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蒙:基于社会沸腾现象观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分析

————以L县保路运动为个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4 次 更新时间:2017-04-18 17:53

进入专题: 群体性事件   社会运动  

罗大蒙  

内容摘要:为了让群体性事件更为形象化地呈现,本文将一种重要的物理现象--液体沸腾及其发生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制做类比,通过对液体沸腾过程的观察和分析,展开对L县保路运动发生机制和逻辑过程的研究。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过程,群体性事件是因民众情绪的长期积压与克制,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之下而瞬间产生的共振现象。群体结构、民情基础、社会情境、地域空间,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等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逐级推进的层次,即问题的潜伏层、事件的初显层、舆情的集结层、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事件的衰减平息层。本文试图以社会沸腾现象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和内在机理,以便较为形象的呈现群体情绪的传播、感染及"共振"的生成机制。

关键词:社会沸腾;群体性事件;保路运动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梳理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既处于发展的机遇期和改革的攻坚期,也处于矛盾的凸显期和问题的多发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的发展和累积所取得的成果,经济突飞猛进、科技日新月异、城市化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等,但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赶超的同时,散布于西方发达国家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并在发展中逐步出现和渐次解决的社会矛盾也在我国发展的三十余年中叠加出现,政治腐败、贫富差距、利益分化、社会不公等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涌现,进而对我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其中较为突出性的表现便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中国每年因各种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而百人以上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自2000年1月至2013年9月14年间共计871起,其中维权类的事件达55%之多。 一些典型案例也业已经媒体和网络的报道和传播而广为人知,并使人们对事件发生发展的烈度和规模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应和心理震撼。 由此,群体性事件不仅纳入了国家社会危机治理系统,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学术研究领域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主要有三种理论进路:

其一,是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源起,回答了群体性事件"为了什么"的问题。在该进路下形成了四种分析框架,即"维权抗争"、"因气抗争"、"因道义抗争"和"社会泄愤"。为维护权利和利益而抗争是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主流解释范式,斯科特以"生存伦理"勾勒出了东南亚农民反抗与生存的基本逻辑,指出在"安全第一"的主导原则下,农民所竭力保障的是"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 在斯科特提供的叙述框架下,中国学者以"为权益而抗争"为理据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做了进一步解释,蔡禾, 梁宏, 郑卫东 等分析了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于建嵘, 沈寨 等分析了底层农民的维权活动。郭于华, 黄荣贵, 吴晓林, 庄文嘉 等对城市业主的维权抗争做了阐释。此外,钟其, 蒋莉, 孙文中, 尹文嘉 等还对农民或城市居民的环境权利诉求的发生发展机制做了研究。"维权抗争"范式对于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抗争行动无疑具有最为权威的解释,但于群体行动中的积极分子而言,他们组织和参与维权行动并非为了权益,而是为了"争一口气",应星 便以"气"为谱系谱写了"为气而斗争"的图景,他认为许多群体性抗争中的积极分子之所以要参与行动,只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对于我国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有的参与者是直接利益相关群体,还有的是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于前者而言,"维权抗争"或"因气抗争"均能做出解释,但于后者而言,这两种解释框架却难以将其纳入其中,"因道义抗争"和"社会泄愤"却能够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因道义抗争"是斯科特 "生存伦理"的主要分析理路,但斯科特主要基于经济道义的分析,对解释我国的群体抗争行为会遭遇一些困境。黄振辉和王金红对农民工的抗争行为的研究指出,"并非所有农民工维权抗争行为都是从生存伦理出发的,'底线正义'被践踏是农民工抗争行为尖锐化的根本原因"。于是,他们建构了道义政治学的基本价值范畴--底线正义,用于分析转型期中国农民工的群体抗争行动。 于建嵘对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做了类型学分析,他将目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即维权抗争事件、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他认为社会泄愤事件是群体性事件中较为特殊的类型,它指的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的一种'泄愤冲突'",具有无组织动员、无利益诉求、无权威信息、无规则底线的特点。因对政治腐败、贫富差距、司法不公、治安恶化、社会压力等各种因素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以焦点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借题发挥、宣泄情绪的"社会泄愤"也是我国部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着重分析事件发生的策略和手段,回答了群体性抗争"以何为武器"的问题。典型的话语表述是"以(或依)…..抗争"。李连江和欧博文于1997年在对我国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依法抗争"的重要概念,"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 该分析框架对解释我国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建嵘在此基础上基于新的历史形势进一步提出了"以法抗争"的概念,即在直接意义上"以法律为抗争武器"。 而后,沿循抗争武器的分析进路,逐渐出现了"依关系网络抗争", "以势抗争"和"以弱者身份抗争", "以身抗争", "以理抗争", "悲情抗争" 等多种抗争策略分析。

以上两种分析进路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了群体性抗争事件"因何目的发生"和"以何手段抗争"的问题,但他们同时也陷入了"单线进化图谱"的困境,它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它们试图以某一单一视角解释本来较为复杂的群体行为,有将群体性事件过于简单化的嫌疑,其精当性和涵摄性值得质疑。此外,从上述两种进路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事件本身及其过程描述,但难以看到事件的内在演化逻辑及其发展谱系。而第三种分析进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第三种分析进路主要是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回答了群体性抗争"如何进行"的问题。该分析进路主要关注了抗争行为的演化过程模型。布鲁默在继承勒庞社会心理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聚众形成过程的机制进行了专门阐述。布鲁默将聚众形成过程视作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它是一个循环反应的过程,由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个阶段构成。三个阶段是由群体中的个体开始信谣传谣,到共同愤怒情绪的产生,而后随着人与人之间感染力和愤怒感的逐渐增强而到了集体行为的爆发期。 应星利用"气场"概念阐释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他分析了"气场"的层级推动与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关联,他将"气场"分为六个层面,即结构问题层、道德震撼层、概化信念层、次级刺激层、情境动员层和终极刺激层,他认为"气场"的每一个层面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随着这些分层逐次推进,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这六层分布全部完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朱力和曹振飞则利用社会"结构箱"理论分析了治安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逻辑。在由特定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耦合形成的结构箱中,治安型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要经历导火索、信息传播、情绪共鸣、情境催化、控制失效五个阶段,它们是一个逐级推进的过程,"随着导火索事件的发生,引发处置不公的信息的扩散,民众产生情绪共振,在情境催化事件爆发与社会控制失败的综合作用下,聚集在一起的民众产生集体行动"。 此外,陈颀和吴毅以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情感为主线,梳理了情感演变轨迹与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关联。

