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读《富裕起来了，但并不更自由》颇有感触。在九十年代中期，我便有类似想法，今引二00一年的一篇短以资佐证。）

勿庸韪言，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合理的。“中产阶级”这个名词，是从西方经济学里移植过来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很少见到,姑妄借用之。

近来流行着一种理论：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迅速发展壮大，最后必然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这可能是对的。但也正象一切社会政治学的理论一样，它绝不是一条毫无例外，绝对正确的真理，因此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进行一下分析。

中国的中产阶级大体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

一. 高官或高官的子女、亲朋好友，借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裙带关系，将权力转化为资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成果已被这部分人占有，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里这部分人占主导地位。按共产党对过去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阶级划分，这部分人应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但其资产与西方国家的大资本家相比，还相距甚远，姑且仍将其划为中产阶级。

二. 利用向各级政府官员行贿，偷税漏税，制假、返假或钻政策的空子发起来的暴发户，即所谓的“大款”。这部分人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里占主体地位。

三．靠个人奋斗，辛苦经营发展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众多，但资本一般不大。受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一个人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奉公守法地经营，要想成为千万、亿万富翁，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四． 随着商品化潮流而出现的这“星”、那“星”，即所谓“大腕”。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五． 在外企或合资企业里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及在中国高科技行业如电子、计算机、邮电通信行业里的高科技人员、金融保险等行业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即西方所谓的“白领阶层”。

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大体上由以上五部分人构成。

伴随着一个新生阶级的出现，必然会出现其政治上的代言人，这是一般规律。但中国目前出现的中产阶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从封建社会孕育出来的资产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资产阶级完全是自然发育出来的，不仅与当时的封建贵族没有什么联系，而且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要求废除一切封建特权，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口号，为他们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创造必要的条件，因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中国出现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占主导和主体部分的第一、二部分，却与当政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当政者当中派生出来的，是现行体制产下的一对双胞态。他们与当政者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要求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不可能独立产生，只能由当政者代言或由当政者选定。他们的政治素求只能与当政者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第三部分人虽然有着较强烈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要求出现一个真正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他们胆小怕事，不敢提出自己的政治素求。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带来较大的社会动荡，会失掉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得来的微薄财产。他们既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一个良好的环境，又担心万一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引起的社会混乱会使他们的微薄财产化为乌有，因此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第四、五部分人虽然看到了现有体制的严重弊端，但由于他们已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 再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多半抱着一种明哲保身的观望态度。目前这部分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从以上分析看，如果天真地认为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必然会带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未必会成为现实。

目前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最为强烈的恐怕是广大的下岗工人和农民。他们对目前中国的现状和自身的处境有着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领导的贪污受贿现象恨得咬牙切齿，强烈要求社会变革，但下岗工人过惯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生活，那时工资收入虽然微薄，生活困苦，但住房、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有保障，再加上中国几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素求，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而是希望回到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年代。

占中国人口80%的广大农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了利益，但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农村集资摊派、苛捐杂税的加重，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改革初期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已荡然无存，重新回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对改革的愿望最为强烈，在经济上他们希望对土地获得全部的产权，在政治上他们要求与城市人获得同样的权利。特别是一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临时工，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的活，而获得的劳动报酬却是最低。他们渴望获得象城市职工一样的八小时工作制和每个礼拜有两天的休息权以及劳动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他们渴望废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不要再把他们看作盲流，赶来赶去。但是由于这部分人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真正的民主理念，一旦社会出现大的震荡，这部分人很可能成为社会大动乱的主体。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和中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成熟的反对党，这些情况就决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政治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世界上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中，除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五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外，还有五、六个阿拉伯君主国家，此外还有叙利亚、利比亚等少数独裁政权拒绝实行民主改革，加在一起不过十五、六个国家。

因此，中国不可能对政治民主化改革长期抗拒下去。从共产党的理念来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如果人民没有真正的选举权，主人没有挑选仆人的权力，那还叫什么主人呢？因此，不论从世界公认的民主价值观或共产党的理念来讲，中国的民主改革都是无法避免的，这只是个早与晚，或者从执政党来说，只是个主动改与被动改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在那里呢？鄙人窃以为有如下几种可能。

一．首先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开始。县及县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取消任命制。省级的党的领导人由县级的党的领导人民主选举产生，中央领导人由省级领导人民主选举产生，这样给全国人民做出一个榜样，培养中国人民的民主理念。与此同时，县及县以下的各级人大代表由竞选和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选区人民通过一定的程序有罢免人大代表的权力。人大的领导人由人大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取消由执政党内定的做法。省级人大代表由县级人大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省、全国人大领导人由省和全国人大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取消由执政党内定的黑箱作业。将各级人大变成一个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要再是一个橡皮图章，使人大能够真正的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监督。这样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逐步过渡到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全国普选。这是一条引起社会震荡最小、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小的理想的过渡方式。倘如此，共产党幸甚，全国人民幸甚。

二．社会爆炸导至社会转型。由于执政党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党权高于宪法和法律，腐败会继续蔓延，目前的惩治腐败和各种各样的“严打”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安置，农民负担加重，城乡人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等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社会大爆炸。倘如此，国家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后果将会比十年“文革”更为严重，不仅普通老百姓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既得利益集团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连周边国家也会遭殃。当混乱到一定程度，在世界民主化大潮流的影响下，最后会出现一个新型的民主社会，但人民付出的代价那就太大了。

三．台海战争爆发，不仅二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而且如果在短时间内拿不下台湾，势必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干预，这样以来，整个社会包括执政党很可能产生分裂，民族主义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其后果将比第二种情况更为严重，这将是一场民族的大灾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社会民主力量会崛起，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会产生一个民主政府，但其付出的代价那将会比第二钟情况更大。

一切对国家民族负责，有志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仁人志士，今后应当将工作重点放在共产党身上。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但中国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在世界民主化大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也会发生变化的。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已经很大。据我的了解，希望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人士，在共产党内，特别是在基层党员中间，大有人在。原苏联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经过了七代领导人，最后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我想，中国的情况也会差不多。

陈奉孝

20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