗣宗抚琴之怀也;天地扁舟,玉溪远游之心也。时复阑入宋人,运宛陵、半山、涪皤于一手。……此集也,谓为并世一家之《离骚》可也”。(37)无论是做诗还是论诗,程先生都强调“感”字当头,所以能真正把握住艺术的三昧。能感动人的文学,无论其表现媒介是文目还是白话,就是活的文学。以自己的艺术经验,去挖掘、概括古代作品中的艺术真谛,就更其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沟通古今,古为今用。

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要以作品为中心,文学理论的研究也不能忽视作品。这一点,程先生曾反复强调,是其文学研究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说来,文学理论研究要与作品相结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一是以作品来印证理论。其所以要运用这种方法,是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色分不开的。首先,如果文学批评可以分为理论批评和实际批评的话,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即将理论寓于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中,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色之一和优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脱离了具体作品而专眼于古代的诗文评著作,从钟嵘到严羽,再到王士镇,文章可以“做”得头头是道,却往往不免于空洞,而且也很难把握这些先辈所提出的诸如“滋味”、“兴趣”、“神韵”等说的究竟义。所以程先生强调:

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不研究、理解作品,就难于研究和理解理论批评,更无从体会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内部联系,无从觉察批评与批评之间相承或相对的情形了。因为这些联系或对立,往往是起源于对作家作品以及由之而出现的文学风格的具体评价的。(38)

以作品来印证理论,从而考察批评家是如何从具体作品中抽象出理论,《读诗举例》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从丰富生动的文艺现象出发,考察了批评史上“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这五对概念,使读者对这些概念的来源以及含义有了确切清楚的了解。当然,文学理论不仅仅是来源于对具体作品的总结,面对同样的文学作品,立足于不同的思想基础和哲学背景,批评家们也往往会各自特别强调、突出他们所认为重要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有意无意地排除、忽略其另外一些方面的意义,如汉人强调作品的“美刺”功能,魏晋人强调诗歌的“缘情”性质,而宋人又好“以禅喻诗”,等等。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更多毕竟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而更重要的是将作品与理论结合起来。尤其是目前的古代文论研究,往往将作品与理论强行割裂。因此,程先生特别强调理论研究要结合创作实际,是有其用心所在的。这丝毫不意味着从思想上、哲学上去把握文学理论批评是不重要或不必要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表述上也有其特点。从形式上看,古人在表述思想的方式上,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有意识地以有严密组织的语言结构来表达其思想结构,所以绝大多数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基本上采取的是对话体或语录体。关于这个特色,程先生指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多数著作,具有省略过程,直抒结论,因而显得短小精悍的特色。”

(39)与这一特色相适应,在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时,也就必须结合作品,下一番疏通印证的工夫,否则,往往是不知其所云为何,如堕五里雾中。因此,“将这些恍惚依稀的话作出平正通达的解释,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论的任务之一”。(40)程先生具有感性与知性兼胜的气质,这使他对作品和理论均有过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所以,写这类文章正是其本色当行。如《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复堂词序〉试释》、《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等文,都是结合具体作品,以疏通古代诗词评论家简短评语的代表作。而在具体的分析中,程先生又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与知相应的手段。或用考证的方法,如结合唐代的科举制度来阐说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一诗,阐明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并进而抉发了当时举子的心态,使人们对沈德潜《唐诗别裁》中的评语有了切实深入的了解;或用比较的方法,如比较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与徐凝《庐山瀑布》诗,从而阐发、论证了苏轼的李、徐优劣论;或用欣赏的方法,如结合古人对周邦彦〔3陵王〕《柳》词中“斜阳冉冉春无极”一句的赞赏,进而探索这七个字中的含义,揭露了诗人将其复杂的感情统一于表现无限时间与空间的七个字中的秘密。由此可见,同样是以作品印证理论,其操作手段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这种手段的多样性又是由作品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这方面的工作,在目前古代文论研究的疆域中,仍是一片待开垦的广袤的处女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先生的这些文章,是具有典范性的,是可以举一反三的。