该进路以"事件-过程"为分析问题的主体架构,并注重对群体性事件内在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演化逻辑的推演,建构了事件的演进模型,有助于我们从"动态"的角度了解群体性事件是如何一步步向前推进和逐渐演变的,对我们逐级分层的预防和治理群体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上述成果对群体事件演化模型的分析也存在过于"抽象化"的问题,缺乏一种具体的、"物象化"的类比,让我们通过一种介质直观的感受群体事件及其它社会危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它们对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系统建立的影响与应用于现实危机治理的作用极为有限。


二、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

如何将群体性社会危机"介质化"、"物象化"、"具体化"?我们首先需要找到这个可以进行类比的"介质"和"物象",这个类比对象要体现动态性、渐进性、逻辑性和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规律。社会物理学恰为我们提供一种比较好的分析视角。现代社会物理学是应用自然科学(以物理学为核心)的思路、原理、概念和方法,经过有效拓展合理融汇和理性修正,用来揭示、模拟、移植、解释和寻求社会行为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充分交叉性学科。 它主要有三大理论,即社会燃烧理论、社会激波理论和社会行为熵理论, 其中社会燃烧理论由牛文元于2001年引入到对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究中,用于分析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过程。他认为可以将燃烧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即燃烧材料、助燃剂和点火温度与社会的无序、失稳和动乱相类比,引发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提供了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媒体的误导、过分的夸大、无中生有的挑动、谣言的传播、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燃烧的"助燃剂",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突发事件则是社会动乱的导火索或"点火温度"。当三个条件都具备后,社会危机便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社会物理学的另外两大理论:社会激波理论和社会行为熵理论,也被用于分析舆论的形成和演化及社会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

上述三种社会物理学理论在群体社会危机分析中的应用虽较为形象、直观和具体,但同样也存在过于"表象化"的问题,即它们虽注意到了群体性事件的外在表现及演化逻辑,但还缺乏"拟人化",难以把事件参与者的内在情感或情绪表达出来。情感作为影响各类群体性事件自始至终的重要自变量, 在类比分析中如果能够体现出"情感唤醒机制",则物象化的类比分析,不仅直观反映了事件本身的演化逻辑,也能够体现群体事件参与者的心理演变历程。既是物理学中的重要现象,也常被用于形容人的情感或情绪状态的"沸腾"现象正是本文用于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崭新视角,液体的沸腾现象不仅能够为我们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和内在机理,也较为形象的体现了群体情绪的传播、感染及"共振"的生成机制。

沸腾与燃烧一样都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它既有物理过程,也有化学过程。 沸腾是液体汽化的一种方式,它是指当液体受热超过其饱和温度时,在液体内部和表面同时发生剧烈汽化的现象。液体要沸腾必须达到确定的温度,即沸点。但由于不同液体的分子结构不同,导致其沸点也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液体,在不同的气压作用之下,其沸点也存在差异,大气压强越高,其沸点越高,反之,大气压强越低,其沸点也越低。沸点是液体的饱和蒸汽压与外界大气压相等时的温度,若当前温度下,饱和蒸汽压与外界相同,则液体沸腾,若饱和蒸汽压低于外部压强,则需要通过继续加热,提升温度方可达到沸腾状态。因此,液体沸腾的条件主要有二:一是达到沸点,二是能继续从外界吸热,而影响液体沸腾的因素主要有:液体的分子结构、液体的量及容器空间大小、外部气压、加热强度及时间等。它们与液体沸腾之间存在以下几对关系:

关系1:液体的分子结构越复杂,则沸点越高,液体越难以沸腾。

关系2:液体量的大小与沸腾之间的关系与容器面积空间有关,在液体量固定的情况下,容器的空间面积越大,越难以沸腾,反之,容器空间面积越小,则越容易沸腾。且在狭小的空间内,液体急剧沸腾会产生大量热能,进而会引发爆炸现象。

关系3:液体的沸点与大气压强有关,大气压强越高,其沸点越高,大气压强越低,其沸点也越低。

关系4:加热强度越高,越容易达到液体沸腾的临界点。若沸腾后持续加热,液体会持续沸腾;若沸腾后切断加热源,则液体会逐渐冷却。

关系5:在对液体加热的过程中,当达到一定温度时,原来溶解在液体中的空气会离开液体,加之分子之间的热运动,便会产生大量气泡。

沸腾的内涵并不仅仅用于表示一种物理过程或化学反应,它还常常用于表现群情的激动、兴奋、情绪高涨、激昂、鼎沸、躁动不安等。勒庞通过对群体心理的研究,描述了群情沸腾的状态,认为群体或是受"矛盾的情感所激发",或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赛奇·莫斯科维奇也认为"骚动"和"情绪高昂"是"人群的真正特点"。 作为由"具有相同利益或情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 群体在情绪或感情的互动中会形成某种"群体意识",群体成员或是因暗示而对某种信息迅速无判断的加以接受,并依此做出行为反应;或是因模仿而有意无意的对某种刺激做出类似反应;或是因感染而对某种心理状态无意识的、不自主的屈服;或是受群体规范或群体压力的影响,在知觉或行为上做出从众或顺从行为。 身处群体之中,如在政治集会的场所、在剧院里,甚至在几个朋友的小聚上,个体总会被群体情绪所感染,陷入"集体的狂欢"或"群体无意识"之中而表现的过于兴奋而忘我,甚至会做出近乎疯狂的举动,它会成为"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克服任何障碍,甚至摧毁人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成就"。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群体会做出不同的情绪反应和不同程度的政治行为,赵鼎新依据政治行为的"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三个维度,把群体行动分为三类,即社会运动、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集体行动。他认为革命"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比革命略低,但比集体行动高,或是在制度内,或是在制度外对社会变革表达某种要求;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最低,它"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对社会变革的诉求并不太高。 基于此,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被视作一种群众性的集体行动,主要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群体情境中,由成员之间的相互暗示、激发和促进而发生的社会行动"。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液体的沸腾过程遵循着相似的机制和逻辑,它可被视作是在"热能传导机制"的不断刺激下群体情绪达到"沸点"时而产生的强烈的分子运动,其爆发的关键条件也主要有二:一是达到"沸点",即群体情绪共振的临界点;二是热能的不断输送,即事件的持续刺激。其影响因素也主要包括:群体的同质化程度及民情基础;单位空间内聚集人数的多少;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刺激源的强度和民众的长期不满等。本文便以通过实地调查、访谈以及网络上的相关信息披露为资料来源,借鉴液体沸腾原理,在"社会沸腾"的视角下分析2015年5月份发生于四川L县的群体性事件-"5·16保路运动",以展示其发生的过程及其发展的机制和内在逻辑。


