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书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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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闲堂师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学生环坐,如沐春风。每侍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兹从日记中辑出若干,以记录时间先后排列,以飨海内外未得亲承音旨的好学之士。门人蒋寅、巩本栋、张伯伟1999年4月2日记。


1985年3月2日

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

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

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

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

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

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搞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

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

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

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

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

1985年3月28日

学的东西广,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永济)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

(问《戴叔伦诗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学习紧张,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时日补充成熟。前辈为学不轻示人,必待养成。

(我说写文章常觉不能把握论题)做学问须有悠游涵润之功,要在脑子里玩味思索。日前有个老同窗编《金陵诗词选》求序,我应下,构思再三不满意。先从六朝繁华说来,过一两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静坐凝神半晌,觉文思条畅才动笔,从交游说起,论及两人关系,这样就比较亲切。

(呈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题“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做110

老师便什么都要教,有关行款的方式我也应该告诉你。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当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写都可以,只是一些老传统不可不知。

1985年4月11日

读书和研究最好几个题目并行,这可以互相启示,互相贯通。我一般是这样。拼命突击一部书,当时虽然很明白,但不久就会忘掉。你现在读《诗经》,可以和《楚辞》、《文心雕龙》一起参读,《文心雕龙•辨骚篇》便有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人的观点。

博士论文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总要有个体系。(张宏生说太早定题目容易撞车)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笑)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做《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学案,就将题目改了,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刘先生最精《楚辞》,《屈赋通笺》可备一本。出语极精,深有意味。《唐人绝句精华》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评语,却讲得极好。俞平伯《词选》也是,所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注》部头超过刘著一倍,征引极博,但阐发不及刘精深。

博士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砺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做文章。你若做韩,我告诉你一句话,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这是我几十年得到的结论。

(张宏生打算博士论文做僧诗)僧诗无甚高处,而且一般僧人于释理也不深,诗中典故却有些。《藏经》很好找,但读到熟悉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太不值得。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

(张宏生的读书报告准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的爱情民歌)还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业特点和市民习气同早期民歌不同。还要注意地域问题,可看《汉书•地理志》、《礼乐志》等,注意论地理、人情的部分。《风》为北方诗,汉乐府也有北风,南朝乐府是长江上游,有地域色彩,这似乎还无人注意到。

1985年4月19日

(汇报论《诗经》忧患意识的报告)忧患意识在《诗经》许多诗篇里表现出来,但具体作品产生于何时,是忧的什么,要落实。这就要注意作品的写作年代。古代文学这点很要紧,非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去解释。解决问题与下结论要设几个驳难,怎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85年4月25日

(博士论文想做《闺怨诗研究》)这个题目太小,而且难有开创性,不易见水平。

辑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个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辑佚书考》。曾有郭恭伯专门研究大书,做《四库考》、《大典考》、《宋四大书考》。(问辑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璧)不可,这要看馆臣主学官的学力、态度。而且辑佚容易出错,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112 

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

1985年5月9日

(张伯伟论庾信《枯树赋》到王渔洋《秋柳》)这个题目有意思。中国文学的继承性很强,一个故事一个意象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觉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戏曲、词、小说最好。这样证成其说,文章显得丰满,也显出它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历史的沿袭。

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啊,三个层次。

(谈到新方法)刘再复、林兴宅等人的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决不是哗众取宠,是严肃的。但他们的文章,总有点与具体文学现象不合。当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对中国文学我还算较熟悉,看他们的理论总不能和文学现象印合。

我也在探索,寻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欢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处。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比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然是讲一首诗,实际是说杜甫是怎样觉醒的。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他自己的自我发现,猛醒到社会。

我自觉才弱,也无能力写很大问题的文章。要我写那种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从具体问题入手,上升到一定高度,历史主义是不可少的。(我说目前新思潮是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是需要的,光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古,文献太少。顾颉刚先生曾考老子——当时曾有考老子之风,但他对我说,材料太少了,没办法。是啊,这几条材料,你这么组合就是这一观点,他那么组合又是一种说法。现在根据老子的思想倾向,认为是战国人,实际是思想史问题。这就是逻辑方法,但逻辑方法也不能拋开历史,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不管当前是怎样的倾向,要宽容一些,允许大家探索。学者心胸

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

(曹虹说有人主张《诗经》成于一人之手)读古书要有历史知识,有时常识的判断是最准的。《诗经》不说内容涉及几百年,就是风格也决不同:周颂最古奥,其次大雅,小雅和风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汉书•地理志》、《礼乐志》说音乐与地域的关系是清楚的;《左传》季札观乐,指出音乐也各国各异,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难说服人的。当然,他有他的推证,就像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虫,若说禹是某以虫为图腾的部族尚可,说是虫就未免荒谬了。上古文献少,须加以分析。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

1985年5月23日

现在研究新方法,是个好风气,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像“四人帮”时那么僵化。(张宏生说叶嘉莹讲词注重各人独特之处,而国内分析作品则将个性变成共性)这是原则问题,但也是修养问题,叶嘉莹、缪钺、沈祖棻讲词都有特色,就是细。他们除了能讲,也能写,深知其中甘苦,才能讲到点子上。文学是人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于情感的表现。现在杂志省级以下的,文章公式化很强,都是一个模式。每篇作品有独特的构成,分析也要各异,根据不同的作品作不同分析。

