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1977年高考亲历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7-05-24 12:43:14

罗志田 (进入专栏)  

   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我虽号称中学毕业,实际在中学念书不到一年,却要教中学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实在也有些误人子弟。记得是放农忙假时,我回到成都家中,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地说:这么快!上午才给你打电报,下午就回来了。原来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所以要我赶紧回来准备。于是在家中补习了一个多月,因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曰高考“复习”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一次约睡三个钟头,其余时间基本都坐在窗边的桌前。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后来其家长说,早就推测我一定考上,因他们几乎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颇叹我何以能不必睡觉。其实偶尔也要出门请教,记得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请教以前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老师,真如醍醐灌顶,获益良多。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教作文的段数突飞猛进,怡好全公杜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我的学生还获得第一名。一个大队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公办学校的学生,在当年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其实主要是该学生自己聪明,后来一路念重点中学、上海交大,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是乡村孩子中一个异数)。

  

   我就这样白天教书,晚上继续学习,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我所在的仁寿县是个大县,人口过百万,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班就有上百个,全县还有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绝大多数学历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这样,在填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即所请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完后已近过年,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忽然我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点大学先录取。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开学已是1978年了,我的农村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到学校报到;这一图景似乎象征着人生的一段结束,又一段开始。那几年学习的经历恐怕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会再现的。大学停止招生已12年,同学中应届生很少,彼此的年龄相差甚远,班上年龄最大的恰是最小的两倍,25岁的我则属于中间一段。而当时的师资几乎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老师,有些现已不在世的老师,当年还没有资格给我们上课呢。

  

   晚来的学习机会不易,那时暑假也住在学校,记得第一个暑假就是读《资治通鉴>,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史记>。我自己散漫惯了,经常逃课,到学校图书馆看各种内部书籍。曾经有那么多年,全部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突然可以使用图书馆,而且可看,“文革”中给老干部准备的各种翻译书籍。那种感觉说是如饥似渴,全不过分。

  

   同学中不少人相当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我在乡下背过半部《古文辞类纂》,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或可说稍得皮毛。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摸底考试仅得10分,即写完字母而已。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过了一学期,参与读《史记》的好友葛小佳说,他的英语己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那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已在看所谓原著,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为让我能赶上,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这祥的义气大概现在较难见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赶,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大家又继续前进。

  

   川大历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基本功和语言,后来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得到高分。现在有些同学的记忆中,也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所以努力学外语。其实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文革”的“结束”还在进行之中,在成都这样的地方,几乎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高瞻远瞩”。简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读书人上进的“选项”,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当年的形势发展确实日新月异,到毕业的时候,去外国读书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

  

   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且所读多是名校,反倒是如今在外国治学最有成绩的葛小佳念的是一般州立大学。我想,当年那批留学生大概也和国内的77级学生一样,进入什么学校基本看机缘,但其训练未必都在课堂上获得,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学校不特别重要,主要还是靠自身的修为。我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五年以后才负笈远游,紧赶慢赶,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

  

   川大历史系77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眼界较宽,思想开放,大部分留学的都转了行。朋友中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霍大同念了精神分析,而戴思杰干脆进入著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不过因拟追随的老师退休,一时后继无人,系里许我改换门庭,遂转入中国史,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普大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所以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阅读课,如今所教的专业,也还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从自学而来,算不得科班出身。

  

   也许,这就是77级的一个特征:学生多来自社会,阅历丰富而志趣广泛;老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放开眼界为时代为社会育人。与后来人比,77级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但不论治学从业,并不十分拘泥;却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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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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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永远的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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