三、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机制

(一)L县保路运动事件始末

L县,古称邻州,始建于梁大同三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现为县级行政建制,隶属于伟人故乡四川省G市。L县地处川东,属褶皱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境内山峦起伏,丘壑、台地、平坝兼而有之,形成"三山两槽"的特殊地貌。L县紧靠重庆,东与重庆市的长寿县毗邻,南与重庆渝北区相连,属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是川渝合作示范区(G市片区)最前沿的阵地。全县幅员面积1919平方公里,共辖18个镇、27个乡、480个行政村、41个居委会,人口103万。近些年来,随着成渝经济区建设的推进和重庆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加快,L县凭借紧邻重庆的区位优势和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在重庆的产业带动和经济辐射之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对于L县人民不无遗憾的是,L县境内还无一条铁路线过境,由此不仅给L县人民的出行带来很大不便,而且也限制了L县融入重庆经济圈的速度。

为了推进成渝经济圈的建设进程,2011年12月,四川省达州市印发了《达州市"十二五"重点项目规划》,提出"力争规划建设达渝城际铁路",但具体线路并未明确。网传有两条方案可供选择:东线方案和西线方案,东线方案即由达州经大竹经L县至重庆,西线方案即由达州经渠县经G市至重庆,两条方案还均未经可行性论证。2014年10月15日,达州市交通运输局官网上发布了"达渝城际铁路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审"的新闻,提出了支持东线方案的意见。2015年1月,四川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G市政协副主席LRX递交了《关于将达渝城际铁路纳入国家"十三五"铁路网规划建设》的提案,也表达了铁路线过L县的意愿,以结束L县不通火车的历史。但G市的态度却截然不同,2015年5月7日网友就达渝城际铁路路线问题咨询G市发改委,得到的回复是"只支持西线方案",消息传播开来后,引起L县、大竹市民的一片哗然和强烈抗议。为了表达达渝城际铁路过境L县的诉求,2015年5月12日至15日,在L县的万兴广场、恒源广场、邻州广场等地,L县民间自发组织了《要求达渝城际铁路走L县、大竹的请愿书》的万人签字活动。2015年5月16日,近两万L县人民聚集街头,喊着口号,举起"请圆L县百万人民铁路梦"、"合法要求达渝城际铁路途经L县"等横幅,举行了游行抗议活动,整个过程基本都有志愿者、警察等维持秩序,并未发生打砸烧抢等行为和警民冲突现象。在当日晚9时许,部分聚集群众陆续离开,但事件在此时也发生了转折,一群被长期拖欠工程款的民工冲入沪蓉高速公路匝道,发生了警民冲突。一些表达"铁路权"的群众也趁机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L县本地的一些社会人员(或混混)也趁机起哄滋事,并不断的刺激民众情绪,情绪失控的民众手持器械与特警对峙,他们开始向G市下派的特警扔石块。G市特警被激怒,开始反击,致使局面极度失控,造成30余名干部、警察和38名围观群众受伤,一辆救护车辆和两辆社会车辆被烧毁。为了控制失控的局面和避免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警察对现场聚集的群众使用催泪瓦斯强制驱散,并将情绪激动的二十余名群众强制带离。

(二)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机制

1.较为同质化的民情民风构成了事件发生的民情基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区位、生产方式、气候环境、食物结构等地理环境因素和生产生活方式会对一定区域内人群的性格特点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认为"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 被视作近代西方地理环境学派代表性人物的孟德斯鸠对地理环境与人的性格特质的关系做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气质性格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而会影响到该区域内政治法律制度的建构。 当然,对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言,影响其性格特征的因素会有很多,但对于一个民族或一定区域内的群体而言,地理环境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的性格特征会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所采取的社会行动。因而,对于地理环境、民情民风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理出一个简单的逻辑线路,即"地理环境--民情民风--社会行为"。对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逻辑我们大致也可以沿循这一图式进行分析。

山地与民风。L县位处川东,与重庆、达州比邻而立,四周被秦巴山脉环绕和包围,境内华蓥山、铜罗山、明月山三条山脉背斜平行排列,形成"三山两槽"的特殊地貌。高山耸立、深谷纵横、地势复杂、交通不便,长期生活于此的L县人都秉持着"人定胜天"的理念,时刻都在与恶劣的地理环境做着执着斗争。得于山川文化的滋润和哺育,他们形成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有些"叛逆"的性格特点。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产和出行方式,大量的山地和深谷致使他们无法采用现代机械化种植和收割技术,长期以来的生产,他们只能采用纯人力的方式,肩挑背担便是常见的景象,即使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也长期受到交通不便的困扰,需要人工搬运的东西很多,"棒棒军"随处可见。因此,包括L县在内的巴蜀人民对便利的交通都具有更深切的渴望,因交通建设问题而触动民众敏感的神经,进而形成情感共鸣,并诉诸集体行动便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问题。

气候与民风。L县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仅雨水较多,日照较少,多云雾天气,而且湿气过重,夏天湿热,冬天湿寒。而为了祛湿,他们便形成了以麻辣为主的饮食结构,麻辣火锅、宫保鸡丁等早已风靡全国。因此,在L县人民的性格特点中便阴柔婉约、隐忍韬晦与豪爽刚烈、耿直血性的双重气质并存。巴蜀人民既被形容为湿木"疙瘩",也被视作终究会冲出峡谷的山洪,一方面他们善于隐忍负重,随遇而安,另一方面他们也时刻准备着蓄势待发,冲出峡谷,到关键时刻轰轰烈烈,"瑰丽而惊人"

因此,受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L县人民既善于隐忍,能够吃苦耐劳,又性情刚烈火爆,血性而易于"发毛"(四川俚语,即急躁、冲动的意思),遇到不平之事或心中不可忍之事,总会以极端而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由此,川东人也被认为"民风彪悍",好骂且好斗。加之,川东"袍哥"文化盛行,"讲豪侠,重义气",也使他们更加具有团结意识。L县人民这种具有相对同质化的性格特质为保路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厚重的民情基础。