二是从作品中抽象理论。现存的古代文论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等,其理论都是古代批评家从具体作品中总结、抽象而来。但是,这一工作是否已被古人做完?作品中是否已没有更多的理论可再加以抽象、总结?回答是否定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上,程先生提出了古代文论研究要用“两条腿走路”的主张: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41)

根据这一思想,作者写了《古典诗歌结构与描写中的一与多》,从大量的作品中提炼出“一与多”这样一对为众多古典诗人所认识、采用,而未经理论家总结的美学理论范畴,这对促进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如何将古代文论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这是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界普遍关心、探讨的问题。“用两条腿走路”正是值得重视的方法之一。如果说,以作品来印证理论,还只是局限于如何准确理解古代文论遗产的问题的话,那么,从作品中抽象理论,就涉及到如何在既有的理论范畴之外,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范畴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开脱了古代文论的资料来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五四运动以后。从资料运用来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采自诗话、词话等书;其后,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出版,将材料扩大到史书和笔记,并旁涉经、子;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特别重视总集,进一步扩大了材料来源;最后,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从佛经中挖掘出古代文论的材料(主要是翻译理论)。从此以后,古代文论材料的矿藏似乎挖掘已尽,后出的批评史及研究论著,在文献使用上大致不出以上范围。现在,程先生提出从作品中抽象理论的主张,这不啻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提供了发现一个新矿藏的重要信息。而且这一矿藏,犹如古代传说中的“息壤”,(42)是生生不息,没有穷尽的。从作品中抽象理论,不仅诗歌可以如此,小说、戏曲皆然。其次,丰富了古代文论的宝库。目前的古代文论研究,较多的是以古人的理论著作为对象,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着眼于此,从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来说,就不免局限于对它们的再认识,既不能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另有新发现,也就无法为今天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提供更多的借鉴与营养。理论一旦形成,固然会循着其自身的逻辑变化发展,因此,研究古代文论,以现代新知去引发古典智慧,不失为理论发展的一条路线。而如果能根据现代的条件和认识,直接从作品中提炼新的理论,并且以有组织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发展将是更为直接的。因此,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二者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也是为人们注意得不够的工作。随着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我相信,程先生的这一主张会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这一方法也会得到愈来愈多的使用。

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及理论的方法,既是以作品为中心,因而也就可以说,以作品为中心是他的方法论原则。但这一原则却不是僵化的,而是开放的、有活力的。这里就涉及到80年代中期许多人关心的文学研究中的新方法的运用问题。程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43)

新与旧,在时间上是相对的。80年代中期,关于新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曾引起热烈的讨论,但真正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果的著作却并不多见。饶有趣味的是,程先生尽管没有在这方面进行理论阐述,但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中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以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早在写于1944年的一篇论文——《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中就已体现出来。作者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韩诗中“花不见桃惟见李”句的奥秘,使前人徒赏其妙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结合物理学的科学成果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方法较之于前人,可以说是“新”方法,但这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在学术上为“新”而“新”,其结果往往是貌似新异,实质上却近乎荒诞。我曾读到过一册新加坡学者写的小书——《论诗经的数学化》,即为反面一例。如他通过对《关雎》的研究,得到下列公式为结论:

设X→流,则Y→寤寐求之;设X→采,则Y→琴瑟友之;设X→芼,则Y→钟鼓乐之。X→关雎(3),则Y→关雎(3),即X=Y。

这与文学研究的因缘岂不是太邈绝了吗?总之,运用新方法是为了比旧方法更好的理解作品,这应该是文学研究者在引进、更新研究方法是所应坚持的一项大原则。

在《相同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一文中,作者对四篇桃源诗作了比较研究。题材的因袭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现象,尤其在中国古代重视传统的文化中,这一现象出现得极为频繁。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因素,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诗人手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主题、形象和风格。而将原作与后来的作品进行这方面的比较,即将“原型”与“变型”的比较,这就是国外本世纪风行的“神话一原型,,理论的内容之一。穆尔曼(Cha了les Moo了man)在《神话与中世纪文学》(Myth and Medieval Lite了atu了e)中指出:

我深信,将神话研究的成果运用在文学上,使批评家拥有一套诠释的依准,得以迅速、准确地窥得文学作品的核心所在。……要研究诗人如何运用神话,重点不在探讨神话的类似性质,而在研究其功用;不是寻求它与巳知类型的相似性,而是了解诗人在巳知类型中作了何种改革;不是追溯神话的起源,而是明察其运用。这一切在我看来便是神话批评的正确目标。(44)

这里主要是就主题研究而言。而程先生通过对四篇桃源诗的具体研究,也得出结论说:

就主题说来,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归和深化。主题的异化和深化,乃是古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题材的两个出发点,也是他们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独特性的手段。(45)

这无疑是告诉人们,在研究相同题材的不同作品的主题时,所采取的方法应该是注意其“异化和深化”。这与“神话一原型批评”的主张不是很相似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程先生写作此文,并非得力于“神话一原型批评”,而只是受到清代的一位论诗者金德瑛的启发,再对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后而成。这说明任何文学研究的方法(无论新旧),只要它是科学的,就必定是符合于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因而是能够说明文学史上的某些现象的。同时,从具体作品出发,深入了解作品,那么,传统方法中也同样能够转化出新的生机。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引进,对传统的批评方法予以创造性的转换,同样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中,程先生试图说明,作品的显与晦虽然归根结柢取决于作品的价值,但整个文学潮流这个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后代的文学观念对于前代作品的评价及其流传,有时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作品从写作到流传要经过作者、作品、读者三个步骤的话,那么,着重于作者生平的研究是社会历史学派的方法,着重于作品本体的研究是“新批评”派的方法,而着重于读者审美反应的研究是接受美学的方法。接受美学乃是以读者为主体,而作品的价值则是未定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作品显晦的根源,是接受美学的要旨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程先生此文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接受美学的某些原理。《春江花月夜》的由晦到显,是由历史上诗格风会的变迁决定的。但这并不是对接受美学理论的亦步亦趋,因为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反应,往往会由此而导致否定作品自身价值及意义的客观性,自然也就无所谓“理解”或“误解”。从哲学上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从文学史上来看,作品的价值终究是有其客观性的,他是影响其在流传过程中或显或晦的最后根据。这也说明,在文学研究中,对引进的新方法也需要选择和改造。生搬硬套,就不免如禅家所说的“金屑虽贵,落眼成翳”(46)了。

以上所举的三篇文章,第一篇写于40年代,后两篇均写于80年代,从中不难看出程先生在研究方法上的一贯追求。一个优秀的诗人不模仿别人,甚至也不愿意重复自己。诗人如此,学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从1935年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上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程先生在古代文史领域中已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他是一位不倦的探索者,故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以勒为专书者而目,关于史学,有《史通笺记》;关于校雠学,有《校雠广义》;介于文史之间的,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关于古代文学,有《古诗今选》、《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两宋文学史》等;关于古代文学批评,则有《文论十笺》。但在论文与专著之间,程先生更注重的是论文写作。他始终认为,一篇有真知灼见的单篇论文,其价值往往超过某些洋洋洒洒的专著(更何况有些所谓的“专著”乃杂钞贩卖他人观点而成)。所以,他自己也是非常注重单篇论文的写作的。多少年来,程先生研究的重点一直是古典诗歌,但是他没有写过一部有关古典诗歌史论的专著,甚至也很少写概论性的“宏观”论文。所以友人可能会不无遗憾的认为,程先生缺少“大部头”著作。作为跟随程先生学习了多年的学生,我认为这除了他在客观上遭遇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难以逃避的历史性悲剧命运,因而耽误了十八年黄金岁月之外,(47)从主观上来说,是因为程先生更重视单篇论文的写作。他强调,学术研究不仅要使人从中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能使人获得方法,能够举一反三。用论文的形式便于较为纯粹地表达属于个人的学术见解,也便于深入细致地讨论学术上的某些关键问题,如《周易•系辞上》所说的“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有了这个基础,要写专史或专论就方便得多。相对而言,专史或专论著作由于涉及面广,不免要吸收许多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著作的支撑点,因而兼综之功往往大于创辟之见。尤其是进入耄耋之年,程先生每每感到自己“所能为”远不及其“所欲为”,所以,他更加注重撰写一些属于发凡起例的论文,以期能接引更多的来者。