我《古诗考索》的文章讲诗,也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虽然解放前我从未接触马列主义,但写文章也没有模式,解放后尤其是来南京以后,我有意识地探索新方法,力图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一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教条地对待它,不搞得僵死,那它是有可以包容一切的宽容的。只是我有个忧虑——所谓“小民之忧”,就是引进新方法,不能使文学研究变成美学和哲学的素材或工具,那就颠倒了主客关系。这里有重点所在,即不将文学搞成哲学理论(比如控制论)的印证。引理论解决文学问题和用文学来印证哲学是有不同的,要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抽象出理论,发展理论。

当今搞古典文论的人,搞来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样批评,而不自己进行批评。只是从古书中找些名词术语加以说明,不研究它出现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因为这就牵涉到创作,而一讲到创作,许多人便束手无策了。他们研究刘勰、钟嵘、严沧浪、王夫之,却没有人自己成为刘勰,这就是不从文学出发研究的结果,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上不去的原因。写批评史,王国维以后,自己不能成为一章,比如蒋寅的文学批评。这一点胡适之就好,不管人们怎么骂他和指责他,但他确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在批评史上应该列出一章。

念《文选》看李善注是主要的,文选学大部分是李注学。骆鸿凯的书条例不全,有名词不适当的地方,可以考虑补订它,自己琢磨一些条例。

1985年6月6日

《文史知识》约我写文章谈治学,我就自己感受说有两点。其中一点是能与知、感与知相结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爱憎然后有好恶,熟悉作品,与作家心灵沟通,爱上他,才能进行评价。还要创作,知甘苦。

拟古和模仿首先是学习,模仿到最后总会走出来的。任何有才能又不脱离生活的作家,最终都会从模仿中走出来。当然,没有才能的作家就窒息了。如周美成词,方千里等人有和周词,但无价值。又有作步周词的,也失败。周仍然是周,但他们都不是自己的。苏东坡学杜,早期《荆州十首》显然是学《游何将军山林》,但见功力,已显示出诗人的天才,只未见风格而已,后来就不同了。拟古和模仿除诗人本身的创造外,也有时代影响,陆机拟古诗,有骈偶风,不是古诗平行之式。陆机正处于单偶交变时期,诗也略见。江淹的拟古则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是像陆机一句一趋,而是得其精神,但也受齐梁风气影响,显出清来。总之,模仿是必要的,朱自清有拟古诗,是黄节先生的作业,一句一拟,是下功夫的。朱先生讲诗做诗有意思,是下功夫熟悉的。(我说拟古有竞争心理)那是出于崇敬古人,要与之竞赛的善良愿望,它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事实上大家都有意学习古人并要超过前人,杜诗多用前人句,仇注一一注出,有些嫌琐碎和无意义,但目的是为创作提供比较和借鉴,并非如今人注解之意而已。

博士论文不宜做作家。当然,像刘后村,做个论文分量足够了,但问题是水平不够。因为有现成的框子可套,不外乎编年谱、考证等,而做一段文学史需要具备各种能力。

曹虹可考虑一下南北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都各自立论,很少从两者的关系及原因着眼。(曹虹说在考虑南北文化迁移的问题)是的,这个问题要联系到当时文风的不同和地理的差异,刘申叔

的文章只是开了个头,还大可研究。佛学也是重要的影响。

(问唐末江湖诗人似与南宋江湖派有共通之处)但有重大的区别你考虑过吗?前者依附于藩镇,而后者是依附于官僚的,如姜夔就依附于范成大。唐代俸禄重外轻内,宋代南宋是重内轻外,文官地位高,待遇优厚,退休后往往购庄园养老。唐人题庄院园林的诗不多,而宋人极多。

1985年6月20日

(告刘崇德在辑唐佚诗)辑佚补缺的工作是不断可以进行的,但注意,辑佚所得的材料常不是什么重要的。《全唐诗外编》王重民补的敦煌诗,只有《云谣曲》和《秦妇吟》是有价值的。宋本张祜集的发现是较重要的,其他零星的就不甚重要了,至多对考证有用。科研首先应该着眼于基本材料,从中发现问题。一味追求新材料,会走到“红学”式的考证的路子上去。

科研有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努力证明自己的解决不错。只说努力,因为不一定就对。

(提出想做大历诗研究)大历贞元正是两个高峰之间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设想个好的角度去做,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我看要注意到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像树剖开看年轮,看其横断面,也是有意思的。当时的诗和古文似乎并不相关,是各管各的发展着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读一下,这写法是尝试性的,很有意思。写了四个政治、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来展现晚明的腐朽。

1985年9月7日

(寅与张宏生《左传》读书报告拟作与《战国策》说辞的比较)《左传》的说辞和《国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可以进行对比,写成报告。但要从社会历史上找出原因进行分析。只作一下排比和对照那是大学生也能作的,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这是训练你们的历史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能力,所以不要限于文学的范围内,眼光放远些。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

现在让你们读几部书,取不同的角度做读书报告,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我写文章的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不然总是一个框框,十篇如一篇,就可悲了。