2.需求与满足的张力及民众不满情绪的郁结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索和助推剂

对铁路的长期渴望。亨廷顿的研究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 蒂利的研究也表明,机会或资源获取的不平等是产生政治暴力的重要导因。 长期生活于高山耸立、沟渠纵横中的L县人民对便捷交通的渴望比平原上的居民更加深切,他们希望通过交通建设改变贫穷、闭塞的局面以实现致富和加强对外交流。虽然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工程建设支持的力度,川东地区的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也极为发达,L县也从中受益良多,210国道纵贯L县南北,邻(水)垫(江)省级公路横穿东西,广渝高速(G市-L县-达州-重庆)纵卧其间,包茂高速与沪蓉高速呈十字状交汇于此,L县也初步形成了川东交通枢纽。但在L县,铁路建设依然是一片空白,至今未有一寸铁路线过境,不仅给L县人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L县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很难向外输出,限制了其经济发展。加之,近些年成渝经济圈的提出和建设,L县依靠紧邻重庆的优势,迫切的需要加强与重庆的交流,希望在重庆的经济辐射之下带动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于此,交通成为一个极大的限制因素,铁路尤其是高铁建设对于L县的当前及长远发展而言尤为显得迫在眉睫。而适值2011年12月达州市政府印发《达州市"十二五"重点项目规划》,将"达渝城际铁路"建设纳入重要议程,而东线方案又是作为重要的考虑提案,无论是在达州市交通局发布的"达渝城际铁路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审"中,还是在G市政协委员向四川两会提交的议案中都表达了对东线方案的支持。闻此,L县居民欢欣鼓舞,这不仅将要改变L县零铁路的历史,使L县人的出行更加便捷,也会进一步强化L县与重庆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等,远期可望联通渝川陕,从而使L县搭上成渝经济圈建设的快速列车,实现L县的快速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正值L县人为此欢喜雀跃之时,一则来自G市发改委就网友咨询达渝城际铁路线路问题的回复信在L县引起轩然大波。2015年5月7日,G市发改委在G市政府官网上回复网友留言称:"我们认为西线方案连接达州、G市、重庆三大城市,更符合项目功能定位,方便沿线城市人口出行,更有利于带动地方经济和旅游业发展。鉴于达渝城际铁路项目线路具体走向布局对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铁路建设至关重要,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明确提出我市只接受西线方案(达州经渠县经G市至重庆)为达广渝城际铁路项目线路具体走向方案。目前,我们已向省发改委正式上报了将西线方案作为达广渝城际铁路项目线路具体走向实施方案的建议意见"。这则回复信在L县传播开来后,L县人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它成为达到L县人群情"沸点"的"最后一刻火候",也是L县保路运动发生的导火索。

但一则回复信之所以能成为群情沸腾的"关键事件",并促成集体行动的达成,除了与L县人长期对铁路的渴望有关外,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L县民众对G市的长期积怨,这一点可能会是5·16保路运动爆发的主因。

民众不满情绪的郁结。我国自建国初期在少数城市实行市管县体制以来,虽然在数量上出现高潮与低潮的多次徘徊,但自1982年我国新一轮的市管县体制改革推行至今,在我国大部分的行政区划设置中都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了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加强了工业与城市文明向农业与乡村文明辐射和渗透的力度。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市管县不仅未能打破旧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而且还使原本虚设的地区一级变成了实设,既增加了政府层级和行政成本,又降低了行政效率。且市县竞争的局面在市管县体制下有增无减,市与县之间在资源、市场、人才、投资等方面相互竞争,并争相到省级政府及其部门跑项目、争指标、要投资。加之,在我国一些经济还不发达地区,市管县实为市刮县、市挤县,财政向下层层抽血,资源向市级中心城市集中,从而更加加剧了市县之间的矛盾及县对市的离心力。 在L县,一封G市发改委的网上回信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波动,其症结也正在于此。1993年国务院批准G地设地区,原本隶属达县(现达州市)的L县便被划入G地管辖,1997年在重庆设直辖市之际,G地也于次年设市,L县成为G市的下辖县。但L县与G市之间不仅在民风、民俗、乡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且它们之间还横亘着高额的华蓥山,在以往,两地可谓是虽近在咫尺,却关山阻隔,鸿雁难传,两地居民之间交往并不太多。在广渝高速(G市-L县-达州-重庆)开通之后,两地交往虽有加深,但L县人对G市依然缺乏基本的认同,且L县划入G市之前,经济一直领先于N区(N区为G市中心区),"小虾吃大鱼"也使L县人心有不甘和不满。在市管县体制下(加之G市为伟人故乡),国家各项政策不断向N区倾斜,但N区的经济发展却不尽人如意,2013年N区生产总值为102.1亿元,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而L县依托紧靠重庆的区位优势,同期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64.3亿元,远高于N区。因而在L县人民的认知中,N区不仅缺乏辐射和带动L县经济发展的能力,反而会因大量资源和政策向N区集中,造成资源浪费和阻碍L县的经济发展,L县人通常认为,"L县并入G市是对L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伤害,N区的强制性吸血导致L县的落后"。不仅如此,L县人还认为,L县于G市而言,只是一个"外来户",G市并不重视L县的发展,相反,还时常受到排挤,"什么好事情、趴活事都与L县人无缘,都被N区人占有了、享受了","L县是G市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县,你N区人啥子东西都要来抢,啥子东西都不给我们配套",如此,便无怪乎,L县人会认为G市方面的回复信显得"霸道"和"盛气凌人",而且认为是G市政府"不分曲直硬抢走了"本该过境L县的铁路。如此不满情绪长期郁积,一封未经科学论证的回复信就可成为将民众情绪推向沸腾局势的最后节点。