重视单篇论文的写作是程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侧面,这其实也反映了他治学方法的特色。如前面已经提及的,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及理论,是以作品为中心的;以作品为中心,其所谈的问题就必然是具体的。因此,他解剖问题的切入口往往是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甚至是某一诗句。他往往是将某一问题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再从一个别问题中导引出一般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孔子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48)程先生解决问题,往往从个别到一般,由具体见普遍。这固然是因为他重视具体作品而又有全局通识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加“深切著明”。所以,他着手直接处理的问题可能很细小,却不是短饤琐屑:其结论虽然很大,但又不觉空泛无边。例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一文,直接剖析的只是杜甫《饮中八仙歌》这首诗,但实际上,作者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却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程先生发现,作家的心灵发展,是随着他生活阶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此,其作品的主题、题材、风格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一生中也都在变化。这些变化的转折点,在作品中是有其标志的。抓住其转折的关节点,也就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征。但这种转折的关节点,在作品中的表现或隐或显,因此,必须善于捕捉那些隐藏着的转折点(这有赖于对作品的熟读深思)。众所周知,杜甫是我国诗史上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程先生敏锐地发现,杜甫成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一转变的完成是在唐帝国天宝盛世,而《饮中八仙歌》正是其起点和标志。诗中的“饮中八仙”在当时是欲有所为而被迫无所作为,不得已而遁入醉乡的一群。杜甫则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先觉者,看到了太平盛世的表面中所隐伏的危机,于是,他面对这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的精神状态,怀着错愕与怅惋的心情,睁着一双醒眼客观地记录下八个醉人的病态。杜甫与他们的关系,就是“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抓住了这一转变,就能看清诗人成长、成熟的关键,就能看清诗人心路历程的变化,就能看清诗人创作风格的递转,就能对诗人的地位作更深层次上的把握。而这个结论,乃是立基于对一首诗的深入分析后得出的。

立足于对个别问题的分析,是不是一定能推广为普遍性的结论呢?这就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通识”。有了“通识”,才能准确地把握住一与多的关系,如禅家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49)熟悉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着强烈的“通”的意识。他强调对问题的把握要有“通识”,他注重对学生的培养要成为“通才”,他希望教师授文学史能授“通史”。正因为具有如此强烈的“通”的意识,以及如此深厚的“通”的修养,就使得程先生的论文往往能够因小见大,以一驭多。我国古代各种文体源远流长,每一时代各体并存,有时一位作家兼工众体。因此,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发生影响,是很自然的。程先生的主要兴趣在古典诗歌,但他注重“通识”,也就必然会注意到各种文体。《韩愈以文为诗说》所讨论的就是文与诗二体的交融问题。作者从韩愈的个人修养及文学史的发展角度着眼,论述了“以文为诗”(包括“以诗为词”)的问题,对这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创造性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消极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不能“将诗与散文、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曲说与直说的区分绝对化”

(50)。在诗歌创作中,不仅不应排斥议论,而且议论也是创造形象的手段之一,作诗不能也不可能只用比兴,赋的尹法乃是更基本、更普遍的。某一时期中,不少研究者一窝蜂地排斥宋诗,又将赋排斥在形象思维之外。程先生的这篇文章,立论不仅符合于古代诗人、作家的艺术实践,而且也表现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的治学品德。而他之所以能辩证地认识到古代文学中各种文休的相互影响问题,并且指出这种影响的必然性,是与他注重“通识”分不开的。