1985年11月4日

最近看萧涤非先生研究生的论文,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很有意思。这个人有才气,只是文中搬了不少洋典,没有必要。亏得我还是教会学校毕业,读过圣经文学,不然还得查书。引进新名词概念,只是在旧有的不能满足需要才行。如果是为了炫学或是其他,就有点哗众取宠了。

大历贞元文学确实如你所说,有个从反思社会到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问题。这时候的诗人有一种迷茫,既不满现实,但又不知出路在何处,只能逃遁到内心深处,等到政权稍稳固些,方镇问题稍息,白居易等人就要革新了。

1985年11月12日

(寅说《文心雕龙》下篇是具体指导写作的规律,修辞要求有针对性)艺术规律和原理是多层次的东西,有的适应面宽,有的窄。诗赋有各自不同的规律,韵文有与散文不同的规律,整个文学又有自己的规律,都是规律。我们研究就是要确定研究的层次,然后把握住它的规律。

(寅谈《文心雕龙》属于文章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及对其成因的看法)这个设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后面的尚不成熟,还要进一步思考。可以先把前面写成文章。(寅说那样太简单了,还是想对成因作个初步的解释)那也好。科研本来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成熟写出来老师可以提意见。反正是读书报告,不一定急着发表。你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师批评指点,我现在老师都故去,有谁来指点我的不是呢?

(张伯伟开课拟涉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教教义是比较深奥的,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探讨。但宜先从一些较浅近的入手,如《百喻经》、佛教故事,然后再读《五灯会元》等。在课堂上讲,有些问题讲不深就老实对学生交自己的底,不必故作高深,学生也许会有兴趣去研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退之是很懂得这些的,韩门也很大。

1985年11月15日

(寅告先生在戴氏宗谱中发现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家谱的材料很丰富,常会保存些世所不传的东西。但要注意其材料是否可靠,因为古人爱附会名人,防止他作伪。还有古人经常闹宗系斗争,也会影响到材料的可靠性。以前我在四川时,族中要我去修谱,我便辞却,因为也是宗系间闹矛盾。

现在家谱的材料有待发掘,这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管会的努力。但有时他们很保守,总占着一点材料慢慢摸。如果公开一下,大家研究岂不好?况且地方材料有限,人力物力都不足,只会延宕科研的进展,所以科研保守材料是最坏的。


1985年12月14日

(寅问自己写文章太长,是否因文章写得太尽)有些地方已是众所公认,便不必多叙,只要提一下即可。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陈寅恪作崔张故事考,说这两个形象是出于《游仙窟》,“其他论者多矣,寅恪不复再述”。孙望先生后来考证崔鸾鸾故事,写成一万七千字,看到陈文,马上删了七千,只剩一万字。我论《饮中八仙歌》也只论述八扇屏风,其他从略。

写文章本身就是个功夫,有新观点有新材料,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我自己在这方面是要求高的。让你们写六篇报告,严格要求从各方面训练,那么到你们做论文时便会驾轻就熟了。我看了别的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似乎这一环比较薄弱,只是平平叙来,不懂得作为一个学术论文或博士论文要追求什么。写学术论文决不比编讲义,要落尽皮毛,独存精神。


1986年5月22日

我一辈子研究杜诗,但没写什么文章,现在老师和学生共同写成一部书,也是个创举。贯串着一个方法,就是由点上升到面,从具体分析中得到结论性的东西,要提出些别人没谈过的东西,也不是全面研究杜甫。

莫砺锋或是宏生可以再写篇回溯杜甫与历史上人物的关系的文章。杜甫受屈原的影响很深,但不是风格上,而是精神上,对政治的敏感。贾谊和绛、灌的矛盾不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主要是政治上的迟钝和敏锐的矛盾。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正是这个缘故。历来只有两个人,屈原与贾谊有那种精神,后来杜甫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顺便说一句,司马迁这个人是厉害的,他把老庄申韩合传也是独具眼光的。老庄的放任反转为严酷,严而少恩。

杜甫晚年用律体来写政治,这是个独创。前人总是用五言古,杜甫独用七律。后来李商隐学他就学这点。

(以上蒋寅记)


1987年9月15日

我们(时周勋初师在座)要求每一位博士生都要读几门课程,决不允许学生仅凭一篇论文就拿到博士学位。学生必须在各门课程都取得成绩以后,方能获得做论文的资格。每个学生要读的功课并不一样,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准备让你读五门专业课:《楚辞》、《庄子》、《文选》与《文心雕龙》、《后汉书》或《南史》以及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些课程都以自学为主,请系上其他先生具体指导,我和周先生总其责。《楚辞》的学习,请郭维森先生指导。《后汉书》或《南史》,请卞孝萱先生指导。“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课,将由专人讲授。每一门课都要做作业,做作业要能尽量地采取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要哗众取宠,不要用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我们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强调和重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对作家的心灵的感知和理解。写文章要注意简洁,一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决不要说两句。除此之外,政治理论课要读一部马列原著,也要写出作业。英语在一个学期内通过课程考试,到二、三年级的时候,在上专业外语课的基础上,争取搞一些专业文献的翻译。第二外语要求达到借助工具书可以阅读的程度。博士论文的选题,可在一年级以后慢慢酝酿,题目不能太大,也不能没有分量,基本上掌握在经过努力方能完成的程度。要作开题报告,毕业论文的提纲还要寄到外校请有关专家鉴定,看是否已达到博士毕业的水平,是否能进行答辩。