3.地方政府的弱治理能力是事件升级的发酵剂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及发生后的治理能力犹如液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所面临的大气压强系统,民众的情绪就如饱和蒸汽压,具有高治理能力的地方政府通常能够把民众情绪饱和蒸汽压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使民众由内而外产生的情绪气泡在未能对全局产生影响时就已破灭,从而使民众的情绪共振难以形成,集体行动也因缺乏足够的心理动员而未能成行。群体性事件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众参与机制的制度建构能力、民情监测与引导能力、危机治理能力。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显示了地方政府在以上三个方面治理能力的虚弱,致使民众情绪的饱和蒸汽压达到甚至突破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压强系统,民众的情绪达到沸腾状态。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防控。约翰·托马斯认为,在当今社会,"人们已经不能再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政府的公共决策是由那些掌握权力,声称代表公共利益,但拒绝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少数领导人制定的"。 缺乏公众参与的决策,不仅民众"不领情",而且还合法性不足。在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机制中,可以显见的是G市政府在民众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建构能力中的不足,特别是在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渠道的不畅。G市发改委在政府官网对网友咨询铁路线路问题的回复信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信息与L县人所看到"霸道"别无二致,即在事关民生利益的达渝城际铁路线路走向的重大行政决策中,封闭式决策依然是主要决策方式,民众不仅缺乏参与的渠道,而且还缺少基本的知情权。G市的官方回信中可以得到三点信息:"第一,G市政府已作出决策--只接受西线方案;第二,该决策已经上报四川省发改委;第三,该决策是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后作出的"。 L县人本就缺乏对G市的基本认同,且一直心怀"成见",在事关L县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中,G市政府却未能向L县民众建立起开放式决策参与系统,L县人的意愿不仅未能得到充分表达,且G市政府的决策与达州市的论证结果相冲突,而G市政府还未能给出"只接受西线方案"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此,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度便降低到了最低点。亨廷顿的研究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众的需求若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颓丧情绪,进而会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而此时如若制度虚弱,制度无法将民众参与纳入政治体系内,则民众的要求和颓丧的情绪在内部得不到满足和缓解,民众参与就会扩大化,进而突破制度框架,导致政治动乱。 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便是如此,民众对铁路的需求和指望本就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能够在决策过程中鼓励公众参与,并及早对方案进行科学论证和对外公布,则即使决策的结果与民众意愿和利益相悖,也会得到公众信服。反之,民众沉积多年的情绪就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形成群情鼎沸的局面,并诉诸集体行动甚至暴力以维护利益或发泄不满。

民情检测和引导能力与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有效疏导。民情是社会的体温计,对民情、民意的有效监测、预警和引导是预防社会危机事件发生、保持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社会危机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但并不是毫无征兆的,在危机发生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埋下了社会风险存在的种子。正如容器内的液体在达到鼎沸之前,随着导热系统的不断刺激,液体温度不断上升,液体分子便会发生热运动,自内而外、由下而上持续的散发着气泡。在气泡产生之初,如若能够及早发现,并去除导热系统,则气泡会渐渐消失,液体冷却并重回平静,而若任其发展,则气泡必成汹涌之势,当达到沸点时,整个容器内的液体便会呈现沸腾状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理也是如此,L县保路运动的发生正如前文所分析,它是L县人民长期压抑的情绪在焦点事件刺激下的集中爆发,在群体行动之前,L县人对铁路的渴望、对G市的长期不满等对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情民意,G市却未能及时发觉,并将民意纳入决策系统,反而在决策中将L县人的意愿有意遮蔽。在L县连续四天的万人签名活动中,G市政府也显示了迟钝的反应能力和危机即将发生的预警能力,他们未能有效预判事件走向并对民情进行及时疏导,因而导致了5月16日事件的集中爆发和升级。

危机治理能力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在危机发生之后,地方政府的有效应对也可将民众情绪由鼎沸之势拉回相对平缓,从而减少事件的危害,避免事件的持续升级。反之,政府应对不当,则会对事件推波助澜,民众抗议的矛头便会直指政府,促使官民矛盾加剧,冲突升级。在L县保路运动发生后,G市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薄弱和不当应对又进一步刺激了民众情绪,使本来相对有序的群体游行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G市政府的不当举措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G市直接下派特警到游行现场。L县人的这次抗议运动一方面是争取铁路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借机表达对G市长期积淀的不满,由G市下派特警进行疏导、劝离群众,在抗议民众看来无疑是G市在向群众宣示武力,在必要之时这些特警就可能由"秩序维护者"变成"武力镇压者"。事件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保路群众与G市特警之间。二是,G市对群众的劝离未能有效采取"情感"策略。集体行动既是一种理性利益表达,也是一项情感行动,正如特纳和科廉所言,"一个人如果能在他的行动中不带情感,那一定是冷血动物。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为总是伴随着一定的认知决策过程,无论这一行为在局外人看来是多么不合理。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为也总是受到某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情感的影响"。 L县保路运动无疑具有极大的情感表达成分,进行适当的情感管理则是必要之措,四川省政协委员、G市政协副主席LRX就是在此事件中极为重要的民众情感管理"工具",但G市却未能有效利用。LRX曾在省两会上明确表达了达渝城际铁路过境L县的意愿,且其本人即是L县人,若由其出面对群众进行劝导和说服,则L县人在情感上会更容易接受,事件转机的余地会更大。三是,事后,G市对事件的定性及对事件消息的封锁,使L县人对G市的积怨更深。事件发生后,G市并未选择将此事件对外如实报道和做好民众的情绪管理工作,而是选择封锁消息并将事件定性为少部分人的"聚集闹事、扰乱秩序事件"。经过暴力冲突及政府的强力维稳,民众虽未再次选择集体抗议,但L县人与G市的"梁子"却是越积越深,对地方治理和社会秩序稳定又埋下了一颗火种。

4.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地域空间构成了事件发生的"结构箱"

朱力和曹振飞运用"结构箱"理论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生态环境条件,他们认为处于不断增强的社会冲突压力中的民众就像"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压力的无形的'箱子'中。在这个'箱子'中,一方面怨气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怨气又无法排解。'箱子'的容量是有限度的,当这种不断复制的怨气形成的压力最终超过了箱子的承载能量,一旦有了导火索,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集体怨气的集中爆发。" 但正如作者所言,这个"结构箱"既是"区位的地理空间概念,又有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而作者分析的着力点主要在后一方面,对"地理空间"与群体性事件的关联性却未作过多阐述。

正如液体沸腾原理所揭示的,在导热系统、气压环境、液体度量等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容器面积越小,液体受热越集中,沸腾所需时间越短,而容器空间面积越大,受热越不均匀,液体要达到均衡温度的难度也相对越大。群体性事件其实就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或结构箱),由特定事件催化而产生的民众情绪的"同频共振"。而问题在于,民众的情绪共振在何种地域空间内更容易达成?