“通”的意识还表现在古今之“通”。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有当代意识,对当代文学的进展不能漠不关心。程先生强调:

关心当代文学,就是关心人民。因为当代文学提出有关人民命运的问题。(51)

正因为如此,现代人用传统形式写的诗歌,就不能排斥在研究古代文学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的视野之外,因为这些诗歌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他们的爱憎与忧乐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这是对“我国历史上的屈原的哀乐、杜甫的哀乐、陆游的哀乐的继承和发展”。(52)《读〈倾盖集〉所见》一文,是对九位当代诗人所做的旧体诗集《倾盖集》的评论。这九位诗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政治运动中,都曾蒙受过不白之冤。由下程先生自己也有着与他们相似的不幸遭遇,以及在相似的境遇中煎熬出来的对历史的坚定信念,所以,他对这些作品中所郁结的忧愤之心与伤世之感能有深入的体会。更加上程先生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发展流变具有“通识”,所以,在指出他们作品中的时代特色之外,还能发现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的新创。如评聂绀弩的《咄堂诗》,认为从传统观念看来,他是“诗国中的教外别传”,并将聂诗与明代倪鸿宝相比较,指出聂诗“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则使人感到振奋”。(53)揭示了聂诗的特色。在一首赞扬杜甫的诗中,程先生说愤怒出诗人,忠义见诗胆。” (54)可见只要诗人对生活有真切的感受,对真假、善恶、美丑有强烈的爱憎,那么,不管他所采用的语言是文言还是白话,形式是新诗还是旧诗,都能够反映出当代的生活,都能够为人们传诵不衰,因而也都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三、影响和地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程先生的学术著作主要出版于80年代以后,这里不妨开列一份著作目录(55):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有松冈荣志、町田隆吉日译本,题名《唐代科举与文学,东京凯风社1986年版)

史通笺记   中华书局1980年版

文论十笺(《文论要诠》修订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古诗今选与沈祖棻合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古诗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闲堂文薮  齐鲁书社1984年版

治学小言  齐鲁书社1986年版

日本汉诗选评与孙望合  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校雠广义•目录编与徐有富合撰   齐鲁书社1988年版

被开拓的诗世界与莫砺锋、张宏生合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程千帆诗论选集张伯伟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丽文图书公司1992年版)

校雠广义•版本编与徐有富合撰   齐鲁书社1991年版

宋诗精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陆耀东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沈祖棻诗词集笺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程千帆选集莫砺锋编   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校雠广义•校勘编与徐有富合撰   齐鲁书社1998年版

校雠广义•典藏编与徐有富合撰   齐鲁书社1998年版

俭腹抄巩本栋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仅以上述所列,就达二十种之多,虽然其中包含了几种青壮年时期的作品,但大多数是在80年代以后完成的新著。这些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特别是在端正学术态度、标明学科方向、展示研究方法等方面,成为新时期学术发展中具有典范性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的程先生,已经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了,正是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得他在年逾古稀之后达到了其学术上的巅峰。

这里,我想结合程先生的一些著作,对其学术影响略作论述。唐诗的兴盛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宋人已经提及。如《沧浪诗话•诗评》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后人对这一论断往往有不同意见,但专门研究并不多。程先生于1947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偶然讲到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为了向学生解释清楚沈德潜对此诗“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之评,开始关注唐代的科举制度,最终在三十多年之后写成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56)关于这部书在学术上的意义,我想引用傅璇琮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