1988年1月1日

写文章一定要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有何观点,要拿出证据来,不要废话。写得慢不要紧,写得慢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完全想清楚而又很认真的缘故。

1988年1月30日

做学问一定要把基础打牢一些、打宽一些,不然像有的先生那样,一生治一本书或某一时期的文学,所指导的研究生也像他的老师一样,毕业以后,分配都不好办。有的学者,看似著述很多,但其治学方法单一,路子都是一个。

1988年4月2日

毕业论文的选题,要求能解决文学史上某一悬而未决而又有意义的问题,要有独到的艺术见解,要努力创新。

每个人的才赋虽可能不同,但勤奋却应当相同。

1988年10月15日

对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论著,迄今尚未见(时《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博士论文选题已确定)。研究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先要有一个界定。要弄清政治观点的不同怎样影响了文学,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又究竟是怎样在文学中加以表现的。还要注意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党争激烈,私人之间的关系未必就十分紧张,如苏东坡与王安石,气度都很大。


1988年11月19日

材料的搜集是“学”,从材料中提出问题是“识”,解决问题要靠提高理论水平,要能选取一个好的研究角度,比如周勋初先生的《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角度就非常好。可以读读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取法乎上,不是要看他的结论如何,而是看他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毕业论文中论述党争的分量不宜过大,还是应以文学为主。

党争对东坡的影响最大,在这方面要特别花力气。

要注意散文创作中的党争因素。如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本身未必具有多少形象性,但整篇文章却完整和生动地塑造出了王安石本人的形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形象是塑造得很好的,但最能表现诸葛亮形象的,恐怕还是他本人的《草庐对》。


1989年4月8日

北宋党争的哲学基础是“学”争,党争的影响波及文学。

夫子自道与他人评论是有差异的。王安石不认为自己是法家,东坡也不承认自己是纵横家。东坡反对使人同,但王安石并没有使人同。

要梳理出一些较少为前人注意而又反映党争、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诗文。


1989年8月27日

自己吃透的问题才能出现在论文的正文中,否则至多放到注中。(谈及《朱子语类》)此书皆其学生所记。须注意朱子与他的学生的谈话,即使是谈同一问题,也往往有不同的回答。这一方面是因为要因材施教,另一方面,朱子本身的思想前后也有发展和变化。可见对材料的辨别和使用也是应该注意其产生的具体背景或环境的。某人为何说某话,对谁说的,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说的,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如何,都要弄清,这样才不会在使用某些文献资料时出现错误。


1989年9月2日

北宋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最终要落在文学上。党争怎样影响作家的心态和文学创作及风格,作家又是怎样得用文学来参预和影响党争,彼此的交叉关系如何,要深入挖掘。苏洵的《辨奸论》值得注意。

文章的论述方式,也应考究。不但要写出新的东西,还要力争在研究和论述的方法上出新,给人以启发。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论述方式是否可以参考。


1989年9月24日

(与先生谈论文写作,提出应从宋代士人的思想品格、政治品格入手展开讨论)这一想法不错。应当对党争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北宋士人的政治态度和情感不会不表现在诗文中,如东坡就在诗中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按此苏轼《戏子由》诗句)当然他也有反映其亲情的《与子由书》。总之,如何论述,从何种角度切入,要有一个整体的考虑。我们的目标是要从别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但又不失之于穿凿。沈祖棻论周邦彦和柳永的文章可以参看。周、柳都并不完全是词人一语所能概括得了的。唐代的李商隐也是这样,即使是论文,当时他最为人称道的也不是诗,而是他的四六文。有很多人,如欧阳修、东坡等,都首先是政治家。要把北宋人的主要的集子都读一下,如温公、苏门诸学士。还要注意士人的个性,荆公、温公、东坡、山谷都很有个性。山谷对荆公相当尊敬,似没什么派性,东坡与荆公在文学上也是互相尊重的,这都不能以革新或保守简单论之。

要注意宋人题跋的文学性,其中有些是写得相当好的。前些天我为台州郑广文纪念馆书杜诗并作一跋文,虽然很短,先后几易其稿,也要通盘考虑,颇费踌躇。

又,前人书信也是最能流露真感情的。


1989年10月8日

(向程先生呈交论文的第一章《北宋党争的背景与原因》)背景所谈三点,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宋之不同于唐的所在究竟在哪里,哪些东西是不可易移的,要具体讲明(如宋代的重内轻外、重文抑武等)。原始的史料要读,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如钱穆之论宋代相权,陈寅恪也有对宋代的零星论述。但最终重点还要落在党争怎样影响文学、文学怎样反映党争上来。应抓住几条主线,解决几个主要问题,这才会有深度。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一开始便总是说明自己要谈的是哪几个问题。

(谈及北宋的文人集团)文人集团有两种情况:一是创作倾向比较接近,后人归纳为一派或一集团,而这些人并不一定有师承关系;二是确实有师承关系,但风格则并不都一致。前者如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韩孟,后者如苏门弟子。