共振是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比其他频率以更大的振幅做振动的情形",这个特定频率就被称为"共振频率"。共振频率越高,则振幅越大,振荡强度也越高。共振是宇宙间一切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物质依赖于共振而存在,共振也离不开物质而独立运行。物质系统受外界刺激做强迫振动时,在刺激强度一定的情况下,物质的质量和体积越大,则振动越小,反之,振动幅度越大。液体在狭小空间内沸腾更容易引起强度较大的共振。同理,民众情绪的"同频共振"更"容易在一些比较闭塞的小城市、县域地区形成",考察我国近几年所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无论是瓮安事件、什邡事件、池州事件,还是乌坎事件等基本都是发生在中小城市或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在这一"相对狭小的、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中,各种社会矛盾紧张、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张力高度增加而得不到释放,产生了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结构中的薄弱地带"。 L县保路运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小县城"结构箱"之中,市县之间长期集聚的矛盾、指望与政策决定之间巨大的落差与焦点事件的刺激等使民众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四面高山耸立、地域空间狭小的县城中很容易被动员起来,达到"同频共振"的状态,且无以舒展,最终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爆发出来。


四、社会沸腾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过程

舆情就如液体受热所产生的气泡,随着液体温度的升高,气泡会由内而外、自下而上不断涌现和扩散,并调和着周边液体的温度。当液体温度达到临界点,原先相互离散的气泡会聚合到一起并发生急剧翻滚和爆裂,这时液体也便达到了沸腾状态。气泡的变化在沸腾之前(非沸点)和沸腾之后(沸点)是不同的,沸腾之前,由于上层的液体温度还较低,从底部产生的气泡会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上层低温而产生液化现象,气泡会变小。当液体温度接近沸点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气泡涌现,连续不断的上升,并迅速地由大变小,液体会发生剧烈震荡。对液体继续加热,温度会达到沸点状态,对流和气泡不断地将热能带至中上层,使整个液体容器内部的液体温度趋于一致,气泡在上升过程中,液体对气泡的压强随着水的深度变小而减小,气泡胶着在一起,迅速到达液面而急剧翻滚并破裂。待温度降低之后,液体会逐渐冷却,气泡也会随之消失。同理,社会舆情的形成、演化与传播也会经过"潜伏-形成-扩散-爆发-衰减平息"等五个阶段,与此相对应的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也可分为五个层次,即问题的潜伏层、事件的初显层、舆情的集结层、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事件的衰减平息层。

第一个层次:问题的潜伏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生活干预范围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当下全球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经济急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政治腐败、自然环境恶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渐累积和膨胀。在需求与满足出现巨大落差的人们之间,各种心理创伤会日渐积累,并会影响到他们对他人、社会、政府及国家的认知、情感和态度,进而会指引着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潜伏着的问题层面虽并不必然导致事件的爆发,但民众长期郁结的怨气和不满却构成了"社会运动得以展开的动力…….它们能够对社会运动提供草根式的支持"。 民众的这种"不公正认知"的情感体认,会形成"基于正义的愤怒",在一件微小事件的稍微刺激下就可能会演化为不可控制的大事件。实际上,这种隐藏着的民众的"情感文本"也很容易被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创造和操纵,在道义的建构下,成为"所有对抗社会结构的集体行动的关键资源"。

第二个层次:事件的初显层,即导火索事件的产生阶段。刺激性事件的产生是问题由潜在层面向显性层面转变的标志,它也预示着群体性事件的可能爆发。作为导火索的事件通常是能够将民众长期"积累的怨气吸引和聚集的事件", 事件本身一般具有一定的道德震撼力量,通常发生在官-民、富-穷、强-弱等当下相对敏感的群体之间,在对比中很容易形成强势群体欺压弱势群体的认知。在开始阶段,这种心理、情绪或行为还仅仅在独立的个体或少部分群体之中传播,还是隐晦和散乱的,未能形成统一舆论,影响力自然也十分有限。但它潜伏着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萌芽,地方政府如若缺乏对民众情绪的体认和采取必要的情感管理,进行及早预防和引导,则舆情会逐渐扩散,社会危机也会发生质变,由隐性演变为显性行为。如L县保路运动案例中G市对铁路线走向问题的霸道回复,它不仅能够致使L县相关个体情绪激动,还会在期望与满足的落差中加剧民众的心理不满,随着情绪共振的形成,在地方政府缺乏情感介入的情况下,事件也逐渐升级。

第三个层次:舆情的集结层。舆情是民众心理情绪的显现,它是可以相互感染和传播的,在同质性比较强或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群体之中,经相关事件的稍微刺激,并由情绪动员、情感动员或利益动员,个体的激动情绪会不断地感染周边的个体,进而会形成网络状的社会舆情传播链条,分散的个体也会完成集结化和群体化,此时的群体情绪便达到了集中爆发的临界点。舆情得以集结在于民众具有共同的情感认知或利益认知,在触发事件的不断刺激下,民众的一致性认同会更加强烈,他们在心理上会划分出"我群"和"他群", "我群"通常是与自己具有共同情感体认和遭遇利益损失的民众,"他群"自然是在他们看来属于强势和欺压的一方。共同"身份认同"与"身份群体"的划分,便为事件的"归因"处理做好了铺垫,抗议的"标靶"自然会指向行为对象。此外,舆情的集结程度还会受到"结构箱"(地域空间结构)的影响,"充满怨气的封闭地域环境,是现场群众情绪共振的心理基础",民众的身份认知在"结构箱"中会与怨气相契合,"从而将结构箱中的怨气聚集、强化、升级"。

第四个层次: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实现了情绪与身份集结的人们,会寻求相应渠道表达情绪和利益诉求,"如果渠道受阻或不通,事件态势将进一步加剧"。 在民众情绪的同频共振达到一定规模和强度时,群体性事件也便到了高潮阶段。参与事件的人员不仅包括事件组织人员、依附和附和的群众、围观而被卷入的群体,而且还包括"妄图借机制造事端的危险分子"。 由于身处群体中的个体更易于被大众情绪所感染并被人为操控而迷失自我,他们往往会失去理性变得麻木和缺少感情,不再受社会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做出身为个体时不愿做、不会做也不敢做的事情,"只要群体中有个别人或一些人出现过激行为(如打砸、烧抢),其他群众就会纷纷效仿,否则会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排斥和谴责;另外,个体认为只要和在场的群众精神一致,不会承担责任,这样也就免除了个体罪恶感,助推他们放纵自己,抛弃通常的社会控制"。 在事件要达到高潮的紧急关头,如若政府处置不当,则民众的情绪及其行为便会失控,冲破管制的关口,矛盾彻底激化,事件朝着不可预期的方向发展,此时的群体性事件也到了"波涛翻滚"阶段,是社会危机的高潮。