真正将唐代行卷作专门的探讨,并且把行卷的风气与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是程千帆先生的专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程先生的这本书字数不算太多(六万余字),但相当精粹。这是近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科举史研究的极有科学价值的著作,它的出版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得以向前扩展了一大步。程先生由唐代进士试的特点,考察了唐代进士行卷风气的形成,以及这种风气对当时的诗歌、古文和传奇小说的创作所起的积极的作用。书中对进士行卷的风尚给予文学的作用是否有估计过高之处,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开阔人的视野,给人以启发的。(57)

傅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是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代表作之一,程先生说“其成就远远超过了拙著”(58)。从学术研究的发展来看,S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谓导夫先路者。文史结合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统之一.由于家学和师承等原因,程先生的治学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这里也许还应该提到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影响。关丨卷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引用文献中就包括陈寅恪在1936年发表的《韩愈与唐代小说》、(59)《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等。但陈寅恪的文史兼治偏重于史,而程先生的文史结合则偏重丁•文,是从背景研究方面解决文学上的问题。90年代以来,以文化眼光来看待文学成为一时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谓得风气之先。

1983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基金资助评议会上,程先生提出了“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计划,并且以指导博士论文的形式实施其构想。(60)从题目的拟订,到切入点的确定;从研究思路的设置,到具体文字的润饰,程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终产生了三部有分量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1984)、《大历诗风》(1987)、《江湖诗派研究》(1989)。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界通常进行的是个别的作家作品研究,带有宏观性的诗歌流派研究非常罕见。“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提出,不仅是一个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选题,

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学术预见的选题。1986年,《文学遗产》编辑部发布“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并将“研究某一流派、风格、创作集团的基本特点”、“从各种角度对不同流派、风格、创作集团作比较研究”列入选题范围。(61)一时间,宏观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这当中难免泥沙倶下,但从二十年来的学术发展看,宏观研究在拓展学术视野、开阔学者胸怀,使得学术研究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中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会会长、京都大学川合康三教授指出:

大历时期的作家,作为中唐的准备期,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却长期受到冷落,直到最近才有少数研究者予以关注(蒋寅的《大历诗风》可以说是促使对此一时期关心的最早论著)。(62)

我还想再次用用傅璇琮先生的一段话:

千帆先生提出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以及莫、蒋、张三君体现了千帆先生治学思路的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恃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曰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63)

回顾80年代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程先生提出的这一研究构想的学术意义。

程先生的学术高潮,是在80年代以后来到的。但毕竟这时已年逾古稀,他深感“所为远不及其所当为,所得远不及其所欲得”(64),因此,他更注重在方法上发凡起例,以便接引更多的来者。《程千帆诗论选集》一书,集中了他一生论文的精华,尤其重在选择在研究方法上富有启示意义的论文。所以赵昌平先生曾这样说:

建议读者读一读《程千帆诗论选集》,特别是其中《读诗举例》、《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相同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诸章,其中有关一与多、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诸关系的艺术辩证法的论述,有关古代,特别是近代诗论家研究成果的再思考,……包蕴了作者在精谙传统诗学基础上,兼融外来理论,力图建构高于民族特色的诗学体系的积久艰辛的努力。(65)

这本书所收的论文,在新时期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学研究中起到示范性的作用。本书也于1995年获首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一次访谈中,程先生讲到大师的意义。他说:

大师应该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他本身研究的对象十分博大精深,超过同辈人;还有一种大师,我觉得是更基本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开一代学术风气。不是要求他之后的人都沿着他开拓的疆域路子走,而是以他的人格品德学风,来启发整个一代人,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66)

回顾程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我觉得,这一番话,正是可以作为“夫子自道”来理解的。

1999年7月,于南秀村寓所


①借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应德琏休琏集题辞》语。殷孟伦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I960年版。

②参看《闲堂自述》,见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引自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村学诗”,2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见鲁迅《五猖会》,《朝花夕拾》,29〜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66

⑤《有恒斋求学记》,《程千帆沈祖棻学记》,14页。

⑥关于这一点,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有详细发挥,见《文籥》90〜100页,自印本,1969年版。

⑦《二程集》第一册,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⑧《闲堂自述》,《程千帆沈祖棻学记》,6页。