韩琦的诗很好,可注意。陈衍就曾称赞韩琦说.•“中朝大官工诗者,殆无如安阳。”(按此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韩琦诗《发白有感》评语)山谷有《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反映出北宋的党争,晁补之、张耒的诗文中有没有?他们当时都是做过小官的。这里还要注意对党争的一般同情与介入其中的区别,晁补之、张耒与温公就不同。东坡似乎主要还是一位文学家,让他参大政未必就行,他的诗文好讥刺,是一贯的。

(谈到论文写作中一些具体问题)从硕士到博士,老师对你们的指导方法也是不同的,我现在对你们的指导主要侧重在方法上,至于某些具体问题,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只要言之有据就行。

(谈到发表文章)写十篇一般性的文章,不如写一篇有质量的文章。张伯伟等同学的论文都压在我这儿,要修改补充,过一两年再说发表的事。


1989年10月28日

某种情感用什么文学体裁加以表现,是个文学观念问题。文以载道。诗中可以抒发怨愤,却不说这些怨愤是怎样产生的,而可以到文章中去说。

1990年5月14日

(与先生谈及毕业分配问题,先生曾代向山东大学中文系等单位推荐,时确定留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老师为学生找工作,旧时都是如此。只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努力工作,不辜负老师的希望才好。不是自己说好,要让人家说好。要谦虚,要有忍让精神,人家觉得你这个人还有些好处,就对你不设防了。

1990年9月5日

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运用逻辑、推理、考证,进行理论思维,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去体味、把握作者的内在感情和内心世界,进行形象思维。二者应当结合起来,并注意考察二者所得结论是否一致,仅仅据一方面的思考所得的结论未必一定靠得住。对具体作品有了深刻的把握,理论思维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一对照便可知了。

(谈到文章写法)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文章立意高、深刻而又澄澈得像一泓水。

1991年1月11日

伯伟编《诗论选集》,谈到我治学撰文,不作空泛之论,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以微见著,既微观又宏观,通融无碍。如此能进而达于化境的,当以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为显例。周勋初先生亦近此境,很不容易。

1991年3月17日

读书与翻书不同,每天读一点,积以时日,太急了不行。当然,也不能拖拉,时间一拖就过去了。

读古人的作品,要设身处地地替作者着想,尽可能地贴近作者的心灵。你不知道作者如何想,又怎么来评价他。

写文章要寻找新的角度,层次要高,而不要随便写什么鉴赏文章。其实,鉴赏文章也未必易写。俞平伯先生、浦江清先生有一些这类文字,但那也是多年玩索、感知的结果,并不是拿着凿子、锤子,就随处可以打出眼来的。

1991年6月16日

思想政治倾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往往很难把握。要从对作品的反复阅读、体会中去察出其思想倾向。从作品中找材料是浅层次的研究,从阅读作品中察出它的好处,才是深层次的东西。这一方法掌握了,可以终生受益。

1991年6月19日

(我谈到宋人的以议论为诗是否受到佛教论议影响的问题)“三教论衡”主要不在辨异,而在求同。它多半流于形式,在思想史上并无多大影响。如果你说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受其影响,就要拿出证据来,如王安石、苏东坡是否参加了此项活动,对创作又有多大影响等等。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都卷入了北宋的党争,这没有问题,他们在一些文章中,直接反映了党争,也没有问题,但他们的诗歌是如何受党争影响的呢?这就比较复杂了。文学还有文学的规律,它可能受党争影响,也有可能不受。比如,足球赛再激烈,我不看,便不知道马拉多纳是何许人。这里有个契合点的问题。北宋政府不杀士人,允许议论,有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韩愈以文为诗,直接影响到北宋的诗歌创作。可否这样认为,以议论为诗,在党争的背景下,在某些人的创作中,变得更明显、更突出了。

1992年2月18日

古人的作品现在还得以流传的,多是经过自然删汰而留下的一些精华,所谓读常见书,个中的道理即在此。

1993年9月10日

(与先生谈及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多年,我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四人帮倒台后,我来到南大,努力工作,想尽可能地挽回过去的损失。现在,一些该写、该出的书基本上都出版了,还有几种,如《校雠广义》、《汉语文学通史》,正在写作中。同时,我还培养了你们这十几位博士、硕士,学问上都很努力,人品也好,学术事业后继有人。我个人其实已没有什么心事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要担心的话,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能否有大的成效了。比如中央电视台广告上有那么多关,,之类的产品,那难道是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吗?这种宣传有何益处?

1993年11月1日

治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领域。我的学生留在南大的有六位,如(张)伯伟治诗学理论、诗学与佛学的关系,(张)宏生从宋代文学延至清代,你可以博士论文为基点,再发展扩大。注意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研究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

1994年3月1日

有两种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传统思想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多是间接的。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建筑,多并不高大,而是宽广、稳固,如北京的天安门就是。我们国徽上的图案饰以天安门的形象,除了政治意义之外,是否也有要使人民政权稳固不可动摇的含义呢?