第五个层次:事件的衰减平息层。随着群体性事件高潮的到来,为了避免事态的不可控,地方政府会根据事件的起因、参与人群的特征及事件的规模等介入事件处理和危机排解过程,他们会采取一些应急性的措施,或强力驱散,或信息封锁,或心灵安抚,或利益许可,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随着人群的散去,作为"事件"的危机也便告一段落或终结。

从舆情传播和危机事件演变的过程来看,对社会舆情的实时检测和引导有利于把危机事件抑制在萌芽之中,而对舆情的忽视则可致使民众不满情绪的膨胀和危机的集中爆发。因而,建立舆情检测和社会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对因社会结构性张力而产生的社会潜在风险进行及时预估,对民众可能产生的情绪进行主动介入和心理干预,并辅以政策考量,则可避免群情感染和扩散。


五、结语与讨论

(一)几点推论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与液体的沸腾过程具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沸腾是由热能量的累积达到特定的临界阈值而产生的分子运动,群体性事件则是因民众情绪的长期积压与克制,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之下而瞬间产生的共振现象。群体性事件是"群情沸腾"的表现形态和必然结果,其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社会系统由有序逐渐走向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状态的过程,是激发势能由递增到递减的过程"。 群情由平稳状态过渡到沸腾状态也需要达到一定的沸点,即群体情绪爆发的阈值范围。与液体沸点一样,群情沸点也并不是固定的,它会随不同的群体结构及民情基础、不同的社会情境、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势能传导过程和不同的民情疏导机制而发生变化,它们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根据沸腾的内在机理,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群体性事件多是在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中发生。群体结构越复杂,群众之间越缺乏同质性,群情沸点便会越高,民众便难以形成情绪共振,集体行动达成的难度便会越大。

在结构比较复杂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之间达成利益共识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他们更易选择"相互排斥"而不是"相容",不仅会增加群体内部"讨价还价或策略性相互作用"的成本,造成群体内耗,还会因利益目标难以达成一致,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 相反,在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中,不仅群体成员在身份、背景、利益、目标等方面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他们更容易相互认同和信任,结成"相容"性群体,建立合作网络,从而在事件的不断刺激下,民众情绪会逐渐趋于一致和达成共振,从而促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命题2:众多同质化的群体聚集的空间越小,群体中的个人越容易受暗示、感染,越容易形成群情鼎沸的局面,群体性事件越容易发生,且难以控制。

勒庞的研究表明,孤立的个体是理性的,"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而一旦进入群体之中,他的行为便不再受大脑的支配,他会"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的行动"。 群体的心理和情绪是可以相互感染而传播的,尤其是在密闭而狭小的空间内,如人头攒动的会场或剧院、周边高楼林立的广场或街道等,随着每单位空间内所聚集的人群增多,人不仅容易变得冲动、急躁、缺乏理性和感情麻木,而且很容易被暗示、鼓动和操纵,产生"群体幻觉"或"集体无意识",一件对自己心理产生触动的微小事件都可能变成促成群体情绪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

命题3: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沸点"高低也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有关,治理能力越强,沸点越高,治理能力越低,则沸点越低。

即使将同一群体置于同样的社会情境中,其"沸点"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在势能传导机制的不断刺激下,民众的情绪能否达到"鼎沸"之势,还会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制度建构能力、民情疏导能力、危机调控能力等治理能力的影响。在群众情绪形成共振和群体行动达成一致之前,政府如若能够及早发现问题的源头,掌握民情监测数据,并做好民情疏导,则事件便会被化解于萌芽之中。即使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进行恰当的应对,变"堵"、"压"、"防"、"控"为"疏"、"缓"、"释"、"放",则也可保证群体事件在制度范围之内进行,而不至恶化升级,使矛盾与冲突激化。

命题4:群体性事件看似具有突发性质,实则是在系列事件刺激和长期矛盾压抑之下民众心理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群体性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矛盾郁结的结果,在群情鼎沸之前,群体中已经发生了由下而上或由内而外涌现的较为散乱的情绪"气泡",虽还未能对整体产生影响,但在事件的不断升温中,散乱的"气泡"会漫布整个群体,最终使群体气氛达成一致,而在事件的持续刺激下,"气泡"便会变成汹涌翻滚的波涛,从而使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状态。格尔 和戴维斯 论证了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民众长期的受剥夺感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于建嵘对"社会泄愤事件"的研究也认为,泄愤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不仅仅针对起因事件本身,该事件至多起了一种催化或引发爆炸的工具性作用",它是由于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诸如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严重、合法权利难以保障、道德体系崩溃等多种"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而"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与疏导"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碰到合适的导火索,'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就绝非偶然了"。

命题5: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规模和强度与刺激源对群众神经的刺激强度有关,刺激强度越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也会越大。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基本遵循着"刺激-反应"模型,即刺激源的强度越大,群众的反应便会越强烈。在众多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有的是受直接利益的刺激而组织起来挑战既有的权威秩序,如乌坎事件中村民直接利益的受损构成了事件发生的主因;有的虽无直接利益,但或受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的冲击,或受长期愤懑情绪的激发,或受现场气氛的直接感染而卷入群体性事件,进而借机表达不满,致使规模扩大,事件升级。

(二)继续讨论:"捂盖子"、"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项公民参与行动,一方面它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权的彰显,它以公民行动的集体压力影响政策过程,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民主化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但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作为制度外政治行为,是基于对民众的情绪或情感动员而达成的集体行动,往往组织性较差、理性较弱,行动过程具有很大的不可控性,在某一具体事件的刺激下,和平理性的公民行动随时会演变为"暴民政治",从而使事件扩大升级,影响社会秩序稳定。那么,如何将群体性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进而如何消弭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

