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位钧: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

——中国社会整合模式的政治沟通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1 次 更新时间:2006-07-23 19: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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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位钧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采用政治沟通研究方法,对中国主权国家生成逻辑中的政治整合模式进行考察。全文基本理论线索如下:西方民族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政治强权,迫使传统中国相应实现了国家的现代性转型——消除肉身化的权力载体,完成精密国家机器的建构。由此产生的新的国家形式——现代民族国家,改变了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沟通关系,瓦解了以血缘、地域、身份、宗教、民俗为基础的传统整合结构,将传统社会改造成为国家的治理空间,使国家权力成为主权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排他性手段。这种整合模式只能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外在统一,无法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有机团结;只能以权力运载和暴力威慑保持整合的外观,无法最终消除外观下的结构失范与认同危机。鉴于此,需要对新的政治整合形式给予思考。

  关键词:基层社会;政治整合;沟通分析

  

  “整合”是一个与“分化”相对应的结构功能主义概念。分化“首先是一个分类的概念,它描述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将主要的社会领域诸如宗教、政治体制、政府机构、经济等相互分离,将其隶属于特定的集团和角色,并在同一制度体系的相对特殊和相对独立的框架内组织它们。”[2]社会分化的程度和状态,被斯宾塞、帕森斯、卢曼等功能主义论者用来标示社会具有了所谓“进化”或停滞的可能性,而分化后的“整合”,即,“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和整合或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协调和整合”,[3]则通过使社会系统实现新的均衡而最终促成社会的“进化”。“整合”是一个外延广而内涵窄的抽象概念,可以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整合形式与手段——如宗教礼仪、政治权威、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家庭宗族、甚至于物质资料的供给方式等。本文着重考察的是“整合”诸多形式中的一种——“政治整合”,并在以下三个层面的限度内使用此概念:首先,“政治整合”是指形成和维持政治共同体的持续过程,或者用功能主义的语式说,是指协调并凝聚政治实体内各个分化的结构和子实体,以便形成和维持一种互动的共同系统的持续过程;其次,政治整合的整合对象,仅局限于政治实体中的一个子实体——基层社会;最后,尽管本文也在比较学的意义上使用“政治整合”概念,却鉴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性,而将政治整合视为所有整合形式中的执牛耳者,认为它是一切其他整合形式的最终基础和根本保证。

  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是一份追问千年、屡遭背叛的遗嘱。当下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不得不被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予以考察。与古典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已改变了问题的内涵,即,现代民族国家是不同于前现代国家的新型国家形式,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的治理方式,使以往忠实于地域共同体或血缘共同体的个体,不再直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对象,而是首先被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彼此关联的社会治理空间中,然后再通过国家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的强力渗透,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这样,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就不单纯只是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必须将具象化为社会治理空间的社会整合涵盖其中,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代性分离,一方面将社会转变为需要由国家予以整合的国家权力的指向物,另一方面又使社会成为国家借以整合个体的外在空间形式,由此形成的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基层社会”,既不是亘古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超然于现代国家的独立现象,而是一个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伴生的现代性事件;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概念,则既不直接等同于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草根社会”或“民间社会”,也不被简单地泛指构成了乡村和城市基本单位的村落和社区。如果我们将基层社会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看作事件的一端,将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前现代中心国家看作事件的另一端,那么,将此两端联结成一体的,便是主权国家对应基层社会所做出的政治整合方式的现代性变迁。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科层式管理的对应物的基层社会的浮现,既改变了原初的政治整合问题,又使问题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因此,一切讨论都必须从基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引发的事变开始。

  

  一、乡土社会与传统整合方式的终结

  

  1、乡土社会:超然于国家之外[4]

  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5]尽管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这样做“会给予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但是,上述有关欧洲城乡分化及其与国家政权内在关联的论断,却是也同样符合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逻辑的。

  中国前现代国家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王权止于县政”,包括皇城在内的主要城市——作为吉登斯所谓之“权力集装器”——承载了帝国有限国家权能的全部运作,[7]而在鞭长莫及的权力“边陲”,则散布着的广大的“乡土社会”。[8]所谓“乡土社会”,就其一般属性而言,与“农村”或“乡村”涵义几近重合,比如:在经济活动方式上,乡土社会就直接等同于作为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村,后者以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作为生产对象、并表现出与自然再生产高度一致的生产特点;再如,从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形态上看,乡土社会与“乡村”同义,其成员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并因村社制度而“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9]恒常单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演生着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明形态,它以人与人的亲缘关系作为文明的内涵、以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作为文明的外延,将人与土地凝固在乡土社会自我封闭的时空之中。因此,单以概念的表层意义论,“乡土社会”与“农村”或“乡村”,在所指称的对象上具有一致性,都是泛指城市外一切地域的空间概念,所不同的只是在具体指称时各有侧重,如学者于建嵘所说的:“'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10]