1995年9月12日

(与先生谈及《辛弃疾评传》的写作)要反复阅读、体味辛弃疾的作品。文学研究水平的高低与否,往往取决于你自己对文学作品理解的深刻程度如何。辛弃疾的作品,邓广铭先生大都作了编年,这就为你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有一些作品,无法考知其具体作年,但能确定它作于哪一个时期也就行了,不一定太拘泥。比如我自己做诗,某一首诗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作的,有时候也会记不清楚的。

宋高宗是不希望钦宗返回宋朝的。辛弃疾自北南来,宋廷是否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要弄清楚。辛弃疾还是一个战士,这是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最大不同。

辛弃疾在当时面临着丰富的文学创作遗产,词至南宋已相当成熟,他可以选择某些作品作为他学习的蓝本,也可以不选,有他自己的充分的自由。

文学研究者应当有创作实践,否则终是吃亏。比如,辛弃疾将侍女整整送与给他夫人治病的医生,作了一首词:“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转悽惶,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按此辛弃疾〔好事近〕词)感情很深,不可轻轻放过。

辛弃疾的诗歌,有一个读者的问题。读者喜欢他的词,而不是诗,说明他诗歌的成就不如词。

(以上巩本栋记)


1995年6月18日

(上午诣闲堂师,伟说最近收到某某大学寄来的一份博士论文,无论是观点、材料、方法皆无可取,严格地说,连硕士水平也没有达到)关键是硕士阶段没有受到严格的训练。你们以后要带博士生,一定要注意看他的硕士论文。这不只是一个读书多少的问题,还有学风、思维方式,我们不可能在三年内做六年的工作。现在我们也只能管好自己,十年以后,学术界里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我现在看到不满意的论文要我评审,就说自己身体不好,但是看到好的论文,也还是老眼一明。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要“创收”,这是最不好的。

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好的学风,一旦搞坏了,再要恢复就很困难。南大就是以前一个宣传部长,搞什么“论”,把学风弄坏了。周勋初先生,还有郭维森先生,他们都是逆风而行,这才冒出来的。顺风而行的是大多数,所以都被淘汰了。要认识到过去学风的不行,是不容易的。一直到你们出来,才改变了过去的学风。所以一定要保持好。

(伟说已读完先生的友朋书札,拟在七八月份写一小文)不着急,放到档案馆就算送给他们了。我的信这是第三次收集了。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毁掉的;第二次是文革中被抄了,只有一封周贻白谈戏的信,夹在一本书里,当时是忘记收集了,没有和其他信件放在一起,后来倒是遗存下来了。许多信是我的前辈,甚至是我的前两辈人写的,可惜都没有了。周先生一肚子都是戏,随便说说就是掌故。就像陈白尘先生一肚子是话剧一样。他的几本书,重庆那一段给毁了,干校那段,他用密码写,后来翻译出来,真是有本事。只是比较简单。


1995年6月27日

(蒋寅写成《程千帆选集》评介文,下午,伟送到先生家,谈起刘永济《文学论》一书)刘先生这本书写得很早,是他在明德中学任教时的讲义。后来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印出来的时候,只印了前面两卷。原来后面还有很长的附录,都是一些文章,像《诗品序》、《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刘先生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年轻时攒了一笔钱,想出国留学去学习林业。当时湖南的胡元琰(子靖)先生,是个很有名的教育家,在长沙明德中学当校长。就对他说:“你出国之前,先到我这里来教书吧。”刘先生是个书生,也不知钱该怎么用,就把钱托胡先生代管,说什么时候要用再来取。可是那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很糟,没有办法,后来就把刘先生的钱挪用了。国也出不成了,刘先生也无所谓,就在那所学校教书。《文学论》就是当时教书用的课本,用的是四号字印的,很大,厚厚的一本。后来是大革命,长沙左翼势力很强,要抓刘先生,他就给吴宓(雨僧)先生写了封信,所以就到沈阳东北大学教书去了。那个时候人的观念和现在不同,现在一个教授和中学的普通教员之间地位相差很大,当时人没有非要到大学任教的想法,像叶圣陶、朱自清先生都当过中学教员,到大学当教授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是我后来和刘先生熟了,听他自己讲的,现在当作文坛掌故告诉你。(伟问:“胡先生和刘先生是什么关系呢?”)他们都是湖南新宁人。北大的陈贻欣也是新宁人。陈贻欣的岳父叫李冰若,就是《栩庄漫记》的作者,他的词学修养很好。(伟插话:“就是作花间词注的作者吧。”)就是。他的路子和俞平伯先生是一样的,他是吴瞿安先生的学生。他的《漫记》后来陈贻欣先生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用的是开明书店的纸型,就是他的词话。我后来作那本《宋诗精选》,就是用的他的方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惜出版社还是有些规定,要求每首写个几百字,不然可以更加灵活些。

(伟谈到钱钟书的诗集)钱先生的诗就像他的《围城》中人物的对话一样,精彩极了。这个人真是聪明,又有学力。他的感觉极其细密,用思也极巧,那些对偶工稳极了。如果说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太要好了。就像袁枚说的“朱(彝尊)贪多,王(士镇)爱好”。那些对偶太好了。他还是黄山谷的路子。有一点你注意到没有,读他的诗,好像钱先生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人,这么多的运动、变化,特别是解放以后,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是阮嗣宗,天下之至慎者也。所以他的诗中没有雄浑的、沉郁顿挫的风格。我写诗有时还忍不住有些影射,钱先生的诗里一点看不出来。我怀疑他还有另外一本诗集。