⑨同上。

⑩此书早年以迻录本形式在门人间流传,后有其女黄念容和其侄黄焯整理本,前者题名《〈文选〉黄氏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版,后者题名《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后者多目录校记、平点凡例、旧音、章节层次号、文句圈点标识诸项,本文据之。

⑾此据潘重规先生迻写本,台湾学海出版社,1975年版。《黄季刚诗文钞》题作《阮籍咏怀诗补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⑿《文选平点》,1页。

⒀同上,3页。

⒁《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程千帆沈祖棻学记》,82页。

⒂参看《刘永济先生传略》,《闲堂文薮》,284〜285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⒃国立武汉大学印本(印字第一二号),1页。

⒄同上,3页。

⒅硕士研究生教材,有南京大学中文系油印本。

⒆《答人问治诗》,《程千帆沈祖棻学记》,55页。

⒇《美学》,521页,乔修业常谢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21)张伯伟编《程千帆诗论选集》,8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程千帆诗论选集》,105〜106页。

(23)《枫桥夜泊》,《全唐诗》卷二四二。

(24)《六一诗话》。

(25)参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三。

(26)《古柏行》,《杜诗详注》卷一五。

(27)《梦溪笔谈》卷二三。

(28)《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

(29)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30)《文选》卷五一。

(31)《落第后赠同居友人》,《全唐诗》卷五〇九。

(32)《文心雕龙•知音》。

(33)《答人问治诗》。

(34)《与杨德祖书》,《文选》卷四二。

(35)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评严羽语。

(36)旧题卫夫人《笔阵图》语。            

(37)《被开拓的诗世界》附录《闲堂诗存序》,3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8)《读诗举要》,《程千帆诗论选集》,1页。

(39)《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程千帆诗论选集》,188页。

(40)同上。

(41)《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程千帆诗论选集》,44页。

(42)《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璞注云:“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43)引自《访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第1期。

(44)转引自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252〜25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

(45)《程千帆诗论选集》,84页。

(46)《宏智禅师广录》卷一,《大藏经》第四十八册,3页。

(47)程先生在《两宋文学史后记》中写道:“就我个人来说,一部1957年春天就写成了初稿的书,一直要等到1988年,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协同之下,才能完成,历程竟达三十一年之久。这是不幸呢,还是幸运?……正是:‘韶华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

(48)语见《春秋纬》,《史记•太史公自序》引。

(49)玄觉《永嘉证道歌》,《大藏经》第四十八册,396页。

(50)《程千帆诗论选集》,226页。

(51)《关于治学方法》,《闲堂文薮》,32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52)《读〈倾盖集〉所见》,《程千帆诗论选集》,248页。

(53)同上,253页。

(54)《过巩县展少陵先生墓》,《被开拓的诗世界》附录《闲堂诗存》,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5)收录时间下限为1998年。这里不包括编校类书,读者可参看《程千帆沈祖棻学记》附录。

(56)参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序》,《程千帆沈祖棻学记》,284页。

(57)《唐代科举与文学》,2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8)《闲堂自述》,《程千帆沈祖棻学记》,8页。

(59)此文原载《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程先生于1947年译成中文,刊于《国文月刊》第五十七期,后收入《闲堂文薮》。

(60)蒋寅在1985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程先生关于博士论文题目的谈话:“博上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砺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做文章。”见蒋寅、巩本栋、张伯伟《书绅录》,载四川大学中文系编《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年12月版。

(61)《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封三。

(62)《中国の自传文学》,229、277页,日本创文社,1996年版。

(63)《〈江湖诗派研究〉序》,《程千帆沈祖棻学记》,190页。

(64)《闲堂自述》,《程千帆沈祖棻学记》,11页。

(65)《评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的〈两宋文学史〉——兼谈文学史编写的若干问题》,《程千帆沈祖棻学记》,302页。

(66)《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101页。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友朋评议》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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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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