  笔者以为,“乡土社会”有别于“农村”或“乡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层次上的概念,即,它是观念中的类型,是对存在于一种具体社会中的普遍性质的提炼——这些性质深埋在具体社会的杂多表象里,与其他一些非本质性的内容一同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在于它是一个只有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才具有意义的,用以说明国家与社会分离状况的概念。之所以存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分,或者说,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的主要分水岭,就在于现代社会的主权国家特征,它突出地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如果说“统治”意味着“国家专注于对其声称归自己所有的全部领土实施正规化的行政管理”,那么,前现代国家并不实行这种意义的统治——“它们的'政治组织'主要只限于管理统治阶级内部的以及主要城市中心内部的冲突”,[11]这样,前现代国家就在其国家机器已开始兴起时,仍旧保有拥有自身独立性的广大社会领域,而正是由于这一点,前现代国家中“尽管'城市'和'乡村'在某些方面相互依赖,但它们各自仍具有正相对照的独特性。”[12]这种城乡分治的格局存在于欧洲——如约翰·考茨基所说的,政治活动主要发生在阶级内部而非阶级之间,贵族、下层官僚、村庄、行会等市镇组织均为彼此孤立的社区或团体,因而也就成为彼此独立的政治舞台;同样,也存在于传统中国——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维持的是“礼治秩序”,维持礼俗的力量不需要“横暴权力”,且皇权因农业帝国虚弱的物质条件而难以扩张,只能转求教化,故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3]直至主权国家以及表征着主权国家之“权力集装器”不断扩张的现代都市化,将乡土社会与这种城乡分治的格局彻底地瓦解殆尽。消解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身份,剩下的便只是单纯作为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农村和乡村,前者是超然于国家之外的独立领域,而后者则只能以屈从者的身份,深陷于国家以及作为国家“权力集装器”的城市统治之下[14],其从属地位曾被布罗代尔概括为:“城市只有在面对一个低级的生活形态时,才能作为城市而存在。这条规律没有例外,任何特殊情况都不能取代它。城市无论大小必定在其周围有乡村,必定把部分乡村生活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必定迫使四乡参加它的集市,光顾它的店铺,接受它的计量标准,向它的放债人借款,请教它的律师,甚至享用它的娱乐。一座城市得以存在,必须统治一个帝国,即便是蕞尔小国。”[15]

  2、乡土中国的政治整合与政治沟通

  政治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理路,是将有关人类政治生活的考察建立在特定文明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跨文化的多元政治形态分析,有力地涤荡了西方现代国家制度所谓“普遍性”或“普世性”的神话,为考察传统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了较少偏见的“理解的前结构”。根据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非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主要包括“非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政治制度”两大类型。所谓“非集权政治制度”,是指不具有集中处理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的社会制度,具体包括游牧制度和部落制度,而“集权政治制度”,与前者相比,则在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决策方式、政治整合的形式与程度等方面具有集中化的趋向,其具体形态为酋邦和国家。[16]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文明形态中的国家都“天经地义地需要行政官、立法者以及为数众多的公民来组成复杂的中央集权政府”,非正式制度(如果将国家制度称作正式制度的话)在社会整合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普遍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国家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具有一种单一的制度机体,而是以分层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等制度形式的制度特征。用“非集权”或“中央集权”的单一化标签,不足以完整地刻画前现代时期中国“分治”的政治格局。

  对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张静曾以“官制以外的地方治理”为题,作了颇为完善的总结。在治理结构问题上,她承接了王先明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包含上下两个分层: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具体体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下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从表面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自上而下地贯彻着帝国的整体秩序,而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处于官制系统之外的地方权威却实际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帝国的意志经过各级中介的层层变通,往往不能真正触及地方。这种中央与地方“默认并谨慎对待管制领域的边界”的治理结构,实质上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17]她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是存在于官制领域的国家权威,二是存在于地方体中的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在互相的礼节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触及他人领地,这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安全的隔层。因此,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事实上在地方体的层次上完成,并且由地方权威充任。”[18]也就是说,地方权威在国家实施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着社会系统(地方体)的功能整合。

  从政治沟通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稳自组沟通系统:一是具体体现为官制系统的国家,其沟通主体为君主、内臣、吏胥以及各级官僚。政治信息从帝国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传输至上述沟通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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