(伟又谈到《蒙文通学记》一书)蒙文通先生现在是以一个上古史专家的面目出现在学术界的,其实他的学问源于清末四川今文经学的大师廖季平。他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学术加以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把自己限于文学或文学批评,也可以更开阔些,作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上次给大学生讲,花了很大一段说,专家是需要的,但我们更需要通才。就拿现在的续修《四库全书》来说,季羡林先生有一个意思是对的,现在找不到能写出那样的提要的人。叫你写一篇《风月堂诗话》的提要会写得不错,但要你写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我就不能放心。更重要的是,写出来以后,到哪里去找能够总览的人,就像纪晓岚那样的。虽然也还有错误,像余嘉锡先生写的辩证。余先生说:“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纪晓岚他们是乾嘉学术高峰时出现的人物,余先生已经有了现代学术了。余先生那句话讲得真好,我总是记着,感到有一种道德的美。章太炎先生说:“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对一句话的理解,感情上和理智上的理解,是和一个人的经历、环境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以太炎先生的话去读《世说新语》,就能感到他们的对话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几句话就觉得胸中爽朗。

蒙文通先生也是个“怪人”,当时的学校中很有些“怪人”。像黄季刚先生也是“怪人”。一个大学应该有些“怪人”。蒙先生在四川大学时,因为批评了当时的校长,被解聘了。我当时也曾“出言不逊”,不过我很年轻。蒙先生被解聘后,还是照样去上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校长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真有意思,是个大胡子。

我现在也想要多和你们谈谈。我现在不能写了,但总还有些想法。朱夫子说是“晚年定论”,我想改一个字,叫“晚年谬论”。


1996年2月3日

陈寅老以一考据家的面目出现,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可惜从这一点研究者尚少。我体悟到这一点已经太晚,来不及做这一工作了,你们还可以做。我现在眼睛、耳朵都不行了,反而有时能考虑一些从前未能虑及的问题,关键是比较放松。你在考据上已经有些基础,以后要有意识的更加开阔。

我最近看《顾颉刚年谱》,他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顾的学问很广泛,为人也很热情,家累也重,所以写的东西多,后来主要研究上古史,将历史地理沿革也集中在秦汉时期,用传统的方式研究《尚书》,恐怕没有人搞得过他。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朱家骅奉承蒋介石,要献九鼎,当然都比较小,请人写铭文。四川有许多老先生很擅长此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写。后来找到顾,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实际上他不内行。他说一个鼎上写一句,最后一个鼎落款。前四句忘了,后四句是:“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之九鼎,保于万古。”朱家骅有政敌,就去对蒋介石说,他在骂你。四川人骂装疯卖傻者是“献宝”。把后四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我在(载)献宝(保)”。后来蒋介石看到,果然如此,一脚就把鼎踢翻了。是小鼎,所以用皮鞋就能踢翻。《年谱》也记载了此事,所以也还是如实的。黄裳来信说到此事,但他不知道顾作铭文的背后还有个故事。

陈寅老的学问走向更近于梁启超,而远于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中没有人真正传其学术的。最多也只是考据,但陈寅老不是纯粹的考据。

(师母插话:“王国维那时真好玩,在清华讲课,还留条小辫子。”)辜鸿铭也留辫子。我们和老辈比较起来,最欠缺的就是宽容。政治和学术不是一回事,不能拿政治方式移入学术,动辄批判。我的书大多都给了思想家研究中心,但是有一本没有舍得,就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文笔真好。但他是个汉奸。我从前还买到郑孝胥在满洲做的诗,后来文革中害怕,烧了。

(伟说昨天买到一套《南京文献》)这是卢冀野编的,当时有许多老先生如王伯沆、柳翼谋等帮助,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卢从年龄上看是我的师辈,不过他是吴瞿安先生的弟子,所以我们算同辈。他这个人喜欢喝酒,爱唱昆曲,一点都没有老辈的架子。当时于右任当监察院的院长,他是委员,弄来一笔钱,就办了《南京文献》,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解放后,他害怕共产党,躲到上海的一个中学里当教师,也没事。

(伟又说最近购得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可见当时学者的生活丰富多彩)到南京快二十年了,有关系密切或疏远的同事,但没有朋友。家庭之间都很少来往。这种社会风气,不是一个开放向上的社会所有的。(程师讲这话时,神情有些黯然)


1996年2月9日

(伟谈及南大文科强化班事和研究生培养的问题)这几年的博士皆不够理想。徐兴无的文章没有看过,某某因为要我推荐其书出版,曾经看过。太马虎,错别字留着也不改。我要他增写一章,更为完整,他很快就写好,错别字都在上面。日思误书,亦是一适。但不能故意留着不改。当然也有像某某,原来马虎,后来改好的。你马上当博导,宁愿不招,要招就是好的,培养一个是一个,这就像细胞分裂,会带出一大片。

1996年4月20日

(伟说近日要去韩国,想多买一些古书或复印一些资料)当年去朝産羊慰问志愿军,纪律严明,不许使用人民币,因为战时人民币很值钱,可以在当地买到大量超值的物品。所以严禁使用,否则立即送回国判刑。最感到可惜的是当时有许多古书在地摊上出售,纸张、印刷皆极好,无法购买。特别是一部吴挚甫的尺牍,没能买下(先生面露出遗憾的神情。伟说翻阅近年黄山书社印的《吴汝纶尺牍》,校刊时未用到朝鲜本)。