在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一个习惯性的做法便是"捂盖子",即事件发生之后,地方政府所首先想到的不是调查事件发生的根源,舒缓和平息民众沸腾的情绪,而是把事件视作"刁民暴乱"或"不明真相群众的无理取闹或被不法分子操控",因而,其应对之策通常是封锁消息、强力平息。此种方式虽可将公民行动暂时压制,但沸腾了的民众随时具有引发更大危险的可能。正如我们所知,对于不断受热的液体,"捂盖子"会使容器内的气流无法正常流动,通过持续加热,液体分子在容器内部不断发生热运动,产生的气流在容器内部循环,液体所受内部压强也会不断增高,不仅容器在不断加剧的热运动中会发生剧烈振荡,而且在热源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盖子"捂得越"紧",容器振荡越厉害,最终在内部气流的持续冲撞下,可能会发生爆炸现象。民意也是如此,强力的管控只是暂时压制了民众行动,但事件的根源依然存在,民众的不满与愤恨情绪会越加累积,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社会"结构箱"之内却是暗潮涌动,一旦压制放松,民众的情绪稍受刺激,就可能以更大的威力爆发出来,进而造成社会冲突不可调和之势。

"扬汤止沸"也是我们暂时息止液体沸腾的应对之策。在液体沸腾之后,为了使其停止沸腾,可采取"以汤浇汤"的方式,即舀起正在沸腾的液体然后再倒入容器内,在这个过程中,液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增大,其表面的空气流动速度加快,蒸发速度也随之加快,而蒸发需要吸收热量,从而会使液体的温度降低,低于沸点,使液体不能沸腾,进而起到止沸的效果。但这种方法也只是暂时性止沸,难以达到彻底止沸的目的,因为,在舀起的"汤水"倒入沸腾的容器之内后,它又会重新从热源中吸热,会再次达到沸点,从而使液体沸腾起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扬汤止沸"经常被用于处理社会危机事件,即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常常以临时性的应对之策代替制度层面的变革。在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中,我们往往不会去追究事件发生的根源,而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把引发事件的"导火索"看作群体行动产生的根源,以对"替罪羊"的处理代替责任的深层次追究,将民众的撤离和事件的暂时平息视作问题的根本解决。"扬汤止沸"式危机治理由于对事件的本源识别不清,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最终只能使群体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此循环,有增无已。

汉·枚乘《上书谏吴王》曰:"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也就是说若想让锅里的水停止沸腾,一个人不停地用火烧之,即使很多人拿瓢扬汤,也是没任何意义的;要想真正的止沸,不如抽掉锅下面的柴火,火停了,水自然便停止沸腾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对社会危机的治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提高社会危机事件发生时的应急管理能力,使危机不至加剧和升级。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走出"扬汤止沸"的困境,不仅仅将危机视作一个特定"事件",更应该从"过程"的角度理解危机,将危机的发生发展看作是一个系统过程,它是由民情结构、导热系统、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箱"等多种因素长期促成的结果。对群体性危机事件的治理,应基于社会生态系统,从引发危机的整个生态链的视角进行治理,以建立政治与民众利益的内在平衡状态为目的,方可达致群体性危机事件"釜底抽薪"的治理目标。

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而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应该由三层结构构成,即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发达而多样化的中层社会组织可以搭建精英与大众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从而既可缓冲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可避免被疏离的边缘人士受愤世嫉俗的精英操纵而卷入政治暴力之中,"但是如果社会变化削弱了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使得精英和民众面对面接触的话,就会形成很容易产生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大众社会"。 孙立平也认为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结构因子,三者之间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之一",他还进一步认为处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民间统治精英是二者之间的中介和纽带,"民间统治精英虽身处国家之外,但却是定型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基本社会力量;在民间的基层社会生活中,民间统治精英又是实现社会整合、造就社会的自我组织以及自我形成秩序能力的重要社会力量"。 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层组织既是民众组织化的内在需求,也是形成稳定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沸腾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中层组织可发挥民众情绪疏散和社会隔热的作用。缺乏社会组织的社会通常由原子化的个体构成,一方面他们具有散乱、无组织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被领导和统治,因而一旦把原子化的个体置于群体之中,他们便会受操控者的蛊惑、暗示及受大众情绪的感染,从而他们更容易陷入集体无理性,并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并习惯于惟我独尊,而不考虑和顾忌他人"。 而在社会组织发达的社会,即使民众需要诉诸权利主张和公民行动,他们也无需以个体身份直接面向国家,而是借助组织化的力量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社会组织具有更多、也更理性的行动策略和谈判技巧,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互动更容易在制度性框架内形成共识和利益的平衡结局。极端而非理性的个体情绪在中层组织中也会得到一定疏解,在组织规范之下,他们也不会轻易被个别积极分子的情绪和行动所感染,他们对问题的解读不是全凭情感,而更能遵从理性。因此,建立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地带,形成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力量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和治理群体性社会危机的"隔热板"和"排风口"。

除此之外,建构由大众参与的决策民主机制对风险的规避也极为重要。贝克所构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并非是人类的某些决策而导致的,而风险则肯定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 吉登斯也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 社会风险或社会危机是社会决策系统内在紊乱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决策的不科学性和不民主性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参数。潜在风险是决策中需要考虑的因子,而风险的显性化也是决策失误的附属品,如何能够更好的规避决策风险,控制"人为的不确定性"?在贝克看来,只要基于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专家和技术崇拜思维及官僚管控模式未能发生改变,风险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便不可能消弭。 由技术专家和官僚所掌控和垄断了的决策系统,即使与现代政治文明结合,也难免会陷入"技术知识的牢笼","局限于技术教条主义的技术努力.......最终也只能以'夭折的民主制度'告终"。 基于技术专家的决策模型虽然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确的量化数据,却无法对民众的价值偏好敏锐的感知。而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决策的目标不仅仅只能考虑工具合理性,更要注重价值合法性,风险规制既要量度技术风险,也要测评民众的感知风险。在决策风险的规避机制和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构建中,我们既要发挥技术专家理性,也要将公众引入政策过程中来,通过公众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增强决策结果的认受性和合法性。

(三)需要交代的问题

以社会沸腾现象阐释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演化过程,是一种崭新的视角,具有拟人化、直观化、形象化的特点,它在揭示群体性事件由量变到质变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提供了事件演化和升级的"剧本"和"模型","釜底抽薪"的"止沸"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社会危机治理提供系统建构框架。但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和视角都难以对其进行精当性的解释,本文所提供的分析模型也仅仅是针对L县保路运动及其类似事件在研究视角上做的一个尝试,并不能将所有群体性事件都纳入该模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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