你对培养学生不要失望。从孔子开始,做学问的人就是不多的。这里总有个缘分。我佛为一大因缘出世,如何是佛祖西来意。我到南大来,培养的学生,直到某某为止还是不错的。有前途的,就多施些肥,让他成长得更快些。

我的《两宋文学史》,是1957年时在武大写的一卷,那个时候有写几百万字书的雄心。

(伟说最近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结合讲秦汉学术史)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汉书•艺文志》,是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讲得最多。你还可以扩展到《隋书•经籍志》。

(伟说日本兴膳宏教授最近出了一本《隋书经籍志详考》,在姚振宗《考证》的基础上更为细致,尤其在佛道二藏的文献方面。但也有的日本人认为,里面没有涉及新出土和敦煌的文献,所以不是现代的日本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京尤不是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上做了,而是要另外做一本,比如《先秦经籍考》之类。还有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出土的资料不是刘向当时刊落的呢?这就是家法。因为他认为不重要,就去掉了。这类工作还是值得做。有富这个人很用功,所以我要他发挥所长,做一部《书目答问》疏证。

过去有位杨家骆先生用统计的方法研究选本,汪辟疆先生说这不解决问题。同样选这首诗,各有各的义法,各自有其系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肯定的。就好像诗话里都赞扬一个诗人或一首诗,其实用意是有区别的。从前武大有位徐天闵先生,真正是述而不作,他常常说的话是“这是明朝人的意见”,哪怕话是清朝人讲的。这里也有个系统、家法的问题。

1996年9月15日

(伟写就“素心会”发起词,送千帆师审阅)“素心会”这个名称很好,我报名参加。(作举手状)’

白敦仁《巢经巢室诗钞笺注》和屈守元《韩诗外传笺释》,很了不起。向宗鲁原来是在一家做塾师,此家藏书甚富,且多稿本抄本。回到重庆就当了教授,这些人(指白、屈)都是向先生的学生。当时也不讲资历。

(讲到年轻人的颖悟)寅恪先生三十多岁到清华当教授,但最了不起的是他发现当时还没有条件作东方学研究,就立刻转向中国史,非常果断。

1996年9月17日

上午研究生入学典礼,千帆师来讲话,要点有二:一是要意识到自己是研究生一年级,而不是大学五年级。所以在学习上,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地思考。举例《长恨歌》首句,大学生只要明白意思即可,而研究生就该思考,为何第一句这样写?这是写唐明皇的好色不好德,是春秋笔法;既是谴责,又为何题作“长恨”?因为这个皇帝的早年也曾做过对国家有利的事,晚年很不幸,诗人对之又有同情。二是要努力开拓自己,视野广阔。

1996年11月1日

(上午带韩国博士研究生郑台业诣千帆师。台业提到在台湾时听潘重规先生课)这是我同门中最佩服的一位。他后来研究敦煌学,对于从《玉篇》到《龙龛手镜》系统的俗字作了最系统的研究。那么大的年纪还有新的开拓,真了不起。(又问台业听潘先生什么课,答曰《红楼梦》)这是他到香港、台湾以后才讲的。他的《红楼梦》研究有渊源,是以前中央大学的王瀣(伯沆)。潘先生是跟他学的。

我是黄季刚先生晚年的学生,是目前健在的黄门弟子中最年轻的。当时做学生时,潘先生、殷孟伦先生、黄耀先先生都在中大当助教。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很接近。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现在不可能有了。就是要跟着老师学习,老师在一天,就一天不离开老师。后来黄先生去世了,他们都到其他学校去,一去就是教授。还有一位研究训诂学的陆宗达先生,在北大读书,上到二年级,黄先生离开北大到武昌,陆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凭,跟着黄先生到了武昌。后来陆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给他。

(台业说在韩国时就读了《两宋文学史》,后记特别令人感动)当时的情况下,白天劳动,挨批判,晚上坚持读书。有这样的信念,就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会断。在这样的动荡下,中华民族渡过难关,就永远也不会被打垮。也许再过二十年,也是这么一个雨天,你们想到有一位中国的老头子说的一些话。那个时候,我的骨头可以用来敲鼓了。(手作敲鼓状)

1996年12月15日

(与闲堂师及师母一起同谢正光教授共进午餐。谢教授谈起自己的研究越来越传统,虽然在美国三十年,但对于新的理论一概不知)传统的魅力在于不断能从古老的东西中发现新的、与现代相合的东西。万古常新,既是万古,又是常新。学术研究如陈寅老说要预流,这只是一方面,也有通过自己的专业,对于新兴的学科有所贡献者。如潘重规先生,他是季刚先生音韵、训诂学的传人,但他接触敦煌学,发现敦煌的俗字非错字,就是对于敦煌学的贡献。

1997年1月1日

(与曹虹同去程师家贺年)某某大学所编批评史,缺点是不懂创作,缺乏个案研究,举不出解决的问题所在。这样的学风不变,即使写再多,也是不得提高档次。你编《中华大典》的《文学理论分典》,应该通过这项工作,建立古代文学理论的资料体系。

(以上张伯伟记)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书绅杂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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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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